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思考——评《整合与重组——理论研究及对西安经济的实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韩小伟[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黄希[2]（2020）在《我国警务督察效能研究 ——以G省警务督察工作为视角》文中指出警务督察履行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职能,是行政监督在公安机关内部的一种体现。警务督察部门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专责监督机关,起着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重要作用,对提升公安工作效能至关重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更好地发挥警务督察的职能作用,加强对警务督察工作的组织管理、提升公安工作效能,成为当前各级公安机关和警务督察部门的紧迫任务。基于研究者本人的工作经历,本文以G省的警务督察工作为研究样本,围绕警务督察效能提升问题,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调研G省的警务督察工作,在深入了解现状的基础上,发现G省的警务督察工作虽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效,如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查纠警风警纪、强化线索核查,有效维护执法权威、重视科技强警,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等,但是同时也存在工作任务过重、监督质量不高、运行机制不完善,以及信息化程度不高、组织管理不科学和自身权力未受制约等问题,并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协作机制缺位、督察机构依附从属、督察职能泛化弱化和内部管理低效失序。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警务监督模式上具有监督工作独立化、监督主体治理化、监督功能综合化、监督程序严密化、监督手段科技化和监督目标效能化等特点,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完善G省警务督察工作,提升督察效能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督察独立、建立协同共治、建设智慧督察、加强组织管理和推动成果转化。
李悦鸣[3]（2020）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考核评价是党管干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执行效率等多方面的评判,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保障这一评判得以科学有效进行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生多次转变,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亦适时调整以突出治理主题的地位和重要性,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外在施政行为与内在动机提供导向,表现出极强的回应性与调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高压反腐常态化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发生微妙变化,“为官不为”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开始抬头,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下降,致使其治理能力遭到削弱,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紧迫性不断增强。在此情形之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核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性,相继制定和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条例、办法,注重突出考核评价的激励属性,以期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进程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评价和判断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效果的基本保障,是考核评价工作有序运行的基础所在,具有天然的激励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审查机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考察鉴定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四个阶段,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治理能力、优化工作绩效,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得以凸显。考核评价内容体系与指标体系是党和国家治理主题的外显,是既定时期党和国家承担的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对党政领导干部行为具有显着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架构起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模式,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等个人利益有机结合,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热情,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绿色GDP、“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激发了党政领导干部注重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于此同时,在过度关注某一领域的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如在“经济优先”的时期,党政领导干部注意力与资源向经济领域过度倾斜,导致经济片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环保比重上升时期,随着生态问责等负向激励的不断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环保一刀切”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关停、工厂停工乃至“无猪县”等现象不断上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置于对立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本文采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绩效考核理论,探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问题,是因为其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衡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方式,打破了政绩生成的黑箱,使政绩具有了可衡量性与可判断性,能有效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围绕考评目标展开工作。党政领导干部不仅是“党性人”、“政治人”,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其行为动机的必然选择。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核心要义,目标责任导向下的政绩发生行为扭曲效应、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履职行为替代效应以及正向强激励维度下考评激励的挤出效应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主要表现,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失真、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失效,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沦为党政领导干部谋取个人利益和自保的工具,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究其原因,一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以及考核激励信息黑箱共同作用,都为党政领导干部加工政绩信息、扭曲考评结果创造了条件。二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外在环境制约以及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失效削弱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为激励效应异化埋下了隐患。三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强化考评约束功能的同时弱化其激励功能,激励约束失衡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四是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考评结果与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利益获取密切相关,在利益刺激之下,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都围绕利益展开,与维护公共利益价值相悖,引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就是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激发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受考评机制不完善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出现“数字政绩”“积极避责”“为官不为”等现象。因此,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考评内容、明晰考评责任、创新考评方式、强化数据应用和注重考用结合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一是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通过突出考评政治标准、崇尚实绩和完善考评指标体系,为党政领导干部行为提供明确导向。二是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果。通过健全考评主体责任体系、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理念和加强考评工作业务培训等方式,确保考评结果的准确性,为将激励做对奠定基础。三是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要求。探索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长短期考评有序衔接、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和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等多元考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评判,为多元激励创造条件。四是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从考评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和数据平台层面着手,从而有效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考评的精度。五是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考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与激励手段的有效落实对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激励作用,完善考评结果审核机制、构建激励标准体系、强化结果刚性运用和细化申诉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落实的时效性,确保考评激励的充分落实。通过完善和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考评激励刺激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激发党政领导干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郭咏嘉[5]（2020）在《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文中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发生,用乡村吸引物来满足城市旅游者休闲怀旧需要的旅游活动。