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行使权力面临的几对矛盾

一、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所面临的几对矛盾（论文文献综述）

陈远树^[1]（2020）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刑法和监察法对公权力规制的重要概念,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主体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论基础;其不仅是犯罪构成意义上的特殊犯罪主体,而且是不正当行使公权力或者影响公权力正当行使所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涵盖了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所有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主体。简言之,职务犯罪主体是以行使公权力为本质特征。据此,本文提出“统一权力范式”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制度—组织—目的”权力分析框架,探索科学、合理地划定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圈。在统一权力范式中,公权力是法律制度授予国家、国有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按照“制度—组织”和“组织—目的”的双层区分标准,将公权力区分为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三大类型,即法律制度分别授予国家组织、营利性公共组织和非营利性公共组织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本文逐一分析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规制的历史沿革和立法模式,并按照实现监察全覆盖的法政策目标,从法律解释和立法完善的角度重构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和法律界限。在国家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是基本相通的,运用实质解释方法即可使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与国家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对应。职务犯罪主体实质解释的依据即认定标准需要由“公务论”向“权力论”发展,即以是否具有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资格为标准统一地界定刑法和监察法上的职务犯罪主体。权力论是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相关法律规定的统一理论,而组织身份、从事公务、从事管理、履行公职等法律规定的要素则是公权力在不同职务犯罪主体类型上的表现形式。在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企业渎职犯罪和国有参股企业贪腐犯罪中。根据权力论,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据此,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限缩解释为国有全资的公司、企业,“国有公司、企业中的人员”扩大解释为国家公司、企业向非国有公司、企业委派的工作人员,“从事公务”则实质解释为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监察法中的国有企业则扩大解释为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而管理人员则实质解释为代行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在社会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较大的混淆和矛盾,主要集中于基层自治组织和民办社会组织中。法律授予基层自治组织、公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履行公共事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应认定为公权力。刑法和监察法应当抛弃以所有制属性认定社会组织权力公、私性质的狭隘标准,按照权力论将基层自治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中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人员通过立法修正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予以规制。本文按照统一权力范式重构的职务犯罪主体理论,整合发展了刑法学、监察法学和法政策学对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论”的职务犯罪主体统一界定标准,将形形色色的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按照被授予权力的性质分类界定和适用,实现了刑法和监察法在职务犯罪主体规制上的衔接,冀望为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理论指引。

周晨慧^[2]（2019）在《人工智能在优化党群关系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优化党群关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党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决定了党必须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工作和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良好的党群关系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努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在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有着不同的要求,优化党群关系的方式方法也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点。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时代正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人工智能拥有海量数据处理能力、人机交互功能、丰富的知识库等优势,能够在党群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给优化党群关系带来新契机。本文正是立足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在党群关系优化中的应用为主题展开相关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结合社会现实发展与实践对党群关系的学习和研究。在明确核心概念“党群关系”和“人工智能”内涵的基础上,本论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优化党群关系中应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这项技术必然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利用人工智能来优化党群关系也成为了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在进行权力监督、密切党群沟通、处理党群突出问题以及预测党群矛盾中,人工智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技术、语音识别技术、专家系统、机器学习、实时监控以及预警感知系统等高性能技术可以发挥独特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人机对话、统计分析、方案模拟等方式来实现的,为构建更加良好的党群交流机制、更准确的认知民心民意、更真实的落实人民当家做主带来机遇。就其应用的原理来看,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符号主义的“符号处理”机制、基于联结主义的“结构模拟”机制,以及基于行为主义的“感知—动作”机制进行运作。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应用人工智能优化党群关系时,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比如权力监督和隐私保护、智能决策与民主、智能模拟与人的能动作用以及飞速发展的高精尖技术与固步自封思想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问题。

