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戴正[1]（2021）在《PV-GPG理论视域下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本研究以比较制度分析、治理理论、PV-GPG理论为主要依据,从“部门职权”的视角入手,运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耦合）的思想使得政府绩效管理工具能够更好地与中国的优势制度结合,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也有助于为PV-GPG理论的落地寻找实践路径。本文拟探究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化脉络及逻辑。为解释这一问题,本研究在绪论部分重新审视了中国情景下政府绩效、政府绩效评估、政府绩效考核、政府绩效管理等概念,总结归纳了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研究的现状。在第二章援用综合个体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假设,对个体（部门）和制度演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假定。第三章先梳理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主要实践,然后结合中国特色的“职责同构”政府管理体制,总结归纳出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四种模式。再通过与国外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对比分析,结合博弈论的思想,从工具层面对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解构,最后探讨PV-GPG理论的适用性,并结合其形成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分析框架。第四章依据实践模式的三个管理领域梳理出其中政府绩效管理核心政策、权力与机构的变迁路径,然后再结合PV-GPG理论与分析框架将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重点梳理各个阶段公共价值内涵、组织管理、协同领导等内容。第五章先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进行静态分析,主要讨论制度的两个重要截面即“形成”和“消失”,探究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基本制度和衍生制度演进的静态逻辑。然后使用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实践的相关资料以及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和文本分析工具,结合分析框架与前文的研究结论提炼总结出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的逻辑。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的逻辑:在公共价值引领下,具有人事管理权、财政管理权和公共事务监督权的管理单元,与业务单元中政府管理范围以及政府绩效管理工具进行耦合生成基本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或衍生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基本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与衍生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并集构成了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集合。公共价值塑造了各个时期业务单元与管理单元的协同领导系统、政府绩效管理工具的组织管理系统以及三种核心权力的内涵。此外还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不同的权力逻辑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有些制度偏向于内生型、有些偏向于外生型,均非是完全内生或是外生。二是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产生必然依托于具体管理机构的职权范围,职权范围包括三方面内容:被评估对象的范围、评估者的范围和评估内容的领域范围。政府绩效管理工具极易与具有“横断”管理性质的部门进行耦合,产生新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三是人事管理权和财政管理权,是制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核心的两个权力,也是为某一具有评估特征的政府部门赋予考核权的最根本权力。四是在PV-GPG理论的视角下,公共价值作为既定的纳入时间维度的外生变量,重塑协同领导系统和组织管理系统。此外研究提出相关各界仍需要努力的四个方向:一是完善与发展基本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人事管理权和财政管理权的核心作用。二是与相邻域管理范围的制度进行更好的耦合。三是走向政府绩效治理。政府绩效治理是要以绩效为核心,重新设计相邻域的制度。四是财政紧缩时代背景下探索新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最后基于本文的局限性:“第三方”绩效评估、“职责异构”管理体系和一些研究不足,提出了未来需要探索的三个方向。
陈建平[2]（2020）在《行业协会收费监管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以来,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各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惠企收费政策落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涉企收费监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力查处涉企违规收费行为,为实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驾护航。6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坚决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加大对涉企违规收费行为查处力度,
范国睿[3]（2018）在《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借助历史文献,结合标志性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事件,考察我国教育制度变迁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制度变迁大体经历拨乱反正、恢复和重建教育制度,全面启动教育体制改革,探索以基于市场机制的制度变革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调整教育政策、从效率走向公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五个发展阶段。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教育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和保障建设,有助于为促进未来中国教育的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理智智慧。
梁永成[4]（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张小航[5]（2017）在《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在公共事务中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具有相似属性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致力于改善政社合作伙伴关系。本研究采取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借鉴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等理论成果,旨在分析我国当前政府转变职能、重构政社关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合作机制。一、现阶段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以及未来定位。公共行政的多维价值取向增加了政府角色的多样性。整体上看,现阶段我国政府扮演的是一个“混合角色”:层级指令的执行者、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创造者、公共体育服务的购买商、公共体育利益的维护者、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未来,政府的角色应该转变为公民权的维护者、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网络的协调者。