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农业产业化可拓决策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隰县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韦玥[1]（2020）在《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调查与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景观资源的调查评价是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规划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基于国内外风景道景观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案例的总结综述,以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为例,对大新段景观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建立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模型,对大新段风景道进行实证研究,总结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初步的景观规划建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将大新段风景道景观要素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个主类,地文景观、水域景观、城乡景观等6个亚类、25个基本类型;共收集到路段120个景观资源的基本情况,总结出大新段风景道的景观资源特点为:景观资源丰富多样、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组合度高,喀斯特自然山水风光优美,边关历史文化厚重,壮族乡村田园秀丽、民族风情浓郁。从高程分析、坡度分析、土地覆被三个方面,结合景观调查情况将大新段风景道划分为河谷峰丛、峡谷瀑布、洼地峰林、乡村田园四个景观区段。（2）建立包括综合评价层4项指标、项目评价层18项指标、因子评价层17项指标的三级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模型,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模型的各指标权重。（3）基于建立的评价模型对大新段风景道的河谷峰丛、峡谷瀑布、洼地峰林、乡村田园四个景观段进行实证研究,运用物元可拓评价法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四个景观区段的评价等级——峡谷瀑布景观段为“优等”,洼地峰林景观段、乡村田园景观段评价为“良等”,河谷峰丛景观段评价为“中等”,综合分析后得到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整体评价等级为“良好”。（4）根据对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的景观调查及评价,总结出大新段风景道景观现状存在风景道景观资源挖掘不足、资源环境保护措施不到位、城乡景观风貌有待提升、沿线游憩服务设施欠缺、风景道景观亟待整体规划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系统分析评价、准确把握风景道景观价值,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挖掘风景道景观资源,加强资源保护、做好沿线环境景观的修复,突出地域特点、强化自然山水和壮乡风情,建设美丽乡村、梳理整治沿线的城乡风貌,完善服务设施、提高风景道接待服务水平,科学规划设计、提升风景道的整体吸引力七项建议。
王晓鹏[2]（2020）在《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和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因此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技创新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必要探索科技创新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及实际效果。在这一研究主题下,为了探究科技创新作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机理及实际效应,本文按照“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检验—优化政策”的研究思路,对山西省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科技创新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得出科技创新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并分析了科技创新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效应。其次,对山西科技创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测算了山西省及11个地级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分析山西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情况,运用熵值法测度了山西省及各地级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验证科技创新是否会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检验结果:科技创新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具有正向作用。其中,科技创新对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民增收及就业、城乡一体化都有促进作用,但其中在农业产业链延伸上相对作用不明显,存在加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科技创新如何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的政策建议。本文以科技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为研究视角,分析了两者的作用机制,并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效应层面分析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及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科技创新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论文存在些许不足,如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证研究不全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信桂新[3]（2016）在《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还需要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提供“软件”支撑,以及通过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硬件”支撑。多年来,以土地流转和机械化为支撑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效果显着,带来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普遍提高;而由于地貌崎岖、地形切割、地块分散细碎,山地丘陵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缓慢,土地流转面积小,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为破解山地丘陵区农业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难题,亟待寻求面向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的适宜模式和适用技术,以推动山地丘陵区农业转型和现代化。然而,现有针对山地丘陵区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土地流转对农村土地产权体系重构影响的理论分析上,并注重于探讨土地流转与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与土地流转主体行为选择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机制的构建;在少量针对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联动关系的研究中,多侧重于从耕作田块、道路工程、蓄水工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分块工程技术上,探讨土地整治对土地资源整合利用的特征,以及反映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资源整合效应,但鲜有技术集成层面的相关研究报道。为此,本文以资源流动与整合为视角,在对重庆市种植业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选取四川省广汉市和重庆市荣昌区、铜梁区、梁平县为主要参照,遵循“种植业变化—模式探索—技术集成—效应反馈—机制构建”的逻辑框架,结合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及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以种植结构及经营模式变化为需求导向,以土地资源整合利用模式和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关键技术为支撑,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为反馈,以基于城乡统筹的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构建为保障,对山地丘陵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和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响应种植结构由“以粮为主”向“粮菜兼顾”转型的发展契机,山地丘陵区在农业政策取向上应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和培育多元化的农业产业以粮食产销平衡区和山地丘陵区叠加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利用统计数据和半结构访谈信息,构建种植业变化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多维分析模型,研究了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变化呈现粮食作物收缩、菜瓜果作物扩张的竞争态势,区域种植模式从“以粮为主”转变为“粮菜兼顾”,实现了转型增效;（2）重庆市种植业变化特征是各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以农户经营自主权放开为起点、各类因素诱致的环境变化为条件、作物的不同特性为依据发展演化而致的;（3）划定粮食生产红线、转变粮食作物种植模式、加快菜瓜果作物生产机械化、设施化、专业化步伐,是重庆市缓解粮食作物与菜瓜果作物竞争态势,保障粮食自给率稳定和菜瓜果产量、品质持续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基于重庆的经验,研究认为,山地丘陵区的农业政策方向有必要从“一个专注”（专注于粮食生产）向“两个结合”过渡,将合理引导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推广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相结合、稳定粮食生产与促进农业资源优势发挥和多元化发展相结合作为着力点,推动耕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2)选择和转变农业经营模式,山地丘陵区应依据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选取地处山地丘陵区的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以地处平原区的四川省广汉市为参照对象,依据对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大量调查数据,分析比较出山地丘陵区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能值分析法综合评价出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效应差异。结果发现,（1）由于家庭劳动力比重偏低、人口负担重,且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低素质问题突出,加之地块细碎、利用低效,严重削弱了山地丘陵区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导致农户转出农地的“离心力”强于持有农地的“向心力”;（2）由于在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经营方式、流转市场、流转价格等因素上的差异化表现,山地丘陵区与平原区农地转出户的流转行为呈现区域“悖反”特征;（3）由于经营规模、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效益产出上的差异,山地丘陵区农地经营大户不能照搬平原区的经验做法,应立足于自身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4）与平原区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模式大幅度降低农业投入成本的适度规模经营道路不同,山地丘陵区以规模化换取投入成本降低的潜力相对有限,因此在农业集约化方式选择上,应通过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注重于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借以转变农业经营模式。3)应对土地资源流动“不畅”和乡村地域空间整合“受阻”,山地丘陵区应从宏观人地关系调控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通过综合论述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选取山地丘陵区典型的土地整治项目区为研究区,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是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适宜模式。4)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山地丘陵区应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构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实现土地权属调整与工程改造的联动一体遵循“理念—技术—示范”的逻辑思路,通过论述基于资源流动与整合的农业转型途径,提出了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并进行了示范应用。