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尤其要提倡使用地产名品、国货精品（论文文献综述）
周荃[1]（2019）在《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中唐至宋,是江西茶业经济发展与定型的关键时期,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茶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江西经济开发程度、推动经济重心南移的进行,当然也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一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江西在唐代已是着名的茶产区,境内八州中就有七州产出茶叶,茶叶产地分布较广,名茶如洪州西山白露、袁州界桥、浮梁茶等等已闻名当世,茶业经济逐渐成为本区经济的一个内容。到了宋代,茶叶专业化生产程度更高,茶叶产地更加广泛、集中,各类名品如双井茶、黄檗茶、江茶等等涌现出来,而江西的产量在茶产区中名列前茅,茶业经济较之唐代又有了提升。江西茶业发展程度,与江西开发程度具有相关性。唐宋江西茶业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在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增加、粮食增产、交通的开拓等有利因素促进了江西茶业的崛起。此外由于南方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茶文化在社会上风行,从另一个层面带动了江西的茶叶生产与消费。茶叶种植促进了江西的山地开发。江西茶业的生产形态,除了分散的小农与部分地主茶园主外,尤其以祁门、浮梁、婺源一带形成的茶园户的专门化生产最为典型,这些茶叶生产促进了市场化与商品经济的繁荣。此外,寺院茶业是江西具有特色的生产形态,在江西浓厚的农禅风气下,僧人们种植粮食以及包括茶叶在内的经济作物,这一时期江西寺院诞生了诸多颇具盛名的茶叶。榷茶始于唐,发展于宋。中唐以后,德宗时期始征茶税,江西成为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地,文宗榷茶时期江西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宋太祖时期江西的茶叶需要上缴真州榷货务与无为军榷货务;真宗时江西地区设有茶场;在卖引法实行时期江西也设有合同场。但茶法积弊也造成了社会问题,江西民间走私的现象层出不穷,南宋时期江西发生了茶商的武装暴动以及赖文政茶商军叛乱,给经济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周炜[2]（2018）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文中认为国货陈列馆是近代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陈列馆的兴盛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国货陈列馆的兴衰与国货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和发展与饱受列强经济侵略的国际形势以及首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不无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伴随而来的经济侵略也与日俱增。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爱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难以在军事和政治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唯有抵御其经济侵略才能争取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商战”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迫在眉睫。商品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而消费国货也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提倡国货,号召民众消费国货成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途径。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后,策进工商,发展实业,积极提倡国货运动。虽然面临经济侵略、全球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等困境,但在国民政府努力应对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货运动也如火如荼。举办国货年和国货展览会成为了政府提倡国货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引起短暂的轰动效应,时人皆呼号提倡国货和服用国货,但终究昙花一现,为延长提倡国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筹设商品陈列所的便提上议程,商品陈列所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扩张海外贸易而设,只不过近代中国仿效国外设置的商品陈列所多陈列国货,极具陈列国货商品的意味。随着洋货的汹涌而至,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为号召全国一致提倡国货,统一步伐,政府通令大部分商品陈列所直接改组为国货陈列馆。实业部率先筹办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以作为全国各省市国货陈列馆效仿的榜样,两所国货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国货机构。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兴盛和衰亡两个主要阶段。1929年9月至1936年3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盛时期,也是该馆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经费充足,陈列馆尝试设立了各种便于开展提倡国货活动的部门,积极征集国货出品以准备日常陈列,举办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很好地宣传国货,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货,号召国人服用国货,为改良国货和发展实业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设国货商场,销售有质量保证的国货,为民众提供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也为国货厂商开拓销路,为实业家与消费者提供媒介,将提倡国货落到实处;陈列馆还代为国内外国货团体或国货机构征集国货展品,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会,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了国货的海外贸易;认真履行函复咨询、参与部分国货调查、办理国货证明、发行报刊、编制货品目录等职责;通过组织国货运动基本区、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国货旅行团等活动以提倡国货,通过举办周年纪念会、菊花大会、赠品周等引起国人提倡国货的兴趣,甚至兴修马路以更好地开拓馆务。1936年3月至1937年12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衰亡阶段,由于战事频繁以及财政问题,政府无暇他顾,加之列强的胁迫,政府不再将提倡国货作为工作重点,原本由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分别交由南京和北平两市政府接管。南京市社会局于1936年3月接收了首都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南京市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再享有实业部的津贴补助,经费骤减和频繁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陈列馆提倡国货活动的开展,陈列馆的职员和致力于国货运动的仁人志士仍然坚守岗位,为更好地经营国货陈列馆呕心沥血,努力征集展品、整理展品、准备日常陈列、举办国货展览会、整顿国货商场、积极参加提倡国货宣传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事频繁,国货运动受挫,国货陈列馆也受到沉重打击,勉强支撑,直到南京被占领后,陈列馆惨遭日军洗劫,其建筑和展品也被震毁,首都国货陈列馆从此湮没无存,但遗址仍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衰历程直接展现了其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展现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货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和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研究首都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历届展览会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模式和过程;其附设国货商场的研究也可以加深对国货营销的认知;通过分析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品和展览会展品信息,可以窥察民国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以衣物和饮食消费为主、没有条件提高审美品味的概况;对比首都国货陈列馆和同属于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以及民办国货机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可以显现首都所在地的国货机构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深远的影响力和容易受政府利益所左右的弊端。
