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戈尔发表讲话祝贺布什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予[1]（2019）在《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翻译实践报告。在本次翻译实践中,译者选取了由丹·菲佛所着的《是的,我们（仍然）可以》（第1章至第2章）作为翻译文本。在节选部分,作者介绍了自己与政治和奥巴马结缘的前因后果,对奥巴马竞选团队成功的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并以此为民主党未来的发展指引方向。报告分为五章。第一章,任务描述,包括文本介绍、作者简介、翻译报告的意义及结构组成;第二章,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译中难点及译后校对三个阶段;第三章,理论框架,在梳理隐喻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讨论概念隐喻的界定和分类,回顾隐喻翻译的研究;第四章,案例分析,分析了概念隐喻在不同映射关系中的翻译方法;第五章,总结部分,展示了翻译报告的发现和不足之处。通过对文本中结构、方位和本体三种概念隐喻的翻译进行分析,译者总结出了在不同情形下,隐喻的三种翻译方法。第一,源语言与目标语具有共同的隐喻认知时,相应的翻译方法是保留喻体,在译文中重现隐喻的认知结构和映射,从而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第二,源语与目标语虽然都存在隐喻认知,但喻体有所差异,此时译者应该转换喻体,在译文中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和映射,实现译文的可理解性并保留隐喻表达方式。第三,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应的隐喻认知时,译者应该抛弃喻体,无需在译文中构建任何认知结构和映射,进行隐喻的直接解读。
孙玉芳[2]（2019）在《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张光润[3]（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杨楠[4]（2017）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文中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而建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主要负责研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相关政策。伴随时间推移,这一机制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从最初单一的政策论坛最终发展成为涵盖国安会正式会议、国家安全顾问、国安会幕僚以及国安会委员会四部分的立体化结构。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重要诱因之一便是冷战的外部压力,但其却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冷战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在冷战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安会的组织架构始终处于看似无迹可寻的剧烈变动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种变动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管理理念间进行取舍的集中体现,其存在着明显的线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追溯从杜鲁门政府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轨迹,探究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主要动因,并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鉴于美国国安会至今都占据着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厘清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该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实质,进一步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决策产出的进程,为我国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略。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政府管理学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等学说的基础上,对美国官方的揭秘文档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试图说明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尽管国安会系统在整个冷战时期的架构和机制不尽相同,但其运作理念却始终摇摆于“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模式之间。而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的模糊描述是造成这种窘境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决策层对外部冷战环境的评估和感知、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安会的塑造以及“第三方”监管集体对国安会机制的影响是造成美国国安会始终处于变动的三大因素;最后,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在“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国安会运作理念间寻求的一种“动态平衡”。由于蕴含在国安会内部的机制困境并未得以解决,因此虽然“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其在本质上仍是十分脆弱的。
梁昌明[5]（2015）在《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文中研究表明由一国政府主导并实施的、针对国外民众进行的信息、文化传播或政策解释的公共外交活动自古在各国都有存在。它们的终极目的是要维护本国利益、塑造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宣传和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本文尝试以美国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的绩效或成效为切入点和线索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11年间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变革。因这一时段美国政府大规模地使用公共外交且其成效较为显着,同时它还基本涵盖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深入发展、边缘化和再强化的不同阶段,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其历史发展轨迹;尽力发掘、分析影响美国公共外交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树立其美好形象、解释其对外政策和宣传其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的核心因素与经验教训。明晰公共外交的概念是对其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受众客体、活动或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其最终达成目标对其概念进行了梳理,然后进一步辨析了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事务、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等外交活动之间的异同,进而发现公共外交的一些基本特征。公共外交的绩效评估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增强美国对外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公共外交的绩效评估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公共外交绩效评估的自身因素和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实际操作存在很大的难度。文章的重点是通过考察近60年来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冷战后的经济、军事全盛时期和美国反恐等不同时期影响公共外交绩效的重要因素、公共外交项目及其绩效情况,分析不同阶段美国公共外交的典型特征,最终力求归纳有效实施公共外交的方法和措施。