研究发现,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方式不能盲目地向传统农业输入,应通过要素流动将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联结起来,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机融合和价值再造,以形成资源流动与整合的互补性模式和有效途径。为此,山地丘陵区的农业现代化应以整合土地流转的产权调整功能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改造功能为路径,通过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重构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体系,推动农户承包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实现农业转型发展。示范应用结果表明,基于山地丘陵区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集成技术能够满足示范点发展现代农业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为农业转型升级奠定产权基础和工程基础。相关技术经济指标显示,综合示范点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54.02%,农业产业化土地实现率达到73.00%,细碎、不规则的耕作田块的平均密度和形状指数分别下降38.62%和29.46%,农业机械动力提升130.77%,农村宅基地复垦率达到33.78%,农户宅基地复垦增值显化水平达到平均每户89195元,2015年全村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200元。由此来看,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为主线,通过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协同关键技术、土地资源整合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能够解决山地丘陵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破碎化小地块流动、集中、整合为大地块问题,从而破解崎岖地貌背景下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难题,并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实现农村建设用地规范有序的再利用和价值释放。5)通过反馈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应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强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供给的针对性以重庆市3个农业产业化进程梯度差异明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为样区,以土地整治项目为样点,选取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土地流转规模、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亩均产出作为经济效应指标,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作为社会效应指标,构建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改进topsis模型进行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结果表明,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等3项指标处于重要级,指标值变差大、影响强;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变化、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和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等4项处于边缘级,指标值变差小、影响弱;其余指标处于次要级,影响程度居中。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综合效应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关系密切,呈现为农业产业化进展快速型的YQ-I>进展加速型的YQ-II>相对缓慢型的YQ-III,效应等级分别为良、中、差。而单方面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指标等级分布不平衡,效应等级分布不平衡,研究样区内部不平衡。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表现为YQ-III、YQ-II和YQ-I中,经济效应贴近度和社会效应贴近度的差距依次为22.25倍,缩减至1.21倍和0.77倍。因此,山地丘陵区通过农业产业化能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支撑作用,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更好地统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与后续管护;而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6)实现土地资源有效流动与整合,关键是搭建城乡统筹的“有形”、“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建立保障机制以刘易斯经济增长的通道说为视角,分析城乡统筹中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表明,土地整治作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途径,其与城乡统筹分属于两者关系的供给调整面和需求导向面,发挥土地整治对城乡统筹的支撑,必须搭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整治“有形”和“无形”通道,而与“通道”相契合的关键环节和落脚点,是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重庆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取得了实效,其经验证实,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利用“有形”与“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实施“人地分离”的农地集中连片整治和“地随人走”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以便对土地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为保障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进行,应建立主体功能导向机制、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联动机制、“人地挂钩”机制,并在顶层设计、组织管理、收益分配、市场监管、规范用地方面配套相应的主导政策,在消除农户顾虑、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政府职能、调整粮食政策方面配套相应的辅助政策。综上所述,响应种植业转型增效的契机,转移农业劳动力、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稳定粮食生产、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多元化农业产业,山地丘陵区需立足于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作出系统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设计。其中,在过程调控上,首先应从宏观人地关系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其次,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在微观尺度构建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同时,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加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的有效供给。在机制构建上,应结合需求导向面和供给调整面的对应关系,建立资源要素流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通道,保障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顺畅运行。
谭静[4]（2016）在《发达地区“县—镇—村”不同尺度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以宜兴市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长达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土地资源稀缺、低效利用、配置不科学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愈加严峻。作为区域发展的先行先试者,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所面临的人地问题更为突出,亟待解决土地资源供少需多、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粮食安全急需保障、生态环境退化明显等4大人地矛盾。为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地矛盾,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加强对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以解决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用地空间布局不够优化、用地数量结构不尽合理、发展方式外延扩张、县域土地资源配置尺度单一等方面的关键性土地利用难题,这对经济后发地区的土地利用也具有借鉴意义。县域空间单元是都市圈发育的最小地域单元,且我国现行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下,县级行政区是具有完整政府职能与土地资源管理职能的最小行政单元。因此,对经济发达县域土地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的研究很有典型性和必要性。宜兴市隶属江苏省无锡市,是全国排名前十的经济强县,2011年以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产业结构为4.5:55.5:40。该市太滆平原中部和北部经济密度最高,东北片区其次,西部低洼圩区及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密度最低。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GDP产出超过2.5亿元,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150平方米,节约集约用地水平还有上升空间。宜兴市人均耕地面积0.74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0.8亩的耕地安全警戒线。此外,宜兴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大,太湖一度爆发蓝藻危机。总的来说,宜兴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转型问题非常突出,内部各片区发展极不均衡,耕地红线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问题逐步凸显,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区域分工不明显且各镇发展趋同性较高,土地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是开展本研究的合适选择。土地资源的利用强调其空间性。不同尺度有不同问题,要各自侧重解决。现有关于县域的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要么停在县级层面,可行性、针对性不强;要么不同尺度都是一种方法,系统性、互补性不强。针对某一个特定空间尺度的探讨比较多,但不同尺度空间的优化模式如何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研究不多。现有的方法往往确定了全县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方案,但各类用地指标在乡镇间的分配却通常不是最优的。因此,如果不能在乡镇层面进行各类用地的指标控制和数量优化,或者越过村级尺度直接将各类用地布局到地块尺度上,在实际的土地资源管理中都难以得到很好落实。因此,在县域土地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充分考虑县、镇、村三级不同行为主体的目标分解和相互耦合十分必要。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人地协调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城乡统筹理论等,构建经济发达地区“县-镇-村”不同尺度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体系,提出基于主导功能视角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研究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的时空差异特征与变化趋势,并通过县级尺度土地利用主体功能分区的宏观引导、镇级尺度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中观控制、村级尺度用地调整具体模式的微观实现,来完成区域土地资源的三级尺度系统化最优配置。论文以宜兴市为典型研究区,对其区域土地资源进行了不同尺度优化配置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县级分区引导—镇级结构优化—村级模式实现”这3级层层落实、分工协调的县域土地资源配置的尺度分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经济发达县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土地利用问题。其中,县级尺度上的宏观引导,是直接将县域内的经济社会生产体系地域分工和用地指标分到不同类型的乡镇;镇级尺度上的中观控制,是将县级确定的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落实到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方案的优选中;而土地利用的村级尺度微观实现,则是以农村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载体,来具体实现最优配置方案的用地调整目标。（2） 2000-2011年,宜兴市土地利用时空差异显着。其中,生活用地面积稳定增加、生产用地面积总体减少;区域土地利用功能结构更加均衡,生产主导功能用地和生态主导功能用地的优势性逐渐降低;宜居性较强的区域以新城区宜城街道、开发区和环科园为中心,而南部低山丘陵区与北部环漏湖生态脆弱区宜居性较弱;生产用地优势利用区主要布局在宜居城镇中心近郊,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生态用地优势利用区主要布局在宜居城镇中心远郊,集中于南部低山丘陵区、东部环太湖区域和北部环滆湖地区。