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偏执的游戏破坏者

一、一个偏执的游戏规则破坏者（论文文献综述）

贺文鑫^[1]（2021）在《理据视角下英文网络语言中译研究 ——以《矛盾的互联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网络语言泛指互联网载体下使用的交际语言,其简洁幽默与背后蕴含的社会因素呈现出当代网络文化特色。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下,网络语言在日常语言交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部分规范正向且广为流传的英汉网络语言被收录到权威词典中,成为通用词汇。本次翻译实践基于美国作家瑞安·M·米尔纳与惠特尼·菲利普斯共同撰写的《矛盾的互联网:网络上的恶作剧、古怪与敌对》（The Ambivalent Internet:Mischief,Oddity,and Antagonism Online）一书,该书运用网络语言词句撰写和举例,深入探讨了国外网络表达中暗藏的矛盾性特征。国内外网络与社会文化内核相通,但不同语言在构词表意方面微妙的差异为不断涌现的网络新词语构筑了理解门槛。按照传统翻译方法可能难以将国外网络文化还原给对其缺乏了解的目标读者,这为笔者提供了结合中文网络表达进行翻译的思路。通过对比研究笔者发现,英汉网络语言都具有简洁通俗、创新善变和社会性特征,其构词上也都表现出明显的形态理据、语义理据和社会文化等多重理据。时下很多英文网络语言缺乏精准汉译,而针对这一问题,学界中仍然缺乏深入的讨论和翻译策略研究。本文通过理据分析抽丝剥茧,以选书翻译实例为基础,提出了保留性、可读性、灵活性三大翻译原则,与追根溯源、增补删改、变音对译、同化迁移、情景补充五大翻译策略,尽可能还原文本特色,提供符合中文网络表达习惯的译文。经问卷验证,各译例在读者间取得了较高认可,展示出理据视角下翻译原则与策略的可行性。本文结合实践经验对英文网络语言的汉译方法进行探究,旨在为网络语言翻译研究添砖加瓦。选书中涉及到的各类网络语言现象也可为网络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案例与素材。

刘翔宇^[2]（2020）在《好莱坞惊悚片剧作研究》文中认为好莱坞电影早就已脱离了传统类型电影的发展轨迹,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类型电影风格的杂糅。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新好莱坞电影发展迅猛,反类型电影层出不穷,类型电影的风格混合程度越来越高。惊悚片作为一种典型的类型混合电影,不仅如同传统恐怖电影能够提供紧张惊恐的观影情绪,而且通过情节悬念的设置令观众产生深层次的焦虑心理。惊悚片在六十年代之前被划分为恐怖片的次类型,以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于1960年拍摄的《惊魂记》为标志,惊悚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走向成熟。因此在视听语言风格上惊悚片必然受到恐怖片的影响。而风靡于四五十年代的黑色电影同样对惊悚片的形式与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惊悚片的核心叙事模式由希区柯克拍摄的一系列影片构建出来的。在叙事上,惊悚片的题材和主题贴合美国社会文化现状,反映出不同时期美国人内心的恐惧与焦虑,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叙事媒介产生了独特的“网络惊悚片”;在惊悚片中常采用封闭式叙事空间,封闭空间可以直接参与到影片叙事中,从而加快叙事节奏,产生浓烈的悬疑惊悚氛围。在开放式叙事空间中,惊悚片依旧能构建出一个非理性的恐怖世界。在网络叙事空间中直接暴露了人们对未知空间和人性阴暗面的焦虑无力;在叙事结构上使用线性和非线性结构,以限制型叙事角度构建故事悬念;惊悚片作为类型电影,类型化的人物不可或缺,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变化而改变。其中女性角色完成了从传统的被动的到现代的主动的“三重转变”。同样,在惊悚片中男性角色也在逐渐颠覆传统的类型角色形象。对传统类型电影的融合与颠覆是惊悚片的类型属性,其产生的恐惧焦虑心理,正是观众对惊悚电影的类型期待。