现阶段正是我国乡村旅游行业转型与提升发展的关键时期,探究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规律及布局形成机制,对于整合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完善乡村旅游设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发展乡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篇论文主要分为七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阐释问题提出的背景、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论文总体框架。第二章侧重论文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的产生背景、形成发展和研究内容等。第三章梳理归纳了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包括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源远流长的历史、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崭露头角的旅游产业等。基于三生理论对吉林省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然后确立指标对吉林省各市县域的乡村性指数进行测算,最后得出吉林省各市县域的乡村性指数情况及冷热点布局。第四章选取200个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样本点,对样本乡村旅游地时间尺度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在确定样本点时间尺度、类型归属和空间尺度选择依据的基础上,对于吉林省的乡村旅游地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动态分析,总结出其数量历时性、类型历时性、空间重心特征和空间热点特征。最后引入空间尺度,用最临近距离、崔王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核密度等指标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格局用地理学的视角表现出来;同时归纳总结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第五章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引入相关指标,分析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的5项基础影响因子和4项助力影响因子。第六章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切入点,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过程嵌入其中,构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模型。利用网络舆情做参考,选取长春市奢爱良疏果蔬农场、红旗朝鲜族民俗村、缘山湖农业园三个实证案例,基于座谈、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检验,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深入剖析各种尺度乡村旅游地布局优化路径。第七章简要梳理主要结论,展望新时期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以期对乡村旅游发展宏观政策制定和乡村旅游地理微观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研究,论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在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发展客观分析时利用三生理论将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分为3大类、11亚类、43小类。进一步测算出吉林省乡村性指数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平庸的特征,区域总体差异显着,局部差异不大,乡村性水平最高的地区属于汪清县,最弱的地区是乾安县,总体乡村性水平不高,乡村性指数平均值为0.25。（2）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间尺度的演变规律。根据论文选取样本的分析,吉林省的乡村旅游地时间演化分为4个阶段:1990年之前为原始阶段;2000-2008年为启蒙阶段;2009-2013年为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为爆发阶段。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类型演变中1990年之前的原始阶段,涉及到的1个乡村旅游地属于乡村生态类;2000-2008年的启蒙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8个,乡村生活类的11个,乡村生态类的2个;2009-2013年的发展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有36个,乡村生活类的11个,乡村生态类的19个;2014年至今的爆发阶段,属于乡村生产类的25个,乡村生活类的20个,乡村生态类的67个。（3）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分析。（1）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呈带状集聚特征。（2）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中程度。辽源市和松原市乡村旅游地的集聚程度呈高度集中的状态,地理集中指数在吉林省各地市州中居于首位和第二位;其他7个市州的乡村旅游地都是分散状态。（3）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均衡程度。利用基尼系数对吉林省及其下辖8市1州的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进行测定,最终得出辽源市的基尼系数属于尚且均衡状态,其余市州基尼系数均属于极高等级。（4）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进行测算发现,生产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通化市和白山市,生活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长春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类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较大的区域位于长春市和吉林市。（5）通过重心模型测算,得出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重心演变轨迹经历了远离地理中心-靠近地理中心-远离地理中心的过程,且总体呈向南、向东趋势。（4）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影响因子分为基础影响因子和助力影响因子。基础影响因子按照单项指标得出乡村性指数较弱或者中等、低海拔、水系密度高、公路密度高、4A级以上旅游景区周边的条件更适合乡村旅游地的形成和发展,将影响因子进行排列组合后得出乡村指数低+地势海拔高+水系河流密度低+公路密度高+距离A级以上旅游景区距离近最适合乡村旅游地发展,乡村指数低+地势海拔高+水系河流密度高+公路密度高+距离A级以上旅游景区距离近最不适合乡村旅游地发展;助力影响因子中得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乡村旅游的客观条件,当地旅游业情况调动起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的引导规划三者共同影响才形成了吉林省目前的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5）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吉林省乡村旅游地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将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行动者确认为:人类行动者包括社区居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投资商、专家学者;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地理环境、扶持政策、主体产品、规划开发等共8项。将200个示范点的网络舆情作为基础考量,将各类型乡村旅游地中平均评论数最多的作为实证样本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出长春奢爱良疏果蔬农场、万宝镇红旗村朝鲜族民俗村、吉林省缘山湖农业园的演化机制。最后得出三个层次的优化路径:宏观层面从吉林省政府监管出发,引导市场介入,通过正式制度创新和市州政策差异化等方面优化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格局;中观层面以长春市为例,首先以传统旅游产业为基础对其进行转型升级,确定中观尺度地域的客源地核心,进而选择扇形辐射,由近及远进行圈层布局。微观层面以长春市双阳区为例,首先环绕初始旅游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地进行布局支撑,注重当地精英对引导乡村旅游者消费模式的作用,同时布局方式向类型集中化转型。
覃小玲[6]（2020）在《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行及固体废物相关政策的出台,固体废物治理行业已成为整个环保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即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其保持同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新增长点,是推动行业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所在。因此,对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提升其行业内核心竞争力、实现其自身的结构调整及推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无废城市”等政策背景下,对国内外与固体废物治理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通过文献调研及23家固体废物治理企业年报数据,归纳整理了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过程理论、综合评价理论及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的现状等。其次,基于上述理论及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特点分层构建了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初步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了37个初步评价指标。运用粗糙集属性约简功能对初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计算结果为包含25个属性的核集,即为本文的最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再者,总结了常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选取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研究。在行业专家打分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评价结果采用加权平均原则,可有效消除最大隶属度原则失效问题。最后,以广东HY公司为案例,运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该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较高”。根据评价结果,为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方面提供了对策和建议。实证研究验证了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蒋心韵[7]（2019）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山地城镇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山地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加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区域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变化。大部分山地城镇的地形复杂、环境特殊,生态恶化和区域差异成为山地区域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我国的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有很高的地理分布重合性,生态移民由此成为缓解这些问题的主要举措。