宜兴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宜居性逐年上升,但未来近期的土地转型仍有很大空间,居住生活功能与交通物流功能仍待提升,生活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增长仍是主要转型利用趋势,主要以现有城市发展核心（宜城街道、开发区和环科园）为中心和优势区域向外扩张。（3）基于SWOT分析的宜兴市土地利用主体功能分区结果表明,开发区、环科园和官林镇3镇可划属于土地利用重点开发区,新建镇、高塍镇、和桥镇和周铁4镇划属于土地利用拓展开发区,杨巷镇、徐舍镇、西渚镇、张渚镇、丁蜀镇、新庄街道、万石镇和芳桥镇计8镇划属于土地利用适度开发区,其余宜城街道、太华镇和湖父镇3镇划属于土地利用优化开发区,宜兴市五大生态特殊区域（太湖地区、滆湖地区、宜兴林场、大贤岭林场和横山水库）划属于土地利用限制开发区。不同土地利用开发区的区域发展与土地开发利用的目标定位各异,相应的配套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也应进行差别化配套。（4）基于情景预测和灰色多目标动态规划等,对宜兴市重点开发区中的官林镇的实证研究表明,截至研究末期2020年,其村庄用地应由现状的1524.55 hm2减少为200.94 hm2,水域面积由3751.91 hm2减少为3598.74 hm2,工矿用地逐步复垦整治,未利用地逐步整理开发,交通用地由508.84 hm2增加至1037.96 hm2,耕地面积由3325.08 hm2 增加至 3678.40 hm2,城镇用地由 1317.92 hm2 增加至 1651.36 hm2,林地由21.93 hm2增加至175.10 hm2,园地由14.08 hm2增加至164.90 hm2,而牧草地与沟渠等附属生产用地做存量优化即可。官林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方案的实施,将使其区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提高0.17个百分点,生态效益提高0.29个百分点,而社会效益则降低1.05个百分点。（5）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燃烧理论与四象限分析模型等,对官林镇18个建制村的实证研究表明,官林村、滨湖村和笠渎村3个村为城镇型用地调整低风险村,适用于就近城镇化模式;凌霞村和都山村2个村为城镇型用地调整高风险村,适用于特色城镇化模式;大儒村、义庄村、韶巷村、滆湖村和东尧村5个村为乡村型用地调整低风险村,适用于新型工业化模式;丰义村、南庄村、杨舍村、白茫村、钮家村、戈庄村、桂芳村和前城村8个村为乡村型用地调整高风险村,适用于农业现代化模式。村域用地调整的不同模式,在针对的目标问题、适用条件与解决方案等方面相互区别。其中解决方案是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用地调整、政策依托与人员安置等内容。
张芹华[5]（2016）在《山西省百企千村工程的战略决策与政策实施研究—三级政府的角色分析》文中提出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工程是山西省委省政府根据我省贫困实情以及转型跨越时期所做出的决策,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土地流转程度低、主导产业竞争力小、产业化程度低、农民收入低等。这些问题反映了我省各级政府在执行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政策中出现了如政府“越位”、“缺位”、主导产业选择失败等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应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与研究,而首先应当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山西省级、市级以及乡级各层级对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与推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管理层次理论以及政策执行偏差理论分析了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的政策执行问题。在省级层面,主要是对省级高层的战略部署以及省级相关部门的决策与措施进行了政策分析;在市级层面,以临汾市为例,通过对市级相关部门对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实施举措以及实施案例分析百企千村产业扶贫的政策执行;在乡级层面,通过对样本村王滩村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并分析乡级层面及农户层面的政策执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是当前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省级高层出台各项政策推进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的实施,但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政策执行环境、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山西省各层级对于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的政策执行与实施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主导产业单一、村企合作开展难等问题,政府应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关政策推进各层级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并对各层级的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同时也应适当下放权力以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引导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与执行,以此推动农企互助,互利共赢,农民收入增加,促进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工程的实施与效果。
张莹[6]（2015）在《中国羊绒产业链主要环节及纵向协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羊绒产业发展迅速,绒山羊饲养规模和羊绒产量不断增长,羊绒加工能力显着提升,羊绒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牧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还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近年来,羊绒产业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生产成本提高、流通市场紊乱、加工国际竞争优势减弱、企业利润摊薄等问题日渐突出。基于此,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羊绒产业发展状况意义重大。此外,虽然目前中国羊绒产业链较为完整,但产业链联接不畅,各环节之间的纵向协作关系较为松散,缺乏协同合作。从当前情况看,完善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优化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获取整链效益,帮助我国羊绒产业真正做大做强。羊绒产业链涉及绒山羊养殖、羊绒生产、销售流通、加工染整等多个过程,羊绒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依靠产业链的整体协作与发展。为对羊绒产业链进行整体研究,本文引入产业链的分析框架,系统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SCP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纵向协作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重点对羊绒产业链生产、流通和加工三大环节和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以及农牧户纵向协作行为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研究的逻辑顺序是：第一章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目标,思路及方法等；第二章对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引述理论基础；第三至五章分别对羊绒产业链生产、流通和加工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全面分析了羊毛产业链各环节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进行研究,之后还对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下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做论证铺垫；第六章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的形成机制,然后运用典型案例总结了羊绒产业链的纵向协作模式,最后运用博弈论对纵向协作模式的优化机制进行探讨；第七章对农牧户羊绒销售渠道、纵向协作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文章归纳总结中国羊绒产业链各环节的产业特点、纵向协作模式和农牧户纵向协作选择行为,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羊绒产业链生产环节以小规模分散养殖户居多,区域集中度较高,进入与退出壁垒在提高；（2）促进小规模分散养殖模式转向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合作社／协会+养殖户”模式是目前促进中国羊绒生产环节提高绩效水平的主要途径：（3）中国羊绒产业链流通环节市场集中度、进入与退出壁垒较低,贩子收购交易模式中羊绒流通成本最高,工牧直交模式流通成本最低,远期现货电子交易模式流通成本居中；（4）中国羊绒产业链加工环节市场集中度较低,存在严重的产品同质化,进入壁垒较低而退出壁垒较高,成本利润效率在逐步提高,但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依然较低：（5）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可分为市场交易、合同／口头协议、合作社／协会和纵向一体化四种模式,目前以市场交易模式为主：（6）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交易成本特征和人际关系特征相关变量中,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影响,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有正向影响,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负向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有正向影响。
何立恒[7]（2014）在《黄土高原沟道整治潜力评价及模式研究 ——以延安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黄土高原,传统的淤地坝建设已不合时宜,且耕地占补平衡难度较大。而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典型区的延安市,蕴藏着丰富的沟道资源,要将沟道变成沃土,沟道整治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本文以延安市为研究区,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和数理统计等技术和手段,以可持续发展、地域分异、景观生态等学科为理论指导,从沟道宏观地形、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四大潜力因素中筛选12个评价指标,构建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取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和气象等资源环境指标,研究和分析其发生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完成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的综合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级,得到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级别及空间分布。提出基于潜力级别和沟道特征的分区沟道整治模式。本论文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如下:（1）在界定沟道整治潜力内涵的基础上,围绕延安市特殊的地形地貌,结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外部条件变化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依据耕地的适宜性、限制性并综合各种相关因素,针对进行农业生产的整治目标,结合土地整治影响的指标因素和整治潜力评价指标选取原则,构建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加权综合指数和法评价各评价单元的潜力值。从沟道的微观地形因子出发,定性分析具体沟道的整治潜力。综合区域宏观和微观地形因子,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的分析和评价。（2）提取了延安市1 km及以上的沟道网络,并对其地形特征进行分析。以2010年的TM遥感图像和数字高程模型（DEM）为数据源,采用D8算法提取了延安市沟道网络。利用地貌几何数学模型对所提沟道进行分级,回归分析得出沟道长度与级别满足对数函数关系。基于DEM提取延安市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等宏观地形因子和沟道形状、纵比降等微观地形因子,发现宏观地形因子的坡度、坡向和高程对沟道的形成和演化及对沟道整治的影响大。除洛川县外,各区县坡度介于10°-15°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15°-20°,再次是5°-10°,此三个区间的坡度所占比例达60%。延安市各区县坡向分布比较均匀,各坡向所占比重相差不大,东向坡略占优,而北向坡处于最弱势。延安市1km以下的沟壑众多,对沟壑密度的贡献巨大,黄土高原沟壑区1 km以下的沟壑占总沟壑的比例约67%,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比例高达80%。（3）研究延安市土地覆被变化特征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景观格局特征,揭示潜在的景观秩序及对沟道整治的影响。采用空间叠加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和空间转移矩阵分析土地覆被变化及空间分布规律。2000-2010年,延安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大,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未利用土地面积增加,存在土地退化现象,草地和林地面积不断增加,西南部和东南部林地面积所占比例大,东北部草地面积增加明显。因此,耕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加剧了人地矛盾,需要通过沟道整治来补充耕地。