1917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公共外交的初期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给其公共外交的发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执行公共外交活动的政府机构。一战期间,大部分美国公共外交活动和项目都通过该机构实施。一战后,美国政府成立文化关系处和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负责处理美国与它国的文化交流,尤其发展与拉美地区和国家之间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战时新闻处是美国政府专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设立的公共外交执行部门。此阶段的两部法案《谍报法案》和《煽动法案》是美国政府鼓励直接发布对国家利益有益的信息、限制不利的信息传播的法律依据。它们从根本上保障了以后美国公共外交活动能够顺利开展。1945年至1991年美国公共外交步入快速、深入的发展期,并趋向成熟。这一阶段美国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1961年富布赖特—海斯法案》、《和平队法案》、《国际广播法案》和里根总统的《第77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等,有力保障了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的拓展。美国新闻署创立对公共外交在政府部门中地位的提升和独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众多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执行部门或机构——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办公室、美国新闻署、教育文化事务局、美国国际交流署等成立保障了大量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实施,如利用出版和翻译图书、在海外设立美国中心、出口电影、通过富布莱特项目鼓励和资助学生和专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举办英语学习项目、向国外派遣“和平队”志愿者等方式,向海外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影响外国公众,树立美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为美国赢得冷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冷战后至2001年9·11之前的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走进了低谷。《1994年美国国际广播法》和《1998年外事改革与重组法》对公共外交的影响较大。《1994年美国国际广播法》对于公共外交中的对外广播内容进行了规范,要求成立不同部门管理广播活动。《1998年外事改革与重组法》规定撤销美国新闻署,这对公共外交的有效实施无疑是致命的打击。2001年9·11事件至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是美国社会遭受恐怖袭击的重创后,其公共外交再次得到重视且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政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如卫星电视、互联网,在全球传播办公室、战略沟通政策协调委员会、政策及计划资讯处等机构的协调配合下,公共外交的受众最大化、年轻化,增强了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综上所述,美国公共外交有效实施得益于以下因素:公共外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管理机制和执行机构的完善、民间非政府组织、个人或各个行业的精英对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广泛参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在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广泛应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专业部门对公共外交绩效的评估和监督等。同时还发现:世界局势的变化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公共外交缺少长期、连贯有序的目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策略等是影响其绩效的掣肘因素。目前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蓬勃发展,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力求借鉴美国之成功经验,避美国公共外交之不足,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确保其良好绩效的获得。
杨九斌[6]（2014）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科研资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的分水岭,对于美国研究大学科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自1897年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后至1940年,美国大约只有十几所大学才被称之为研究型大学,同时这些学校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资助。而直到二战后,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在“曼哈顿工程”中的卓越表现才拉开了联邦政府大规模资助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序幕。为此,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以二战以来联邦政府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为研究聚焦点,阐述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演变的轨迹,分析其中围绕联邦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所展开的博弈,展现大学——联邦政府伙伴关系的演变历程,并期望在对美国政府的大学科学研究政策的结论性思考中,能够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资助体系的发展提供反思与启发,以防微杜渐,避免科研资助过程中重走不必要的弯路。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三重螺旋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并依据研究需要,交替运用文献法、历史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探究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型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本文由二战后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背景、历程与演变、结论性反思等这三个部分（共六章）构成,旨在探讨美国联邦政府为何参与研究型大学资助,不同历史阶段联邦政府颁布的资助政策,联邦资助政策对研究型大学科研的影响等若干问题。资助背景研究——第一章：本部分梳理与分析联邦政府参与资助以及持续资助大学科研的背景,为联邦参与大学科研资助提供支持与依据。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学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作用,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大学的科研资助,成为了大学科研经费的首要来源。1944年,瓦尼尔.布什提出《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充分论证了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美国建立以大学为核心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大学基础研究被视为一切科技的来源（‘科学研究之本’）,此后,不论是基于意识形态竞争还是经济竞争力竞争,美国联邦政府都强调与大学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发现,伴研究型大学科研的日益重要性、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六大游说联盟）、大学融资困境、全球化与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力挑战等因素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紧扩大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主要因素。