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世家

一、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论文文献综述）

谭常雪^[1]（2021）在《南北朝送别诗新变研究》文中指出南北朝是古代送别诗自起源发展以来的第—个繁荣时期。这—时期的送别诗既吸收借鉴了前代的精华,又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与诗人的努力下不断创新发展,在内容和艺术上产生了很多新变之处,有着丰富的研究价值。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作为送别诗的起源、发展、完善阶段各具特色,南北朝送别诗与之相比表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无论是在送别诗的数量、送别诗诗人的人数及阶层的丰富性、送别诗内容及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扩充与新变。就内容而言,南北朝送别诗别情基调更加丰富:从追求建功立业到注重个性抒发、从抒发悲情到凸显时空感怀、由抒发离别思念到描绘思乡之情;诗歌模式也有所转变:从开头交待原因到以景物描写开篇,结尾从抒抑郁悲情到展现豁达乐观;送别诗诗歌功能进—步增强:既体现丰富的人情美,又展现了文人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也凸显出南北不同的地域特色。就艺术而言,南北朝送别诗抒情手法更加丰富:借景抒情中对景物刻画更加细致、睹物感兴手法下创造了如车、船等离别意象、直抒胸臆手法中融入道理阐述;南北朝送别诗情调风格也发生了转变,展现出惆怅落寞、萧瑟无力,绮丽柔婉、细腻清新,清苍刚健、朴素真挚,浅俗自然、简练平易等诸种不同的风格;南北朝送别诗的语言形式更加多样,音律更加和谐,语言富有节奏美,词采更加华丽,修辞更加灵活多样,大量运用典故,送别诗的意蕴更加丰富;南北朝送别诗体式的新变表现在篇幅上,语短情长,篇幅缩减但情谊不减;体裁上五言增多,出现七言别诗,联句送别诗和乐府送别诗的出现也进—步丰富了送别诗的体式。南北朝送别诗新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就自然环境而言,南北朝时期自然地域差异显着,南方水土柔和、北方则山川深厚,不同的水土影响着送别诗作者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就社会环境而言,南朝、北朝政局变幻莫测,且南北不断融合,使送别诗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其次,在人文方面,文学集团创作送别诗风气盛行且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送别诗新变是必然趋势;南北朝送别诗新变对唐代送别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模式、别情基调上还体现在抒情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总之,南北朝送别诗作为送别诗的重要发展阶段,对其新变的探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南北朝送别诗的特点,感受南北朝送别诗的独特魅力,明确南北朝送别诗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张莉婷^[2]（2021）在《《诗经》视域下的南朝四言诗研究》文中指出《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后世的诗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诗经》的句式主要以四言为主,自《诗经》以后,诗歌句式不断迭代创新,出现了五言、七言诗。四言诗在诗歌创作中的占比虽然呈波浪下降趋势,但仍然在文人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之后的汉代,还是魏晋时期,都有名篇流世。到了南朝,虽然五言诗这一诗歌形式成为主流,但是四言诗仍旧存在于不少文人作品中,具体作品收录于逯钦立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四言诗对于《诗经》的继承与新变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南朝所有四言诗进行整理与分类,论述此时四言诗在对于《诗经》词语、意象、物象、情感、表达方式等继承的基础之上,融合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从而四言诗的创作上基于《诗经》带来的新变。本文力求在将南朝四代（宋、齐、梁、陈）个体文人四言诗与乐府歌辞进行系统的整理之后,挖掘出其与《诗经》之间的联系,之后立足在南朝社会背景之下,找出它们对于《诗经》的新变,从而将南朝四言诗以更加立体的样貌呈现出来。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分作三个章节。第一章阐述南朝四言诗创作的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创作类型,为之后的四言诗研究提供基础。第二章将南朝四言诗与《诗经》之间的联系挖掘出来,从形式和情感上分析四言诗所共有的特色。第三章分析《诗经》之后四言诗的创新,分析四言诗慢慢衰败的原因。之后再根据第一章所探析的社会背景与环境分析出南朝诗歌的时代特征,找出南朝四言诗对于《诗经》的新变。