赵明^[3]（2019）在《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文中指出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也是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历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财政大臣、国家首相,在英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丰富,涵括了银匙小说、教育小说、航海小说、成长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动态,被誉为“时代文献”。而且迪斯雷利辛辣诙谐的语言风格还深刻影响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优秀作家,被赞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迪斯雷利深广的小说题材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涉及迪斯雷利小说的内容题材,小说蕴含的宗教思想、殖民思想、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小说互文性研究等,其中“政治性”一直是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他小说中的政治思想、政治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学界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纵有关注也基本属于“附带式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以迪斯雷利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把情感带入迪斯雷利小说的政治研究中,将政治情感视作促成政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政治情感,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表现为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支持或反抗等心态,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是建立在他对时代政治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表达,是一种多元的、复合的情感,它不仅具有个人情感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情感作为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取向的驱动力,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见证者。与此同时,由于迪斯雷利所代表的精英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文试图突破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研究为主导的范式,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政治文化”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动态,力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因此,本论文以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为研究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迪斯雷利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探究其政治情感产生的背景、表达内容,及其价值。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篇章结构由绪论、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价以及结论等六个部分组成。绪论是论文的总起,首先简述了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政治情感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为本研究的论题确立可能性;然后对国内外迪斯雷利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为本研究确立坚实的研究依据;之后对本研究的关键性概念——政治文化及相关学术术语进行概念梳理与阐释,为本研究的展开确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等。第一章通过分析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揭示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由诱发到酝酿再至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家庭背景下“小我”认同的缺失与国家背景下“大我”认同的缺失触发了迪斯雷利身份的焦虑,并促使迪斯雷利搭建、弥合断裂的身份,重建新的自我。迪斯雷利将自我政治身份的构建作为其重塑自我、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对政治身份的追索与构建,迪斯雷利政治身份的“情感轮廓”——政治情感逐渐酝酿成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达。虽然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但怀旧不是复古,而是迪斯雷利寻求建构英国新价值体系的依据,体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宁静、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与向往,对浮躁、嘈杂的工业社会的厌恶与憎恨,其本质是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追思,对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摒弃。第二章在前文基础上深入研究迪斯雷利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发现迪斯雷利这一时期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与帝国情怀。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治国思想中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他期望通过宣扬倾注人文关怀的“善政”、“德政”、“仁政”延续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力。此外,迪斯雷利还通过信守贵族精神和推行审慎改革,实现延续贵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推崇英国传统价值观,批判工具理性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实现对英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传承和发展。迪斯雷利通过强调情感、精神、信仰等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元素来抗衡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理性主义,倡导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构建以贵族阶级为首的政治共同体,增强了贵族阶级统治下的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受殖民时代语境的影响,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再现了迪斯雷利的帝国情怀。它不仅揭示了英国国家在现代危机背景下所产生的“自我焦虑”,同时也象征了英国通过殖民扩张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相较于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的迷茫与困惑,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政治情感表达的凝重与强烈,迪斯雷利首相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殷切守望。这一历史的守望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信靠。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对英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回归,不仅呈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历史与传统的怀念,更强调了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困境的走出与信仰体系的重建,即借助传统重塑未来。但这一“回归”不仅代表了英国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重铸,还表征了迪斯雷利对边缘化民族权利的肯认,倾诉了犹太人对权力的渴望,对家的思念,象征了迪斯雷利的犹太复国思想。同时,“回归”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强化,也是对英国国家外部权力的延扩,从而重建英国国家政治权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回归中凝聚着超越,是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是对英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和保守性的追溯。在前三章对迪斯雷利不同时期政治情感进行细致阐述基础上,第四章对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价值进行评估,认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具有双重性、建构性、功用性及社会影射性等特征。从身份的构成来看,作为犹太裔英国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既有对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也有对英国性的维护与发展,体现了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情感作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原有认知、社会情感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的建构。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体现了对英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与革新,对公共社会情感空间的瓦解与重建,对传统与现代互动模式的建构。从情感的功能来看,情感可以被唤醒、被培养。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是以情唤情、以情育情的典范,它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的正性情感,消除或减少了负性情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政治机构和领导阶级的情感承诺,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构成来看,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驯顺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即精英政治文化的“驯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恭顺”,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同质性”,并指出它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因素。总言之,本研究以精英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表达进行历时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共时角度评估这些政治情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内容,同时还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途径,也为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和谐、稳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王荟^[4]（2019）在《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之间 ——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四重维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90年代涌现出的一批科幻作家创作的具有独特风貌的科幻作品,即新生代科幻小说,90年代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新生代科幻小说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科幻热潮,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本文以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选取文学性与科学性、乌托邦叙事、雅与俗、本土化等四个维度,探讨其创新之处。引言首先梳理了中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界定新生代科幻小说的概念,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以往对新生代科幻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分析,包括主题、风格特征等。而本文将新生代科幻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探讨新生代科幻小说乃至中国科幻小说的共同规律和存在的问题。第一章围绕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与文学性两大因素,梳理中西科幻小说在其发展历史上对这两个不同要素的处理,指出中国科幻小说普遍重视科学性忽略文学性而陷入了科普的泥潭,导致科幻小说文学性严重不足。而新生代科幻作家则提出科幻并不等同于科学事实的观点,并用美学化和艺术化的方式表现不一样的科学性。他们普遍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在叙事语言、人物塑造和思想性等方面不断探索,主动追求艺术上的提高。第二章围绕乌托邦叙事展开。首先明确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几种异变,说明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文学都是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具有一定的联系。其次,通过梳理中西方科幻小说不同阶段的乌托邦叙事,说明之前中国科幻小说乌托邦叙事大多是对未来社会科技高度发达的乌托邦式想象,比较单一。而新生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叙事从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和伊托邦等多个角度展开,不再局限于讴歌科学或批判现实,表达出对现实更为复杂的态度,形成了多元化的叙事,也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更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第三章从雅俗文学的角度审视科幻小说。毫无疑问,科幻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但它与主流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科幻小说在“新浪潮”运动中发起了对主流文学的大规模学习;中国科幻小说最初也是由众多知识精英、主流文学家译介引进到中国的。但此后长期的发展中,中国科幻小说却被排除在主流文学之外,被视为是通俗的甚至低幼的文学类型。新生代作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一方面他们主动走向市场,增强作品的娱乐性,尝试将其他的通俗文学类型融入科幻创作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也不断向主流文学学习,尝试先锋化写作,从启蒙精神出发赋予小说更多的思想性,在作品中展现出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为科幻小说赋予了雅文学的色彩。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新生代科幻小说的本土化问题。首先梳理了中国科幻小说在不同阶段对其他国家科幻小说的借鉴,指出中国的科幻小说是自引进西方的,在随后的发展中深受苏联科普创作观念的影响,逐渐与世界科幻发展潮流相背离。新生代科幻小说则大量借鉴了西方科幻小说的创作经验,不断从西方科幻小说中引进新的创作题材,如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在美学风格、创作理念上也对西方多有借鉴。但新生代作家并没有一味地模仿,他们也进行了本土化的努力。他们将中国的文化、神话元素融入作品中,用科幻故事讲述中国民族的历史和苦难,逐渐探索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本土化之路。新生代科幻小说家的努力推动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使其摆脱了儿童化的科普文学的创作模式,不断提升艺术水准,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满足着人们日益增强的对科学和娱乐的需求。