资助历程与演变——第二章至五章：本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聚焦二战后联邦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所展开的博弈,展现大学——联邦政府伙伴关系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在漫长的科研资助历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角色发生转折,从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了政府施政优先事项,而与此同时,由于大学与政府在定义科学研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摩擦。基于国家利益及党派更替,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大学科研资助政策,而这些科学政策多受政治议程的影响,难以完全依照大学科学自由之研究要义,科研资助出现资助失衡、实用化、科学政治化等刺激学术研究敏感神经的困境。二战后至1957年苏联卫星危机前,联邦政府资助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工程学领域,而后,为了回应苏联卫星危机,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制定阿波罗工程,将联邦科学资助的重点放在了物理学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临严峻的健康问题,美国联邦资助又集中于生物医学领域。里根执政后,面对美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威胁,强化了联邦政府大学科研资助的选择性,在其执政之际,更是通过了《贝尔——多赫法案》直接将大学科学研究推向了市场；在21世纪初,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科研资助集中于“导弹、医药”组合,科学政治化问题激化,联邦政府大学科研资助政策受到质疑；而随着2009年,“科学之友”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后,大学——联邦政府的伙伴关系才慢慢得以恢复,奥巴马当局试图改变布什政府的科学政策,不断将科学研究回归之应有之地。结论性反思——第六章：本部分的研究,力图客观反思与总结联邦政府科研政策对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的双重影响。透过研究发现,—方面,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化,联邦——大学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邦政府已经将大学科研纳入了施政要义之中,联邦科研经费成为了大学科研经费的首要来源,为美国大学的科研研究拥有较为稳定的研究驱动力,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竞争性；另一方面,繁荣的联邦科研资助也使得大学科研面临多方面的危机。特别在经济危机的困境时期,联邦政府通常以紧缩财政为由,减少科研资助的幅度,强调了大学科研资助的实用性及目的性,使得大学科研自由受到制约,科研探究精神受到束缚,导致大学仍然面临学术独立性下降、资助经费分配不均、资助领域失衡等困境。
岳成浩[7]（2012）在《民主博弈的边际约束 ——西方政治现代性进程中的派系驯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民主在今天己被人们视为良善政治的理想模式,甚至是唯一的理想模式。然而当人们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景象和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后果进行比对的时候,无疑会被一种强烈的反差所震撼,从而不由地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民主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丰饶与稳定,活力与秩序,却在后发国家引发动荡与衰朽、暴力与流血,甚至造成民族国家的解体。难道民主仅仅适合于西方而无法在其他土壤上开花结果吗?当我们限于民主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论争之时,首先必须搞清楚西方的民主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这不仅仅是观察和总结当前西方民主的表现,还需回到历史当中去审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确认历史是如何形构现代民主的。倘若从古希腊的雅典算起,民主在西方己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吹雨打。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民主自身从传统（古典）强调公民直接参与的模式逐渐转变为现代的代议制模式,如果说前者蜗居在城邦或城市共和国娇小的躯壳之内,那么后者则舞动在宽广巨大的民族国家的舞台之上。然而,不管民主如何转变,也不管它适用于何种形式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一种顽疾所困扰,这就是派系问题。从古至今,派系对政治生活的危害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俯拾皆是,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令人不寒而栗,从而激起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懈的思索,期望找出能有效治疗这种被称之为“共和病”的良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大致呈现出两种医治派系问题的方案,即理想主义的“根除”方案和现实主义的“控制”方案。根除方案意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源上铲除派系生存的土壤,意图通过公民德行的培养和教育使公共利益的概念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能够理性地平衡私利与公利,这种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然而,在一个现代的商业社会,理想主义的方案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现实主义方案随之登场。麦迪逊是现实主义方案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从控制派系行为对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后果着手,通过扩大共和国的规模实现对派系的有效分化与牵制,从而将其危害性降到最低,但是,这种想法却忽视了大众民主时代现代派系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对现代民主而言,派系的成功驯化不仅需要考虑规模因素,更要建立一种共识体系,并以强制的方式来约束派系、规范政党,及至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使得所有政治参与者产生一种无需强制的、内在的自愿认同。为此,本文意在通过回顾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历史进程,揭示和证明现代民主本应具备两个面相——“论辩”和“共识”。“论辩”面相反映现代民主的参与本质,为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党提供参与的空间,它包括政府的重组、公共政策的争论与修订、公共议题的辩论三个层次；“共识”面相是指各政治参与主体,特别是政党应该在共同体（民族国家）、体制（宪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和程序（选举程序）这三个层次上形成稳定的认同。就二者与现代民主的逻辑关联而言,“共识”是现代民主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论辩”是现代民主活力彰显的机制,二者对于现代民主缺一不可。仅有“论辩”而无“共识”,民主往往会导致无原则的党争,引发政治动荡与混乱,最终走向解体；仅有“共识”而无“论辩”,民主则会因被剔除了参与的本质而丧失活力,堕入独裁专制。“共识”的三个层次具有一种罗尔斯所说的“词典式排序”,即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共识是最根本的,其次为民主体制的共识,最后才是民主程序的共识。进言之,如果在共同体层面上无法形成共识,更遑论体制与程序层面的共识；相反,即使在共同体层面达成共识,也不一定在体制与程序层面毫无异议,并且,下层持久性的分歧也会逐渐侵蚀和瓦解上层的共识。为此,“共识”整个体系而不是某一共识层面的存在可以直接决定“论辩”的效能。同样,“论辩”三个层次也会面临相互之间的支持或拆解,只不过这种逻辑需要从反面来理解,即如果直接反对政府当局,那么必然反对当局施行的公共政策以及当局对公共议题的看法；然而,即使在公共议题层次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不意味着直接针对和反对公共政策层次或当局层次。