陈艳君[3]（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提出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李松杰[4]（2016）在《近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研究（1903-1949）》文中研究说明景德镇是植根于农业文明和传统乡土社会的瓷业手工业城镇,有一千余年的制瓷业发展历史。在长期的瓷业生产和利益博弈中,景德镇形成了稳定的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在总的平衡中,这一体系也会因政治变革、消费理念的变化而受到冲击,但其依旧能够通过吸收合理性因素保持社会的稳定。明清时期,海内外瓷器贸易的兴盛不仅让景德镇瓷器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化产品之一,也促使景德镇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的瓷业生产体系。近代以来,在瓷器贸易衰退和剧烈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模式遭遇到巨大的挑战。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有如下显着特征。首先,以瓷器贸易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景德镇形成了商品化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其瓷器产品会因社会需求和文化审美的转变而变化。从宋朝的青白瓷、到元朝青花瓷,再到明清时期的彩瓷,景德镇瓷器产品风格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创新。其次,瓷器贸易的兴盛,促成景德镇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的产业模式。从原料开采与加工、瓷坯制作与绘制、瓷器烧造与贸易,景德镇制瓷业有近百道工序,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分工明确且紧密合作,实现了生产技术极致化与产品精致化。再次,作为手工业移民城镇,景德镇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群体与社会关系。在以“逐利”的原则下,周边民众来到景德镇从事制瓷业、金融业和商业等行业,形成了以制瓷业为中心的社会运作体系。在长期利益博弈过程中,行业组织、地缘关系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群体与关系网络。但无论瓷器制作过程中的劳资双方,抑或是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均没有绝对性的强势与弱势。各方通力合作才能保证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景德镇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要的日用品,也有供应上层社会消费的艺术品,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这就决定了瓷器生产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生产特征、社会组织与消费模式决定了景德镇制瓷业不同于近代其他地区的手工业模式,具有较强自我修复能力。在瓷器贸易繁荣的时候,大量移民来到景德镇,从事瓷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而在瓷器贸易萧条情况下,生活难以为继的瓷业匠人回到乡村,从事农业或渔业。这种进而为工,退而为农的模式维系了景德镇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此外,由于大部分瓷业工厂主,也是技术出身的瓷业从业者。在工厂破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依靠技术存活,并寻求再次崛起的机会。这种独特的弹性社会结构能够巧妙的化解外力的巨大冲击,保证景德镇社会结构沿着自身所构筑的模式去发展。近代以来,在外力冲击下,景德镇传统制瓷业模式与社会结构遭遇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首先,新型机械化瓷器日用品,不仅取代了景德镇的国际市场,也冲击其国内市场,景德镇制瓷业处于衰退境地。其次,新式政治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社会以行业自治为主导的社会运作模式,同时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的话语权。此外,近代中国多舛的命运与不间断的革命风潮,也对景德镇制瓷业带来影响。最后,在西式文化的冲击下,国民的消费理念和审美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器型与装饰风格不再受欢迎,景德镇瓷器产品和制瓷体系均需要一定程度的改变。在历史与现实巨大落差的背景下,官员、实业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以振兴景德镇瓷业为圭臬,试图将西式工业化生产体系移植到景德镇,取代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落后的瓷业生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改良。此外,行政地位的变化也影响到景德镇社会结构。民国初年,浮梁县署由旧城迁移到景德镇。景德镇不仅仅是瓷业手工业城镇,也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国民政府时期,景德镇又成为江西第五行政专署所在地。官方主导的社会改良也对传统瓷业社会调节机制提出了挑战,危及到瓷业生产体系与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但这些社会改良与实业实践忽视了景德镇瓷业生产模式的合理性与惯习,无视近代景德镇瓷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切断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改革群体将自身并未认识清晰的现代化理论随意诠释与运用,不仅其社会实践无法成功,还加深了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对立与误解。但不可回避的是,近代景德镇瓷器贸易量的衰退与传统瓷业生产模式的局限性有密切关系,新型瓷业生产优势也在中西竞争中表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基于自身利益,景德镇瓷业从业者积极吸收现代化生产的合理性要素,并将其融入到瓷业生产体系之中,优化了传统的瓷业生产方式,使其更适合现代发展需要。但这种融合并非社会精英所主导的机械化改良,而是在市场主导下,瓷业生产者以“利我”为核心而进行自我改变,也可以说是传统瓷业从业人员主导了近代瓷业改良。如果新型产品受欢迎,或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业者就会主动吸收。反之,即便官方再强力推行,改革效果也不明显。如果依照现代化对景德镇瓷业传统冲击的模式去思考,我们可以探究出景德镇社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社会惯习的核心作用。尽管传统生产形态因为瓷器贸易量下降、瓷业衰退而失去了话语权,并被社会各界认为是阻碍景德镇复兴的障碍。但依靠自身独特优势,在近代中国多舛的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手工生产模式依然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对近代景德镇瓷业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有助于从个案的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社会复杂背景下现代化模式的有限性。总体而言,景德镇固有的社会体系,既符合制瓷业产业特征,也与其发展模式相吻合。由于近代瓷业改良群体忽视了景德镇生产结构的合理性,造成其改革成效不佳,既折射出现代化移植的有限性,又证明了景德镇瓷业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特殊性。
