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名地方官员大力推动区域发展

一、31位地方大员力推区域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郭亚宾^[1]（2020）在《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文中认为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我国金元之际一位杰出的契丹族政治家。他身为契丹皇族后裔,自幼生长于中原地区,在金元相交之际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最终成为窝阔台主政时期的重要辅臣,为保存并发展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的文明、促进蒙元政权的汉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身世经历极为特殊。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蒙元初期的治理转型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经历了辽宋夏金长时期分裂之后的中国,来到了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历史关口;从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以来300多年的家族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这支契丹皇族的汉化过程。耶律楚材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身逢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毅然承担起延续斯文一脉的人生使命。耶律楚材的治学体现了博约结合、道器并重的特点。从学术渊源来看,楚材主要受四方面影响:自八世祖耶律倍至父亲耶律履、母亲杨氏薪火相传的家学;伴随金朝科举制的发展,为进身仕途刻苦攻习的官学;面临生死抉择,皈依佛门师从万松行秀参悟的禅学;身处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不拘门限广泛吸收的当时流传于北方的各类学术。在知识技能方面,楚材博览群书、业有专攻,他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礼法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尤其擅长术数、理财和语言文章,体现了切合时务、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艺术修养方面,楚材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词臣倡始”;文章骈散兼备,娴熟老道;书法气势雄健,刚毅劲拔;鼓琴情理交融,技艺超群;他甚至能够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以应对政治斗争对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信仰方面,楚材既是一名标准的儒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对道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习和体悟,他出入三教,淹通百家,涵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卓越事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耶律楚材参与治国理政历经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和乃马真后称制等四个时期。他凭借杰出的才干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一步步跻身蒙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他依据中原汉法谋划了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制等十个方面的治国方略,抓住窝阔台宽宏放权的历史机遇,以非凡的胆魄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在务实层面,他谏言颁布赦令、纠正野蛮提议、阻止屠城政策、设法安定逃民,竭尽全力保护百姓生命;主张编户齐民、抵制游牧泛滥、明确课税额度、坚持休养生息,千方百计恢复经济活力;提出建正朔、立朝仪、创机构、抑割据、建宫室的方案,努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从具体事务入手,“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制建设。在务虚层面,他向蒙古统治者“时时进说周孔之教”,高高扬起儒家大旗,保护并任用一批中原士子,兴文教、开科举,搜索图籍,刊印经典,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提出“华夷一混”的观点,主张各民族融合发展;坚持宗教宽容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发扬正邪之辨、遏制全真坐大、扶持正统佛教;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不失时机地进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引导蒙古政权开启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采取刚柔并济的内联之策。