范宁^[5]（2017）在《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萨拉·凯恩（Sarah Kane,1971-1999）是“直面戏剧”流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当代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在其短暂的28年生命历程中,共留下五部剧作。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成为当今世界上演剧量最大的新剧作家。在戏剧界,她是当代英国戏剧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她的剧作也是世界上戏剧学专业学生必读的作品。而且,由于她先锋的剧作形式和剧场风格,对暴力、反常的性与爱以及精神崩溃等具有争议题材的大胆表现,再加上她的同志身份,这些使得她在学术界也备受关注。本文主要将凯恩作为“直面戏剧”的代表人物,对她做典型性、总体性的研究。文章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凯恩的剧本入手,分析她是如何对规训化的社会现实进行极端呈现的。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文本多次涉及到的“凝视”的视觉行为及对身体的施虐作为切入点,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等级秩序等。最后指出凯恩的作品中暗藏以“非理性”作为对既存体制、秩序进行反抗的策略。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从凯恩对于剧场的主张与尝试着眼,分析她作为“直面戏剧”的领军人物,对于剧场形式本身变革所做的先锋性的尝试,以及对于规训的社会现实的挑战。这一部分主要从“物质化语言”以及“对原始仪式的复归”这些维度,指出其对于过往剧场形式的承发与新变,并分析形式本身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和否定性意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凯恩的“直面戏剧”所产生的效果。这一部分第一节主要结合阿尔托的戏剧理论,分析凯恩戏剧所产生的“瘟疫效应”;第二节结合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分析凯恩戏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义与价值。文本针对过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改进,以及创新性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凯恩为代表的“直面戏剧”流派的作品中,确实多涉及暴力、性、吸毒等社会现象,国内以往研究醉心于对这些剧作特征的归纳与概括。但是这些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心理根源却极少人挖掘,文章第一部分重点挖掘其背后深刻的社会与心理根源。其次,对于凯恩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文本的分析上,而凯恩的“直面戏剧”的得名更大程度上源自于剧场的表现。本文不囿于对剧本的研究,第二部分主要集中在凯恩的剧场主张与舞台实践的分析上,欲探求她在剧场形式的创新方面于戏剧本身的意义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反叛与超越意义。这一部分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是本文的创新点也是本文的重难点之所在。再次,将凯恩的“直面戏剧”作为典型来研究,也可以为其他的“直面戏剧”流派的剧作家的研究提供借鉴。“直面戏剧”流派的作家作品在我国的研究刚刚兴起,比如安东尼·尼尔逊,马丁·麦克唐纳等,对于凯恩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把握当时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精神特质,从而为这一流派其它作家的研究打下基础。