本研究从当前的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出发,结合人口流动的背景,在相关理论和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差异演变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综合、动态地分析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充分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影响,探讨生态移民期间山地城镇的发展差异的空间和时间特征;从而探索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合理路径。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探索性数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除了对前期文献的梳理得出理论基础,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对其他实施生态移民且不均衡发展的区域在发展战略制定和评估、区域空间互动、产业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有借鉴意义。研究结论包含:（1）在前期的研究和文献的基础上得到不同要素（尤其是由于人口流动导致的人力资源变化）和区域发展差异的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为人口迁移和区域差异等领域的研究做了理论层面的补充,也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实证分析结论为,在生态移民之前,万州沿江区在各方面的发展在总体上较优于其他两个区域,但发展差异均明显较大,高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较为滞后;随着生态移民推进,区域间在建设用地增长和人口增长情况两个方面的差距由初期的不显着持续增大,在农业人口比例和农村收入情况上的差距在2012年后才明显。在移民整个过程中,其他因素（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区位和交通条件等）也影响着区域的发展,同时也需考虑区域发展变化的溢出效应。（3）本研究从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空间布局优化,产业发展,区域关系,人力资本和信息要素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对于促进山地城镇协调发展的建议。
唐正霞[8]（2019）在《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发展总体上仍然滞后,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西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1.6%,2016年GDP总量仅占全国GDP总量的9.47%。地形地貌条件决定人口居住分散,市场化程度不高,城镇化率低。2016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7.35%,而西南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为4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交通也是影响西南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描述了古代大西南交通闭塞的情况。就目前来看,西南地区的交通网仍滞后于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及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西南地区的发展问题再次被人们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均衡发展成为当前解决矛盾的措施之一。从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西南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区域,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是拉动内需、促进城乡经济结构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其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从十六大报告中正式将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已经连续几次在规划中强调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交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经济发展会带动交通建设的需求,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交通的支撑。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国家新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强调了城镇化在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南地区长期发展滞后,更需要城镇化作为动力,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促进区域发展。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意义,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空间探索法等方法分析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在“流空间”和空间网络结构理论下,明确了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构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从空间关系视角对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结合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及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了三者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耦合特征。第三,以西南地区436个县域为样本,实证检验县域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和异质性特征,以及交通网络、城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效应,探索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本文的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交通网络、城镇化、县域经济及空间效应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文章的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重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明确“流空间”理论、城镇化相关理论、县域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作为文章模型设计和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撑;二是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现有文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及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文章的论点和机理分析奠定基础。第三章是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交通网络为载体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集聚形成的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运作机制,并在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上,将交通网络产生的效用通过劳动力流动模型加入生产函数进行推导。第四章是发展现状及规律探讨。首先,分析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县域经济现状,并构建西南地区交通网络,探索西南地区交通网络的特征。其次,通过特征椭圆和耦合度函数分析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和耦合特征,探讨西南地区交通网络格局与经济现象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第五章是西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基于2007-2016年西南地区43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比邻接权重、距离权重、经济地理嵌套权重及交通网络权重下,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六章是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本章利用空间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2007年-2016年西南地区436个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及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重点分析了6个连片特困区的发展情况,并基于GIS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第七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在全文理论推导和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发挥交通网络基础作用,构建空间平衡机制;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集聚;发挥多中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优化城镇结构体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撑,做大做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劳动力水平的创新作用,建立可持续人才发展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主体作用,聚焦县域脱贫攻坚;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四点主要结论:第一,“流空间”视角下,“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实现,以崔万田等提出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模型为基础,本文认为区域之间在“流空间”中会相互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效用,而交通网络是相互作用的主要载体。因此,将交通网络产生的效用通过劳动力流动模型加入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得出结论:一是城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并且城镇化水平受到交通网络和其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二是其他地区城镇化对本地的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地理函数,跟两地的距离和网络系数相关。三是网络系数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递增的指数关系。第二,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存在空间耦合特征。三者的特征椭圆在空间上重合面积较大,空间分布和演变存在相似的特征。三者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耦合协调度越高,这些县域位于椭圆内,主要分布于省会城市附近;三者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耦合协调度较低,这些县域位于椭圆外,主要分布于边缘区或交界区。第三,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空间溢出效应,交通网络权重下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性关系;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资金投入、政府干预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第四,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区域之间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也比较明显。