王亚坤^[3]（2021）在《《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文中提出“魏晋风度”、“麈尾清谈”、“放达任诞”均为学者们在探究魏晋名士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热点名词。对于这些热点名词产生背后的、关于深层审美范畴与思想价值的关系,学者们却很少有呈系统、体系的概括归纳。《世说新语》全书以零散化、凝练化、趣味性的小故事为切入点,通过故事展现出当时名士们清谈放诞的士风以及士大夫倾轧相斗的现实,进而来表达士人内在的审美观与思想观,故其书中并不具备典型、成熟的理论形态。笔者尝试对《世说新语》中士人的审美、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使之具有确定的理论形态。这一工作既能丰富并完善对于《世说新语》及魏晋士人阶层的研究,又能为后世美学、文论等相关方面提供理论的文本。具体而言,“任真”是整个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也贯彻在《世说新语》全书的基本内容中,可谓《世说新语》的立书之本;后世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魏晋士人“任真”的审美思想,但诸如“本色”、“文如其人”等命题却和“任真”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此,笔者将《世说新语》对于“去伪”、“求真”两者之间关系的主张概括为“任真”。要分析魏晋士人“任真”的思想追求,就绕不开魏晋士人生活中的言行轶事,需要及必要对魏晋士人的生活背景进行合理阐释。故此文章以魏晋社会背景为基础,以《世说新语》中士人的“任真”审美观及其表现为重点,通过对《世说新语》中士人表现出的“任真”的轶事进行整合、分类,来分析魏晋士人任真观念,进一步探讨出魏晋士人“任真”审美思想产生的内核,扩展挖掘出士人“任真”的审美品格对后世文人及文学的影响与意义。

谷倩倩^[4]（2021）在《陆机《演连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连珠是我国古代一种短小精巧的论证性文体,常喻事用典,以表达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语言骈化,文辞精美,声律谐和,具有较高的审美性。连珠肇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达到创作顶峰,唐以后偶有创作,作品存留极少,直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进入总结期,连珠体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陆机的《演连珠》汲取前人成果,又有意识的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内容上以阐释政治思想为主,又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对日常生活、天地自然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哲理感悟;句式上继承了“连珠”文体的对偶手法,并创新发展了三段连珠句式,使其更富多样性和美感;逻辑严密,论证方式多样,并且用语精工,大量设喻、用典,文采斐然,堪称逻辑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汉晋连珠创作的最高水平,为后世连珠创作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陆机天资独绝、文章冠世,其文学思想既受魏晋盛谈玄理、注重缘情的“文学自觉”思潮影响,又能够自出机杼,将家族传承的儒家思想与魏晋流变的玄学思想相融汇贯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玄学思想。陆机大量的拟古创作实践,以及自觉进行文章体制机制的创新,追求文章的艺术审美性,也大大推动了文学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对陆机《演连珠》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时代思潮进行解析,着重探讨了《演连珠》的创新性以及所彰显的玄学、文学思想。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更为可贵的是还体现了陆机作为儒者志匡世难的情怀、身为文人丰富敏感的情思以及魏晋时期文学思潮流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陈曲^[5]（2021）在《两晋女性阅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古已有,并延续至今。士人通过阅览典籍而博通古今、知晓经术,积累起诗赋写作的文学素材,同时,文学创作的兴盛也为阅读传统注入蓬勃的时代活力。自晋武帝建立政权至刘裕以宋代晋,王朝统治虽然历经政权动荡和频繁战乱,但思想文化却仍在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活跃于政治、文学、艺术等不同社会领域,她们博览群籍,兼具才识与德情,拥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风尚。本文对两晋女性的阅读背景与阅读内容进行线性梳理,揭示女性阅读与两晋文学之间的动态联系,展现阅读传统所塑造的文学特色和女性风貌,论文共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以及国内外女性研究与阅读研究的现状。两晋女性的博学多识,以及言谈容止所体现出的文学内蕴,源于经史典籍和诗歌辞赋的涉猎与阅读。立足晋代女性阅读传统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该时段文学的意象内涵与艺术风格。以往对于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女性史、女性文学及女性形象研究,关于两晋女性的断代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国内兴起的阅读史理论,为女性文学昭示了新的研究方向。第一章主要介绍两晋时期女性阅读活动的概况与新变,第一节介绍汉魏时期女性的阅读情况,形成不同朝代女性阅读的纵向对比。晋代以前的女性阅读以儒家经学与女教文献为主,总体呈现为被动阅读的状态。第二节探讨两晋女性的阅读内容与读物选择,晋代女性的阅读门类包含儒学典籍、诗歌辞赋、史书杂传、佛道经典、女教文献及其他书籍。第三节论析两晋女性阅读的时代特征。与汉魏时期的女性阅读相比,表现为阅读群体的扩张化与断层化、阅读交流的广泛化以及阅读文化的传承性;与同时代男性阅读相比,女性阅读更重视阅读的纯粹性、娱乐性,呈现出重情化、细腻化的审美倾向,但在阅读内容上依然存在局限性。第四节则是结合两晋时期的文化背景,重点关注以纸代简的文本书写在文学的传播、创作以及女性阅读领域所引发的时代新变。第二章重在探究女性阅读与两晋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一节从创作主题、叙事用典与艺术风格的角度论述女性阅读影响下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艺术效果。晋代女性的文学创作多以现实感悟、外来方物或先贤名士为主题,运用文学、历史以及艺术典故,呈现出重情化、博物化、玄学化的多元色彩。此外,左棻与谢道韫作为不同时期的读者典型,其创作风格也折射出两晋女性阅读的连续性与差异性。西晋和东晋的女性阅读虽都以儒学为内核,但左棻的诗赋以博闻广识见长,谢道韫的诗歌则呈现出清通自然的风貌,反映出博物学风与玄学思潮所赋予文学写作的不同时代特色。第二节由阅读方式的变迁述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女性细腻化、诗意化的独特审美视角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出现了以陈玢的《与妹刘氏书》为代表的女性文学批评论作。第三节以晋代文学作品中博识多才、能言善诗的女性形象为例,如《搜神记》中所描绘的神女和女鬼形象,分析以现实女性读者为创作原型的文学镜像。本文第三章选取两晋女性精通识鉴、明理善辩、林下之风这三种较具代表性的特征,论述女性阅读形塑的两晋女性风尚。长期阅读形成的历史思维使得两晋女子尤善识鉴,女教文献的学习和训诫内化为她们对道德情操的严格要求,文学阅读积累起的才识洞见和文学内蕴则塑造了晋代女性的清雅气韵与自然风致。