申连云^[6]（2014）在《从“操控”到“投降”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构想》文中研究指明翻译伦理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是指人们用伦理道德眼光来衡量的进行翻译活动或执行翻译任务所应该采取的方式,即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的关于“怎么译”的主张。Chesterman（2001）归纳了四种现行的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的模式——承诺伦理,即建议翻译从业者宣誓忠于职守。本文把翻译伦理模式归结为两种：投降论和操控论,指出操控论是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主导和强势话语,提议翻译伦理模式从“操控”向“投降”发生转变,最后论证投降伦理模式的合理性。翻译研究中的“操控”是指把原文作为手段或工具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译法,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对原文进行任意宰割和改写的翻译方法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几乎每一个译者都不能幸免,甚至已经成为译者的存在的一部分。“投降”就是放弃对原文的操控,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尊重差异,敬畏文明”应该成为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他者所应担当的最基本的伦理道义。翻译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对自我的维护和强化,而在于对自我的克服和超越；这一道理是不为“向外用力”的西方传统主流思想和以攫取和占有为人生目标的现代人所熟悉或认可的。列维纳斯批判致力于对他者进行认识、理解、掌控、同化或归化的西方哲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的“自我学”和“消化哲学”。在认识主体那道恐怖的“孤独之光”烛照下,无边的黑暗,连同它无限的丰富性被遮蔽和遗忘。人人以自我为中心所达到的片面认识和理解,或者各自所坚持的“真理”导致的只能是相对主义的相互拆台和冲突。因此,列维纳斯认为,未来的希望——如果还有这么一种未来的话——就在于坚持一种“作为思想最高原则”的和平,“作为他人生命和自我遗忘”的和平,“像爱一样深邃迷茫,深陷在思想之中,接近作为他人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的和平。与“和平”的最高思想原则相通的是列维纳斯假设存在于一切人类关系之中的一个源始的关系,即“他人的控制和贫乏”与“我的服从和富有”。无论是“作为他人生命和自我遗忘”和平原则,还是我与他人之间“服从”与“控制”、“富有”与“贫乏”的关系,都是对人类克服和超越自身界限或局限、与他人或万事万物融为一体的信念,它们提倡的都是一种与普遍的主体性原则相反的、“不可能的”他人性原则。与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固守着自己的疆界和视域、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对原文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视而不见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坚持不同,采用他人性原则的“投降”翻译伦理模式所设想的不是把自我构筑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也不是卑躬屈膝的自我生命的保全,而是把自我交出去,让自我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原文面前,绝对服从原文的权威,对原文独特的生命和灵魂承担一份绝对责任。只有这样,与原文的真正遭遇才有可能,原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会展现出来。投降是对原文的解放,也是对译者自身的解放,原文的解放和译者的解放属于同一过程。如此看来,投降翻译伦理模式所构想的就是这么一种情状：译者放弃用自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对作品进行改写,放弃操控作品以实现自身的目的、意图、功能、用途、计划、期待等,让原文自由自在地呈现,让原文向多种可能性开放,把原文原原本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原文与读者直接对话,让不同文化、观点平等地参与到对原文的真理的论证中来。这是达到忠实翻译或原文的真理的唯一有效途径,也是对待作为历史流传物或再创造艺术的原文的唯一正确态度。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历史存在；他无法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把握原文的真理,他每一次的感知、每一次的意义制造都只具有暂时性质,而必须有待他人的补充和对话；因此放弃自己傲慢的精英立场,放弃用自我的目的、计划或期待等对原文——或对世间万事万物进行框限和宰制,让万事万物是其所是地自由呈现；这不仅是好翻译的道理,也是好生活的道理,人之为人的道理。诚然,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中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偏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是,理解或翻译的目的和意义显然不是为了固守、坚持、维护和强化自身偏见的,而是为了克服和超越自身的偏见和局限,使自己的视域得以扩大。