二、政社关系重构为合作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国家推动政府“元治理”能力建设,以政府转变职能为核心推进力,加快简政放权、取消行政审批,推动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建构社会资本以及推进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通过单项协会“脱钩”、直接登记等制度化建设,旨在重构政社关系。三、现实中面临的多重困境要求政社双方加强合作。表现为:现有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制度与有限市场之间的冲突;政府项目不能有效体现公共体育需求;对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开展绩效管理的复杂性;购买行为有可能导致“卖方主义”或政府被社会组织“绑架”;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四、构建促进政社合作的行动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了解购买合同缔约前后的性质差异;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明确财政保障范围与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付方式,匹配财权与事权;清醒认识资源优势和劣势,共享资源,打破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理性对待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厘清可利用的激励与约束因素,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购买环节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利益相关方有序参与协商;明确对政社“合作生产”进行绩效管理的内涵与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性,构建基于合作的综合性绩效管理模式。五、调研的四个地区在政社合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既有相似性,同时又由于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合作实践存在一定差异,对其它地区开展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发展改革委[6]（201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16年第13号》文中提出根据国务院部署,为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消除不利于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制度性障碍,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提供服务保障支撑,我委对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15年底发布的文件进行了清理,经商国务院相关部门,宣布失效一批文件（见附件）,现予以公告。
李元[7]（2016）在《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治理的转型对公共政策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有效地执行政策,转变政策执行的思维和模式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是两种常见的性质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本研究以Matland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基层官僚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在华中地区A县近半年的田野调查,基于A县执行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和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案例分析,采用政策执行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受到当代国家治理因素的影响,政治官僚制构成了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压力型体制是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特征,常规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构成了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政策问题的冲突性和政策的模糊性是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逻辑起点。执行机制是影响执行者执行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关键决定因素,执行者的行为是执行机制和个人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执行者进行了三类划分:行政官僚、管理官僚、基层官僚,分别探讨了三类执行者在不同机制下的行为表现。研究发现,两种模式在执行机制、权力基础、运行原则、运行特点、关键因素五个主要方面存在着区别,其中执行机制的差异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该模型包括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因素、政策特性、政策特性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的两种模式、两种模式的转化五种要素。与其他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型着重对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的产生机理进行探讨。在政策特性区分政策执行模式的解释中,政策问题给政府带来的压力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政策问题的低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行政性执行,政策依靠常规性机制而得到执行。政策问题的高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政治性执行,政策依靠强制性机制而得到执行。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本研究基于中国官僚制背景下探讨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不仅是对西方理论基于中国场景的探讨,更是对当代中国政策执行实践的研究。研究发现,行政性执行与官僚制水平紧密相关;政治性执行虽然有着它积极的意义,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行政性执行还是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过程中人治因素的作用凸显;公共政策执行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公共行政问题;政策执行模式选择的背后是政府基于政策执行与合法性关联度的考虑。研究最后明晰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对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对两种政策执行模式进行了中西对比分析,并指出可以从提升政策执行的技术手段、建构政策执行的政治途径、彰显政策执行的伦理价值来优化我国的政策执行模式。
杨云成[8]（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国家发改委价检司收费检查处[9]（2009）在《部分涉农收费政策摘编》文中提出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保障惠农政策落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涉农收费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检[2009]262号）,部署开展全国涉农收费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为更好地指导各地开展工作,现将近年来部分涉农收费政策摘编如下,供参考。
管淮[10]（2008）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将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加以完善,逐步建立起一套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相适应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有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还存在着缺乏科学性、滞后性、执行不力等问题,亟待按照"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将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提高到新水平。