当然,对下层的争论会逐渐扩散到上层。如果政府当局长期无法有效的凝结和表达公共议题,那么自然会引发人们（反对派和民众）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及至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导致政府当局的下台与重组。“共识”不但能区分派系与政党,而且也是驯化派系行为的一种关键机制,而“论辩,,在彰显民主活力的同时，往往会滋生出政党的派系行为,特别是为原教旨主义政党提供生存和扩展的空间。为此,倘若没有“共识”的驯化与规范,民主有可能溃崩于自身的“论辩”之中。然而,以熊彼特、萨托利、达尔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学界却仅仅彰显了民主的“论辩”面相,过于强调“参与”和“反对”,从而忽视了民主的“共识”层面。后发国家民主化失败的根源往往是此种民主理念的误导所致。他们在尚无“共识”的前提下放开“论辩”,导致政党以派系的行为行事,进行怨恨动员,激发起民众的原始忠诚,从而在选举中埋下了撕裂民族国家和民主体系的隐患。而选举中大量存在的作弊等腐败行为,以及失败者对选举结果的质疑、争论、抗议、甚至否定,获胜者对失败者不合法的打压等行为又使得民主的程序名存实亡。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因而常常陷于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之中,堕入“普力夺社会”,这种混乱无序又成为军人干政和进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合理依据。独裁统治虽然带来了秩序,构建了民族国家认同,然而专制的方式无疑倾向于排斥和封闭“论辩”空间,使得民主的活力与气息荡然无存。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因而就徘徊在无“共识”的“论辩”和无“论辩”的“共识”这种两极状态之中,现代民主也很难在其领土上扎根成长。对后发国家来说,应该从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会构建民主的“共识”面相,并在自身的民主化实践中平衡“共识”与“论辩”的关系,如此,不但能够迎来民主的春天,而且一定能摘得民主的“果实”。
熊昊[8]（2011）在《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外交政策演变 ——基本政策与主要难题》文中指出本文是一项关于入盟后波兰政府对美国、欧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研究,旨在揭示波兰贝尔卡、卡钦斯基、图斯克三届政府对美欧俄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和轨迹。通过阐释各届政府对美欧俄的基本政策以及背后的因素和影响,结合梳理历史上波兰对外关系及其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当前波兰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难题。第1章导论主要考察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目前国内外对于波兰外交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入盟之前的时间阶段,而对于入盟后尤其是新近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并不多见。而近年来波兰在对外关系中表现活跃:无论是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东欧反导计划、欧盟-俄罗斯能源博弈、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维和行动等都能看见其身影。同时,波兰具有的三重角色（欧盟国家、北约成员国、中东欧国家）又让它的外交政策不能脱离美国、欧盟、俄罗斯三方而存在。因此,本文结合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军事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对入盟后波兰不同政府时期对美欧俄的外交政策、动因、影响以及难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探究转轨后的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国家的对外关系有现实意义。波兰外交政策及其难题不是今日才有,其实历史上一直存在,并在有的方面得以延续,所以本文第2章主要运用历史工具对波兰历史上的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从浩瀚复杂的史料中探寻不同历史阶段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调整原因、影响、得失以及难题,尤其围绕波兰在历史上对西边德国、东边俄国（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详细的分析。运用大量权威的外文史料,还原当时的真实境况,以此达到理性、专业、深入的透视。在有历史纵深的基础上,本文第3章分析入盟后初期波兰贝尔卡政府阶段的外交政策,通过对其政策内容、原因的探究,勾勒出此阶段对外政策“准正常化”的形象:一方面继续亲近美国,加强与其特殊伙伴关系,并且力争融入欧洲,展现”回归欧洲”的一面;但在另一层面,同俄罗斯仍然存在不少摩擦甚至矛盾。而且部分摩擦是建立在人权、民主等很难调和的价值观基础上,这就显示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准正常化”状态。第5章分析卡钦斯基政府时期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表现内容、形成原因以及影响,尤其着笔墨分析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和波兰-俄罗斯关系受到的负面影响,其中,使用了定量分析法来证明波兰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逐渐加深问题。最后依据事实得出结论:该政府时期的波兰外交表现出“非正常化”的特质:过度亲近美国、怀疑欧洲、强硬对抗俄罗斯。因为2010年4月波兰总统专机坠毁事件对其政坛和外交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第5章关于图斯克政府的外交政策具体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图斯克政府执政初期至空难事件前,其二是空难事件后至今。文中使用经济学方法论证了图斯克政府主张尽快加入欧元区的相关因素,并且结合波兰PGNIG公司的案例来分析波兰在能源供应上对俄罗斯严重依赖问题的继续以及新问题的显现,此外,文中还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反映空难事件后波兰民众对俄罗斯的真实看法,通过从多角度论述政府外交改变原因及其影响,来说明这一政府时期外交逐渐具备了“正常化”特质。第6章是总结和勾勒入盟之后波兰对美欧俄政策的两种演变轨迹:一种是不同政府分别对美欧俄政策的横向演变轨迹,另一种是不同政府的总体战略的纵向演变轨迹。然后描绘出波兰的国家角色在入盟之后的背景下发生的变迁路线图,继而简述波兰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全面展现出近几年波兰外交的政策走向。第7章以入盟后三届政府的不同政策为依托,结合历史上的类似问题,通过横向、纵向的穿插来分析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政策面临的主要难题。在论述第一个难题:外部撕扯力量与内部自主要求的竞争中,文章将经济学中的“轮轴-辐条”效应理论创新性地运用到了国家外交政策中来,通过阐释该理论效应存在的两大问题以及非“轮轴-辐条”效应现象的出现,来说明波兰在处理外部撕扯力量与内部自主要求的竞争中面临的困难。本章在分析第二个难题中的政治精英之争时,提出“波兰宪法关于总统和总理外交权限界定模糊的制度性结构缺陷”这个结论,将单纯的精英斗争上升到了制度缺陷的高度进行剖析;在分析新观点:“政治版图”东西分立时,文章运用地理学方法,通过不同内容的地图来阐释波兰“政治版图”分立的长久性;在阐述第三个难题中的“波兰对俄罗斯当前国家形象负面认同的持久化”过程中,运用了权威机构的民意调查数据、笔者的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深入理解波兰人心目中的俄国家历史形象,再通过结合对俄当前国家行为的具体分析,最后得出波兰人对俄罗斯当前国家形象负面认同持久化这个结论;此外,通过对民众相关态度背后因素的挖掘,以及在欧盟制宪进程中理事会投票权重和表决机制变化的技术性分析来阐释民众及其国内政治力量对于欧盟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担忧。总之,本文主要依托大量外文资料,尤其是第一手官方资料尽量将波兰对外政策原貌呈现出来,并结合相关权威数据和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希望能为今后他人研究以及预测波兰外交走向奠定部分学术基础工作。