交通网络带动了较好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发展较差地区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影响的系数较大,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基于“流空间”和空间网络结构理论,本文构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经过理论推导发现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是负指数关系,受到距离的约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并且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交通网络的影响。第二,本文借鉴复杂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县域作为节点,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边,构建了西南地区县域间的交通网络,对县域层次体系进行量化分析,并将交通网络权重加入空间计量模型中,与邻接权重和距离权重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交通网络权重下县域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显着。第三,本文对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及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倒“U”型关系,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同时,发现交通网络和城镇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交通网络、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交通网络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县域增长,抑制经济发展较差县域的经济增长。在交通网络的影响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特征,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交通网络水平的影响因此,交通网络和城镇化的共同发展对西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交通网络、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张蕊[9]（2018）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要素的流通更加便捷,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而是朝着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间的竞争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集合”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大城市之间的共识。只有通过城市群才能更好地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都是当地经济、文化、社会高度发展与集中的区域,也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典范。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群不断崛起和发展壮大,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之前普遍存在的省域和行政区经济正在逐步转向城市群经济。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谋求长远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广泛的共识,城市群也正在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各大城市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处于我国地理空间的核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常态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交通区位、历史文化、合作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当把握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空前重视的机遇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思路,利用资金、技术、创意等手段,促进区域内丰富多样、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积极寻求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推动发展要素的交流互动,使区域内的文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本文分为七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城市群的崛起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完成由战略构想到国家战略的升格后,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势在必发,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也因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即比较优势理论、协同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交代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以及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基本要素情况,将长江中游历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型和非物质型两大类,再以历史文化主题为分类标准,选取部分特色鲜明、内涵深邃、保存完整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析。在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具有独特鲜明的价值内涵,是区域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由此提炼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第三章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即必要性与可行性。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历史机遇。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基础,其产业化具有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重大意义。第四章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如文博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间工艺美术产业、动漫游戏产业、节庆会展产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突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动态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重点与方向。第五章指出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依然存在文化协同力度不够、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以及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将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继而探寻产生问题的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即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了区域合作、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等。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中需要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并分析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文化、制度、技术、创意、人才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即: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优化文化环境,吸引人才聚集等,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第七章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李在军[10]（2017）在《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文中研究指明从广义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不均衡地理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规律。有关不均衡发展的研究已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广泛兴起,不均衡发展如今无疑是一个略显“陈旧”的研究问题。但诚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皆流,万物常新。”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无论社会事实还是知识体系都再不断地更新,因此,看似“陈旧”的话题也会因其复杂性或条件的变动性而焕发出新的理论光芒。伴随1960年代不均衡地理发展在不同尺度的生动凸显及马克思研究的普遍复苏,以哈维、史密斯等左翼思想家在空间生产视域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开创了辩证唯物的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发现不均衡地理已上升至资本主义存在和运行的结构性条件,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空间生产的具体前提和结果。具体来讲,作为前提,不均衡地理发展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种空间机制,为资本循环提供空间基础。作为结果,它是资本生产分工与地理空间交互作用的后果,呈现出层次性和梯度式的空间图景。此外,不均衡地理发展是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均衡与分异矛盾运动的统一,呈现出一种动态演变特征,它在资本以更高利润为行动目标的时空运动下得以不断地生成与破碎。长期来看,不均衡地理发展是地理差异“形成—打破—再形成”的动态交替过程,呈现出“差异减小—差异增大—差异再减小—差异再增大”的周期辩证运动。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资本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地,诚然,中国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资本逻辑借助市场化、全球化及分权化逐渐成为型塑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形态表现出新形式和新内容。为此,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假设资本积累的形态演变与不均衡地理表现形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对称性,且恰是由于不同资本形态的空间转换与历史演替引发了不均衡地理的周期变动。结合生产要素的构成与资本形态的历史演变,将资本主要划分为包括自然和物质形态的资源资本,依托于物质形态的产业资本,及流通后创新而形成的知识资本。