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PV-GPG理论视域下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 1.4.2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的研究现状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论与基本假定 |
| 2.1 综合个体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方法论 |
| 2.2 个体行为的基本假定 |
| 2.3 制度演化的基本假定 |
| 2.3.1 制度的相关性假定 |
| 2.3.2 制度的层次性假定 |
| 2.3.3 制度的次序性假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实践、模式与分析框架 |
| 3.1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实践 |
| 3.2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模式 |
| 3.3 基于PV-GPG理论的制度演进分析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的历史梳理 |
| 4.1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政策与机构变迁梳理 |
| 4.2 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动态演进的三个阶段 |
| 4.2.1 “融合型”绩效管理阶段 |
| 4.2.2 “衍射型”绩效管理阶段 |
| 4.2.3 “棱柱型”绩效管理阶段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分析 |
| 5.1 基本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 |
| 5.1.1 人事管理权衍生出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
| 5.1.2 财政管理权衍生出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
| 5.1.3 公共事务监管权衍生出的绩效管理制度 |
| 5.2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演进逻辑的构建 |
| 5.2.1 案例样本与分析流程 |
| 5.2.2 衍生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 |
| 5.2.3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
| 6.2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行业协会收费监管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行业协会概念 |
| （一）行业协会的概念 |
| （二）行业协会的职能 |
| （三）行业协会的作用 |
| （四）山西省行业协（商）会现状 |
| 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政策 |
| （一)收费种类 |
|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目录（相关内容略） |
| 三、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存在的问题 |
| 四、案例及分析 |
| （一）违反《价格法》行为 |
| 五、强化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监管的建议 |
（3）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拨乱反正, 教育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1978—1984年) |
| 二、改革教育体制, 教育制度变革的部署与展开 (1985—1991年) |
| 三、探索市场机制, 以制度变革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1992—2002年) |
| 四、从效率走向公平, 教育制度变革的调整与持续 (2003—2009年) |
| 五、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变革 (2010年至今) |
（4）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 第二节 研究单位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官僚制与县级权力运作研究 |
| 二、党政关系与县级权力监督研究 |
| 三、社会风气与不正之风治理的综合性研究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 |
| 第五节 相关概念与表述结构 |
| 一、相关概念 |
| 二、表述结构 |
| 第一章 纠风监察工作组织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纠风工作兴起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作风建设与反腐败:纠风监察的开端 |
| 一、构建新时期行政监察“新方法” |
| 二、保留名义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三、纠风办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党风整治与纠风的融合 |
| 一、纪检监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构设置的形成和影响 |
| 二、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 |
| 三、党风廉政建设与纠风的融合 |
| 第四节 纠风监察工作机制演进:“条条”与“块块”的联动 |
| 一、统一纠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形成 |
| 二、统一纠风工作机制中的条块关系 |
| 三、纠风目标管理责任制 |
| 第五节 纠风工作方法的演进:从专项治理到综合治理 |
| 一、从全面自查自纠到集中专项治理 |
| 二、纠建并举、标本兼治 |
| 三、注重预防、综合治理 |
| 小结 纠风监察体制的演变特点及基本规律 |
| 第二章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与治理 |
| 引言 变的干部形象 |
| 第一节 文本中的“行政监察” |
| 第二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结构性成因 |
| 一、糖区党政机关的干部结构与流动 |
| 二、机关的“机关”:糖区机关内部运行的特点 |
| 三、县级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及表现 |
| 第三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治理 |
| 一、党政机关作风整治的常规方式 |
| 二、纠风专项治理 |
| 第四节 党政机关监督秩序的形成 |
| 一、纠风工作与运动式监督常态化 |
| 二、党政机关纠风的功能:思想整合、行为纠偏与合法性塑造 |
| 小结 执法技术与执纪手段的融通 |
| 第三章 行业不正之风的整治及职业伦理生成 |
| 第一节 政府机构改革与行业管理 |
| 第二节 行业不正之风的特点及治理机制 |
| 一、行业不正之风的类型及特点 |
| 二、行业不正之风的常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运作机制 |
| 一、整治前:选题和思想整合 |
| 二、整治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各自逻辑 |
| 第四节 纠风与行业秩序的形成 |
| 一、行业管理的“去伦理化” |
| 二、法律、民情与职业伦理 |
| 小结 由政治伦理通向职业伦理 |
| 第四章 纠风下乡:权力、技术与秩序 |
| 第一节 税改前后的村务监督 |
| 第二节 村镇纠风工作的日常形式 |
| 一、日常纪律检查 |
| 二、民生资金项目电子监控 |
| 三、纠风示范点建设 |
| 第三节 乡村纠风工作的运行策略 |
| 一、三河和震塘的“小村故事” |
| 二、纠风办案中的人情、权力和法律 |
| 第四节 纠风下乡与乡村权力秩序整合 |
| 小结 乡村权力的“再整合式监督” |
| 第五章 纠风监察工作方式的变迁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群众监督” |
| 第二节 纠风专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一、干群关系的转变与群众参与监督的两极化 |
| 二、特邀监察员制度 |
| 三、纪检监察信访信息员制度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三转”和巡察工作的铺开 |
| 第四节 纠风工作方式的变迁与困境 |
| 一、教化管理与群众监督 |
| 二、基层纠风工作的困境 |
| 小结 群众监督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第一节 重新理解“法纪” |