仇赟^[3]（2019）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它不但决定了选什么样的人、怎样选人等重大问题,更决定了执政党的政策主张、治理思想由什么样的人去贯彻和实施。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由此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重要构成因素。当今世界,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一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运用。在“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价值原则的背景下,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程序的正义性进行研究分析显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安排,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要素,也是维系执政党正当性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程序正义理论,无疑为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正义性考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观察视角。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核心概念、文献综述以及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者认为,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第一章重点对文章涉及到的基础理论进行概述。包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分配正义?什么是程序正义?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作者认为,坚持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功能主要表现在“追求价值合理性”“减少人为随意性”“增加结果确定性”“实现社会正义性”等方面。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永远离不开实质正义这一本质要求,偏离实质正义的程序为自身的调适和修正提供了可能。第二章重点探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实质正义问题。文章认为“选贤任能”是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价值基石,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服从服务于这一实质要求。本章从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思想与制度的发展落笔,对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政治模式的内涵发展进行多维性分析、历史必然进行溯源性分析、中国特色进行比较性分析、政治作用进行功能性分析,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明析判断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从发展脉络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考察和使用干部的根本标准,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从本质内涵看,“选贤任能”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也蕴含了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为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并从根本上保证了任何偏离这一核心价值的制度和程序在实践中能够得以纠正和完善。第三章重点围绕民主推荐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民主推荐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的创新发展和重大贡献,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对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人、靠少数人选人的局限,拓宽选人用人视野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民主推荐程序的发展过程中,“简单以票取人”和“拉票不正之风”始终是影响和制约其制度效用的两大负面因素。民主推荐程序的背离和调适,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冲突后,对不完善的程序进行修正的典型案例。本章从制度的起源、制度的背离、制度的调适、制度的前景四个层面,把握民主推荐程序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确立、从背离偏差到改革完善的全过程,深入分析民主推荐程序背离错综复杂的内在因素,努力剥离附加在制度之外的“不可承受之重”,为避免党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少走弯路提供借鉴。第四章重点围绕干部考察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干部考察是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核心程序。在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制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干部考察程序的精英塑造、民主参与、正义实现、组织凝聚、责任传递等政治功能以及制度的包容性、回应性、导向性、调适性,对干部考察程序存在的考察方式的传统性与考察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考察授权的有限性与责任职责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干部标准的客观性与实际操作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干部考核的导向性与获得结果的偏差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实践中的责任困境、权力困境、道德困境、技术困境、监督困境、信任困境、制度困境、激励困境等进行了学理分析和规范研究,由此提出干部考察程序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包括完善“因事察人”的考察方式,建立干部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干部承诺失信黑名单制度、干部考察表制度等具体建议。第五章重点围绕党委（党组）讨论决定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作者认为,酝酿先于决定、决策必先沟通是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的鲜明特征,也是党内决策的鲜明特征;民主与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中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既能防止“权力的恣意”,又能牵制“民主的僭越”;惯例与规则是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惯例作为一种长期约定俗成的集体共识,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隐性规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将涉及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隐性惯例规则逐步明文化、显性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对实现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脉络梳理。追寻完善的程序正义是人类政治的理想。标准先于程序,按什么原则分配公共职务,这既是干部选拔标准问题,也是发展程序的独立标准;主体程序的发展,即用什么方式、经什么程序来选人用人,这是正义的初次分配;在必经程序出现实质正义结果偏差时,一方面要建立矫正程序,对违反实质正义的非正义行为进行禁止和惩罚,这是矫正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对必经程序进行修正、调整和完善,这是正义的再分配。由此,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完善进入螺旋上升的轨道,越来越接近实质正义。

赵华珺^[4]（2019）在《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综合国力显着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高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也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的逐步涌现,“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张力越来越突出:民族情感与人类意识该如何兼顾?本国利益与全球治理要如何协同?除了这些共性问题,当代中国还面临着分裂势力盘踞、领土主权不完整等更加棘手也更加个性化的问题。面对这些现实的拷问,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到底有哪些新内涵、新特点、新挑战、新要求,是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解决以下五个问题:一是分析“爱国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从词源学角度拆分“爱”“国”“主义”三个概念的理论内涵,再从多学科视角整体把握爱国主义的多元含义,最后判定“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社会意识与认知体系的综合体。二是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思想传统以及时代语境”的问题,系统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明确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要求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爱国主义在新时代的时代语境。三是分析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面临怎样的时代挑战,重点讨论了全球化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消极社会思潮对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四是讨论在前述时代语境和时代挑战面前,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时代内涵,本文将其归纳为“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本土情怀与人类意识相统一”。五是解析如何在新时代培养理性爱国者的问题,重在讨论基本图式、实践原则、实践策略等关键问题,进而尝试构建新时代培养理性爱国者的教育路径。