2010年延安市景观类型比较复杂,斑块特别是耕地斑块数量不断增加,平均斑块面积不断减小,因此,需要通过沟道整治来增加耕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另外,景观破碎程度比较大,异质性和边缘效应比较明显,类型及类型之间的连通性比较差,受外界干扰比较大。但是,变化幅度在减缓,草地和林地面积的增加使其内部连通性较好,草地和林地景观的优势度增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沟道整治的实施。提取和分析2000-2010延安市逐年的植被覆盖度。方法如下:首先将最大合成法作用于MODIS数据生成植被指数NDVI,然后Savitzky-Golay滤波对其进行平滑处理,最后对NDVI归一化,计算获得逐年的年均和年最大植被覆盖度。从时间尺度,延安市植被覆盖度呈小幅波动增长趋势;空间尺度上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东南部,而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植被覆盖度较低,但东北部增幅较明显。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增强了区域生态承载能力,有利于沟道整治,但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沟道整治的难度、潜力等在空间上的差异明显。提取和分析了延安市1980-2010年气温和降水量及其变化规律。方法如下:选取相关气象站点数据,利用最临近点插值法对其空间插值,得到延安市1980-2010年降水量和气温,利用趋势分析、小波分析和极端变化分析得到气温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延安市气候变暖,年际气温持续升高,总增幅超过1℃,幅度较大;降水量呈减少的趋势,但减幅较小,且21世纪以来,有所回升。气温和降水长周期变化规律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5-10年短周期变化存在明显差异,且震荡规律性减弱。相比而言,气温变化较降水量变化的稳定性强,变化规律更有序。降水量的小幅增长有利于沟道整治的实施。（4）基于所提取和分析的沟道网络、地形特征、土地利用、植被覆盖、气象等客观数据,外加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30 m×30 m为评价单元对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进行评价。2010年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整体上较小,超过一半区域的整治潜力属于小潜力区,而大潜力区面积比重只占到12.7%,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中南部和东南部潜力大,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潜力小,大体上呈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递减的趋势,整治潜力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从各区县的平均值分析,2010年延安市的西部和东北部3个县（吴起、子长和延川县）的沟道整治潜力很小;北部、中部和南部4个区县（洛川、宝塔、安塞和志丹）整治潜力较小;而中南部和东南部的整治潜力大,其中,东南部的黄龙县属于很大潜力区,中南部的富县和甘泉属于较大潜力区;西南部的黄陵,东部的宜川和延长同属于中等潜力区。（5）基于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评价结果所划分的潜力级别,从沟道宏观地形特征、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因素上综合识别出优先整治区、整治后备区、生态保持区和生态控制区。对于优先整治区,又从沟道的沟头、边坡和沟底,提出沟道不同部位治理的工程模式为控制沟头延伸、阻止沟岸扩张和沟底整治模式。进一步从沟道的形状、纵比降、平面形态等微观地形因子,提出沟底整治模式有拦洪蓄水淤地型、沟底填筑型（闸沟造地型）和沟台地治理型三种。复杂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延安市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导致沟道整治潜力的空间差异。通过定量评价和分析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级别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为区域沟道整治及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治理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为我国黄土高原土地整治后效评价及生态环境改善调查和监测提供技术支持。
马明德[8]（2014）在《宁夏东部风沙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运用目前较为成熟的一些方法分别从盐池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盐池县生态足迹、盐池县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等方面对盐池县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并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对盐池县生态安全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RBF神经网络方法对盐池县的生态安全进行了预测分析。其主要结论如下。（1）士地利用／覆盖变化（Land Use/Cover Change,简称LUCC）是引起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盐池县1985年、1996年、2000年和2010年四个时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分析表明,草地、耕地和沙地是盐池县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变也主要发生在这三类土地之间,其中,1985-1996年耕地、沙地、城镇用地和未利用士地的面积在增加,林地、草地和水域的面积在减少；1996～2000年耕地面积增加较快,草地面积减少较快,林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增加,沙地和未利用士地面积有所减少；2000～2010年,耕地面积首次出现减少,林地、草地和城镇用地面积增加得比较快,沙地面积也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也得到了有效治理。基于LUCC的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表明,2000年后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禁牧封育”工程的实施,人类对当地景观的干扰程度有所减轻,对盐池县生态环境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不大,但是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草地、耕地和林地三类土地面积发生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盐池县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盐池县草地和林地面积在增加,而耕地面积在减少,全县整体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分析表明,影响盐池县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分别归纳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因素、粮林生产和第二产业因素及人口因素等三大类因素。从单个因子看,第一产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牧业产值、农村用电量、第三产业产值、农业产值、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产值、乡村劳动者数、林业产值、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市化率是影响盐池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重要因素。（2）生态足迹方法可有效地度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也是进行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一种有效方法。盐池县生态足迹分析表明,1995～2012年盐池县的总生态足迹变化较大,总生态承载力变化不大,总生态赤字持续保持下降趋势,其中2005年以后总生态赤字成为负值,究其原因,总生态赤字的变化主要是由总生态足迹的变化引起的。从总生态足迹的构成结构来看,化石能源用地、草地和耕地在盐池县总生态足迹构成中占有绝大部分比例。人均生态足迹方面,1995～2012年盐池县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增加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方面,盐池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人均生态赤字方面,盐池县人均生态赤字逐年增加。人均生态足迹的构成方面,耕地、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占有较大比重；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构成方面,耕地、草地所占比重较大,2002年以后林地所占比重逐渐开始增加。万元GDP生态足迹与万元GDP生态盈余方面,从1995年开始盐池县万元GDP生态足迹呈现下降趋势,说明盐池县的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止在逐渐提高；1995-2003盐池县的万元GDP生态赤字表现为盈余,2004年以斤万元GDP生态赤字表现为赤字,说明经济发展已经超出了盐池县的生态承载范围。生态足迹多样性及Ulanowicz发展能力分析表明,在生态足迹多样性呈现减少趋势的情况下,盐池县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生态足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的,而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出现减少的现象,并不能说明近年来盐池县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好转的迹象。以上分析表明,目前盐池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状态,盐池县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盐池县生态足迹的原因,本研究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盐池县生态足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农民人均生活支出、第一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城市化率等5项因子是影响盐池县生态足迹的主要原因。（3）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范畴之一。农牧业生产对盐池县生态环境影响十分明显,盐池县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表明,盐池县农业经济在不断发展、生态环境状况在不断改善,盐池县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协调程度在不断上升,但是盐池县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很突出。为了更进一步对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本研究选取对盐池县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地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TIRPAT模型对影响草地面积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的增长是导致盐池县草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人均GDP与草地面积之间有可能存在类似Kuznets曲线,说明经济发展会对盐池县生态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作用。通过构建VAR模型、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影响盐池县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与农村劳动人口、畜牧业和农业化肥施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畜牧业与盐池县农业经济之间存在长期止相关,而且畜牧业对盐池县经济的贡献度较高,是盐池县未来应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农业化肥施用量与盐池县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正相关,但是这种影响不稳定,对盐池县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并不高,因此盐池县今后应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劳动人口与盐池县农业经济之间呈负相关,不仅对盐池县农业经济增长缺乏贡献,而且还会抑制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盐池县应该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至二、三产业。（4）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因此,其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由多因子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我们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来构建盐池县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县生态安全压力子系统早.波动下降趋势,其中1995～2007年处于“重警”状态,2008～2012年处于“巨警”状态；状态子系统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1995～2007年处于“巨警”状态,2008～2012年处于“重警”状态；响应子系统呈现上升趋势。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呈上升趋势,警度由“重警”转为“中警”,其中,1995～2006年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呈波动上升,但其警度仍然为“重警”；2008～2012年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上升较快,而且指数均大于0.2,其警度为“中警”,这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禁牧封育”工程的实施,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有密切关系,也说明人们的生态观念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盐池县生态安全的机制,本研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化肥适用强度、人口密度、人口数、沙化面积比重、畜牧业比重、农业人口比重、人均耕地面积、财政支农资金比重等因素是影响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又运用灰色RBF神经网络对盐池县生态安全指数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盐池县未来5年的生态安全指数会继续好转,其中2016年和2017年系统将处于“较不安全”和“临界安全”状态,警度将处于“高警”和“中警”,但是环境压力依然很重。