| 第二节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1.1 宏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 |
| 2.1.2 中观:社会组织发展与政社关系的研究 |
| 2.1.3 微观: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行动研究 |
| 2.2 国外政社合作研究 |
| 2.2.1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政社合作协定 |
| 2.2.2 超越“购买合同”的合作伙伴关系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政社合作的价值基础:效率与民主平衡下的公共行政范式演进 |
| 4.1.1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与批判 |
| 4.1.2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反思 |
| 4.1.3 基于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新公共服务理论 |
| 4.1.4 治理理论范式与我国的适用性 |
| 4.1.5 小结 |
| 4.2 政社合作的组织系统基础:公共行政改革推动政社关系重构 |
| 4.2.1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
| 4.2.2 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移 |
| 4.2.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 4.2.4 小结 |
| 4.3 政社合作的现实基础:当前制度下政社合作面临的多重困境 |
| 4.3.1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 |
| 4.3.2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的多重困境 |
| 4.3.3 小结 |
| 4.4 政社合作的技术系统基础:促进合作的行动机制 |
| 4.4.1 法治保障机制 |
| 4.4.2 现代财政保障机制 |
| 4.4.3 资源依赖机制 |
| 4.4.4 激励与约束机制 |
| 4.4.5 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协商机制 |
| 4.4.6 绩效管理机制 |
| 4.4.7 小结 |
| 4.5 国内政社合作案例分析 |
| 4.5.1 广东省惠州市体育局与体育社团的合作 |
| 4.5.2 广东省S市体育局与体育社团的合作 |
| 4.5.3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合作 |
| 4.5.4 江西省崇义县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 |
| 4.5.5 小结 |
| 5 结论 |
| 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6.1 研究创新 |
| 6.2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总述:政策执行的研究途径 |
| 1.2.2 政策执行的模型研究 |
| 1.2.3 政策执行的机制及行为研究 |
| 1.2.4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研究评价及研究趋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案例选择的缘由 |
| 1.3.2 资料收集的方法 |
| 1.4 调研对象 |
| 1.5 篇章逻辑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 |
| 2.1.2 基层官僚理论 |
| 2.2 重要概念 |
| 2.2.1 政策的模糊性和政策问题的冲突性 |
| 2.2.2 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 |
| 2.2.3 政策执行者的三类划分和当事人 |
| 2.3 政策执行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公共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因素 |
| 3.1 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政治官僚制 |
| 3.2 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特征:压力型体制 |
| 3.3 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常规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 |
| 第四章 县域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的行政性执行 |
| 4.1 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介绍 |
| 4.2 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的特性分析 |
| 4.2.1 政策的低模糊性和政策问题的低冲突性 |
| 4.2.2 低冲突性下的低压力 |
| 4.3 常规性机制:行政性执行的机制分析 |
| 4.3.1 组织基础:科层组织而非领导小组 |
| 4.3.2 运行原则:规章制度 |
| 4.4 常规性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4.4.1 行政官僚的弱作为 |
| 4.4.2 关键的管理官僚:两所学校的对比分析 |
| 4.4.3 基层官僚:可以改变的例行惯例 |
| 4.5 行政性执行的折射:科层组织的管理水平 |
| 第五章 县域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政治性执行 |
| 5.1 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介绍 |
| 5.2 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特性分析 |
| 5.2.1 政策的低模糊性 |
| 5.2.2 政策问题的高冲突性 |
| 5.2.3 高冲突性下的高压力 |
| 5.3 强制性机制:政治性执行的机制分析 |
| 5.3.1 压力源:政策执行的开启 |
| 5.3.2 责任制:政策执行的运行 |
| 5.3.3 惩罚机制:政策效果的保障 |
| 5.4 强制性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5.4.1 压力下行政官僚的重视 |
| 5.4.2 责任制下管理官僚的跟从 |
| 5.4.3 惩罚机制下基层官僚的遵守 |
| 5.5 政治性执行的转化 |
| 5.6 转化后的低效 |
| 5.6.1 低压下工作的懈怠 |
| 5.6.2 执行过程的人缘化 |
| 5.6.3 利益边缘的博弈 |
| 5.6.4 系统内部的庇护 |
| 第六章 行政性和政治性执行的比较: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建构 |
| 6.1 建构的基础:基于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的分析 |
| 6.2 模型的解释 |
| 6.2.1 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机理阐释 |
| 6.2.2 执行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6.2.3 两种执行模式的效果及相互转化 |
| 6.3 模型的意义及缺陷 |
|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7.3 当代中国政策执行模式优化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参加的学术活动 |
（8）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制度治腐及其成效的要素构成 |
| 第一节 腐败的概念界定 |
| 一、西方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认识 |
| 二、中国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解读 |
| 第二节 制度及制度治腐的相关要素构成 |
|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治腐涉及的相关要素--权力、环境、人、腐败 |
| 第三节 评估制度治腐成效的基本要素 |
| 一、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标准 |
| 二、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创立与演变 |
|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三、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设立 |
| 二、群众信访和舆论监督制度 |
| 三、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制度治腐因素——以“三反”和“新三反”运动为例 |