由于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楚材自身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其辅政成效在当时已有显现,尤其对忽必烈时期全面推行汉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耶律楚材的治学与理政密切相关,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原士大夫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他为极度崇尚武力的蒙元政权注入仁义、理性、协和、良序等思想因子,彰显了中华文治的价值取向和独特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利民^[2]（2020）在《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71—1879年,谭钟麟曾先后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1871年初到西北,面对社会局势动荡、民生凋敝的局面,积极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严禁鸦片,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种植方法,并在全省推广植桑养蚕,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效果;时值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设粮台于陕西,谭钟麟全力协助左宗棠,在积极筹饷同时催收统筹各省协饷,为西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援。谭钟麟在陕西任职八年之后于1879年调任浙江巡抚,两年之后（1881）再次来到西北,于1881—1888年间担任陕甘总督。任陕甘总督期间,积极统筹谋划新疆建省事宜,全力支援新疆战后的开发和治理;大力整饬吏治、裁减冗兵、开源节流、大兴文教,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总之,谭钟麟治陕八年、督陕甘六年,在其前后任职西北十四年的时间里,西北的社会治理、开发和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谭钟麟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其很多措施基本延续左宗棠等人做法,创新点并非很多,加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孙云山^[3]（2019）在《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基层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而是实行“行政兼理司法”。清末民初确立了独立司法的原则,制定了基层普设法院的计划,但民国初年刚开始实施就遭遇了诸多困难,不得不于1914年开始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作为将来普设法院之过渡。县知事兼理司法是民国初期推行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县级司法制度,是近代基层司法新旧传统融合的典型形态,也是考察基层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良好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既可考察近代基层司法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分析民国初期改革者们调和中西司法传统,推动中国基层的审判职权的独立化转型、司法人员的专业化转型及诉讼程序的形式化转型努力;又可以窥探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如何实现从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民国初期基层司法转型的缘由。本章从近代基层司法转型的视角探讨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是如何出台的。近代基层司法转型的起点是“行政兼理司法”传统,其在县级具有更强的亲历性和全面性。进入近代,“行政兼理司法”难以处理新型纠纷,也成为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借口。面对这些困境,清末和民初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司法独立理念,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进而开启了基层普设法院的进程。民国初年普设法院计划,以五年为限,筹设期内暂行审检所制度,但仅仅一年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就裁撤了县审检所和审判厅,出台了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并迅速广泛推行。县知事兼理司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是经费短缺、人才匮乏、政局动荡、传统牢固四个方面。县知事兼理司法对于传统“行政兼理司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第二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机构职权独立化转型。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是从传统县级行政兼理司法向独立审判改革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民国北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不断突破最开始设定的制度藩篱,体现了切实在过渡期内逐步实现审判独立的积极进取精神。县知事兼理司法的机构职权独立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向司法权划分来看,县知事获取了相对独立的司法权;而在县知事兼理司法内部,专业化的承审员逐渐取得部分独立审判权。第三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审判人员专业化转型。本章从三个角度展开考察。第一是从县知事的角度看,民国北京政府在县知事任职和履职过程中通过学历要求、考题设置、任前实习、案例指导、重大案件指导、考核奖惩等方式不断强化县知事的法律专业化水平,其效果是相当一部分县知事具备了较高程度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第二是从承审员的角度看,民国北京政府通过任职资格限制和承审员考试筛选,能够选拔出具有较高法律专业化水平的承审员。但是与司法官相比较,承审员的专业化水平仍有差距。第三是从诉讼代理人的角度看,县知事兼理司法禁止律师代理诉讼,诉讼代理人大多为当事人近亲属和地方乡贤,排斥了律师的诉讼代理制度呈现出向传统抱告回归的趋向。第四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诉讼程序形式化转型。本章以刑事诉讼为重点,从诉讼程序的起诉、审理、裁判三个主要阶段展开分析。县知事兼理司法刑事公诉案件的起诉按照制度规定是由县知事径行提审,但是实践中却转变为通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诉启动诉讼程序。