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对诸侯国的赏赐和朝贡贸易

一、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段知力^[2]（2021）在《中缅宗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有着近二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中缅两国就利用“蜀身毒道”开启了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朝贡,汉和帝赐雍由调金印紫绶,开启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序幕。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缅两国一直延续着政治往来。到了元代,蒙古人用武力迫使缅甸称臣纳贡,缅甸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中缅两国正式确立起宗藩关系。清朝末年,缅甸被英国吞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身为缅甸宗主国的清王朝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缅甸条款》,中缅宗藩关系正式结束。本文将中缅宗藩关系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九个阶段:产生、萌芽、形成、确立、调适、发展、成熟、衰落、终结,并从各阶段的发展变化状况、原因与影响、重点和热点问题等视角,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和论述,最后分析了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探究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定位。本文内容包括绪论、正文七章和结语。绪论首先说明选题的理由是全面探究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模式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同时,今天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关系及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正是中国与缅甸历史上宗藩关系的延续。对缅甸这样一个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和我国的邻邦,我们必须对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对宗藩关系的概念作了简要界定。接着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动态进行介绍和梳理,并作了简要评价,也指出了已往研究的不足。最后扼要指出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思路、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叙述早期的中缅关系及中缅宗藩关系的萌芽。从中缅两国早期的政治交往入手,重点阐析东汉至唐朝时期中缅两国的朝贡活动,并对掸国的地望问题以及唐朝、骠国、南诏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探究。第二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形成与调适。首先对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之间的朝贡活动进行了阐析,对宋朝、蒲甘王朝、大理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了剖析,对促使中缅宗藩关系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其次围绕中缅宗藩关系确立的背景、过程、结果展开论述;再次阐述了中缅宗藩关系出现的波折,介绍了元朝为巩固与缅甸的宗藩关系所做的努力;最后分析了元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明朝取代元朝后,很快与缅甸建立起宗藩关系,缅甸境内的阿瓦、白古等割据政权频繁向明朝遣使朝贡,明朝设置“三宣六慰”,进一步推动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中缅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了战争,导致朝贡活动明显减少。此外,本章还对明缅宗藩关系衰落的原因、明缅战争对明缅宗藩关系的影响以及明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四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成熟。清朝入主中原后,沿袭了明朝的朝贡制度,但并没有很快与缅甸建立起宗藩关系,直到乾隆年间与缅甸雍籍牙王朝爆发了战争。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了《老官屯协议》,最终建立起宗藩关系。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将贡期、贡道、朝贡规模、贡物、赏赐等制度化,为中缅宗藩关系进入成熟阶段奠定了基础。本章重点阐述了乾隆至咸丰年间缅甸的朝贡活动,包括朝贡时间、使行路线、贡物、赐予等,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剖析中缅宗藩关系成熟局面形成的原因与过程,阐释了这一时期清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对中缅宗藩关系产生冲击。由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东亚各国的殖民入侵,使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系逐渐瓦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瓦解中缅宗藩关系而采取的连环战略,对中缅宗藩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第六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衰落与终结。对衰落的具体表现、原因与结果进行了阐析,系统地论述了英国对清缅宗藩关系的破坏;清政府对英国破坏清缅宗藩关系的态度,包括清政府对缅甸问题的态度以及中英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最后对中缅宗藩关系结束的过程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外,本章还对清缅宗藩关系的特点作了总结归纳。第七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通过对中缅宗藩关系与中朝、中琉、中越、中暹、中南、中苏宗藩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探讨中缅宗藩关系的定位。最后是结语部分。在回溯中缅宗藩关系始末的基础上,解释了将中缅宗藩关系确立时间界定在元代的原因,分析了元朝与清朝对待中缅宗藩关系的不同态度,探讨了缅甸没有像越南一样融入儒家文化圈的原因,探究了缅甸官方史书和研究学者对中缅宗藩关系认知存在误区的根源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阐析了中缅宗藩关系的结束对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魏蕾铮^[3]（2020）在《清代朝贡用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清代朝贡用乐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历史学、音乐学的方法对清代朝贡礼及其用乐进行整体研究。本文共三章,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梳理论文选题背景、评述研究现状、介绍研究方法、指出研究意义,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第一章梳理清代以前朝贡体制的历史沿革,并对清代朝贡礼的制定历史、礼制内容、仪式程序、承载机构进行考证研究,全面揭示清代朝贡礼的历史内容与内涵。第二章考证清代朝贡用乐类型,分类研究各朝贡用乐的乐器、乐曲、乐章的形式,比较不同朝贡用乐的异同与相互关系,揭示朝贡用乐的特征与历史隐喻。第三章分析朝贡用乐对清代宫廷音乐与周边域外音乐的影响,揭示朝贡体制对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意义。“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概括论文主旨。