丁伟[5]（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赵小明[6]（2015）在《裕田环球奥特莱斯项目商业计划书》文中研究指明时值湖南裕田奥特莱斯置业有限公司商业南区计划启动开发建设,结合原商业北区开发建设经验,特制定商业南区商业计划书,该计划书主要针对房地产方面的项目投资情况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对项目风险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并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策划方案,使投资者能够对项目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通过本计划书,对项目各个环节进行了阐述,并尝试找到一套更加有效的以奥特莱斯商业业态带动住宅奥莱小镇为主题花园型、低密度、高品质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突出休闲、度假、购物、娱乐为特点,以便对项目单位提供以绿色环保、舒适、便利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的营销模式。本文阐述的商业计划书主要对环球奥特莱斯商业南区的市场状况进行分析,并且深入研究了该项目的可行性,运用SWOT分析法对该项目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展开论述,对该项目所具有的优势进行说明,以集旅游、餐饮、休闲等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地产在市场营销方面提出了可行性的策略和建议,通过更加有效的市场营销理念,扩大该项目的市场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还对该项目在市场中所具有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基于SWOT分析法的基础上展开了全面的阐述,对该项目实施更加精准的市场定位,从营销推广计划以及盈利模式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力图寻求一种新型的商业营销途径。在对该项目进行市场细分的定位后,计划书还对项目进行了相应的财务分析与敏感性分析,并且综合环球奥特莱斯商业南区整体的市场投资环境以及所获得的利润情况展开全面论述,为该项目的开发和运营提供有力依据,探索了一条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路。
郭旭[7]（2015）在《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中国酿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先民已经准确了解了酿酒的相关知识及饮酒礼仪。中国古代的酒以谷物酿制为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密切。酒在中国农业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举凡祭祀、丧葬、嫁娶、交际、礼仪、节日,均少不了酒这种道具,饮酒贯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始终;另一方面,酿酒业的发展又必须消耗部分粮食,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灾荒和战乱频繁,政府又不得不考虑限制酿酒业的发展以部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饮酒被当作一个普遍接受的行为,而较少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酗酒顶多被看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也被认为是个人因素造成的。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酿酒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饮酒及相关问题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方兴未艾。但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酿酒历史还是酒文化,都未将中国酒业和酒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多是静态的、共时性的描述。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文化的急遽变迁,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代酒业和酒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洋酒大规模输入,啤酒、葡萄酒等新式酒类的普遍消费,国家酒类管理制度的变迁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力图真实展现近代酒业发展及其生产、运输、销售、消费情形,总结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及人们对健康饮酒的科学认识,深入研究近代酒税制度及其变迁,剖析贵州茅台酒在近代的发展,为了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个案。除绪论和结论外,论文主体由七章组成,主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传统酿酒业,是指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黄酒、白酒酿造业。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传统酿酒业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地域特征,在北方以高粱酒、烧酒为主,南方以黄酒、米制烧酒为主,西南、西北等地则以杂粮酒为主。从酿制技术上言,也渐趋成熟,无论是黄酒还是白酒的酿造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与今日无异。二,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外国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权利,洋酒也开始随着其他商品大肆涌入中国。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是直接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结构,丰富了酒类品种;其次是刺激了诸如葡萄酒、啤酒等新式酿酒业在中国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近代酿酒产业的结构。三,近代中国酒类生产、运输和消费情形。在近代中国,酒类生产多是作坊式生产组织,但也开始出现公司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虽然在数量上未占多数,但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酒业资本规模、效益、成本、利润、工人及工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近代酒类运输、推销、广告、品牌推广和商标保护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酒类消费方面,近代酒类消费场所、消费文化出现了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特征。四,对酒的科学认识。这主要体现在酿酒科技和健康饮酒两个方面。酿酒科技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上,研究人才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发酵和酿造研究的群体,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酿酒知识开始向大众传播和普及。在这一时期,国人也开始从近代科学的角度关注和审视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人们认识到饮酒会对饮酒者的身体、行为、道德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力倡导健康饮酒。五,近代酒税制度的变迁。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1915年,北京国民政府将酒类管理纳入国家政策层面。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对酒税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决算系统的正轨。并对原有酒税税率及征收制度加以改革,实行类似于专卖的公卖制度,征收公卖费,新征营业税性质的烟酒牌照税,对酒类生产和流通领域加强管理。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酒税制度又进行了一些改革,相继开征了土酒定额税和国产烟酒类税,并实现关税自主权,加强了对进口酒类税收稽征和管理。