吴彩云[9]（2013）在《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判定及开发研究》文中提出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具有普遍性，且其是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瓶颈”，而目前对该区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研究有助于认清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短板”，为欠发达旅游非优区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从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区位非优区、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根据研究成果、理论结晶对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提炼出文章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应用因子分析法、改进的熵值法、复合权重法对山西省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衡量，并运用经典域划分法从经济和旅游两个维度将山西省11个市域划分成七大区域，确定出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再次，分析了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区域概况，应用描述性统计法、临近指数、基尼系数、拓扑分析法及Adobe Photoshop工具对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旅游发展规模、旅游资源、旅游交通及客源市场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旅游业开发条件。最后，构建阳泉需求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和吕梁社会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对阳泉和吕梁旅游产品空间结构进行布局并针对红色旅游产品、宗教旅游产品、绿色生态旅游产品等专项旅游产品提出开发对策；对客源市场进行定位与开拓并根据4P营销策略策划了旅游营销宣传方案；提出了政府主导、政策优化、多渠道融资、完善基础接待设施、引进人才及区域联动等的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旅游业发展保障性措施。
郑华伟[10]（2012）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形成、测度与改善》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致了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导致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要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农村土地整理。通过农村土地整理,可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资源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性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村土地整理工作,截止至2006年底,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共安排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8批2320个,建设规模162.6×104hm2,规划新增耕地面积37.3×104hm2,预算投资总额297.9×109元。随着农村土地整理工作的推进,土地整理内涵发生了变化,农村土地整治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从2010年开始,中央财政将安排260亿元整体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工作；为了完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投入6000亿元新建高标准基本农田。然而,随着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日渐深入,绩效问题逐渐暴露：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超概算,项目未能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以及投入营运后处于亏损局面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开展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构建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框架体系,对于提高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决策水平、建设效果,促进农村土地整理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在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共物品理论、项目治理理论等的支撑下,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范式,系统探讨了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以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来讲,论文开展了以下内容的研究：（1）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运行过程。从农村土地整理的公共物品属性入手,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供给主体、组织过程,探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契约关系。（2）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形成,既有内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论文分别从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的三大基本职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出发分析内部因素对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影响；根据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运作实践,探讨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经济环境、技术水平、自然条件等外部因素对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作用。（3）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从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主体入手,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目标；运用三维结构模型与逻辑框架法构建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测度目标与测度体系确定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指标,选取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方法。（4）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路径选择。结合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公共品性质、公益性目标,探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路径和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路径,前者主要包括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后者主要体现为完善机构设置、优化工作程序和健全管理措施。（5）在以上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实证分析,诊断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制约因素,探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的路径选择。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农村土地整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主要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政府主导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组织过程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运营过程。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过程中,公众、政府、项目业主、承包商等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双层多级委托代理关系,进一步缔结成为不完全契约关系,并通过“项目组合”将临时性契约转变为长期性契约。（2）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受到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与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等内部因素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过程中是可以调控的,但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水平、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单个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周期内是很难依靠人力随意改变的。（3）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项目区公众和项目所在社区等核心利益相关者,测度目标具体分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存在逻辑维、知识维和时间维,三者分别体现为投入、产出、目的、目标,经济、效率、效益、公平和责任,决策、实施和运营,由此建立了基于逻辑框架法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从决策绩效、实施绩效、运营绩效三个层面构建了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分为决策过程、建设规模、业务绩效、财务绩效、结果绩效和影响绩效六个方面的测度指标；进一步建立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的熵权可拓物元模型。（4）开展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内部治理,成立农村土地整理项目业主委员会、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监督委员会,健全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优化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委托代理关系；加强市场治理与环境治理,完善市场治理机制、政府监管机制,有效强化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目标,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效果。完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组织机构,规范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与改善的工作程序,健全多元协作、监测与预警管理信息网络、动态监管、成果应用与反馈等管理措施,进一步强化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有效完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任务。（5）实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以来,苏州市增加了耕地资源面积,提升了耕地资源生产能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组织过程主要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运营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双层多级委托代理关系,进一步缔结成为不完全契约关系,并通过“项目组合”将临时性契约转变为长期性契约。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较为有利,但市场环境、技术水平、自然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当前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项目法人责任制,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不足；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结构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治理机制尚不完善。（6）总体来看,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水平参差不齐,项目之间的差异较大,有两个项目绩效处于“良好”水平、三个项目接近“良好”水平、一个项目接近“较差”水平；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植被覆盖程度较低、防护林网密度较低、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不大、土地利用率提高幅度不大等。最后,论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建设,建立景观生态型农村土地整理模式,完善农村土地整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农村土地整理的后期管护机制。