张妹芝[9]（2011）在《促进平等，追求卓越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多元文化国家,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美国在发展基础教育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革,尤其是在国内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战后的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均对以追求平等机会为宗旨的基础教育改革给予高度关注,在消除基础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现象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逐渐从以追求机会平等为主转到追求平等和促进优异并重。里根政府、乔治?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均把提高质量视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案、规划,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使美国青少年做好迎接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准备,乔治·W.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走上了新的基础教育改革之路,为追求教育卓越进行了不懈努力。通过对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及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政策和改革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所属党派和政治理念不同,但历任总统及其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在推动基础教育公平、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等方面大都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关注民众的受教育权利,重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使机会平等和质量优异成为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及政策的提出受到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总统、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均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基础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过程之中。总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核心,总统对基础教育改革策略的提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国会通过立法权的实施,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联邦最高法院借助对敏感案件的判决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联邦基础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引导和规范。尽管这种三权分立的体制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推诿和掣肘的现象,但就基础教育而言,这种体制却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稳定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以往的发展历程,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成败得失令人深思,其未来走向亦值得深入探讨。不论是对美国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基础教育改革都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对基础教育公平的追求永无止境,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过程同样未有穷期。作为一个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的大国,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形形色色的挑战,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思路中,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值得吸收与借鉴。
孙百玲[10]（2011）在《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中的政治谎言研究》文中指出谎言研究是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说谎现象不仅是丰富本学科理论的需要,更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基础。相对其他谎言（医患、人际、商业谎言）,政治谎言有其特殊性: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说谎者需冒极大风险;若出于不良动机,后果十分严重;时间可检验一个政治言论的真假。Austin从一个完整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并对意向行为分类,Searle对其分类做出修正。Searle提出区别言语行为的四标准:言外之意、言语行为的适从向、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命题内容,从而区分出五种基本言语行为:阐述、承诺、表达、指使、宣告行为类。取效结果是客观可能产生的效果,构成言语行为的要素之一。研究发现,只有三种言语行为可收纳政治谎言:阐述、承诺、表达类。言语行为理论是基于真实话语提出的。三类政治谎言与真实情况下的言语行为在言外之意、所表达的心理状态、命题内容上一致;但在适从向上都与真实话语有出入。阐述类的适从向是↑,阐述政治谎言是↓;承诺类的适从向是↓,承诺政治谎言无适从向;表达类无适从向,表达政治谎言是↓。本研究目的在于人们清晰、深刻地认识政治谎言言语行为,引导大众正确看待政治家说谎现象,保有对政府的信心。本研究表明言语行为理论可成功运用于谎言言语行为的分析,稳固了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核心理论的地位。
二、戈尔发表讲话祝贺布什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戈尔发表讲话祝贺布什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提纲范文）
（1）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
| 1.3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Book |
| 1.4 Significance of the Report |
| 1.5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port |
| Chapter Two 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paration before Translation |
| 2.2 While-translating |
| 2.3 Proofreading after Translation |
| 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Previous Studies on Metaphor |
| 3.2 Conceptual Metaphor |
| 3.3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 |
| 4.1 Translation of Structural Metaphor |
| 4.2 Translation of Orientational Metaphor |
| 4.3 Translation of Ontological Metaphor |
| 4.4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onceptual Metaphor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5.1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
| Bibliography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
（3）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2 从观念到实践:美国国安会创立的背景及过程 |
| 2.1 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
| 2.2 前国安会时期美国跨部门协调机制及其评价 |
| 2.3 多方博弈与美国国安会的最终创立 |
| 3 从国安会机制的成型到“统筹-协调”运作模式的出现 |
| 3.1 早期国安会系统的机制及其演变 |