廖宝光^[5]（2018）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治安社会化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治安的研究,有的从犯罪学出发,侧重预防与惩罚犯罪,主张从技术装备、职能设置、权力运行、人员管理等方面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治安专业能力建设;有的从管理学出发,主张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治安服务领域,实行社会治安服务多元化供给;有的从法学视角,强调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背景下,构建社会治安法治体系,将社会治安纳入法治轨道。本文在综合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为指导,站在“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根据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从历史与现实、困境与出路、中国与西方等维度来分析我国社会治安面临的新实践、新问题,将社会治安纳入社会治理的分析视域,探讨社会治安从党政主导向社会化治理演变的内在规律,认为我国社会治安的变迁体现了“管理--治理--善治”的发展逻辑。具体来说,由于所处社会背景条件的不同,我国社会治安不同时期具体指导思想和实践路径是不同的,大致经历了“阶级斗争指导下的社会治安模式--民主政治指导下的社会治安模式--社会治理指导下的社会治安模式”的发展变迁,对社会治安的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治理对策、发展趋势等内在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治理理念、法律制度、治理手段、参与主体等方面的实践也有了长足进步,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治安模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在“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改善民生,落实社会公平正义,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现代治安能力的短板,积极推进现代警务运行机制、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现代司法体制、基层协商民主等方面的改革,完善党政主导下社会各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化治安新模式,使社会治安工作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取得了新突破、新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安社会化的成效主要表现为:治安社会化的社会成效显着提高、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显着、社会治安能力不断增强、治安社会化的参与格局日渐形成、治安社会化的制度体系基本成型、治安社会化的技术支持发展迅速。当前,我国治安社会化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治安社会化的政府依赖困境、治安社会化的集体行动困境、治安社会化的法治保障滞后、治安社会化的基础性制度缺失、治安社会化的发展不均衡、治安社会化的现代技术消极面等问题。问题往往是突破和创新的契机。本文认为,要从树立治安社会化基本理念、打造社会治安共同体、完善治安社会化法治体系、注重治安社会化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治安社会化职能部门联动融合、提高社会治安智能化水平等方面完善我国治安社会化治理体系,推动治安社会化发展,提升治安现代治理能力。

王剑^[6]（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提出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杨超^[7]（2017）在《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当代全球社会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哈佛大学、杜克大学等为首的美国学者在创业教育与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公益创业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社会领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本身发展的不完善和我们认识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得对公益创业教育存在较多的争议和误解,集中体现为对公益创业教育价值认识的保留、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因此从学理层面客观深入地分析公益创业教育价值,尤其是回答好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现实形态及内在矛盾尤为必要,有助于厘清社会各界认识偏颇的根源所在,推动公益创业教育的社会化、学科化发展。论文论证公益创业教育价值,摒弃了以往论证教育价值的传统讨论,不再着眼于论证价值的正确性或积极性来试图构建一个宏观而庞大的体系。而着重于从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合理性和现实表现性层面,通过分析价值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矛盾,充分说明公益创业教育价值何以存在及现实表现。如此,公益创业教育才具有充足的理论底气和现实说服力。论文聚焦于四个问题:一是公益创业教育价值是否为臆想产物?哲学层面的价值作为一种主体见之于客体的主客体关系,具有经验性和抽象性,往往难以被观察得到,如何进行论证其存在的依据至关重要;二是公益创业教育价值何以构成?要认识一种全新价值,探讨其价值构成要素及其互动机理则尤为必要,直接关系到价值能否被科学认识和有效创造;三是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内在矛盾如何体现?作为一种多要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不同要素之间的配合与协作总会存在程度不同的摩擦与碰撞,如何去认识和对待则需要谨慎分析;四是作为矛盾的公益创业教育价值,如何在矛盾化解与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的创设与提升,找到合理的现实路径,则成为探讨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结构上看,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具体为七个章节。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理论图景。首先说明研究的缘起,也就是要对背景和意义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其次对国内外公益创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梳理,明确开展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研究的必要性。基于此,对核心概念辨析这是研究前提,在分析“公益”、“公益创业”、“公益创业教育”等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所谓的公益创业教育价值,是在人和社会在公益创业教育——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道德品质、实践能力形成和发展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公益创业教育本身是否与人的发展、需要相一致、相适应的关系。第二部分,所呈现的是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历史图景。在历史研究的回溯中,对公益创业教育的思想起源进行整理,并对中西文化差异下的文化理论和社会心理进行比较,分别从公益慈善理论、价值理论和创业理论三个方面把握,并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公益观”这一全新理念,试图找到基于中国国情语境下的公益创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为促进公益创业教育在中国的科学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经验。第三部分,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构成要素、互动机理、主要类型、内在矛盾及化解路径等方面展开,回答了公益创业教育“之所以然”的现实问题。首先,说明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构成要素及其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由价值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部分构成,同时四者之间存在互动互促的多向关系;并根据公益创业教育的作用对象,将公益创业教育价值分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体价值包括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和意义价值,社会价值则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层面展开;随后从深层次揭露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的内部矛盾及其转化路径,认为主要包括主体间的认识矛盾、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实践矛盾和价值结果上的评析矛盾,这三个层面的主要矛盾是公益创业教育在现实中受到非议和争论的根源;最后,从三个维度也就是宏观层面的政社关系的处理、中观层面的公益创业教育自身的发展,和微观层面的个人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公民能力的提升等角度,进行具体的路径探讨。