在刑事审理阶段,由于侦查、控诉、审判合一,县知事是侦查活动的指挥者,因此侦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便得到了作为法官的县知事提前的内心确信,同时庭审则简化为侦查结论核实程序。县知事兼理司法时期,判决取代传统服判结状成为判决结案的文书形式,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判决能够做到形式规范,说理也较为充分,相较于传统司法有明显的进步。第五章传统和近代夹缝中的县知事兼理司法。本章从合理性阐释、调和新旧司法传统、对基层司法近代转型的影响三个角度分析县知事兼理司法如何在传统和近代的夹缝中运行并推动基层司法近代化。在政治目标驱动下,独立司法成为宪法原则,县知事兼理司法一经出台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合理性在于重拾法为人们提供行为的确定预期的社会性价值,当时中国社会呈现“双元经济现象”,在内地广大农村社会变革近乎静止,这为县知事兼理司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适用空间。县知事兼理司法本身是对新旧司法传统调和的方式主要包括折衷式、替代式、禁止式三种。在经过对新旧传统的调和之后,县知事兼理司法重大体制性问题基本回归传统或呈现出新旧杂糅的色彩,所保留的新式制度多为技术层面内容。县知事兼理司法实现较低限度的独立司法、一定程度的审判人员专业化以及较高程度的诉讼程序形式化。县知事兼理司法在体制、人才、程序设计上为设置县司法处奠定了基础。县知事兼理司法是民国初期独立司法在普通的县缺乏社会基础条件情况下出台的。为了适应司法近代化的趋势,县知事兼理司法融合了中西法律传统,并在其施行期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基层司法近代化目标。作为基层司法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县知事兼理司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县知事兼理司法启示当今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根据各地差异适度分类推进;要确保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李攀^[4]（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项露林^[5]（2019）在《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在铜铅转运、稳控边疆和民生商贸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受自然条件影响,其通航能力十分受限,因此乾隆朝以后航道整治工程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这些工程规模或大或小,或由官方主导或由民间力量兴办,成为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典型场域。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史,就是一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本文即以清代长江上游航道为特定的时空研究范围,通过考察官方与民间力量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合作与博弈,多维度地凸显传统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关系内涵。论文以乾隆年间的金沙江航道工程和嘉道年间的川江航道工程为研究案例。其中,金沙江航道工程以雍乾年间“滇铜京运”为特殊历史背景,是具有鲜明政治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亲自主导,滇省督抚官员负责具体实施,集中体现出国家意志强力推动和社会层面被动适应的过程。然而实际上,该工程虽然长期深入夷寨聚居区,但并未酿成部分朝野人士所担忧的族群冲突,反而因水道运输条件的改善受到沿岸百姓商贾的欢迎。虽然受国家话语权的影响,朝廷对工程效用另有评价,然从实际成效和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该工程依然取得了不俗功绩,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嘉道年间由商人李本忠家族推动的川江航道整治工程则是清代民间力量主导大型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独立承担了工程出资、工程实施及后期维护诸项事宜,而川江沿岸地方官府积极配合整肃施工环境、监督施工过程以及工程完竣后的验勘和议叙等环节。作为民间商人身份的李本忠家族选择与地方官府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并擅长利用国家权威震慑弹压地方反对势力,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在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为论文开篇,讨论了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金沙江、川江自然水文条件,历史通航及清以前水道整治情况,并重点从清代国家和社会层面探讨了整治金沙江和川江航道的历史逻辑;第二、三章集中探讨了“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决策、筹备和实施过程。雍、乾之际,滇省力陈所面临的以铜运为主的紧迫形势,向朝廷奏请开浚金沙江航道并在乾隆初年获得批准,该工程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成为乾隆皇帝亲自监督实施的国家工程,显现出“滇铜京运”为推动金沙江航道工程付诸实施的核心话语和理由;第四章则阐述了嘉、道年间湖北商人李本忠家族主导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基本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与地方官府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尤为值得关注,而民间力量主导、地方官府配合成为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最大特色;第五章以李本忠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作为典型个案,试图藉此探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商”、“民”关系。