王广义,孙久龙^[4]（2020）在《有清一代中朝贸易交流研究述评》文中提出中朝关系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影响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外学者对它的关注度从未消减,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也不断推出。由于研究视角、方法、理论、史料等方面的不同,相关研究各具特色。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可以更好地推进今后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发展。

刘丽敏^[5]（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认为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李娜^[6]（2019）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实”与“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周边外交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离不开对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梳理。因此宗藩关系研究成为近年学术界的热点,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拓展,出现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认为宗藩关系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特有的外交模式,在维护边疆安全种发挥了稳定作用,具有实质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宗藩关系是披着朝贡外衣的贸易往来,是对外交的美好“想象”,具有虚幻性的特征。那么宗藩关系究竟是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还是主观臆断的虚幻外交?本文拟基于史料,主要对宗藩关系的实质性与虚幻性进行辨析,进一步了解宗藩关系的实际效果,期望从历史中汲取外交智慧。因此,对古代中国宗藩关系实质性和虚幻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概况,重点厘清古代中国宗藩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征,为后文写作铺垫基础;其次,选取宗藩关系历史中的主要案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围绕宗藩关系的实质性与虚幻性进行辨析;最后文章探究了古代中国宗藩关系存在实质性和虚幻性的原因,并提出了对当代周边外交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实质性的存在,主要归于宗主国的主导,藩属国听之任之。主要源于政治上宗主国宗法社会的诱导因素和发展稳定的周边环境需求,经济上宗主国以经济利益维护宗藩关系和双方实现贸易往来,文化上华夷秩序秩序观的影响和儒家文化的吸引力。而虚幻性的存在,主要由藩属国所主导,宗主国不加干预。主要源于政治中藩属国扩张需求驱动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经济中宗主国实力下降和藩属国实力增强,文化中受地理环境限制难以抵达其他区域以及藩属国渴望摆脱中原文化烙印。宗藩关系虽是政治上下隶属的不平等关系,但这种不平等更多地体现在秩序管理之中,其侧面透露出一种平等的意愿,可以说宗藩关系实际上是双方都接受的不平等地区管理体系,藩属国在宗藩关系中有很大的灵活空间。它将成为中国应对周边外交挑战的经验来源之一,为中国新型周边外交提供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边立^[7]（2019）在《清朝前期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及其邻邦的认知研究（1644-1840）》文中提出作为“蛮夷”入主中原的清朝,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天下观”思想,利用朝贡体系将周边邻邦纳入自己的天下之中,但又遵从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对“天下”进行差序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至清朝,其自身的“中国”意识不断加强,有了一定的“中外之分”,因此,清朝在处理边疆事务和邻邦事务中体现出明显的“内边”、“外边”思维。本文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及其邻邦为研究对象,考察清王朝对两者的认知状况,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对“中国”的概念在清朝的发展及清朝前期夷夏观的发展进行总体阐述。其中主要探讨了“文化”与“地理”两种变量在清朝夷夏观的发展变化中的表现,首先清前期统治者对华文化的继承和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是以“文化”论夷夏的一种表现。但认为夷狄“犹今人之籍贯”和乾隆时期以“中国”地域概念区分夷夏的思想又体现了“地理”这一线索,尤其“边疆蛮夷”和“邻邦蛮夷”两种表述差异更是“地理”分野华夷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是“蛮夷”一词却带有明显的文野之分。所以清朝的华夷之辩标准兼有“文化”和“地理”两种因素。第二,分别阐述清朝地缘政治及疆域观的思考下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以“治”为重点各方面认识,及对云南边疆邻邦以“守”为主要方向的认知。清朝在华夷之辩与“中国”意识增强的影响下,形成明晰的“内边”、“外边”两大视野,“华夷一家”的思想下形成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治”边的经营政策;而在“中外”有别的思维下形成对云南边疆邻邦“守”边的战略目的。第三,清前期统治者明晰的内外认知虽有一定的疆域主权意识,但在中国中心主义的王朝统治下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内的保守性和对外的界限性对我国西南的疆域范围产生了影响。