| 四、反腐败立法与建章立制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转折与突破 |
| 一、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 |
| 二、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
| 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
| 四、纪律检查机关的恢复与重建 |
| 五、十四届中纪委二次会议开启治理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 |
| 六、修订宪法和党章，不断完善制度治腐的根本准则 |
| 七、以制度为核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优化发展 |
| 八、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为例 |
| 第四节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提质与升级 |
| 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
| 三、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
| 四、坚持不懈，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
| 五、尊崇党章，修订“准则”和“条例” |
| 六、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巡视制度为例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践的成效评估及相关解释 |
| 第一节 治腐制度的运行现状——以反腐败机制为例 |
| 一、预防机制 |
| 二、监督机制 |
| 三、惩处机制 |
| 第二节 制度治腐战略的具体成效 |
| 一、学术界关于我国腐败程度的两种判断 |
| 二、评估现阶段我国腐败程度的新探索 |
| 三、制度治腐成效的一般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治腐成效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内法规混同于国家法律 |
| 二、腐败并非全是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 三、依据涉案金额、涉案人员及行为后果等因素划分腐败类型并不全面 第四章 提高制度治腐成效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 |
| 一、党内权力结构的运行现状 |
| 二、党内权力结构的理想状态：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
| 三、科学合理权力结构的要件支撑 |
| 第二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
| 一、定标：双重领导体制顺畅运行 |
| 二、定位：党的纪检体制的现状考察 |
| 三、定法：完善纪检体制的路径探析 |
| 第三节 建设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 |
| 一、党内法规的分类、重点及运行环境 |
| 二、党内法规体系上的法规“点”、“线”和“面” |
| 三、党内法规体系下的法规制定 |
| 第四节 制度治腐和德治教化相结合 |
| 一、惩处制度现状、完善及惩处策略的不彻底性 |
| 二、培育组织道德意识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后记 |
（10）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将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
|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全面推进, 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
| (一) 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 |
| 1. 以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 |
| 2. 以党章、准则和党内决定等规范党员干部从政行为。 |
| 3. 以廉洁自律规定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
| (二) 以制衡权力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制约体系初步建立 |
| (三) 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不断充实和完善 |
| (四) 围绕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
| 1. 在治理教育乱收费方面。 |
| 2. 在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方面。 |
| 3. 在减轻农民负担、企业负担方面。 |
| 4. 在清理整治公路、河道“三乱”方面。 |
| 5. 在对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 |
| 6. 在加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保基金管理等方面。 |
| (五)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干部人事、行政审批和财政、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
| 1.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2.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3. 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
| 4.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 5. 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 |
| (六) 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纪检机关的机构、体制建设逐步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
| 1. 在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面。 |
| 2. 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机构、体制建设方面。 |
| 三、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还存在不足, 亟待完善 |
| 1.要完善监督制度。 |
| 2.要完善惩处制度。 |
| 3.要完善源头治腐制度。 |
| 4.要完善走群众路线的制度。 |
| 5.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
| 6.要完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
| 7.要完善制度执行的保障机制。 |
四、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PV-GPG理论视域下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逻辑研究[D]. 戴正. 兰州大学, 2021(12)
- [2]行业协会收费监管初探[J]. 陈建平. 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 2020(10)
- [3]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J]. 范国睿.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05)
- [4]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5]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D]. 张小航. 北京体育大学, 2017(05)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16年第13号[J]. 发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6(31)
- [7]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D]. 李元.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8]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部分涉农收费政策摘编[J]. 国家发改委价检司收费检查处. 中国价格监督检查, 2009(03)
- [10]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 管淮.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