二、生态农业产业化可拓决策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隰县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态农业产业化可拓决策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隰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调查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阐述 |
| 2.1.1 风景道 |
| 2.1.2 风景道景观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风景道景观三元论 |
| 2.2.2 风景道景观生态学 |
| 2.3 风景道及其景观评价研究实践综述 |
| 2.3.1 风景道研究综述 |
| 2.3.2 风景道景观评价研究综述 |
| 2.3.3 国内外风景道实践典型案例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调查研究 |
| 3.1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概况 |
| 3.1.1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 |
| 3.1.2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 |
| 3.2 大新县概况 |
| 3.2.1 自然环境概况 |
| 3.2.2 人文环境概况 |
| 3.2.3 社会经济条件概况 |
| 3.3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调查研究 |
| 3.3.1 研究范围 |
| 3.3.2 调查方法 |
| 3.3.3 景观要素分类 |
| 3.4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资源调查结果及分析 |
| 3.4.1 地文景观 |
| 3.4.2 水域景观 |
| 3.4.3 植物景观 |
| 3.4.4 城乡景观 |
| 3.4.5 历史古迹 |
| 3.4.6 古今建筑 |
| 3.4.7 景观资源特点 |
| 3.5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区段划分 |
| 3.5.1 高程分析 |
| 3.5.2 坡度分析 |
| 3.5.3 土地覆被分析 |
| 3.5.4 景观区段划分 |
| 第四章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体系研究 |
| 4.1 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
| 4.2 风景道景观评价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获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初拟 |
| 4.2.3 评价指标筛选及确定 |
| 4.2.4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2.5 权重计算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实例研究—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评价 |
| 5.1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评价数据获取 |
| 5.1.1 游客、居民问卷调查 |
| 5.1.2 样本人群组成分析 |
| 5.1.3 信度检验 |
| 5.2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物元可拓评价 |
| 5.2.1 建立系统物元 |
| 5.2.2 确定物元的经典域R_j和节域R_p |
| 5.2.3 构建待评物元矩阵R_o |
| 5.2.4 确定待评物元的关联度 |
| 5.2.5 物元可拓评价结果分析 |
| 5.3 大新段风景道景观现状存在的问题 |
| 5.3.1 风景道景观资源挖掘不足 |
| 5.3.2 资源环境保护措施不到位 |
| 5.3.3 城乡景观风貌有待提升 |
| 5.3.4 沿线游憩服务设施欠缺 |
| 5.3.5 风景道景观亟待整体规划 |
| 5.4 大新段风景道景观规划设计建议 |
| 5.4.1 系统分析评价,准确把握风景道景观价值 |
| 5.4.2 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挖掘风景道景观资源 |
| 5.4.3 加强资源保护,做好沿线环境景观的修复 |
| 5.4.4 突出地域特点,强化自然山水和壮乡风情 |
| 5.4.5 建设美丽乡村,梳理整治沿线的城乡风貌 |
| 5.4.6 完善服务设施,提高风景道接待服务水平 |
| 5.4.7 科学规划设计,提升风景道的整体吸引力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 |
| 附表1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指标筛选专家问卷 |
| 附表2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指标权重专家问卷 |
| 附表3 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景观评价游客问卷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工作和创新 |
| 1.4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2章 科技创新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创新 |
| 2.1.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科技创新相关理论 |
| 2.2.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相关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科技创新与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相关研究 |
| 2.3.3 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机理分析 |
| 3.1 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2 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山西省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状分析 |
| 4.1 山西省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
| 4.1.1 山西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
| 4.1.2 山西省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
| 4.1.3 山西省科技创新存在问题 |
| 4.2 山西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 |
| 4.2.1 山西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
| 4.2.2 山西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
| 4.2.3 山西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主要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5.1.1 模型选取 |
| 5.1.2 模型构建 |
| 5.1.3 数据分析 |
| 5.2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
| 5.2.1 检验分析 |
| 5.2.2 科技创新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5.2.3 科技创新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效应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科技创新投入,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坚实后盾力量 |
| 6.2.2 改善科技创新环境,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营造良好的基础 |
| 6.2.3 实施差异化战略,协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科技创新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均值化) |
| 附录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离差标准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3）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农业资源要素构成及属性 |
| 1.2 农业资源要素流动与整合途径 |
| 1.2.1 资源流动与整合 |
| 1.2.2 土地流转途径 |
| 1.2.3 土地整治途径 |
| 1.3 农业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 |
| 1.3.1 资源配置效应 |
| 1.3.2 社会经济效应 |
| 1.3.3 生态景观效应 |
| 1.4 小结 |
| 第2章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 |
| 2.1.1 社会需求分析 |
| 2.1.2 科学问题分析 |
| 2.2 研究意义 |
| 2.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3.1 研究目标 |
| 2.3.2 研究内容设置 |
| 2.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2.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4.1 研究思路 |
| 2.4.2 研究方法 |
| 第3章 山地丘陵区种植业变化与启示 |
| 3.1 数据与方法 |
| 3.1.1 研究框架 |
| 3.1.2 数据来源 |
| 3.1.3 数据模型 |
| 3.2 研究区概况及其种植业变化 |
| 3.3 结果分析与解释 |
| 3.3.1 1978-2011 年重庆市种植业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
| 3.3.2 重庆市种植业变化解释 |
| 3.4 讨论 |
| 3.5 结论和启示 |
| 第4章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利用特征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重庆市江津区概况 |
| 4.1.2 四川省广汉市概况 |
| 4.2 数据与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山地丘陵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特征 |
| 4.3.2 山地丘陵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特征 |
| 4.3.3 山地丘陵区农地经营模式变化 |
| 4.4 结论与讨论 |
| 第5章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整合利用模式与实践 |
| 5.1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导向 |
| 5.1.1 人地关系“三元”结构 |
| 5.1.2 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 |
| 5.1.3 土地整治的目标导向 |
| 5.2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 |
| 5.2.1 目标范式 |
| 5.2.2 整治重点 |
| 5.2.3 行为理性 |
| 5.2.4 运作模式 |
| 5.3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技术 |
| 5.3.1 农用地整合技术 |
| 5.3.2 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 |
| 5.3.3 生态景观提升技术 |
| 5.4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案例 |
| 5.4.1 案例选取 |
| 5.4.2 实证分析 |
| 5.5 结论 |
| 第6章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 |
| 6.1 基于资源流动与整合的农业转型理念 |
| 6.2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 |
| 6.2.1 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技术体系 |
| 6.2.2 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协同关键技术 |
| 6.2.3 耕作田块修筑及其配套技术 |
| 6.2.4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技术 |
| 6.3 综合示范点实证 |
| 6.3.1 综合示范点概况 |
| 6.3.2 数据采集 |
| 6.3.3 技术经济效果评估指标 |
| 6.3.4 结果与分析 |
| 6.4 讨论 |
| 6.5 结论 |
| 第7章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 |
| 7.1 土地整治后效应评价体系构建 |
| 7.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
| 7.1.2 评价模型构建 |
| 7.2 研究样区、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2.1 研究样区与评价单元 |
| 7.2.2 数据获取 |
| 7.2.3 评价数据处理与检验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经济效应分析 |
| 7.3.2 社会效应分析 |
| 7.3.3 综合效应分析 |
| 7.4 讨论 |
| 7.5 结论 |
| 第8章 基于城乡统筹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 |
| 8.1 城乡统筹中资源流动与整合过程分析 |
| 8.1.1 来自“刘易斯通道”的启示 |
| 8.1.2 促进城乡统筹的土地整治“通道” |
| 8.1.3 促进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和落脚点 |
| 8.2 区域资源流动与整合促进城乡统筹的实践考察 |
| 8.2.1 重庆区域概况 |
| 8.2.2 资源流动与整合成效及典型实践 |
| 8.3 资源流动与整合创新机制构建 |
| 8.3.1 主体功能导向机制 |
| 8.3.2 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联动机制 |
| 8.3.3“人地挂钩”机制 |