所谓的自我放弃或“投降”,并不是说有某种毫无偏见、前见的心灵,它能直接接触本文,它能轻而易举达到本文的真理或事情本身：而是说不能固执己见,固执成见：相反,要对自己的见解或偏见有一种认识或意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非但不是坚持一已之见,反而坚信本文中一定有与我的预期不相符合的东西,因而对异己的见解有开放的、敏感的心灵,对他人或本文的其他可能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不仅是一种翻译方法论或译者对待原文的态度；它更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态度。翻译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都在于对自身（包括自身的偏见）的超越而决不在于对自身的坚持。如果说前见或偏见是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无限的上帝——的话,那么对自身偏见、前见的不断克服或超越就是人类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王霞^[7]（2014）在《当代中国民间道德力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下而上的民间道德力量的养成与发展,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道德力量按其来源可分为官方道德力量和民间道德力量,官方道德力量通过国家的道德干预来完成；民间道德力量是人民群众中的、非官方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产生的作用与效力,它既有对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的践行,又有现代公民对公共生活的主体积极参与。民间道德力量的主体是基层普通百姓,具体包括民间道德个体、民间公益组织与临时性公民群体。人道、人性、人伦与人情是民间道德力量的道德基础,自发性、及时性、朴素性和纯粹性是其特性表现。官方道德力量和民间道德力量共同构成道德建设的两个维度。道德建设是官方和民间的共同责任,官方道德力量需要民间道德力量的积极回应以取得共鸣,民间道德力量要有官方道德力量的有效引导以避免放任自流。以往道德建设中官方色彩比较浓厚,民间道德力量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影响了道德建设的实效性。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国家道德干预的有限性和道德整合的特点都决定了民间道德力量建设的必要性,道德建设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官方“独白”,民意基础十分重要,发挥民间道德力量作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然趋势。民间道德力量在当代中国的成长有其物质动因、精神动因和社会动因。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民间财富积累及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迅捷发展的大众传媒为其成长提供了物质动因；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公民社会进程中民间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人文关怀的现代公益慈善理念是其成长的主要精神动因；社会动因则主要基于转型期公民社会开始发育的背景,社会宽容渐次增加、国家道德控制的弱化和公共领域的拓展为民间活力焕发创造了机遇。从实践看,民间道德力量的善心善行,以公民行动为主要表达途径,从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影响着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不过,民间道德力量在当代中国的成长并不充分,从整体看还比较弱小,成长还不够稳定。其成长过程中受到重“私德”轻“公德”的观念、现代犬儒主义冷漠态度、有限的制度空间和潜规则、隐权力盛行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民间道德力量未来的培育,关键是培育位于其中的主体,从传统德育到公民教育是民间道德力量主体培育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德育实效性低的背后是国家功利主义的惯性思维。衡量一个时代的德育教育是否自由、公正、平等的重要标准是这个时代能否培养出千姿百态而又有一定价值共识的优质公民。公民教育应当以理想型公民的培养作为参照,以平等、开放、宽容为原则,激发公民情怀,教导公民知识,化育公民意识,培养公民行动能力。民间道德力量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官方与民间共同的努力。“善治”视域下官方道德力量的应然角色是先导、倡导、领导,而民间也应当在个体和组织两个不同角色上对自身发展作出回应。民间道德力量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并不能够独立而行,政府的“合理化”推手必不可少。应当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藏富于民,建立民间道德力量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奠定民间道德力量发展的政治基础；通过构筑责任媒体、营造公民舆论氛围,建设民间道德力量发展的舆论环境,形成推动民间道德力量发展的外部合力。总之,其逻辑进路是：以公民教育提升民间道德主体,以自发到自觉的公民行动扩大民间的道德影响力,以民间道德力量与官方道德力量的上下互动推动公民道德发展和道德治理,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进步,并且,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成就民间道德力量自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也是民间道德力量从自发逐渐走向主体自觉的过程。