朱倩^[8]（2017）在《清朝前期涉外理念与实践 ——以《清实录》为中心》文中指出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明朝相比更为复杂。伴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其涉外理念也在不断地变化。本文围绕清朝前期的四种主要涉外理念展开论述,分别是天下观、天朝心态、义利观以及王霸观。它们彼此之间结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构成了清朝前期涉外理念的基本内容。首先,从清朝前期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华夷之辨入手,梳理雍正帝为辨其正统地位,借助曾静案所阐释的“华夷一家”新的大一统论,进而将其用于处理中外边界的实际问题,以维护边疆的稳定与安全。华夷观注重对内的“大一统”的维护,对外则区别对待。这种看似“天下一家”的包容,在处理缅甸朝贡问题时,却一反常态。其次,“天朝”心态在清朝前期的涉外事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帝强调新的“华夷观”之时,其正统地位逐渐稳固,加之国势的强盛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由“天朝意识”逐渐衍生出一种礼刑兼济的体制。通过对《清实录》“天朝”一词的考察以及中英礼仪之争的分析,可以发现涉外理念与体制之间的关联与抵牾。再者,基于“天下观”和“天朝心态”等理念,清朝前期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奉行“字小事大”之道,这在其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中有鲜明的体现。至于对外交往中“厚往薄来”的传统理念,清朝初期并未用于对外交往的具体实践。不仅如此,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朝贡体系之下,清廷对于周边藩属国的政策根据其政治需要也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别。最后,王霸观,作为清帝在处理涉外事务中表现最为显性的一种天朝举措,在不同时期贯彻过程中虽然存在着部分出入,但是始终宣扬“恩威四海”的天朝道义。康熙帝借助“三道沟事件”,理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示其天朝的威望。这种刚柔并济的王霸观,逐渐在清朝稳定之后,成为清帝“字小”的义务。本文着重就乾隆时期安南之役的“兴灭继绝”之举展开。作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手段之一,由于安南内部的矛盾和清廷军事战略的失误,使得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兴灭继绝”的天朝义务,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之时,还曾是中英缅甸问题交涉的主要筹码之一。

汪晶石^[9]（2016）在《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鲜与清的私贸易是在公贸易的驱动下产生的,因此在其产生之初多在使行贸易的框架之下进行,随后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后市贸易,如北京会同馆后市、辽东地区的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等。因此私贸易与使行贸易、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论题的研究对象为朝鲜与清私贸易,致力于梳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朝鲜与清多种贸易形式中的私贸易成分。本论题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分别对私贸易的主要形式——后市贸易的产生、北京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以及民间私商的私贸易等若干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产生。首先简要介绍了清（女真、后金）入关前的时代背景和双方关系与贸易的演变。然后叙述了使行贸易的性质、使行团的组织与行使路线以及两国贸易中的主要交易品,进而分析使行贸易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推理出后市贸易产生的必然性。本章还重点阐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关系。分析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影响,如出使朝贡需要庞大的花费,而有些花费往往需要使行人员自行筹措,这就驱使了使行人员在出使之余进行一些私贸易,用以支应使行的花销或实现少量盈利。又如有些商品并不在公贸易的交易范围之内,而这部分商品又是两国有所需求的物品,因此也会出现朝鲜行使在公贸易之外进行私贸易的行为。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后市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带动。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两国在北京的后市贸易。主要阐述朝鲜与清北京后市私贸易的形式与兴衰。首先提及了“八包”贸易问题,八包是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本金来源,以八包为本金产生的八包贸易是北京会同馆后市市场的主要贸易形式,本节从八包贸易的产生、发展、乱象到八包贸易的本金与利润以及八包贸易中所谓的“别包”或伪八包三个方面对八包贸易加以分析。其次具体阐述朝鲜使行团在北京会同馆后市贸易中的私贸易活动,如清朝礼部对会同馆朝鲜馆的管理和馆禁制度的变迁、会同馆后市的主要经营者以及朝鲜使臣在购书过程中与会同馆序班的博弈。最后是关于北京后市贸易的衰落情况。从两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对于北京后市贸易的影响分析北京后市私贸易衰落的原因。第三章是两国在辽东地区进行的后市贸易内容。这一章内容较多,因朝鲜与清的边疆贸易在辽宁境内进行,赴北京之前朝鲜使团的大多路途亦在辽宁省境内,本章首先论述了团练使后市。朝鲜使行团入清后即分为两路,一部分前往国都北京,另一部分前往清的发源地陪都沈阳,这支队伍的首领名为团练使,故这支队伍在沈阳进行的后市贸易活动被称为“团练使后市”,而团练使后市即为后金入关前两国贸易的一种延续。本节主要阐述团练使后市的发展过程与如何获得朝鲜政府的承认、团练使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以及团练使后市废止的问题。其次论述了栅门后市。栅门是两国进行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栅门后市也几乎可以称为两国边境私贸易的代表。栅门后市由余马贸易和延卜贸易组成,本节首先介绍分析余马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然后介绍延卜贸易,最后对两国使行贸易框架下的多种贸易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三节为朝鲜与清辽东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除被两国政府赋予权力或承认的商人外,在朝鲜与清贸易交往中还活跃着大量不被政府认可或政府被迫默许的民间私商,这部分商人的活动往往为人忽略,但其也是两国贸易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本节对朝鲜私商与清朝揽头都做了介绍和分析。本章最后简述私贸易中有关违禁品的交易和走私活动。第四章为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梳理和界定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及影响。本章首先主要阐述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首先对朝鲜与清贸易中的含有私贸易因素的主要贸易形式进行了整理,其后对朝鲜与清的公、私贸易属性做出辨析,最后再探讨这些含有私贸易成分的贸易形式的合法性。之后从两个方面分析朝鲜与清私贸易对两国的影响。本文的最后部分为结论。对正文中论述、分析、考证的观点及重点内容加以概述,同时强调笔者的核心论点及宏观性结论。