基于此,构建资本积累视域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籍此,基于资本历史形态演变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方面论证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并以资本再生产视角进行审视,这旨在说明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同资本积累内生的地理差异策略是一致的,并非暗指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全然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论文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基于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与化解的分析提出资本积累的研究视角,并界定了研究对象,梳理研究思路及研究目标。第二章,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本章主要回溯了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的提出、演变及其辩证法的形成,并对有关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概述,寻求有借鉴价值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章,资本逻辑视域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本章在论述资本逻辑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具体影响路径下,构建基于资本循环的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研究框架。第四章,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资源基础。本章通过选取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方面的相关指标,描述东-中和东-西地区生产要素的差异变化特征,以说明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历史非均衡性。第五章,中国区域产业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以工业企业总产值、工业企业内部产业划分,及工业综合发展水平来表征产业资本生产形态,分析其地区间差异变动特征,以说明产业生产主导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异化强化特征。第六章,中国区域知识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以创新投入产出的单指标,及创新综合发展系统表征知识资本形态,对其地区间差异变动特征进行分析,以说明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再分化作用。第七章,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与机理分析。本章对前述产业生产与科技创新的差异变动特征进行综合分析,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识别不同生产要素对地区工业综合发展差异和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作用,并利用PVAR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差异、工业综合发展差异及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交互影响,最后归纳总结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形成机制。第八章,结论与讨论。说明论文研究的不足及可能的创新点,并对今后的研究作出展望。综上所述,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演变路径来看,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从时序来看,区域产业生产和科技创新差异具有时空交错性,二者的差异变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呈交替地波动上升或下降变化;从形式来看,中国区域间差异逐渐由低层次的生产领域内化为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层面。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总体上对不同分位点上的工业综合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均起到正向影响,但其综合效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PVAR模型显示中国区域差异基于“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存在自我强化和循环累积效应,即经济差异、产业发展差异及科技创新差异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三者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且递增式的正向累积效应。因此,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形成机制是在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历史非均衡性基础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生产通过地方化和城市化经济现象对产业地理分工格局的第一次异化强化作用,技术创新对不均衡地理发展格局的第二次再分化效应,及其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现象的形成与演变契合了资本循环逻辑过程中的差异再造机制,服务于维系资本流通与积累所需的地理空间差异。在此意义上,不均衡地理发展是结构性的,它既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再生产出的一种空间结构。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思考——评《整合与重组——理论研究及对西安经济的实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思考——评《整合与重组——理论研究及对西安经济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中央单位 |
| 2.1.2 社会扶贫 |
| 2.1.3 定点扶贫 |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 6.2.1 政策优势 |
| 6.2.2 资源优势 |
| 6.2.3 规划优势 |
| 6.2.4 人才优势 |
| 6.2.5 技术优势 |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我国警务督察效能研究 ——以G省警务督察工作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参与式观察法 |
| 1.4.3 个案访谈法 |
| 1.4.4 规范分析法 |
| 第二章 警务督察效能的理论依托 |
| 2.1 警务督察的本质属性 |
| 2.1.1 警务督察的概念界定 |
| 2.1.2 警务督察的基本特征 |
| 2.2 提升警务督察效能的机理 |
| 2.2.1 行政监督与效能 |
| 2.2.2 效能提升路径 |
| 第三章 G省警务督察工作现状考察 |
| 3.1 G省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机构设置及职责规定 |
| 3.2 G省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近年来工作情况 |
| 3.2.1 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地纠正警风维护形象 |
| 3.2.2 加强线索核查,维护公平正义和执法权威 |
| 3.2.3 重视科技强警,全面推进督察信息化建设 |
| 第四章 G省警务督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G省警务督察存在的问题 |
| 4.1.1 工作任务繁重 |
| 4.1.2 工作质量不高 |
| 4.1.3 机制建设不足 |
| 4.1.4 信息化建设应用发展不平衡 |
| 4.1.5 内部组织管理不够科学合理 |
| 4.1.6 督察权力运用未受规范制约 |
| 4.2 G省警务督察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2.1 督察机构的依附从属 |
| 4.2.2 督察职能的泛化弱化 |
| 4.2.3 内部管理的低效失序 |
| 4.2.4 协作机制的缺乏缺位 |
| 第五章 境外警察监督的管理模式和主要特点 |
| 5.1 部分国家和地区警务监督工作概述 |
| 5.1.1 英国 |
| 5.1.2 美国 |
| 5.1.3 法国 |
| 5.1.4 俄罗斯 |
| 5.1.5 日本 |
| 5.1.6 中国香港 |
| 5.2 部分国家和地区警务监督工作主要特点 |
| 5.2.1 监督工作独立化 |
| 5.2.2 监督主体治理化 |
| 5.2.3 监督功能综合化 |
| 5.2.4 监督程序严密化 |
| 5.2.5 监督手段科技化 |
| 5.2.6 监督目标效能化 |
| 第六章 提升警务督察工作效能的实现路径 |
| 6.1 加强法治建设,规范督察工作 |
| 6.1.1 提高依法监督能力 |
| 6.1.2 加强监督机制建设 |
| 6.2 强化督察独立,树立监督权威 |
| 6.2.1 强化组织独立性 |
| 6.2.2 增强业务独立性 |
| 6.3 建立协同共治,提升监督合力 |
| 6.3.1 强化内部协同 |
| 6.3.2 加强外部共治 |
| 6.4 建设“智慧督察”,创新监督方法 |
| 6.4.1 以网上督察为引擎,提升智能督察水平 |
| 6.4.2 健全信息研判机制,加强督察预警防范 |
| 6.5 聚焦督察主业,加强组织管理 |
| 6.5.1 加强队伍建设 |
| 6.5.2 健全管理机制 |
| 6.6 推动成果转化,确保督察效能 |
| 6.6.1 做好督察“后半篇文章” |
| 6.6.2 科学开展警务评议 |
| 6.6.3 完善警察退出制度 |
| 6.6.4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
| 6.6.5 确保督察建议落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阐释 |
| 2.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概念界定 |
| 2.1.1 党政领导干部 |
| 2.1.2 考核评价机制 |
| 2.1.3 激励效应 |
| 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 2.2.1 激励效应的发生逻辑 |
| 2.2.2 激励效应的主要表现 |
| 2.2.3 激励效应的类型划分 |
| 2.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3.2 行为主义激励理论 |
| 2.3.3 绩效考核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分析 |
| 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 |
| 3.1.1 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行政发包 |
| 3.1.2 锦标赛体制下的政绩比拼行为 |
| 3.1.3 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经济增长 |
| 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生成过程 |
| 3.2.1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生成函数 |
| 3.2.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绩函数 |
| 3.2.3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收入函数 |
| 3.2.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函数 |
| 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形态分析 |
| 3.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静态分析 |
| 3.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动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审查机制 |
| 4.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察鉴定机制 |
| 4.1.3 改革开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1.4 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变迁的基本逻辑 |
| 4.2.1 适应党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战略需要 |
| 4.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回应性调适 |
| 4.2.3 满足干部考核评价综合效应的价值诉求 |
| 4.2.4 彰显中国特色干部考评理论的话语创新 |
| 4.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果呈现 |
| 4.3.1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干部队伍政治认同 |