| 8.4 资源流动与整合配套政策建议 |
| 8.4.1 主导政策措施 |
| 8.4.2 辅助政策措施 |
| 8.5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 博士阶段发表的论文 |
| 参与课题 |
| 附件 |
（4）发达地区“县—镇—村”不同尺度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以宜兴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1.2.1 土地利用时空差异与特征的研究概况 |
| 1.2.2 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布局的研究概况 |
| 1.2.3 土地资源配置的实现模式的研究概况 |
| 1.2.4 已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土地利用特征分析研究方法 |
| 1.4.2 县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分区引导研究方法 |
| 1.4.3 镇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研究方法 |
| 1.4.4 村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实现模式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土地利用与土地利用类型 |
| 2.1.2 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
| 2.1.3 土地利用布局与土地利用分区 |
| 2.1.4 土地利用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
| 2.1.5 土地利用模式与土地利用模式实现 |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人地协调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系统科学理论 |
| 2.2.4 城乡统筹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经济社会概况 |
| 3.1.3 生态环境概况 |
| 3.1.4 土地利用概况 |
| 3.1.5 相关发展规划 |
| 3.2 数据的来源 |
| 3.2.1 土地利用数据 |
| 3.2.2 经济社会数据 |
| 3.2.3 其他基础数据 |
| 3.3 研究区近十年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 3.3.1 研究区近十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 |
| 3.3.2 研究区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 |
| 3.3.3 研究区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县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分区引导 |
| 4.1 引言 |
| 4.2 本章研究路线与方法 |
| 4.3 研究区土地利用的主体功能分区 |
| 4.3.1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SWOT功能分区 |
| 4.3.2 基于改进熵权TOPSIS法的SWOT功能分区 |
| 4.3.3 研究区土地利用主体功能分区结果的确定 |
| 4.4 功能分区的引导趋向 |
| 4.4.1 重点开发区引导趋向 |
| 4.4.2 拓展开发区引导趋向 |
| 4.4.3 适度开发区引导趋向 |
| 4.4.4 优化开发区引导趋向 |
| 4.4.5 限制开发区引导趋向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镇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结构优化 |
| 5.1 引言 |
| 5.2 本章研究路线与方法 |
| 5.3 官林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 |
| 5.3.1 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求解优化方案 |
| 5.3.2 基于灰色物元法的最优方案的判用 |
| 5.4 优化方案的执行、效果与路径 |
| 5.4.1 最优方案的用地调整分析 |
| 5.4.2 最优方案的执行效果分析 |
| 5.4.3 最优方案的实施路径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村级尺度土地资源配置实现模式 |
| 6.1 引言 |
| 6.2 本章研究路线与方法 |
| 6.3 村域用地调整的基础评价 |
| 6.3.1 基于IGM的村域城乡统筹度现状评价 |
| 6.3.2 基于SCT的用地调整潜在社会风险评估 |
| 6.3.3 基于FAM的村域用地调整实现模式分类 |
| 6.4 用地调整的实现模式 |
| 6.4.1 农村城镇化类模式 |
| 6.4.2 新型工业化类模式 |
| 6.4.3 农业现代化类模式 |
| 6.4.4 结构优化任务村级实现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山西省百企千村工程的战略决策与政策实施研究—三级政府的角色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内涵 |
| 2.1.1 农业产业化 |
| 2.1.2 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2.2 管理层次理论 |
| 2.2.3 政策执行偏差理论 |
| 3 省级层面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战略研究 |
| 3.1 省委高层决策 |
| 3.1.1 项目背景与核心 |
| 3.1.2 项目任务与具体措施 |
| 3.2 省级相关部门的具体筹划 |
| 3.2.1 山西省扶贫办等部门相关举措 |
| 3.2.2 山西省农业厅等部门相关举措 |
| 3.3 本章小结 |
| 4 市级层面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具体措施 |
| 4.1 案例选择地：临汾市 |
| 4.2 临汾市百企千村产业化实施 |
| 4.2.1 农业方面 |
| 4.2.2 金融方面 |
| 4.3 临汾市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实施面临的困境 |
| 4.3.1 主导产业方面 |
| 4.3.2 企业运营方面 |
| 4.3.3 政府行为方面 |
| 4.4 本章小结 |
| 5 乡级层面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 |
| 5.1 调研设计 |
| 5.2 案例选择地：古县石壁乡王滩村 |
| 5.3 王滩村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 |
| 5.4 乡级百企千村产业化扶贫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中国羊绒产业链主要环节及纵向协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全文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说明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主要理论回顾 |
| 第三章 中国羊绒产业链生产环节的SCP分析 |
| 3.1 中国羊绒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分析 |
| 3.2 羊绒生产环节市场行为分析 |
| 3.3 羊绒生产环节的市场绩效分析 |
| 3.4 我国羊绒生产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羊绒产业链流通环节的SCP分析 |
| 4.1 羊绒流通环节的市场结构分析 |
| 4.2 羊绒流通环节的市场行为分析 |
| 4.3 羊绒流通环节的市场绩效分析 |
| 4.4 目前中国羊绒流通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羊绒产业链加工环节的SCP分析 |
| 5.1 羊绒加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分析 |
| 5.2 羊绒加工环节的市场行为分析 |
| 5.3 羊绒加工环节的市场绩效分析 |
| 5.4 羊绒加工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分析 |
| 6.1 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的形成机制分析 |
| 6.2 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分析 |
| 6.3 中国羊绒产业链相关参与主体纵向协作行为分析 |
| 6.4 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的博弈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牧户对产业链纵向协作选择行为分析 |
| 7.1 农牧户羊绒销售渠道分析 |
| 7.2 农牧户对产业链纵向协作选择行为分析 |
| 7.3 农牧户对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7）黄土高原沟道整治潜力评价及模式研究 ——以延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国内外土地整治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土地整治研究进展 |
| 1.4.2 国内土地整治研究进展 |
| 1.4.3 与沟道整治相关的研究进展 |
| 1.4.4 存在问题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区概况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地域分异理论 |
| 2.1.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2.1.4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 2.2 研究区概况 |
| 2.2.1 自然环境条件 |
| 2.2.2 经济社会状况 |
| 第3章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方法 |
| 3.1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 |
| 3.1.1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内涵 |
| 3.1.2 沟道整治影响因素分析 |
| 3.2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的指标选择 |
| 3.2.1 指标选择原则 |
| 3.2.2 单指标 |
| 3.2.3 综合指标体系 |
| 3.2.4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
| 3.3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方法 |
| 3.3.1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单元的划分 |
| 3.3.2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模型 |
| 3.3.3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权重 |
| 3.3.4 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的处理方法 |
| 3.4 指标获取及数据处理 |
| 3.4.1 数据源 |
| 3.4.2 遥感数据处理方法 |
| 3.4.3 沟道提取方法 |
| 3.4.4 土地利用数据分析方法 |
| 3.4.5 气象数据分析方法 |
| 3.4.6 植被数据处理方法 |
| 3.5 小结 |
| 第4章 延安市沟道提取与特征分析 |
| 4.1 黄土高原地貌与沟道特征 |
| 4.2 基于DEM的沟道信息提取 |
| 4.2.1 沟道信息提取原理 |
| 4.2.2 延安市沟道提取结果 |
| 4.3 基于地貌几何数学模型的沟道分级 |
| 4.3.1 沟道分级原则 |
| 4.3.2 沟道分级方法 |
| 4.3.3 延安市沟道级别分析 |
| 4.4 沟道地形特征分析 |
| 4.4.1 沟道宏观地形因子分析 |
| 4.4.2 沟道微观地形因子分析 |
| 4.5 延安市沟道整治分析 |
| 4.5.1 沟道特征对其整治潜力的影响分析 |
| 4.5.2 典型沟道特征及其整治潜力分析 |
| 4.6 小结 |
| 第5章 区域资源环境变化与沟道整治分析 |
| 5.1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1.1 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
| 5.1.2 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 |
| 5.1.3 土地利用变化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2 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2.1 景观格局的空间特征 |
| 5.2.2 景观格局的时间特征 |
| 5.2.3 景观格局变化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3 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3.1 植被覆盖度的时间变化 |
| 5.3.2 植被覆盖度的空间变化 |
| 5.3.3 区县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 |
| 5.3.4 植被覆盖变化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4 气象要素变化及其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4.1 气温年际变化特征 |
| 5.4.2 降水年际变化特征 |
| 5.4.3 气温和降水年际周期变化特征 |
| 5.4.4 气象要素变化对沟道整治的影响 |
| 5.5 小结 |
| 第6章 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评价 |
| 6.1 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评价指标处理 |
| 6.1.1 评价指标数据赋值 |
| 6.1.2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
| 6.1.3 指标权重计算 |
| 6.2 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分析 |
| 6.2.1 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的总体分析 |
| 6.2.2 延安市沟道整治潜力解析 |
| 6.3 小结 |
| 第7章 延安市沟道整治模式研究 |
| 7.1 沟道整治潜力级别的分区整治模式 |
| 7.2 沟道整治的工程模式 |
| 7.3 沟底整治的工程模式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宁夏东部风沙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 1.4 生态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2 社会经济概况 |
| 第3章 盐池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