王启东^[10]（2016）在《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宗主国和藩属国的清朝和朝鲜之间的交聘持续了近260年,双方在宗藩体制下往来的交聘文书汗牛充栋,是古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沟通、交流、关系体现的重要见证,也是国家之间相互往来的历史记载,表明了双方主从关系的差异和变迁,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双方外聘文书的类型、制撰、本文形式、管理、送达等各个方面,对双方交聘文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朝鲜和清朝关系的细化研究及整体性把握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梳理大量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基础上,通过对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比较研究,为历史文书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给予重要的肯定,探究双方文书在各自历史发展继承中的重要作用乃至对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有益借鉴价值,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共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研究的相关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朝鲜与清朝的交聘文书的概述,主要内容包括交聘文书的概念界定；交聘文书的种类构成,包括外交文书、国书文书、条约文书等；交聘文书在中国、朝鲜历史演变构成等；清朝对朝鲜的交聘文书类型分析；朝鲜对清朝的交聘文书类型分析；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类型比较分析；第三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用纸要求、本文书写格式分析；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材料要求、本文书写格式分析、抬头书写规范和避讳制度分析；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分析；第四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交聘文书的制撰情况,包括其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阐述；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情况,包括其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阐述；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人员、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比较分析；第五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管理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分析：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分析；朝鲜和清朝双方在交聘文书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比较分析；第六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情况,包括送达使节的类型、送达人员的组成、送达路线的管理和送达程序的管理情况；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送达情况,包括送达使节的类型、送达人员的管理情况和送达程序的管理情况；清朝和朝鲜双方送达情况的比较分析即送达人员、送达程序和送达礼仪的比较分析；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语部分。综合论述本论文在朝鲜和清朝的交聘文书比较悠久的价值及其意义。本论文在广泛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运用文体学知识、文书学知识、管理学知识、文献学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对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大量的交聘文书文本分析,从朝鲜和清朝之间交聘文书的比较研究入手,对双方交聘文书的使用类型、文本书写形式、抬头规定和避讳制度、制撰机构和程序、文本管理、交聘文书的送达及其在双方外交和国家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系统梳理双方交聘文书的使用情况,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二、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缅宗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朝贡用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有清一代中朝贸易交流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实”与“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朝前期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及其邻邦的认知研究（1644-1840）（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朝前期涉外理念与实践 ——以《清实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缅宗藩关系研究[D]. 段知力.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清代朝贡用乐研究[D]. 魏蕾铮. 温州大学, 2020(09)
• [4]有清一代中朝贸易交流研究述评[J]. 王广义,孙久龙. 东疆学刊, 2020(02)
•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实”与“虚”研究[D]. 李娜. 云南大学, 2019(04)
• [7]清朝前期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及其邻邦的认知研究（1644-1840）[D]. 边立. 云南民族大学, 2019(09)
• [8]清朝前期涉外理念与实践 ——以《清实录》为中心[D]. 朱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1)
• [9]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D]. 汪晶石. 延边大学, 2016(11)
• [10]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D]. 王启东. 延边大学,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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