| 4.3.2 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 4.3.3 刺激干部行为,优化党政领导干部政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基本假设 |
| 5.1.1 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程度对干部行为的影响 |
| 5.1.2 考评结果运用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1.3 激励方式组合策略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2 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初步验证:基于X县的个案分析 |
| 5.2.1 考评驱动下的干部行为选择策略 |
| 5.2.2 激励约束失衡情形下的考评漠视 |
| 5.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评价 |
| 5.3.1 问卷编制 |
| 5.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3.3 变量说明 |
| 5.3.4 研究方法与信度检验 |
| 5.3.5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表现 |
| 6.1 目标责任导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行为扭曲 |
| 6.1.1 过于突出政绩行为的时效性 |
| 6.1.2 过度强化政绩行为的可见性 |
| 6.1.3 过分关注政绩行为的自利性 |
| 6.2 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行为替代 |
| 6.2.1 “一票否决”机制下党政领导干部积极避责 |
| 6.2.2 高压问责态势下党政领导干部消极不为 |
| 6.3 正向强激励维度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挤出 |
| 6.3.1 指标维度:指标数量与权重决定其重要程度 |
| 6.3.2 注意力维度:党政领导干部忽视非关键领域指标 |
| 6.3.3 资源分配维度:发展资源分配和投入的倾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成因分析 |
| 7.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 |
| 7.1.1 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 |
| 7.1.2 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 |
| 7.1.3 考核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黑箱”共同作用 |
| 7.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 |
| 7.2.1 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 |
| 7.2.2 考核评价机制外部环境制约 |
| 7.2.3 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缺失 |
| 7.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 |
| 7.3.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正向激励效应弱化 |
| 7.3.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负向激励效应突出 |
| 7.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零激励效应较为显着 |
| 7.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 |
| 7.4.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动机异化 |
| 7.4.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行为异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路径选择 |
| 8.1 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 |
| 8.1.1 突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治标准 |
| 8.1.2 崇尚党政领导干部重实绩的导向 |
| 8.1.3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指标体系 |
| 8.2 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效果 |
| 8.2.1 健全考评主体的职责体系 |
| 8.2.2 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观 |
| 8.2.3 加强考评工作的业务培训 |
| 8.3 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需求 |
| 8.3.1 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稳定保持激励效果 |
| 8.3.2 长短期考评有效衔接,持续释放激励效应 |
| 8.3.3 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探索复合激励模式 |
| 8.3.4 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实现精准激励结果 |
| 8.4 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 |
| 8.4.1 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采集机制 |
| 8.4.2 畅通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共享渠道 |
| 8.4.3 打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数据平台 |
| 8.5 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 |
| 8.5.1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审核机制 |
| 8.5.2 构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标准体系 |
| 8.5.3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刚性运用 |
| 8.5.4 细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申诉救济机制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效应调查问卷 |
| 附录三: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
| 附录四: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
| 博士阶段主要科研成果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 |
| 四、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旅游 |
| 二、乡村旅游 |
| 三、乡村旅游地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核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体验经济理论 |
| 二、支撑理论——城乡统筹理论、三生空间与三生功能理论 |
| 三、布局理论——核心边缘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三生视角的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分类与乡村性评价 |
| 第一节 基本概况 |
| 一、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 |
| 二、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 |
| 三、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 |
| 四、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 |
| 五、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 |
| 六、崭露头角的旅游产业 |
| 第二节 三生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分类 |
| 一、乡村生产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二、乡村生活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三、乡村生态类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应用 |
| 第三节 三生视角下市县域乡村性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与格局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选择 |
| 二、计量方法与依据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地历时性演化过程 |
| 一、乡村旅游地演化基础数据 |
| 二、乡村旅游地时间演化 |
| 三、乡村旅游地类型演化 |
| 四、乡村旅游地距离城市中心点演化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分析 |
| 一、乡村旅游地地理位置 |
| 二、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 |
| 三、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及重心演变 |
| 四、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与扩散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
| 一、水平时序呈渐次上升态势且增长趋势分为四个阶段 |
| 二、空间分布呈东西分散中部集中格局且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
| 三、不同功能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异质性存在极差化分布 |
| 四、空间形态上各市州属于“团状”、“带状”和“点状”并存的格局 |
| 五、区域功能定位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空间核密度 |
| 六、空间重心演变遵循先远离又靠近再远离地理中心的轨迹 |
| 第五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因子选取 |
| 一、乡村旅游地演化因子选取原则 |
| 二、乡村旅游地演化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基础影响因子 |
| 一、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乡村性指数的关系 |
| 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地形地势的关系 |
| 三、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水系河流的关系 |
| 四、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公路密度的关系 |
| 五、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关系 |
| 六、基础影响因子组合定量评价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助力影响因子 |
| 一、国家休假制度变革 |
| 二、区域旅游经济总体情况 |
| 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 四、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与规划 |
| 第六章 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与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渊源 |
| 二、关键概念 |
| 第二节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模型构建 |
| 一、行动者初选与发展目标确立 |
| 二、角色转换与利益联盟 |
| 三、网络构建 |
| 四、异议 |
| 第三节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地演化机制实证检验 |
| 一、生产类乡村旅游地——长春奢爱良疏有机果蔬农场 |
| 二、生活类乡村旅游地——万宝镇红旗朝鲜族民俗村 |
| 三、生态类乡村旅游地——缘山湖农业园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优化路径 |
| 一、优化原则与目标 |
| 二、优化路径选择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论文构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