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各地也因灾荒实行过不同程度的禁酒,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六,近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个案分析。近代是贵州茅台酒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形成了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鼎足生产的态势,时人对茅台酒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这一时期,茅台酒酿造原料使用、粮曲比、操作设备,乃至制曲、发酵、酿造、蒸馏、储存等工艺流程,已与今日相差无几,酿造工艺趋于成熟和定型。茅台酒的影响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品饮者无不对茅台酒表示赞赏之情。同时,茅台酒的发展也受酒税制度、交通、经营方针与策略、原料、包装、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茅台酒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透视近代中国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林美云[8]（2015）在《进口与自创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1888-1937）》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降,国门洞开,洋人、洋货不断流入中国,其中和人们生命息息相关的西药也随着医学传教和口岸医生在华活动不断为华人接受。通商口岸不断涌现西药房、诊所、教会医院、制药厂,西药销售的高额利润刺激华人效仿开办西药房。西药一开始完全依赖进口,直到20世纪初华商制药厂生产国产新药,与进口西药争夺市场,逐步形成一个自创自立的新药业。本文研究近代上海新药业在1888-1937年间发展情况,考察西药进口对上海新药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路线的变化,考究上海新药业中复杂的华洋关系。借助旧海关档案资料和各地海关编译资料、近代报刊资料、医药杂志等史料,参考前人研究,试图还原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本土新药业涵盖民族新药商业和工业,药业贸易带动制药工业,由商至工,仿制至自创。但是由于本土新药业缺乏积累,本质上仍然存在严重的“进口依赖”问题,尚未成长为真正的竞争对手。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一开始效仿外洋竞争对手,从新药贸易网络和药品结构都有学习外洋的痕迹,早期华商药房是进口西药的重要销售场所,直到华商制药厂起步,寻找自主制药路径,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依赖进口”局面。但在药品种类、研发能力、科技创新以及市场应用方面仍然无法挑战外洋竞争对手。本土新药业依然侧重销售大众消费药品,其力量还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在自创自立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营销拉动”问题。通篇以西药流通和药房经营为线索,观察近代中国新药业贸易网络构建与新药业近代化发展的影响因子。近代上海西药进口不仅刺激上海本土新药业兴起,更在构建销售网络、药品推销、生产药品技术寄培养新药人才方面均有示范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进口西药对本土新药业发展还有多重效应。在中外竞争中,上海本土新药业是否能够完成进口替代任务,是否能够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依赖于医药人才队伍培养,依赖于医药科学研究,依赖于健全的工业基础。
朱洪涛[9]（2015）在《《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政评论》是创刊于民国时期的一份专门研究与讨论城市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的权威刊物,它所刊载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为民国时期发表城市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理论和介绍市政建设实况的主要阵地,《市政评论》集结了一大批包含市政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们利用这一专业的媒体平台,刊载与介绍当时国外先进的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当时国外进行市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内有些城市在市政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对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特别是北平的市政建设提出建议与意见,其言论不乏批评之词。他们的所言所论,都是在试图营造一种现代市政文明的氛围,培养市民对城市的公共意识、家园意识与责任意识;同时他们还主张立足于国内现实,在“三民主义”的指引下逐渐地改善当时市政建设落后的状况,以建设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从而促进城市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关于城市生活空间的改善与发展、城乡经济的复兴、现代城市文明的营造、城市政治的改进等主张,来考察《市政评论》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思想与观点,以及当时主政者的市政实践与努力等内容。在勾勒出社会精英们为了城市现代化而努力镜像的同时,进而揭示出该刊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绪论部分,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范畴、研究现状和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力求对全文的写作思路作一宏观概述。第一章,介绍《市政评论》创刊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历程。首先从民国初期北平市的城市发展概况进行着手,以更好地理解《市政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思想”与“立场”,其次对《市政评论》创办的原因、编者、作者群体、发行、搬迁、停刊等概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再次对主要的作者进行介绍以体现出他们为《市政评论》所做出的贡献,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该刊物在困厄中的坚持。此外,通过与同时期的市政刊物或译着进行了对比,得出《市政评论》所占据的地位与其独有的特征。第二章,围绕民国时期的城市管理,展开对《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主张与实践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曾经作为首都的北平问题丛生,政局的持续动荡不安导致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混乱,面对此种状况,《市政评论》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民国时期的部分城市的当政者、一大批具有留学背景并怀有强烈城市化愿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当时的城市管理进行了评论、设计与想象。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以推行城市自治为核心,以健全城市政府组织结构为己任,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以实现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为表层目标,以最终实现依靠城市带动社会发展、并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革新,从而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在这一章节,主要从民国时期市政专家群体的产生与市政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论析,考察专家群体忧国忧民的现实意识与经世致用之情怀。第三章,阐发《市政评论》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张。