归州官府、李本忠和世居山民三方经过数年的拉锯战,终于成功封禁阴阳山确保了治滩的彻底性,此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凸显到极致;第六章研究了金沙江和川江航道工程的经费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项工程在经费来源、列支事项和使用上都有较大差别,呈现出官方和民间力量主导工程各自的鲜明特点;第七章从“国家”与“社会”话语角度集中讨论了两项工程的评价问题。对于金沙江工程,朝廷从肯定、质疑到验勘处置,经历了戏剧般的转变,而社会层面则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川江工程,朝廷进行了两次议叙嘉奖,以示国家层面认可,而社会层面则争先向地方官府请示勒石,以彰善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乾、嘉时期清朝政府职能经历了从全面加强到日渐趋弱的嬗变过程。乾隆初年清朝政府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政府职能全面加强,而后随着王朝国家形势变化,政府开始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撤退,所留真空被逐渐成长的民间力量填补;而以李本忠家族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则凸显出清代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崛起。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阶层倾向于与国家权力达成合作,藉此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达到提升商人形象和地位的目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变化既表明了商人精英在传统上的突破,也暗喻了该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徐文武^[6]（2018）在《由经生副业到主业:南洋公学与学堂乐歌》文中研究表明学堂乐歌是清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过程中,士适应社会的变化,主动地由士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物。音乐于士子而言,本是经生副业,至清季却因制度之变,而成为某种近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主业。学堂乐歌课程的设置与发展,由此观之,除了主要得益于制度改变之外,更得益于学堂管理者、乐歌创作者以及乐歌教师等主观努力。不过,学堂乐歌超越单个校区范围,在更广阔的跨越行政区域的学校系统中得以推广实施,却并非抽象的新音乐文化之力量或乐歌作者等具体参与者所能为之的,而是来自学校与艺术之外的政治力量介入。比如苏申地区的乐歌之所以勃兴,其主要原因就是江苏巡抚端方的直接介入与大力支持。

汪禹^[7]（2018）在《东北蒙务机构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内忧外患,边疆危机加剧,清政府为适应形式的变化边疆政策相应做出调整。本文围绕“东北蒙务局”这一主题,对清末新政时期东北蒙务机构及其治蒙思想、举措等进行梳理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涉及1908年到1911年期间,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与锡良对蒙务局的认识及举措,并对两人之间的差异性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对蒙务局两任督办朱启钤、路道槐的治蒙思路及蒙务局相关举措进行论述。东北地区为清王朝龙兴之地,清廷历代皇帝因此格外关注。1644年清军入关后逐渐在东北三省分别设立将军,实行军府制度。蒙古作为满人的重要盟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特殊待遇,即“盟旗制度”,这也是蒙古归附清廷的政治基础。清廷一直十分重视蒙古盟旗的特殊性,专为这种特殊性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从1860年黑龙江将军奏请放垦“蒙荒”到1904年日俄战争,清廷对东北地区蒙旗除有限度的开放,并未从根本上触动盟旗制度。日俄战争之后东北主权危机加深,为了巩固主权,清廷被迫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这是首次由汉人总管东北三省,东北新政由此开启。东北新政最主要举措就是废除军府制设立行省,以促成东北边疆与内地行省制度的一体化。身负东北改制重任的徐世昌对原东三省将军节制东蒙古各旗改制,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和行省对蒙旗的控制。设立东北蒙务局便是这一意图的具体体现。徐世昌设立蒙务局以统筹哲里木盟十旗蒙务为宗旨,蒙务局的设立,标志着东北蒙旗事务由原理藩院直属的中央事务,转变为地方督抚主管的地方事务,是为清朝藩部制度一个重大转变。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大致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基本史料和创新之处;正文共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清朝东北地区的藩部政策及清末东北“内忧外患”局势;第二章主要论述蒙务局设立过程、筹蒙规划、举措,以及蒙务局是如何通过蒙旗内部危机不断干预蒙旗事务、削弱蒙旗旧有自治体制,从而推进一体化进程;第三章主要论述东三省总督与蒙务局之间的关系、总督的调任蒙务局人事及活动的影响,清廷中央内部对藩部政策之间的关系与清末边疆治理的时代特点。结语部分为全文概括总结。