| 3.2 “统筹-协调”理念下国安会系统机制的调整与变化 |
| 4 “咨议-顾问”理念下国安会机制的改革及延伸 |
| 4.1 “去机制化”与“人性化”:肯尼迪政府对国安会机制的改革 |
| 4.2 约翰逊政府与国安会“咨议-顾问”机制的进一步延伸 |
| 4.3 从“白宫行政管理体系”到“超级内阁”:国安会机制的异化 |
| 5 “机制融合”与“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的诞生 |
| 5.1 后基辛格时期国安会系统的过渡 |
| 5.2 摇摆于“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之间: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安会机制 |
| 5.3 里根政府时期国安会机制与“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的诞生 |
| 6 国家安全顾问:职能演变与“角色矛盾” |
| 6.1 国家安全顾问的职能演变 |
| 6.2 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矛盾”对国安会机制的影响 |
| 6.3 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家安全进程中其他角色间的互动 |
| 7 国安会幕僚在国安会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
| 7.1 国安会幕僚机制的源起及运作模式的分野 |
| 7.2 国安会幕僚的职能及其对国安会运作模式的影响 |
| 8 “集体塑造”——政府委员会对国安会机制的研究及影响 |
| 8.1 1947年胡佛委员会与“统筹-协调”国安会机制的逐步形成 |
| 8.2 1959年杰克逊小组委员会与“咨议-顾问”国安会运作模式改革 |
| 8.3 1986年托尔委员会对国安会“动态均衡”运作模式的影响和塑造 |
| 9 结语 |
| 9.1 美国国安会机制调整及变化的诱因 |
| 9.2 超越“戈尔迪之结”:美国国安会机制的内生矛盾及其解决方略 |
| 9.3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安会的发展走势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英汉缩略语对照表 |
| 附录二: 美国历任国安会行政秘书及国家安全顾问名录 |
| 附录三: 有关美国国安会机制的政府文件 |
| 作者简历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述评 |
| 三、论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外交的学理和绩效测评研究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学理研究 |
| 一、概念及其演变 |
| 二、理论基础 |
| 三、与其它外交形式的对比 |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绩效测评 |
| 一、绩效测评的内涵 |
| 二、绩效测评的主要方法 |
| 三、绩效测评面临的挑战 |
| 四、绩效测评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美国公共外交的初期发展（1917-1945）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生发环境 |
| 一、国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管理机构的雏形 |
| 一、公共信息委员会（克里尔委员会） |
| 二、文化关系处和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 |
| 三、战时新闻处 |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法律基础 |
| 一、《谍报法案》 |
| 二、《煽动法案》 |
| 第四节 初期阶段公共外交的成效和特点 |
| 一、初期阶段的成效 |
| 二、初期阶段的特点 |
| 第三章 美国公共外交的深入发展(1945-1991)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深入发展的成因 |
| 一、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及公共外交政策的变化 |
| 二、管理机构的调整和创建 |
| 三、公共外交司法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深入发展时期的公共外交项目 |
| 一、1945至1953年期间的项目 |
| 二、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的项目 |
| 三、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项目 |
| 四、80年代中期至91年底的项目 |
| 第三节 深入发展时期的公共外交绩效状况 |
| 一、杜鲁门——约翰逊时期的绩效状况 |
| 二、尼克松——卡特时期的绩效状况 |
| 三、里根——布什时期的绩效状况 |
| 第四节 深入发展时期的公共外交的成功经验 |
| 个案分析——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 |
| 第四章 美国公共外交的边缘化(1991—2001)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边缘化的原因解析 |
| 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经济低迷的国内环境 |
| 二、政府拨款减少、公共外交人员缺乏 |
| 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相关立法 |
| 四、美国新闻署的式微 |
| 第二节 边缘化时期的项目 |
| 一、老布什政府时期的项目 |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项目 |
| 第三节 边缘化时期的绩效状况 |
| 一、布什政府时期的绩效状况分析 |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绩效状况分析 |
| 第四节 边缘化时期的公共外交的得失成败 |
| 个案分析——富布赖特中国项目（Fulbright Program in China） |
| 第五章 美国公共外交的再次强化(2001.9 至 2011)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再次强化的背景 |
| 一、“全民网络外交”策略转变 |
| 二、公共外交的相关立法 |
| 三、管理机构的增强 |
| 四、巨额的政府资助 |
| 第二节 再次强化阶段的公共外交项目 |
| 一、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项目 |
| 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项目 |
| 第三节 再次强化阶段的公共外交的绩效状况 |
| 一、小布什政府的绩效状况 |
| 二、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绩效状况 |
| 第四节 再次强化时期的公共外交的显着特点 |
| 个案分析——2009年6月奥巴马访问埃及事件 |
| 结语 |
| 一、1945‐2011年间美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总体特点 |
| 二、公共外交本身的缺陷与不足 |
| 三、有效实施公共外交的反思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科研资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联邦政府大学资助的缘起 |
| 第一节 二战前联邦政府大学科研资助历程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政府资助背景 |
| 一、研究型大学科研重要性 |
| 二、利益集团的“游说” |
| 三、融资困境 |
| 四、全球化与国际化影响 |
| 第二章 二战后-60年代——黄金时期资助政策 |
| 第一节 1944-1950——战后有关联邦科学资助政策的辩论 |
| 一、罗斯福之问与布什报告 |
| 二、“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分歧 |
| 第二节 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科研资助“黄金期” |
| 一、初步成形的联邦大学科研资助政策 |
| 二、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后科研的转向 |
| 三、科研政策逻辑下的联邦资助 |
| 四、大学基础研究计划的质疑 |
| 五、民用应用研究呼声的兴起 |
| 第三章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波动的资助政策,市场逻辑的出现 |
| 第一节 政策背景 |
| 一、“新左派”学生运动——反对大学军事研究 |
| 二、中东石油危机后的大学科研困境 |
| 第二节 停滞的十年——1968-1978 |
| 一、狂飙运动——尼克松时期民用应用研究的强化 |
| 二、民用研究徘徊的科研资助 |
| 第三节 里根时期(80年代)大学科研转向——国防优先发展项目与科研市场化 |
| 一、国防研究的优先发展计划——再次确定国防研究优先位置 |
| 二、自由市场理论下的科研市场化 |
| 第四节 联邦经费不足下的学术专款 |