在《市政评论》刊行过程中,正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阶段,从民初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对城市经济的破坏,继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城市经济受到战争的持续摧残,沦陷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浩劫,直接导致后方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市政评论》作者群体中不乏经济学家,他们看到了战争时期经济极为重要的作用。讨论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基本原则——区分轻重缓急;针对以农立国的旧调,强调工业化;指出政府一定要统制经济,其中重点是物价;当时舆论的关注热点——汇兑也是他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他们还以民族复兴为大任,主张必须全民动员进行城市经济的建设,除此以外,更是从民生角度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回应,认为应该减免捐税以减轻平民负担,应该大力提倡赈灾救济。他们所提倡的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深受“三民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一直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与民生的改善,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主张与见解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章,阐述《市政评论》对城市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张。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与保证。由于民国时期的城市居民深受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影响,导致了他们的观念仍然依照旧俗,还存在不良现象,从日常生活习惯到文化教育,都缺乏现代化的思维,因此,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试图营造现代化的生活氛围。他们以《市政评论》为媒介,通过征稿、讨论等方式,在与知识信息、思想感情的交流互动中,试图孕育出一种健康向上、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心现代人格塑造、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城市平民文化。第五章,分析了《市政评论》对城市政治的参与。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大都秉持“经世致用”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民国时期,传统士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精神很容易被唤醒,因此,他们自觉地走出书斋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从民国时期的宪政自治到城市政府的行政效率,他们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做出了评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市政评论》进行了总体评价。透过这份刊物,通过对市政学家们思想与言论的客观考察,勾勒出了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设计与想象、活动与实践。从而认为尽管他们的某些思想存在局限性与不足,或者他们的主张因政局不稳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还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对当今进行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同时也考察了《市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全亚兰[10]（2015）在《近代竹枝词转型与都市文化研究 ——以1872年前后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竹枝词,出于中古的巴渝民歌,经过中唐着名诗人刘禹锡拟作,创制文人竹枝词。近代以来,竹枝词创作繁盛,与现代城市的兴起、都市化进程的展开产生密切联系。竹枝词在诸如《申报》等报刊上大量登载,依托城市现代传媒,不断扩大影响。与此同时,竹枝词经历着自身的现代转型。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竹枝词,笔者拟论述其近代转型的过程,探讨其与都市文化建构的关系。绪论回顾前人对竹枝词的研究成果,都市文化研究的相关内容,并交代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与研究意义。第一章探讨近代以来竹枝词出现的演变迹象,体现为吟咏风土与彰显地域特色、乐府传统的变化。第二章从创作内容角度,探讨竹枝词创作中的都市化倾向。第三章着重具体案例,讨论竹枝词近代转型中,现代传媒的作用,分析作者身份、交友方式、诗歌功能的现代转型。第四章主要讨论竹枝词的“女儿传统”,关注竹枝词创作对都市性别文化建设的参与。第五章在分析竹枝词展现全方位现代都市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竹枝词是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的论点。全文把竹枝词近代转型与都市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关注竹枝词作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二、河南尤其要提倡使用地产名品、国货精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尤其要提倡使用地产名品、国货精品（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唐宋江西茶业的产区分布及产量 |
| 第一节 唐宋江西茶叶产区及其特点 |
| 一、唐代江西茶叶产区分布 |
| 二、唐宋江西茶业产区特点 |
| 第二节 唐宋江西茶叶产量 |
| 一、唐代江西茶叶产量 |
| 二、宋代江西茶叶产量 |
| 第三节 唐宋江西茶叶品种 |
| 一、唐宋江西茶叶品种分布 |
| 二、唐宋江西名茶述论 |
| 第二章 唐宋时期江西茶业发展因素探析 |
| 第一节 经济因素 |
| 一、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 |
| 二、粮食业的发达 |
| 三、交通的日益通畅 |
| 四、茶马贸易需求的扩大 |
| 第二节 文化因素 |
| 一、饮茶之风的盛行 |
| 二、茶文学的勃兴 |
| 第三章 唐宋时期江西茶叶生产与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江西的茶园户生产及其市场化 |
| 一、唐宋时期江西茶园户生产形态 |
| 二、唐宋时期江西茶叶生产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唐宋江西寺院茶业 |
| 一、唐宋江西寺院茶业的形成背景 |
| 二、唐宋江西僧人的山区农业活动与茶叶生产 |
| 第四章 唐宋榷茶制度及其对江西茶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唐宋茶法变迁与江西茶业管理 |
| 一、唐代朝廷对江西茶业的管理 |
| 二、宋代朝廷对江西茶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宋江西茶业从事者的走私与武装斗争 |
| 一、唐宋时期江西茶叶走私现象 |
| 二、南宋江西茶贩的武装反抗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2）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内容 |
| 第一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国货运动的兴起 |
| 一、国货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二、国货运动的发展过程 |
| 三、国货运动的深远影响 |
| 第二节 商品陈列所(馆)的兴起 |
| 一、国外商品陈列所(馆) |
| 二、国内商品陈列所(馆) |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国货陈列 |
| 一、国货运动催生国货陈列馆 |
| 二、国货陈列馆促进国货运动 |
| 第二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组织沿革及演变 |
| 第一节 各地国货陈列馆(所)的设立 |
| 一、实业部国货陈列馆 |
| 二、各省市国货陈列馆 |
| 三、海外中华国货陈列馆 |
| 第二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一、拟订规程 |
| 二、场馆选址 |
| 三、征集出品 |
| 四、扩大宣传 |
| 五、经费问题(筹设期) |
| 六、开幕日期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内部建制组织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经费问题 |