刘嘉^[8]（2013）在《新旧时代之间的彷徨——评奥斯卡最佳影片《老无所依》》文中指出作为2007年第8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老无所依》将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社会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西德克萨斯,围绕牛仔、杀手和警察之间的追杀与逃亡的故事。本文将在社会学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理论指导之下,结合心理分析和电影文本分析的方法来解析片中3位主人公在社会转型中各自心理上的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借助于上述理论和分析方法,本文一方面意在描绘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人在社会转型期间的精神和道德状况以及传统习俗的丧失;另一方面揭示国家对于经济和物质利益的过度偏重所造成的对其国民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消极作用。

陈琳琳^[9]（2012）在《纳博科夫《洛丽塔》文本叙述的后现代悖论阐释》文中研究指明能够掌握俄英法三种语言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俄英双语进行创作的语言天才作家纳博科夫，其代表作《洛丽塔》让他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列，毋庸置疑的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大师。《洛丽塔》从一出版就备受争议，以往学者对其研究与分析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本文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试图再次深入《洛丽塔》文本叙述中，首先从梳理纳博科夫创作的后现代特色以及《洛丽塔》小说的多重意蕴入手，理清纳博科夫的创作背景和传统基础。着重以《洛丽塔》文本本身为切入点，在人物的自我矛盾中逐级进行分析，分别以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和时间停滞为悖论主题对文本进行后现代特征的全新解读。