楚宝妹^[6]（2021）在《《世说新语》家族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说新语》全书包括德行、言语等36篇,共计1130条,以人物出现的频次为索引依据,其中琅琊王氏家族人物出现519次,阳夏谢氏284次,晋阳王氏262次,龙亢桓氏212次……由此可见,以家族为单位人物出现的频次之高,且涉及的篇目数量甚多。基于此,论文以《世说新语》中的家族为研究对象,分析魏晋时期独特的社会背景对家族文化的影响,结合家族中的婚姻、长幼孝亲关系以及家族教育等方面,探讨《世说新语》家族叙事的独特之处。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魏晋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世说新语》家族文化的影响。首先,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配合为世家大族家族子弟世代为官提供了政治保障;其次,魏晋以来门第观念日益强化,使得士人的日常交往以及婚姻关系的选择呈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再次,自东汉灭亡以来,儒家思想呈现颓势,玄学、佛教、道教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极大地改变了两汉以来士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家大族的家风信仰。第二章以《世说新语》中突出的家庭婚姻关系和女性形象为中心,首先分析时代背景下婚姻的缔结与门第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对比班昭的《女诫》与《世说新语》中突出妒妇、悍妇形象,分析儒家思想式微的社会背景和门第性婚姻,对异化的女性形象的影响。最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与时代背景下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及其儒家妇德观对女性束缚的减轻密切相关。第三章围绕《世说新语》中突出的孝亲、长幼关系以及家族教育展开论述。一方面通过分析《世说新语》中的至亲至孝之行,探讨时代背景下孝亲行为的演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家族长幼之间人物品藻的不同态度,分析魏晋品题之风在审美功能之外蕴含的功利性目的。最后,魏晋以来官学的衰退造就了家学的兴盛,门阀士族对家族教育的探索与重视,不仅为今人的家庭教育提供了诸多的借鉴意义,也凸显了家族教育对家风品格的塑造作用。第四章主要论述《世说新语》家族叙事的模式及特点。其一,《世说新语》文史兼长的特性,加之全知视角的独特视域,使得魏晋士人家族生活的细枝末节在正史之外得以再现;同时又辅以限知视角,在叙事过程中留有空白或者疑惑,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与想象,耐人寻味。其二,《世说新语》注重通过聚焦矛盾冲突来塑造家族人物、描写家族故事、反映社会现实,使得简短的语言之外亦蕴含丰富的文化内蕴。其三,对比性叙事结构的运用,不仅塑造了反差极大的人物形象,还能通过叙事情调的转换有效地调节叙事节奏,达到“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的叙事效果。