| 四、规则章程 |
| 第四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终结 |
| 一、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接收与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二、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主要活动 |
| 三、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终结与延续 |
| 第三章 首都国货陈列所馆的活动 |
| 第一节 举办国货展览会 |
| 一、周年纪念展览会 |
| 二、棉织丝绸展览会 |
| 三、江苏省特产展览会 |
| 四、上半年或春季国货展览会 |
| 五、其他主题展览会 |
| 第二节 代国内外征集国货 |
| 一、代国内各团体征集国货 |
| 二、代国外各团体征集国货 |
| 第三节 经营国货商场 |
| 一、我国早期的国货商场 |
| 二、首都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 |
| 第四节 开展国货调查与规范国货市场 |
| 一、国货调查与函复咨询 |
| 二、办理国货证明 |
| 第五节 开展国货运动 |
| 一、组织首都国货运动基本区 |
| 二、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 |
| 第六节 发展馆务与参加社会活动 |
| 一、发展馆务 |
| 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
| 第四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展品和陈列品分析 |
| 第一节 陈列品的地域与类别分布 |
| 第二节 展览会的给奖展品 |
| 第五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与其他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一、北平国货陈列馆的起源 |
| 二、北平国货陈列馆 |
| 三、北平国货陈列馆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比较 |
| 一、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成立 |
| 二、商品陈列所的特设部门 |
| 三、经费问题 |
| 四、主要活动 |
| 五、结局及影响 |
| 六、上海特别市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4）近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景德镇及制瓷业相关研究 |
| (二) 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综述 |
| (三) 社会文化史研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课题研究时段界定 |
| (二) 课题研究空间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传统瓷业社会结构与近代发展困境 |
| 一、空间格局与产业模式 |
| (一) 空间格局与瓷业生产 |
| (二) 地域特色与行政关系 |
| (三) 瓷文化圈与传统瓷业发展 |
| 二、明清以来的移民与社会 |
| (一) 都昌人与景德镇瓷业生产 |
| (二) 徽州人与景德镇金融业和商业 |
| (三) 杂帮和景德镇瓷业社会 |
| 三、神灵信仰与社会控制 |
| (一) 窑神信仰的构建与演变 |
| (二) 移民、信仰与社会控制 |
| 四、前近代瓷业生产模式与社会结构 |
| (一) 燃料、原料的来源与运输 |
| (二) 瓷坯制作及行业分工 |
| (三) 烧窑业与行业规范 |
| (四) 红店与瓷器彩绘业 |
| (五) 瓷行、庄客与瓷器贸易 |
| (六) 瓷业辅助行业及行规 |
| 五、近代瓷业衰退与贸易波动 |
| (一) 西方冲击下的景德镇瓷业 |
| (二) 近代景德镇瓷业衰退与产业困境 |
| 第二章 官方主导下的近代瓷业与社会改良 |
| 一、清末民初的瓷业改良 |
| (一) 御窑解体与景德镇品牌危机 |
| (二) 政府瓷业改革的举措及成效 |
| 二、陶务局与制瓷业改革 |
| 三、杜重远与瓷业和社会改良 |
| (一) 瓷业陋规与改革路径 |
| (二) 改革理念的推广模式及困境 |
| (三) 杜氏改革过程中的多元冲突 |
| 四、抗战以来的瓷业改良设想 |
| (一) 抗战时期的救济举措与瓷业贸易 |
| (二) 抗战时期瓷业改革设想与实践 |
| (三) 抗战复原期瓷业改良 |
| 第三章 商办主导新型模式的移植与生产重构 |
| 一、江西瓷业公司创办及发展历程 |
| (一) 康达与江西瓷业公司 |
| (二) 民初瓷业公司发展的困境和压力 |
| (三) 日益萎缩的新型瓷业公司 |
| 二、高剑父与中华瓷业公司的设想与尝试 |
| 三、知识界的瓷业改良梦想 |
| 四、民间救济瓷业的举措 |
| 五、新型陶瓷教育的创设历程 |
| (一) 陶瓷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陶瓷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
| 第四章 近代多种政治势力介入与瓷业社会控制 |
| 一、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改良 |
| 二、大革命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局与利益博弈 |
| (一) 权势转移与政治变革 |
| (二) 权利博弈、传统秩序与社会冲突 |
| (三) 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与阶层矛盾 |
| 三、抗战时期瓷业生产与社会形态 |
| (一) 抗战时期浮梁党、政机构及社会救济 |
| (二) 抗战时期景德镇瓷业困境 |
| 四、抗战复原期瓷业与社会 |
| (一) 胜利瓷制作与战后社会治理 |
| (二) 实施金融与税收体系改革 |
| 第五章 绘瓷风格的嬗变与制瓷业内部话语权更替 |
| 一、域外产品的挑战与制瓷新技术的引进 |
| (一) 新型消费理念影响下的瓷器生产 |
| (二) 新型瓷业生产技术的引入 |
| 二、瓷器装饰风格的嬗变与新型瓷绘艺术群体 |
| (一) 浅绛彩与新型艺术创作群体 |
| (二) 新型饰瓷模式的引入 |
| (三) 珠山八友与近代饰瓷名家 |
| (四) 时装瓷的兴起 |
| 三、社会变革视野下的瓷业生态 |
| (一) 制瓷业研究机构的设立与影响 |
| (二) 新型调解模式与管理体系 |
| (三) 新式交通方式与瓷器运输体系的改变 |
| 四、新型社会网络视野下的瓷器产品 |
| (一) 作为展品的景德镇瓷器 |
| (二) 新旧融合的近代礼品瓷 |
| 第六章 瓷业社会结构的承继与重构 |
| 一、商会、行会与社会的转型和重构 |
| (一) 商会的成立与运行 |
| (二) 行会、工会及社会功能 |
| (三) 商帮、窑帮与复杂地缘纠葛 |
| 二、金融业、商业与近代社会文化 |
| (一) 近代金融业与瓷器贸易方式变革 |
| (二) 商业、娱乐业与近代社会文化 |
| 三、公产争夺与瓷业社会结构变迁 |
| (一) 同仁局公产纠纷与社会变革 |
| (二) 苏湖会馆之争背后的历史与现实 |
| 结语景德镇瓷业生产模式的惯习与现代化融合 |
| 一、稳定产业模式与社会结构的统一性 |
| 二、新型理念的有限性融合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裕田环球奥特莱斯项目商业计划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
| 1.2.2 房地产项目市场定位研究 |
| 1.2.3 房地产企业竞争战略的研究 |
| 1.2.4 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论文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项目概况及开发商情况介绍 |
| 2.1 项目概况及现状 |
| 2.2 项目单位 |
| 2.2.1 项目开发公司简介 |
| 2.2.2 开发公司的股东情况介绍 |
| 2.2.3 项目管理团队及组织架构现状介绍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环境分析与项目市场定位 |
| 3.1 市场环境分析 |
| 3.1.1 宏观市场成长情况简述 |
| 3.1.2 长沙市房地产市场分析 |
| 3.1.3 长沙市商业地产市场分析 |
| 3.1.4 长沙市商业地产市场机会点分析 |
| 3.1.5 项目所在片区概况 |
| 3.1.6 片区房地产市场概况 |
| 3.1.7 片区市政规划 |
| 3.1.8 片区市场未来发展情况预测 |
| 3.2 市场竞争性分析 |
| 3.2.1 竞争对手分析 |
| 3.2.2 成功案例分析：武汉-万达·汉街 |
| 3.2.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
| 3.2.4 替代品的威胁 |
| 3.2.5 供应商议价能力 |
| 3.2.6 客户议价能力 |
| 3.3 目标市场分析 |
| 3.3.1 潜在客户需求分析 |
| 3.3.2 客户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3.4 项目市场定位 |
| 3.4.1 项目总体定位 |
| 3.4.2 项目形象定位 |
| 3.4.3 目标消费群体定位 |
| 3.4.4 建筑产品定位 |