| 3.1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数据获取 |
| 3.2 数据处理 |
| 3.3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分析 |
| 3.4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生态效应分析 |
| 3.5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盐池县生态足迹分析 |
| 4.1 生态足迹概念及研究进展 |
| 4.2 生态足迹方法的原理及计算模型 |
| 4.3 盐池县生态足迹计算 |
| 4.4 盐池县区域发展能力分析 |
| 4.5 盐池县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盐池县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研究 |
| 5.1 农业、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 |
| 5.2 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的基本理论 |
| 5.3 盐池县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度分析 |
| 5.4 基于STIRPAT模型的草地面积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5 影响盐池县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动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盐池县生态安全预测分析 |
| 6.1 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概念和基本框架 |
| 6.2 盐池县PSR模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 基于PSR模型的盐池县生态安全分析 |
| 6.4 盐池县生态安全预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建议和措施 |
| 7.3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判定及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本文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及特征分析 |
| 2.1.1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概念界定 |
| 2.1.2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特征 |
| 2.2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产生的原因 |
| 2.2.1 客观原因 |
| 2.2.2 主观原因 |
| 2.3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基础理论 |
| 2.3.1 区位理论 |
| 2.3.2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3 旅游地屏蔽理论 |
| 2.3.4 木桶理论 |
| 2.3.5 后发优势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判定 |
| 3.1 判定方法的介绍 |
| 3.1.1 因子分析法 |
| 3.1.2 改进的熵值法 |
| 3.1.3 复合权重法 |
| 3.1.4 经典域确定法 |
| 3.2 山西省欠发达地区的判定 |
| 3.2.1 指标选择的原则 |
| 3.2.2 判定指标的具体选取 |
| 3.2.3 基于复合权重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
| 3.2.4 山西省欠发达地区的判定结果分析 |
| 3.3 山西省旅游非优区的判定 |
| 3.3.1 旅游发展判定指标的具体选取 |
| 3.3.2 基于复合权重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
| 3.3.3 山西省旅游非优区的判定结果分析 |
| 3.4 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确定 |
| 3.4.1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判定 |
| 3.4.2 判定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旅游开发条件分析 |
| 4.1 区域概况 |
| 4.1.1 区域位置与范围 |
| 4.1.2 经济条件分析 |
| 4.2 旅游业发展规模分析 |
| 4.2.1 旅游总收入分析 |
| 4.2.2 旅游接待量分析 |
| 4.2.3 旅行社与星级饭店分析 |
| 4.3 旅游资源分析 |
| 4.3.1 旅游资源总体评价 |
| 4.3.2 旅游资源类型分析 |
| 4.3.3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4.4 旅游交通分析 |
| 4.4.1 区域交通概况 |
| 4.4.2 旅游景区交通分析 |
| 4.5 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
| 4.5.1 总体客源市场分析 |
| 4.5.2 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的旅游开发对策 |
| 5.1 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开发模式的确定 |
| 5.1.1 阳泉需求驱动型旅游开发模式 |
| 5.1.2 吕梁社会驱动型旅游开发模式 |
| 5.2 旅游产品空间结构优化与产品开发 |
| 5.2.1 旅游产品空间结构优化 |
| 5.2.2 旅游产品开发 |
| 5.3 旅游客源市场开拓与营销对策 |
| 5.3.1 旅游客源市场开拓 |
| 5.3.2 营销对策 |
| 5.4 旅游开发保障措施 |
| 5.4.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及优化政策保障 |
| 5.4.2 拓宽旅游投融资渠道 |
| 5.4.3 优化基础设施与服务接待设施 |
| 5.4.4 加强专业人才培训与行业管理 |
| 5.4.5 区域联动发展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形成、测度与改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 |
| 2.1.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 |
| 2.1.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形成 |
| 2.1.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 |
| 2.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相关研究 |
| 2.2.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评价 |
| 2.2.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 |
| 2.2.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 |
| 2.2.4 公共项目绩效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农村土地整理 |
| 3.1.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 |
| 3.1.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 |
| 3.1.4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 |
| 3.1.5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 |
| 3.1.6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 |
| 3.2 基础理论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3.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4 公共物品理论 |
| 3.2.5 项目治理理论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形成 |
| 4.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运行过程 |
| 4.1.1 农村土地整理的公共物品属性 |
| 4.1.2 农村土地整理的供给主体 |
| 4.1.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组织过程 |
| 4.1.4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委托代理关系 |
| 4.1.5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契约关系分析 |
| 4.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内部影响因素 |
| 4.2.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 |
| 4.2.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 |
| 4.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外部影响因素 |
| 4.3.1 政策环境 |
| 4.3.2 经济环境 |
| 4.3.3 技术水平 |
| 4.3.4 市场环境 |
| 4.3.5 自然条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 |
| 5.1 测度目标 |
| 5.1.1 测度主体选择 |
| 5.1.2 测度主体的价值观 |
| 5.1.3 测度主体的利益诉求 |
| 5.1.4 测度目标分析 |
| 5.2 测度体系 |
| 5.2.1 测度系统的三维结构模型 |
| 5.2.2 基于逻辑框架法的绩效测度体系 |
| 5.2.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体系 |
| 5.3 测度指标 |
| 5.3.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3.2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步骤 |
| 5.3.3 测度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
| 5.3.4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决策绩效 |
| 5.3.5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绩效 |
| 5.3.6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运营绩效 |
| 5.4 测度方法 |
| 5.4.1 项目绩效测度常见方法 |
| 5.4.2 熵权可拓物元模型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 |
| 6.1 完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 |
| 6.1.1 完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内部治理 |
| 6.1.2 健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治理 |
| 6.2 加强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管理 |
| 6.2.1 完善机构设置 |
| 6.2.2 优化工作程序 |
| 6.2.3 健全管理措施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实证研究：以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
| 7.1 区域概况 |
| 7.1.1 自然条件概况 |
| 7.1.2 社会经济概况 |
| 7.1.3 土地利用现状 |
| 7.2 苏州市农村土地整理概况 |
| 7.2.1 整体情况 |
| 7.2.2 项目区概况 |
| 7.3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形成 |
| 7.3.1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运行过程 |
| 7.3.2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影响因素 |
| 7.4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测度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结果分析 |
| 7.5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策略 |
| 7.5.1 完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 |
| 7.5.2 加强农村土地整理管理建设 |
| 7.5.3 健全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改善的保障措施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四、生态农业产业化可拓决策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隰县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边海国家风景道（大新段）景观调查与评价[D]. 韦玥. 广西大学, 2020(02)
- [2]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D]. 王晓鹏.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3]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D]. 信桂新. 西南大学, 2016(04)
- [4]发达地区“县—镇—村”不同尺度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以宜兴市为例[D]. 谭静.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2)
- [5]山西省百企千村工程的战略决策与政策实施研究—三级政府的角色分析[D]. 张芹华.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4)
- [6]中国羊绒产业链主要环节及纵向协作研究[D]. 张莹.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7]黄土高原沟道整治潜力评价及模式研究 ——以延安市为例[D]. 何立恒. 南京大学, 2014(06)
- [8]宁夏东部风沙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D]. 马明德. 宁夏大学, 2014(02)
- [9]山西省欠发达旅游非优区判定及开发研究[D]. 吴彩云. 燕山大学, 2013(08)
- [10]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形成、测度与改善[D]. 郑华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