石晨玥^[7]（2021）在《东晋南渡徐兖籍士族诗作研究》文中认为自永嘉之乱后避乱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在政治、文化中都占据着有利地位,这种优势移植到了文学创作中,推动士族文人积极赋诗。考察徐兖籍士族的政治和文化状况,整体体现出家族繁荣的特征。在政治上表现为门阀政治的权力掌控,在文化上体现为家学底蕴的深厚。抓住“士族”和“南渡”两个特点,分析南渡徐兖籍士族的诗歌创作。具体而言,其诗歌创作受到的影响体现在家族和地域两方面。其一是家族方面的影响,家族地位的维系要求家族文化的培养,家族名望的提升要求个人声望的良好。士族文人于是积极参加清谈场合,在此交友酬唱,创作出了赠答诗作。从诗歌的外部功用来看,这一时期赠答诗的创作对于家族内外部关系的维系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家族内部关系的凝聚和外部人际关系的交好,还体现出了“诗可以群”的诗歌社会功能。其二是地域方面的影响。地域影响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的影响。徐兖籍南渡文人置身江南山水,山水美景激发了山水审美意识,创作出大量带有山水色彩的诗作。徐兖籍士人还借助山水体悟玄理,进而表达个性追求、书写精神世界,推动了山水之景与自然玄言的融合。同时士人受江南吴语的影响,表现为对江南吴语的接受和对吴声歌辞的尝试创作,这类诗作对于乐府诗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徐兖籍士族的诗歌创作,对于文化和文学皆有着继承和发展。体现为对清谈之风和齐鲁文化的传承,对玄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在此之中,文人心态和自然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杨强^[8]（2021）在《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文中提出汝颍地区作为汉晋间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时人常以“汝、颍”并称,并流传有“汝、颍固多奇士”的谚言。汝颍士人不仅在政治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化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东汉末年,汝颍士人通过交游、人物品评等方式,关系日益密切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不仅对汉末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汉末士风和学风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汉魏之际,中原混战,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对流迁地的选择以及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是不同的。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的主要原因是避乱保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汝颍士人选择并定居于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后,由于失去了其宗族乡里根基,故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权统治者的控制性和对其他地域士人的排斥性。在袁绍和刘表政权中,由于统治者政治天平的失衡,汝颍士人或深得统治者信赖而佞幸惑主,或不被统治者重用而明哲保身,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北和荆州政权的衰亡。在蜀汉和孙吴政权中,由于统治者采取平衡侨旧的政策,兼用汝颍士人和土着士人,汝颍士人能够进入其政权中心并定居于流迁地,从而对蜀汉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献帝都许后,诸政权中的汝颍士人大多返迁中原并进入曹氏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间、汝颍士人与谯沛士人间有合作也有冲突。相较诸政权,曹氏政权统治者能够较好地调和政权内部的矛盾,使汝颍士人能够在矛盾中求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氏霸业的建立。魏晋禅代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抉择是多样的。有的进入司马氏政权发展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后来因骄横跋扈并遭受排挤而死;有的在名节与家族之间徘徊,政治态度不明确,最终引起了司马氏的猜疑而身死族败;有的则选择忠于司马氏,不惜以人格的佞幸化谋取自身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在西晋重权势、重家族士风的影响下,不仅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而且汝颍士人内部彼此争斗,地域观念逐渐淡薄,家族观念日益浓厚。汝颍士人关心的已不再是地区的繁荣,而是注重家族的尊显。两晋之际,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沦为战场,汝颍士人选择进入诸王府和方镇,以期在避乱保身的同时提升政治地位。由于诸王府和方镇吸纳汝颍士人的主要目的是收取人望,故汝颍士人很难进入其权力中心并影响决策。由于地域士人间存有政治利益矛盾,导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生存境况较为恶劣,惟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迁移江东并进入司马睿府的汝颍士人则得到了重用。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声望上获得了较大的优势,从而为司马睿立国江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晋间,汝颍士人之所以在诸政权“清贫守约”、“俭约自居”,主要是因为汝颍士人受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门风和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此外,这也是汝颍士人出于调和政权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考虑。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化,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汉晋间诸政权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较为普遍,诸政权统治者能否调和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汝颍士人不仅对汉晋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汝颍士人在汉魏之际的清谈和任诞风尚中具有开启和引领作用,但是在两晋之际入玄风者却是不多,汝颍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逐渐丧失。