| 3.4.5 项目价格定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项目发展方案 |
| 4.1 项目组织和管理 |
| 4.1.1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
| 4.1.2 项目文化建设 |
| 4.1.3 项目生产管理 |
| 4.1.4 项目财务管理 |
| 4.2 项目市场发展方案 |
| 4.2.1 项目总体销售计划 |
| 4.2.2 营销策略 |
| 4.2.3 项目开发各阶段营销组合策略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项目财务分析 |
| 5.1 项目开发总投资成本估算 |
| 5.2 项目资金来源与资金筹措方案 |
| 5.3 项目销售收入预测 |
| 5.4 项目利润估算 |
| 5.5 项目盈利能力分析 |
| 5.5.1 现金流量表 |
| 5.5.2 财务净现值 |
| 5.5.3 财务内部收益率 |
| 5.6 项目社会效益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
| 6.1 盈亏平衡点与敏感性分析 |
| 6.1.1 盈亏平衡点分析 |
| 6.1.2 敏感性分析 |
| 6.2 风险分析与对策 |
| 6.2.1 政策风险与对策 |
| 6.2.2 市场风险与对策 |
| 6.2.3 管理风险与对策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论题说明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论题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嬗变 |
| 2.1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1.1 近代酒业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1.2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2 各地区酿酒业发展情形 |
| 2.2.1 东北地区 |
| 2.2.2 北方地区 |
| 2.2.3 南方地区 |
| 2.2.4 西南、西北地区 |
| 2.3 传统酒类酿制工艺的发展与成熟 |
| 2.3.1 绍兴酒酿造工艺与鉴别 |
| 2.3.2 高粱酒酿造工艺 |
| 2.3.3 米制烧酒酿造工艺 |
| 2.3.4 市酒酿造工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 |
| 3.1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洋酒输入 |
| 3.1.1 近代早期洋酒在中国的传播 |
| 3.1.2 20 世纪上半叶洋酒输入状况 |
| 3.1.3 上海的洋酒品牌 |
| 3.1.4 洋酒在华市场与价格 |
| 3.2 葡萄栽培与葡萄制酒的历程 |
| 3.2.1 近代中国的葡萄种植 |
| 3.2.2 葡萄酒业发展的思路设计 |
| 3.2.3 葡萄制酒的认识与发展 |
| 3.2.4 近代张裕酿酒公司发展情形 |
| 3.3 啤酒业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中国啤酒业的早期发展 |
| 3.3.2 国产啤酒之一：双合盛啤酒汽水公司 |
| 3.3.3 国产啤酒之二：烟台醴泉啤酒公司 |
| 3.3.4 近代啤酒酿制工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酒类的生产、运输与推广 |
| 4.1 近代酒业生产基本情形 |
| 4.1.1 酒业生产组织形式 |
| 4.1.2 酒业生产资本及其构成 |
| 4.1.3 酒业营业成本与利润 |
| 4.1.4 酒业工人与工资 |
| 4.2 酒类运输与推销 |
| 4.2.1 酒类运输及其地域范围 |
| 4.2.2 近代酒类的推销 |
| 4.3 酒类品牌推广与保护措施 |
| 4.3.1 广告：酒类品牌推广新方式 |
| 4.3.2 展览会、招幌与酒类品牌展示 |
| 4.3.3 酒票与商标：酒类防伪与法律保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酒类消费及其变迁 |
| 5.1 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场所 |
| 5.1.1 北京的酒店与“大酒缸” |
| 5.1.2 上海的酒店与酒馆 |
| 5.1.3 绍兴酒店 |
| 5.1.4 下层民众的街头饮酒场景 |
| 5.2 近代酒类消费文化的变迁 |
| 5.2.1 饮酒场所与环境的变化 |
| 5.2.2 酒的侍应方式发生变化 |
| 5.2.3 饮酒诉求出现新的变化 |
| 5.2.4 饮用酒类品种出现变化 |
| 5.2.5 名酒成为消费时尚 |
| 5.2.6 鸡尾酒开始流行 |
| 5.2.7 啤酒文化的发展 |
| 5.2.8 酒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淡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酿酒科技的发展和饮酒危害性的科学认识 |
| 6.1 近代中国酿酒科技的发展 |
| 6.1.1 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 |
| 6.1.2 中国酿酒研究科学化的先驱：魏喦寿、金培松 |
| 6.1.3 传统酿酒技术的总结与提高：以孙学悟、方心芳为中心 |
| 6.2 饮酒与健康的探索之路：近代对酒的医学认识 |
| 6.2.1 对酒之危害的科学认识 |
| 6.2.2 多举措促进健康饮酒 |
| 6.2.3 关于酒与健康的一些争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1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1.1 清末酒类厘金制度 |
| 7.1.2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2 北京国民政府的酒税制度设计 |
| 7.2.1 民国初年酒税征收情形 |
| 7.2.2 将酒税列入国家财政预算，改进征收管理 |
| 7.2.3 开征烟酒营业特许牌照税 |
| 7.2.4 建立公卖机构，推行公卖制度 |
| 7.2.5 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收入状况 |
| 7.2.6 烟酒公卖制度剖析 |
| 7.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3.1 南京国民政府对酒税管理的整顿 |
| 7.3.2 土酒定额税的开征 |
| 7.3.3 国产烟酒类税沿革 |
| 7.3.4 国产烟酒类税稽征管理 |
| 7.3.5 南京国民政府的烟酒类税收入 |
| 7.4“维民食”与“重国课”：民国禁酒政策演变 |
| 7.4.1“以维民食”：禁酒的初衷 |
| 7.4.2 禁酿与限饮：民国禁酒的主要内容 |
| 7.4.3“以重国课”：财税部门对禁酒的干预 |
| 7.4.4 民国禁酒的贵州案例 |
| 7.4.5“停酿莫如禁饮”：对民国禁酒的考察 |
| 7.5 近代酒税制度构建与酒业发展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酒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以贵州茅台酒为个案 |
| 8.1 近代茅台酒生产概况 |
| 8.2 茅台酒酿制技术的成熟 |
| 8.3“仿茅酒”新品类的形成 |
| 8.4 茅台酒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
| 8.5 限制茅台酒发展的因素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I：图（表） |
| 附录Ⅱ：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进口与自创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188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旨趣 |
| 第二节 史料运用与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说明 |
| 第一章 晚清西药进口与上海新药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口岸医生与西药东来之间 |
| 一、口岸医生在沿海商埠的行医活动 |
| 二、晚清西医西药在通商口岸的发展 |
| 第二节 “西药行于中土” |
| 一、早期在华西药商设立情况 |
| 二、晚清西药传入中国时华人态度 |
| 第三节 晚清上海西药市场草创时代 |
| 一、外国在华西药房的营销网络和药品结构 |
| 二、晚清上海本土新药业的兴起 |
| 第二章 1912-1937年西药进口与上海新药业发展 |
| 第一节 1912-1937年西药进口与上海西药进口优势 |
| 一、1912-1937年西药进口统计及变动 |
| 二、1912-1937年上海西药进口优势 |
| 第二节 民国上海西药营销网络与西药市场概况 |
| 一、新药业扩大营销网络的方式 |
| 二、西药市场生成与特点 |
| 第三节 1912-1937年上海大型新药企业贸易发展 |
| 一、五洲药房企业集团 |
| 二、1926-1936新亚制药集团从初创到壮大时期 |
| 三、由华洋合资转为华商独立经营的信宜制药厂 |
| 第四节 近代上海新药业的经营概况 |
| 一、近代上海本土西药房经营方式的更新 |
| 二、近代上海主要西药价格与销售情况 |
| 三、上海新药业贸易的特征 |
| 第三章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中的华洋关系 |