| 2.1 技术创新能力 |
| 2.1.1 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 |
| 2.1.2 技术创新相关理论 |
| 2.2 综合评价相关理论 |
| 2.2.1 综合评价内涵及基本过程 |
| 2.2.2 综合评价方法 |
| 2.3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内涵及相关分析 |
| 2.3.1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的定义 |
| 2.3.2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的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 |
| 2.3.3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评价指标设计原则 |
| 3.2 指标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2.1 技术创新外部环境 |
| 3.2.2 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
| 3.2.3 技术研究开发能力 |
| 3.2.4 技术创新管理能力 |
| 3.2.5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
| 3.2.6 技术创新营销能力 |
| 3.3 基于粗糙集差别矩阵的指标筛选 |
| 3.3.1 粗糙集理论及差别矩阵介绍 |
| 3.3.2 评价指标决策表 |
| 3.3.3 建立差别矩阵 |
| 3.4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的解释说明 |
| 3.4.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4.2 指标的解释与说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的建立 |
| 4.1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的比较与选取 |
| 4.1.1 评价方法的比较 |
| 4.1.2 评价方法的选取 |
| 4.2 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评价步骤 |
| 4.2.1 确定评价对象集 |
| 4.2.2 建立评价因素集 |
| 4.2.3 确定评语集 |
| 4.2.4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2.5 评价指标的处理 |
| 4.2.6 构造模糊判断矩阵进行模糊判别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分析 |
| 5.1 广东HY公司基本概况 |
| 5.1.1 广东HY公司简介 |
| 5.1.2 广东HY公司技术创新现状 |
| 5.2 广东HY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
| 5.2.1 建立评价因素集 |
| 5.2.2 确定评语集 |
| 5.2.3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
| 5.2.4 确定评价因素评价值 |
| 5.2.5 模糊综合评价 |
| 5.2.6 评价结果与启示 |
| 5.3 广东HY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 |
| 5.3.1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 |
| 5.3.2 提升技术创新管理能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附录 Ⅰ 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 |
| 附录 Ⅱ 广东HY公司定量指标相关数据 |
| 附录 Ⅲ 广东HY公司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生态移民过程中山地城镇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生态移民相关研究 |
| 1.2.2 区域差异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界定与理论框架 |
| 2.1 研究界定 |
| 2.1.1 生态移民 |
| 2.1.2 区域差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口迁移理论与研究 |
| 2.2.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2.3 外力干扰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机理 |
| 2.2.4 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差异的互动分析 |
| 2.3 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实证分析 |
| 3.1 研究区域选择和划分 |
| 3.1.1 选择依据 |
| 3.1.2 万州区自然条件概况 |
| 3.1.3 万州区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3.1.4 研究区域界定与划分 |
| 3.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2.1 方法选择 |
| 3.2.2 变量及其说明 |
| 3.2.3 回归模型 |
| 3.2.4 数据来源 |
| 3.3 探索性分析 |
| 3.4 回归分析 |
| 3.4.1 生态移民背景下区域社会发展差异 |
| 3.4.2 生态移民背景下区域经济差异 |
| 3.5 研究结果的讨论 |
| 3.5.1 建设用地增长 |
| 3.5.2 总人口增长 |
| 3.5.3 当地农村劳动力占比增长 |
| 3.5.4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 |
| 3.6 实证分析结论 |
| 3.7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
| 3.7.1 全局地、动态地制定、实施及评估区域发展计划 |
| 3.7.2 从空间布局优化角度促进山地城镇协调发展 |
| 3.7.3 从产业发展和区域关系角度促进山地城镇协调发展 |
| 3.7.4 从人力资本和信息要素角度促进山地城镇协调发展 |
| 3.8 本章小结 |
| 4 结论与展望 |
| 4.1 研究结论 |
| 4.2 局限性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西南地区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流空间”及空间网络结构论 |
| 2.1.2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1.4 县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交通网络的研究 |
| 2.2.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2.2.3 县域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2.4 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相关研究 |
| 2.3 小结与述评 |
| 第3章 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 |
| 3.1 分析框架 |
| 3.1.1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三角”关系 |
| 3.1.2 作用机理 |
| 3.1.3 市场与政府作用 |
| 3.2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 |
| 3.2.1 基本模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
| 3.2.2 扩展模型:交通网络、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空间耦合特征 |
| 4.1 现状分析 |
| 4.1.1 交通网络发展现状与可达性 |
| 4.1.2 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 |
| 4.1.3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4.2 基于交通网络的西南地区城镇结构体系 |
| 4.2.1 网络分析方法 |
| 4.2.2 交通网络统计特征 |
| 4.2.3 基于交通网络的城镇空间结构 |
| 4.2.4 基于交通网络的县域体系层次分布 |
| 4.3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
| 4.3.1 基于特征椭圆的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
| 4.3.2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空间耦合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权重及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空间权重构建 |
| 5.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回归结果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空间溢出效应与贫困集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 |
| 6.1 基本模型及数据来源 |
| 6.1.1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西南地区空间异质性格局 |
| 6.2.1 热点分析 |
| 6.2.2 局部莫兰指数与LISA图分析 |
| 6.2.3 贫困县的空间异质性格局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回归结果 |
| 6.3.2 连片贫困区异质性结果分析 |
| 6.3.3 西南地区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4 门槛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1.1 关于“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结论 |
| 7.1.2 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存在空间耦合特征 |
| 7.1.3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空间溢出效应 |
| 7.1.4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发挥交通网络基础作用,构建空间平衡机制 |
| 7.2.2 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集聚 |
| 7.2.3 发挥多中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优化城镇结构体系 |
| 7.2.4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撑作用,做大做强经济发展实力 |
| 7.2.5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创新作用,建立可持续人才发展机制 |
| 7.2.6 发挥政府主体作用,聚焦县域脱贫攻坚 |
| 7.2.7 提高城市群互联互通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构成 |
| 一、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二、非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价值 |
| 一、独特的文化价值 |
| 二、巨大的经济价值 |
| 三、广泛的社会价值 |
| 第三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机遇 |
| 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需要 |
| 二、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
| 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础 |
| 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
| 二、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
| 三、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 |
| 四、密切的文化合作交流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目标 |
| 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
| 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第四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
| 一、武汉城市圈进入文化产业发展加速期 |
| 二、环长株潭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优势突出 |