席佳彦^[9]（2020）在《中古河东裴氏家风与家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东裴氏是中古时期的着名士族群体。系统整理与分析河东裴氏家风与家学的发展状况,这有助于了解河东裴氏的文化生活,进而探寻河东裴氏绵延千年的文化根源。前人虽针对河东裴氏家风与家学有所整理,但局限于某一时代之家风或家风、家学某一部分具体内容,未对家风进行整体、系统研究,且未深入分析家风与家学背后的影响因素与历史意义。为此,河东裴氏的家风与家学研究,将采取以正史为主、碑刻为辅的史料分析方法,以及探访裴柏村的实地考察方法,探析裴氏家风与家学的具体内容、形成因素及对家族的影响:首先,裴氏家风内容丰富。为官之时,心怀公道、忠于国家。每逢战乱之时,从军者保卫边疆、屡立战功;待社会稳定之际,积极从政,秉持清正廉明、宽仁之道,颇受时人称赞。对待家庭,孝顺父母,注重丧礼。友悌宗亲,互相扶持。教育子女,采取以礼为重、宽仁结合的方式引导晚辈。其次,裴氏家学成就颇多。魏晋时期,裴氏多涉猎经史之学,因而具有政治素养与文化修为,受到重用。隋唐时期,裴氏逐渐适应科举制度,注重文学。再次,众多因素影响了裴氏家风的形成。从地理角度分析,裴氏地处河东历来从属京畿,颇具战略意义,地贫民稠的环境造就了裴氏清廉勤俭的家风。从政治角度分析,两汉时期裴氏以军功起家,具有“武”风。魏晋时期,裴氏迁往河东,其家风逐渐转文,受儒家礼仪之影响形成了“忠孝”家风,家学则专注于经史。隋唐时期,社会趋于稳定,裴氏逐渐偏向“文”风。最后,裴氏家风与家学呈现出“时代性”趋势。裴氏家风具有因时而变与因势而变两大特征,即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局势的变迁,其家风与家学内容亦随之改变。具体来看,魏晋时期,裴氏形成了以“忠”为核心的家国联系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内部联系,强化了家族与国家、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自隋唐始,裴氏多离开原籍,前往中央或其他地方为官,其内部凝聚力不甚紧密,但是裴姓者均保持着对祖先的认同感。

孙晓宇^[10]（2020）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研究》文中认为琅琊王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之一,被称为“中古第一世家”,不但拥有显耀的政治地位,而且家族文化也独领风骚,尤其是书法领域,不仅家族善书子弟众多,更是出现“二王”如此伟大的书法界扛鼎大家,在该时期的政坛与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烙印。因此,深入研究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对现今我国的书法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基于现有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琅琊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书法第一世家”的历史背景部分,分为四个维度分析其家族书法教育获得良好发展的深层动力: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是书法世家形成的政治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书法世家形成的物质保障、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和家风是书法世家兴盛的根本、世族大家之间的联系是书法世家繁荣的外部动力。其次探究了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是以笔法私传、尺牍争胜、固守家法为教育目的。然后重点研究其家族书法教育的基本教育内容,包括对儿童进行识字启蒙教育、以笔法、笔势、笔意为主的笔法教育、“自成一家”、“推陈出新”、“书要有意”的字外功夫教育,并对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的主要方法进行总结概括,包括口传手授、法书临摹、濡染承传以及着书立说。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概况总结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的特点,并结合当下实际进一步得出其对现今书法教育的启示。

二、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论文提纲范文）

（1）南北朝送别诗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诗经》视域下的南朝四言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陆机《演连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晋女性阅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世说新语》家族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东晋南渡徐兖籍士族诗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古河东裴氏家风与家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论文参考文献）

• [1]南北朝送别诗新变研究[D]. 谭常雪.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9)
• [2]《诗经》视域下的南朝四言诗研究[D]. 张莉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D]. 王亚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陆机《演连珠》研究[D]. 谷倩倩. 河北大学, 2021(02)
• [5]两晋女性阅读研究[D]. 陈曲. 山东大学, 2021(02)
• [6]《世说新语》家族叙事研究[D]. 楚宝妹.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7]东晋南渡徐兖籍士族诗作研究[D]. 石晨玥. 扬州大学, 2021(09)
• [8]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D]. 杨强. 扬州大学, 2021(02)
• [9]中古河东裴氏家风与家学研究[D]. 席佳彦.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书法教育研究[D]. 孙晓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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