| 第五节 经济困境下大学科研的寒冬 |
| 第四章 和平岁月下经济竞争力导向下的大学科研 |
|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的大学科研转向 |
| 第二节 经济竞争力计划下的政策蓝图 |
| 一、国家利益下的科学 |
| 二、大学科研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
| 三、更新21世纪联邦——政府大学研究伙伴关系 |
| 第三节 冷战结束后的科学施政 |
| 一、弱化大学国防研究 |
| 二、继续强调实用研究 |
| 三、扩大科研经费与受资助范围 |
| 第五章 21世纪初——政府宏观调控时期资助政策 |
| 第一节 布什政府保守主义下的联邦科学资助 |
| 一、上任之初保守主义下的科学资助争议 |
| 二、反恐下的科学政治化与科学界的质疑 |
| 三、第二任期内科研资助框架的调整——竞争力计划下,科研政策的调整 |
| 四、“繁荣”科学资助下的烦恼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下的奥巴马政府科学资助政策 |
| 一、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让科学重归正当地位 |
| 二、奥巴马政府积极的科学政策 |
| 三、经济危机下艰难的竞争力计划 |
| 第六章 结论性思考 |
| 一、联邦视大学科研为优先施政要义 |
| 二、繁荣联邦资助下难以回避的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民主博弈的边际约束 ——西方政治现代性进程中的派系驯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立意 |
| 二、研究的现状与简评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预设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预设 |
| 四、逻辑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民主博弈何以良性运作 |
| 一、呈现为“论辩”和“竞争”的民主 |
| 二、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巩固：支援背景的差异 |
| 三、恣意放纵的政治恶斗：历史与现实中的派系问题 |
| 四、民主博弈的边际约束：从强制条款到基础共识 |
| 第二章 政治思想家眼里的派系：一个驯化对象 |
| 一、背离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对派系的经典批评 |
| 二、罗马共和国的兴衰：西塞罗论派系 |
| 三、派系的二重性：马基雅维里时刻 |
| 四、“无赖”假设的提出：休谟的思考 |
| 五、“部分”与“整体”的紧张：伯克对政党的规范性定位 |
| 六、退化的可能与现实：论“原教旨”主义政党 |
| 第三章 派系的政治危害及疗治方案 |
| 一、为什么是“共和病” |
| 二、理想主义方案及其失效 |
| 三、现实主义方案的历史性出场 |
| 四、政治规模的扩展与派系控制 |
| 五、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极化党争 |
| 六、综合性疗治：程序、体制与共同体 |
| 第四章 派系驯化Ⅰ：圈定党争合法边界的政制框架 |
| 一、宪政设计：古典的混合均衡与现代的分权制衡 |
| 二、合法反对：体制认同的原则底线 |
| 三、民主体制的崩解与巩固：美国内战前后的党争 |
| 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反体制政党 |
| 五、体制的弹性：社会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 |
| 第五章 派系驯化Ⅱ：和平解决内部分歧的程序规则 |
| 一、基础规则：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 |
| 二、次级规则：投票方式、当选方式、选区划分及其他 |
| 三、程序规则的形成：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中心的考察 |
| 四、程序规则的巩固：从暴力抗争到和平竞选 |
| 五、程序规则的张力：小布什.戈尔之争的政治学解读 |
| 第六章 派系驯化Ⅲ：严防分裂性族群冲突的国家理由 |
| 一、从“其一”到“最高”：成为政治“中心”的国家 |
| 二、美国的“地域本位”与国家认同 |
| 三、宗教、阶级与种族：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
| 四、“原始忠诚”与国族认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整合性革命” |
| 第七章 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
| 一、显性“争吵”：竞争的主流修辞 |
| 二、隐性“和声”：作为竞争前置性规则的“共识” |
| 三、共识的自愿接受抑或强制认同? |
| 四、“争吵”中的“和声”：民主竞争中的输家同意 |
| 五、民主化的路线图：一种新的选择 |
| 第八章 移植西式民主的失败案例：后发国家的政治曲折 |
| 一、梦想与现实：民主的追寻与“政治衰朽” |
| 二、民主溃崩：无“共识”的“怨恨动员”与“普力夺主义” |
| 三、流放民主：无“论辩”的“寂静之声”与“集权主义” |
| 结语荡起民主的“双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外交政策演变 ——基本政策与主要难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对象和依据 |
| 1.1.1 选题对象及其界定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点 |
| 第2章 波兰历史上的外交政策及其主要难题 |
| 2.1 早期波兰国家的外交（11-18 世纪） |
| 2.1.1 彼雅斯特王朝时期对德意志的政策 |
| 2.1.2 雅盖洛王朝时期同俄国和德意志的较量 |
| 2.1.3 自由选王时期的外交得失 |
| 2.2 波兰第二共和国外交政策（1918-1939 年） |
| 2.2.1 毕苏斯基时期对德国和苏联政策的演变 |
| 2.2.2 贝克外长时期的亲德反苏方针 |
| 2.2.3 乌克兰问题对波俄关系的影响 |
| 2.3 波兰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的关系（1944-1989 年） |
| 2.3.1 波兰东西边界划定问题 |
| 2.3.2 波兰十月事件 |
| 2.3.3 1968 年“三月事件” |
| 2.3.4 1980 年危机与苏联干涉 |
| 2.3.5 苏联影响下的波兰剧变 |
| 2.4 小结 |
| 第3章 贝尔卡政府时期对美欧俄外交政策 |
| 3.1 深化与美国特殊伙伴关系 |
| 3.1.1 伊拉克问题上继续支持美国及其现实因素 |
| 3.1.2 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
| 3.1.3 重视与美国经济关系中的问题 |
| 3.2 融入欧洲并推动欧盟扩大 |
| 3.2.1 跟欧盟加强经济往来的必要性分析 |
| 3.2.2 主动参与欧盟事务 |
| 3.2.3 推动欧盟东扩 |
| 3.3 与俄罗斯关系的两面性 |
| 3.3.1 双方关系发展的促进因素 |
| 3.3.2 别斯兰人质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摩擦 |
| 3.3.3 新东方政策中对俄的防范 |
| 3.3.4 乌克兰大选背后的较量 |
| 3.4 小结 |
| 第4章 卡钦斯基政府时期对美欧俄政策 |
| 4.1 过度亲近美国的政策 |
| 4.1.1 全力支持布什东欧反导计划 |
| 4.1.2 境外积极协助美国的回报 |
| 4.2 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受到的影响 |
| 4.2.1 对欧盟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
| 4.2.2 对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 |
| 4.2.3 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发展受到的影响 |
| 4.3 强硬对抗俄罗斯的单一面 |
| 4.3.1 跟俄“清算”历史问题 |
| 4.3.2 经贸问题的政治化 |
| 4.3.3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量化分析 |
| 4.3.4 反导问题上跟俄抗争的现实因素 |
| 4.4 小结 |
| 第5章 图斯克政府时期对美欧俄政策 |
| 5.1 强调同美国关系务实性 |
| 5.1.1 反导谈判中的现实立场及其因素 |
| 5.1.2 力主从伊拉克撤军的缘由 |
| 5.1.3 对跨大西洋关系依然重视 |
| 5.2 放弃疑欧立场，重新回归欧洲 |
| 5.2.1 尽快加入欧元区的经济分析 |
| 5.2.2 推动欧盟一体化建设的系列举动 |
| 5.2.3 修复与欧盟国家裂痕 |
| 5.3 与俄关系的时缓时紧 |
| 5.3.1 努力改善波俄关系 |
| 5.3.2 能源问题依然存在——以 PGNiG 公司为例 |
| 5.3.3 突发事件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
| 5.4 空难事件后外交政策的变化 |
| 5.4.1 空难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
| 5.4.2 对美外交战略微调背后的因素 |
| 5.4.3 更深融入欧盟 |