| 三、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特色产业分析 |
| 一、文博创意产业 |
| 二、文化旅游产业 |
| 三、民间工艺美术产业 |
| 四、动漫游戏产业 |
| 五、节庆会展产业 |
| 第五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力度不够 |
| 二、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 |
| 三、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 |
| 四、文化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 |
| 二、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区域协作 |
| 三、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 |
| 第六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 |
| 三、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动力因素 |
| 一、文化因素 |
| 二、制度因素 |
| 三、技术因素 |
| 四、创意因素 |
| 五、人才因素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对策 |
| 一、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 |
| 二、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 |
| 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 |
| 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 |
| 五、优化文化环境,吸引高端人才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维不均衡地理发展 |
| 1.1.2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中国不均衡的空间生产 |
| 1.1.3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不均衡发展的新形式 |
| 1.1.4 “一带一路”的空间生产实践 |
| 1.2 问题提出 |
| 1.2.1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
| 1.2.2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化解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对象划分 |
| 1.4.2 数据来源说明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检索法 |
| 1.5.2 理论分析归纳法 |
| 1.5.3 数理统计分析 |
| 1.6 研究思路 |
| 第2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不均衡地理发展概念 |
| 2.2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缘起 |
| 2.3 理论溯源 |
| 2.3.1 资本积累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2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3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3.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4 空间生产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2.4.1 空间的历史 |
| 2.4.2 空间的商品化 |
| 2.4.3 空间生产的提出 |
| 2.4.4 当代资本积累的空间生产 |
| 2.5 不均衡地理发展辩证法的形成 |
| 2.5.1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
| 2.5.2 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辩证统一 |
| 2.6 资本逻辑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形成的概述 |
| 2.7 国内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相关研究 |
| 2.7.1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多尺度研究 |
| 2.7.2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形成机制 |
| 第3章 资本积累循环视域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产品周期理论 |
| 3.1.2 梯度推移理论 |
| 3.1.3 经济空间分异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
| 3.2 资本积累逻辑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形成路径 |
| 3.2.1 资本积累的“三循环”理论 |
| 3.2.2 资本积累的“跷跷板”运动理论 |
| 3.2.3 不均衡地理差异化与均等化过程的辩证统一 |
| 3.3 资本循环视域下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研究框架 |
| 第4章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资源基础 |
| 4.1 资源的含义 |
| 4.2 资本生产的资源前提 |
| 4.3 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PDI指数) |
| 4.4 中国自然资源优势度的差异状况 |
| 4.5 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的差异变动 |
| 4.5.1 人口资源的差异 |
| 4.5.2 初始投资的差异 |
| 4.5.3 储蓄率的差异变动 |
| 4.5.4 区域政策实施的差异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产业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 |
| 5.1 资本分工与不均衡地理发展 |
| 5.1.1 资本分工与劳动分工的一致性 |
| 5.1.2 资本分工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影响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区域工业产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变化 |
| 5.3.1 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发展程度日益提高 |
| 5.3.2 工业总体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3.3 国有化工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3.4 非国有化工业资本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
| 5.4 工业产业内部各产业资本生产差异均先增后降 |
| 5.5 地区工业资本生产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 |
| 5.5.1 工业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5.5.2 工业资本生产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 |
| 5.6 中国区域工业资本生产差异缩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6.1 区域发展战略绩效的显现 |
| 5.6.2 产业转移的推进 |
| 5.6.3 外商投资的增加 |
| 5.6.4 基础设施的完善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 |
| 6.1 科技创新对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影响 |
| 6.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 6.3 地区经费投入强度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3.1 经费投入强度差异呈先平稳后抬升变化 |
| 6.3.2 经费投入强度自东向西不断减弱 |
| 6.4 地区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4.1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差异不断扩大 |
| 6.4.2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由东向西不断减弱 |
| 6.5 地区研发产出差异的时空演变 |
| 6.5.1 区域专利申请量差异的时间变化 |
| 6.5.2 专利申请量的空间分异特征 |
| 6.6 地区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差异的时空特征 |
| 6.6.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6.2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差异持续分化 |
| 6.6.3 科技创新产出能力差异日益扩大 |
| 6.6.4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差异波动递减 |
| 6.6.5 科技创新扩散能力差异波动上升 |
| 6.6.6 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特征与机理分析 |
| 7.1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的时空交错演变特征 |
| 7.2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的要素驱动特征 |
| 7.2.1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
| 7.2.2 区域工业综合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3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演变的响应特征 |
| 7.3.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
| 7.3.2 经济差异对工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差异的响应分析 |
| 7.4 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景观的形成机理 |
| 7.4.1 自然资源地理分布差异与社会经济要素历史非均衡的分化机制 |
| 7.4.2 产业生产作用下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异化强化机制 |
| 7.4.3 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再分化机制 |
| 7.4.4 “资源基础—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循环因果作用机制 |
| 7.5 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思考——评《整合与重组——理论研究及对西安经济的实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我国警务督察效能研究 ——以G省警务督察工作为视角[D]. 黄希.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D]. 李悦鸣. 湘潭大学, 2020(12)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吉林省乡村旅游地演化研究：过程、格局、机制[D]. 郭咏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D]. 覃小玲. 深圳大学, 2020(10)
- [7]生态移民过程中山地城镇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D]. 蒋心韵. 重庆大学, 2019(01)
- [8]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D]. 唐正霞.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D]. 张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演变特征—资本循环逻辑视域下的审视[D]. 李在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标签：中三角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警务督察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