蔡海燕^[10]（2010）在《论奥登的乌托邦精神》文中提出作为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奥登诗作丰厚,诗艺纯熟,诗路开阔,其中的优秀作品往往深入现代人复杂的生存处境,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西方学术界在奥登研究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有目共睹,几乎涉及到了所有重要的方面。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各种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和资源共享的日趋便捷,奥登研究的视角和维度呈现出越来越广阔的趋势。但是,专门研究奥登与乌托邦精神的作品非常少,只有一些点到即止的内容。本文通过对诗歌文本的细读,试图揭示奥登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人”的全面关注,同时结合奥登的评论随笔和生平资料进一步厘清奥登的诗学思想和精神取向。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导论在简要介绍奥登的诗歌地位和详细梳理西方奥登研究史之后,着重回顾了乌托邦概念的演变,指出乌托邦主要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的超越冲动和希望机制。随后分析了诗人与乌托邦的复杂关系,认为奥登作为重要的现代诗人,在这方面的探索和自我成长历程都极具代表性。第一章旨在展示和考察奥登的诗学思想。奥登认为“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远比私人领域的“私人面孔”和“公共面孔”更安全,这个社会位置能够确保诗人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与时代之种种变迁共命运。关于诗歌所要展现的内容,奥登强调诗人必须在现实的真相和真理的真相这两个维度之间寻求平衡点。现实的真相能够令读者“清醒”,真理的真相给人以“希望”,前者是基础。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法则。奥登深信诗歌不仅要在内容上呼唤秩序,无限地接近乌托邦,还要在形式上模仿秩序,以形式的美感映照“天堂般的景象”。第二章旨在分析和展现奥登诗歌的核心主题。奥登认为现代人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主体属性,因自我异化和人格压抑变成了“生病”的人。这样的现代人,无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也无法很好地行使个人的意志行为,他们都是爱的渴求者,也都是爱的匮乏者。这样的现代人两两结合,往往强化了“焦虑的时代”的危机性,进而迫使我们的社会沦为“无心之城”和“无墙之城”。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发现自身,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和完整性,认清楚爱之本质在于爱的能力,并以“爱邻如己”般的胸怀对待生活于这片地球上的人们,相互信任,共建秩序之城。第三章关注和梳理奥登如何在诗歌作品里嵌入主体的观照视角。奥登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空的限制,在空间上“向外和向里”,在时间上“向后和向前”。他频频以“鹰的视域”俯瞰大地,其意图在于更好地把握人之“关系”,而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则“试图建立起一种更概括的人类行为模式”。因此,奥登时空观里的全景意识和历史意识,实际上与他批判现存、开辟未来的乌托邦精神有着莫大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奥登的“鹰的视域”和历史回溯在岁月的涤荡中不断折射出新的内涵,这体现了诗人自身的不断发展。结语强调奥登持续求知、孜孜探索的赤子之心。虽然奥登一再指出,诗歌没有直接作用于社会事务的力量,既不会使任何事发生,也不会阻止任何事发生,但是他希望通过诗歌创作来展现美好、暴露邪恶,让人清醒并做出合乎理性、道德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奥登最终将改善现实的重担放在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个人的身上。

二、一个偏执的游戏规则破坏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偏执的游戏规则破坏者（论文提纲范文）

（1）理据视角下英文网络语言中译研究 ——以《矛盾的互联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好莱坞惊悚片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之间 ——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四重维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论文提纲范文）

（6）从“操控”到“投降”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民间道德力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旧时代之间的彷徨——评奥斯卡最佳影片《老无所依》（论文提纲范文）

（9）纳博科夫《洛丽塔》文本叙述的后现代悖论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奥登的乌托邦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个偏执的游戏规则破坏者（论文参考文献）

• [1]理据视角下英文网络语言中译研究 ——以《矛盾的互联网》为例[D]. 贺文鑫. 北京大学, 2021(12)
• [2]好莱坞惊悚片剧作研究[D]. 刘翔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D]. 赵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之间 ——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四重维度研究[D]. 王荟. 扬州大学, 2019(02)
• [5]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D]. 范宁. 西南大学, 2017(02)
• [6]从“操控”到“投降”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构想[D]. 申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7]当代中国民间道德力量研究[D]. 王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
• [8]新旧时代之间的彷徨——评奥斯卡最佳影片《老无所依》[J]. 刘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12)
• [9]纳博科夫《洛丽塔》文本叙述的后现代悖论阐释[D]. 陈琳琳. 黑龙江大学, 2012(10)
• [10]论奥登的乌托邦精神[D]. 蔡海燕. 浙江大学, 2010(01)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