| 5.4.4 与俄关系改善的契机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政策的演变轨迹 |
| 6.1 波兰对外政策的两种演变轨迹与路线图 |
| 6.1.1 横向演变轨迹 |
| 6.1.2 纵向演变轨迹以及变迁路线图 |
| 6.2 波兰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
| 6.2.1 外交政策的变化 |
| 6.2.2 外交政策的不变 |
| 第7章 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外交面临的主要难题 |
| 7.1 外部撕扯力量与内部自主要求的竞争 |
| 7.1.1 “轮轴一辐条”效应的运用及其问题 |
| 7.1.2 非“轮轴一辐条”效应现象 |
| 7.2 内部自主力量之间的竞争 |
| 7.2.1 政治精英之争 |
| 7.2.2 政党斗争 |
| 7.2.3 政治版图的东西分立 |
| 7.3 历史记忆的倚重和认同问题 |
| 7.3.1 国内政治力量对国家身份定位的非一致性 |
| 7.3.2 波兰对当前俄罗斯负面形象认同的持久化 |
| 7.3.3 国内对欧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认同的差异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促进平等，追求卓越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为促进教育平等而努力——二战后至20 世纪7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一节 20 世纪前期美国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一战前后美国基础教育的曲折发展 |
| 二、罗斯福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二节 二战后初期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杜鲁门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三节 20 世纪60 年代的基础教育平等运动 |
| 一、肯尼迪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二、约翰逊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四节 20 世纪70 年代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二、卡特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二章 机会平等与教育优异并重一一20 世纪80-9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一节 里根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 |
| 二、教育优异改革运动 |
| 第二节 乔治· 布什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教育主题与总统竞选 |
| 二、布什政府的国家教育目标 |
| 三、《美国2000 年教育战略》 |
| 四、择校计划 |
| 第三节 克林顿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教育发展战略 |
| 二、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 |
| 第三章 追求卓越一一21 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第一节 乔治· W. 布什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步入新世纪的美国基础教育 |
| 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三、优质教育计划的实施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的基础教育改革 |
| 一、奥巴马的基础教育改革设想 |
| 二、奥巴马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奥巴马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景展望 |
| 第四章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综论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定位 |
| 一、基础教育改革是美国联邦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时代回应 |
| 二、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与成就 |
| 三、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
| 四、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
| 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与实施 |
| 三、借鉴美国经验，探索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思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中的政治谎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必要性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语料的收集 |
| 第三节 论文的总体框架 |
| 第一章 谎言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介绍谎言 |
| 一、谎言的定义 |
| 二、谎言的分类 |
| 第二节 西方谎言研究 |
| 一、泄露理论 |
| 二、信息操控理论 |
| 三、真实监控理论 |
| 四、人际欺骗理论 |
| 五、谎言过程模型 |
| 六、激发-决定-建构模型 |
| 第三节 国内谎言的语言学研究 |
| 一、谎言的语用学研究 |
| 二、谎言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
| 三、谎言与隐喻 |
| 四、谎言的语用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
| 一、产生及发展 |
|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
| 第二节 对意向行为的分类 |
| 一、Austin（奥斯汀）的分类 |
| 二、Searle（塞尔）的分类和修订 |
| 三、对意向行为的分类 |
| 四、关于取效行为、取效结果的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中的政治谎言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政治谎言 |
| 一、界定政治谎言 |
| 二、各方对于政治家说谎的态度 |
| 第二节 言语行为理论与政治谎言研究 |
| 一、塞尔对奥斯汀意向行为分类的修正 |
|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政治谎言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戈尔发表讲话祝贺布什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参考文献）
- [1]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D]. 张馨予. 暨南大学, 2019(02)
- [2]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D]. 孙玉芳. 天津大学, 2019
- [3]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4]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D]. 杨楠. 浙江大学, 2017(12)
- [5]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D]. 梁昌明.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2)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科研资助政策研究[D]. 杨九斌.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0)
- [7]民主博弈的边际约束 ——西方政治现代性进程中的派系驯化问题研究[D]. 岳成浩. 南京大学, 2012(07)
- [8]入盟后波兰对美欧俄外交政策演变 ——基本政策与主要难题[D]. 熊昊. 中国人民大学, 2011(07)
- [9]促进平等，追求卓越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改革研究[D]. 张妹芝. 河北大学, 2011(12)
- [10]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中的政治谎言研究[D]. 孙百玲. 黑龙江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