仰君^[8]（2018）在《清末新政时期安徽新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庚子国难后,清廷不得不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力主实施新政,以效日本明治维新。在军事方面,中央政府力图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以重整军备,收揽军权,最终得以在中外竞争中保全政权。在安徽,主政者出于政治投机,或是忠于职守的目的,对新军的编练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于是自筹备起,新军便被给予厚望。安徽新军在组建过程中,通过裁撤绿营,节余了练兵款项,纯化了军事队伍。大规模征募新丁后,土着充入新军,通过确立营制、官制与饷章,安徽逐渐确立一协之军制。武备与后勤作为新军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安徽虽意图建立军工厂以求自给,但人才更新与制造能力的滞后,使得安徽新军需要依靠外购与传统翻新来完善军备。之于军事教育,政府致力于军官录入与晋升途径的制度化,安徽在留学运动和办学热潮的双重作用下,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从综合至专业的军事教育体系,中低阶军官队伍得以充实。而经过西式的训练,普通士兵的素质得到提升,摆脱了旧军“无业游民”的形象。于是,安徽经过邓华熙的皖江变法,王之春的参政议政,诚勋的改造旧军,以及恩铭与冯煦的征兵与整军,其新军建设初见成效。虽然安徽较有质量地完成了混成协建制任务,但政治改革缓慢,上层建筑僵化,军政无法良性发展。光绪末年安徽水灾频发,财政拮据,新军建设受阻。长期的入不敷出,上级军官的腐败,导致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拖累了安徽新军的整体建制,还加深了军队内部的官兵矛盾。但即便如此,对比官制改革的瞻前顾后与经济转型的踟蹰不前,拥有建镇实力的安徽新军已然拥有更深层次近代化的契机。另一方面,革命势力在安徽空前集合,采取多种方式加深对安徽新军的渗透,最终促成了安庆马炮营起义。事变给予了革命者全新的思路,于是新军成为革命势力最重要的砝码,清末新政最终酿成了辛亥革命。

马陵合^[9]（2018）在《路权与税权的博弈——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文中研究说明铁路货捐是清末出现的一种类似厘金的税收种类,其征收对象是铁路运输货物。因为征税权力的不确定性,作为铁路货捐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既要面对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对路权控制和裁撤厘金的双重压力,也有因对子口税制度冲击而招致的外交上压力,更有来自铁路企业要求减轻税负的呼吁。相关各方出于不同的目标,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形成以路权与税权矛盾为核心的多方博弈。路权与税权的矛盾,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征税权和铁路管理权的管理边界不明确。

张铭^[10]（2017）在《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文中提出麦积山石窟第4窟,是麦积山最大的洞窟和北朝建筑遗存,是北周李充信为其祖父所开凿的私家功德窟,将七佛及弥勒信仰与传统孝道相结合,表达对亡去亲人的纪念和往生净土的祈愿。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北周佛教广泛吸收、借鉴东魏北齐以及南朝佛教中的流行元素,佛教兴盛。通过糅合创新,长安这一佛教中心,对周边区域产生了直接的辐射影响,麦积山所处的秦州地区首当其冲。麦积山石窟是秦州佛教中心,作为北方最重要的石窟寺之一,迎来了继北魏、西魏之后,又一大的发展期,开窟造像再掀高潮,第4窟就是麦积山北周洞窟的集大成之作和代表窟龛。以李充信为代表的陇西李氏一支,作为秦州大族,通过与宇文导联姻以及参与到府兵制的军功晋级等方式方法,巩固和提升了家族政治和经济地位,从而有实力去营造第4窟这种耗费巨大、旷日持久的工程,庾信受李充信邀请登临麦积山后,为该窟所作的《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一文,成为第4窟最好的注解。麦积山第4窟是一个原创性洞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通过对长安、邺城、洛阳及南方等区域佛教经典、图像粉本、建筑组合等的吸收和创新,对秦州及麦积山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兼容并蓄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4窟作为麦积山这一佛教圣地中的“说法之堂”和“天宫”所在,在具有了人为赋予的神圣性后,成为了娑婆世界可供人们参拜的人间净土。第4窟和其附属建筑的完成,标志着麦积山佛教圣地构建的成功。随着性质和功能的变化,第4窟成为麦积山宗教活动的中心道场,自隋唐至明清,代有重修,是麦积山北周以降佛教发展的浓缩。

二、31位地方大员力推区域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31位地方大员力推区域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东北蒙务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新政时期安徽新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路权与税权的博弈——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10）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31位地方大员力推区域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 郭亚宾. 河北大学, 2020(08)
• [2]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D]. 马利民. 兰州大学, 2020(01)
• [3]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D]. 孙云山.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D]. 项露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6]由经生副业到主业:南洋公学与学堂乐歌[J]. 徐文武.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8(04)
• [7]东北蒙务机构研究[D]. 汪禹. 内蒙古大学, 2018(01)
• [8]清末新政时期安徽新军研究[D]. 仰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路权与税权的博弈——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J]. 马陵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2)
• [10]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D]. 张铭. 兰州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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