| 第一节 上海进口西药与本土西药的市场空间 |
| 一、近代上海进口西药与本土西药的产品种类 |
| 二、近代上海进口西药与本土西药的市场份额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 |
| 一、近代上海的洋商药房与华商药房 |
| 二、1912-1937年间上海洋商制药厂与华商制药厂 |
| 三、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中存在法律纠纷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新药业独立供药之尝试 |
| 一、近代上海新药业尝试独立生产 |
| 二、近代上海新药业的民族产业化转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谢辞 |
（9）《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单体城市的研究 |
| (二) 近代城市整体研究 |
| (三) 城市各个层面的研究 |
| 三、问题意识和理论基础 |
| 四、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困厄与曲折:《市政评论》概说 |
| 第一节 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 |
| 一、北平的衰落与市政乱象 |
| 二、民族危机的持续 |
| 第二节 《市政评论》的历程:从创办到停刊 |
| 一、艰难的历程 |
| 二、办刊目的及其发行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作者群 |
| 第四节 《市政评论》的办刊特色与所处地位 |
| 第二章 宣播与实践:《市政评论》与城市空间的改善 |
| 第一节 市政改革新兴势力的崛起 |
| 一、二十世纪前期国外市政概况 |
| 二、留学生的归来与专业市政人才的出现 |
| 第二节 理想的都市:对城市空间现代化的追求 |
| 一、民国时期城市管理的组织体系 |
| 二、立足于国内现状的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城市防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
| 一、“国民防空”计划的制定 |
| 二、《市政评论》对城市防空的高度关注 |
| 第四节 城市消防危机的应对 |
| 一、民国时期的火灾与消防 |
| 二、《市政评论》对消防问题的讨论 |
| 第三章 经济与民生: 《市政评论》对城乡发展的评述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对民生的关注 |
| 一、铜元跌价与平民生计 |
| 二、贫乏问题与产业 |
| 三、财政制度的检讨 |
| 第二节 民生视野下的赈灾与救济 |
| 一、民国时期的灾荒与赈灾 |
| 三、《市政评论》对赈济的见解与主张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对财政政策的见解 |
| 一、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 |
| 二、《市政评论》的经济主张 |
| 第四节 对“以工立国”的讨论 |
| 第四章 革新与改造:《市政评论》与城市文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文化概说 |
| 一、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意 |
| 二、文化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 |
| 三、文化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
| 四、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营造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努力 |
| 一、民国时期的恶风陋习 |
| 二、领袖的指令:新生活运动 |
| 三 《市政评论》的改良主张 |
| 第三节 批政?良策?:对教育政策的评说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 |
| 二、对会考制度的评论 |
| 三、社会民众教育的提倡 |
| 第四节 对科学思想的传播 |
| 第五节 文化视野下的文物保护 |
| 第五章 市政与国政:《市政评论》对政治的参与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一、宪政的概念 |
| 二、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 |
| 三、《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 |
| 第三节 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 |
| 二、民国时期的宪法市制 |
| 三、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结语 |
| 一、《市政评论》的积极影响 |
| 二、《市政评论》的局限性 |
| 三、《市政评论》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近代竹枝词转型与都市文化研究 ——以1872年前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竹枝词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学 |
| 第三节 竹枝词转型与都市文化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竹枝词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地域特色与吟咏风土 |
| 一、彰显地域特色 |
| 二、自觉修史补志 |
| 第二节 乐府传统的开拓 |
| 一、吟咏都市新物 |
| 二、对新都市社会的“美刺” |
| 第二章 竹枝词与现代都市社会 |
| 第一节 都市社会发展与文学变革概况 |
| 一、都市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二、文学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的变化 |
| 第二节 竹枝词创作的都市化倾向 |
| 一、竹枝词写作中的“旧风土” |
| 二、竹枝词里的“新风土” |
| 三、新旧风土的差异 |
| 第三章 现代传媒与竹枝词转型 |
| 第一节《申报》竹枝词：转型的契机 |
| 一、开创登载先例、形成一时风气 |
| 二、文人身份与唱酬的现代转型 |
| 第二节 现代传媒中的竹枝词 |
| 一、报刊登载的竹枝词 |
| 二、传统与现代诉求的融合 |
| 第四章“女儿传统”与都市性别文化 |
| 第一节 竹枝词中的性别观察 |
| 一、竹枝词男性作者的视角变化 |
| 二、公共活动与交往 |
| 第二节 新空间与女性 |
| 一、职场与女性 |
| 二、生活文化与女性 |
| 第五章 作为都市文学的竹枝词 |
| 第一节 书写大众生活与现代生活 |
| 一、聚焦城市管理和公众社会 |
| 二、聚焦都市生活品质 |
| 三、聚焦教育与文化宣传 |
| 第二节 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 |
| 一、文化消费的情况 |
| 二、消费文化的出现 |
| 三、现代意识的表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河南尤其要提倡使用地产名品、国货精品（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D]. 周荃.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2]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D]. 周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3]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4]近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研究（1903-1949）[D]. 李松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5]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6]裕田环球奥特莱斯项目商业计划书[D]. 赵小明. 华南理工大学, 2015(03)
- [7]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郭旭. 江南大学, 2015(11)
- [8]进口与自创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1888-1937）[D]. 林美云.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
- [9]《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D]. 朱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4)
- [10]近代竹枝词转型与都市文化研究 ——以1872年前后为中心[D]. 全亚兰.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