马利凯^[8]（2016）在《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逐步深入,质量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均兴起重点建设的高潮,然而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质量观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尚有差距,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我国高等教育重构新的管理模式和质量观,抓好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国家所需、人民所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本文以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围绕“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现状如何?存在哪些治理问题?治理理论如何有效保障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进行理论阐释,厘清质量保障体系中质量目标、投入保障、组织运行以及质量控制等要素的关系,建立起合理的分析框架,为运用这—理论解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创造前提条件。为了便于全方位、立体式了解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发展脉络,深度分析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相关政策文本,访谈了国内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相关主管部门以及部分重点建设高校的相关主管部门的人员,在宏观方面,选择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最具代表性的“985工程”“211工程”,在微观方面,选择J研究型大学“985工程”建设为案例,宏观与微观结合描述出国家和高校两个层面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的现状,并从治理视角对其中存在的重点建设价值目标导向性模糊、建设效益不均衡加剧、组织结构责权利不明、管理机制程式化严重等问题作出透彻剖析。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具有社会情况、地缘的相近关系,通过分析以上诸国和地区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状况,找出其共同特点及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提供区域借鉴和思考,再针对当前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存在的缺陷,基于治理理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的重构建议:在价值导向方面,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观,立足人类发展,实现由“知识传播”向“文明进步”转变;瞄向高教强国,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坚持立德树人,实现由“利益相关”向“主体价值”转变;在路径与政策改革方面,实现“模式重塑、制度再建、路径纠偏、手段多元”;保持“发展方向”与“治理路径”统一,“关键环节”与“重点突破”结合,“资源公平”与“建设效益”并重,“规则联盟”与“多元治理”互动。在制定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和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实践中,克服传统政府作为管理唯一主体的弊端,运用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等多种社会团体和资源的力量,形成网络化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格局,可使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各利益相关体共同参与建设,形成多元、协调、统一的“善治”氛围,打造“统一领导、多元治理、和谐善治、科学发展”的治理结构基本模式,最终必将实现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质量目标,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获得。

刘小钧^[9]（2016）在《社会建设背景下城市社区善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依据,将城市社区治理置于社会建设的背景下,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兼顾微观视角,阐述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厘清城市社区“管理—治理—善治”的发展过程,揭示我国社区治理的内在发展规律,即“社区服务业—基层民主政治—社区生活共同体—和谐社区—社会建设”的变迁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内容不断完善和充实,治理的手段和载体更加多样化,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从低级向高级、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推进的发展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充分重视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地位和关键作用,既从民主政治的维度推进社区治理,强调社区治理的权力与权利互动关系,又从社会建设的维度去推进社区建设,强调社区建设的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使社区建设具有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双重背景和双重属性,扩展了社区建设的内容要素和理论容量。党的十八大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对社区建设进行了阐述和论证,突出社会建设背景下社区治理的公平正义取向,更加强调社区建设对维护和发展群众根本权益的作用,更加注重社区建设在实现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成为社区建设的最新价值追求,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新论断、新要求,强调基层治理法治化在法治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我国当下社区建设与治理乃至社会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有助于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厚植社区治理优势,促进社会建设背景下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现有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主要体现于社会学领域,进行社会组织意义上的社区包括城市社区社会结构、组织、要素等研究:体现于政治学领域,进行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与政府,社区与执政党、社区与国家治理关系及其建构研究,取得了相关成果,本文在学术前史中已有综述。本文则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区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在“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创新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论文研究的主题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城市社区善治研究。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从历时性视角梳理从单位—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特别关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新动向;二是从共时态视角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及原因;三是阐述社区善治理论的内涵及其结构,指出社区善治主体是平等协商的多元主体,社区善治客体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社区善治内核为权力与权利之间双向互动,社区善治过程是从管理到善治的转变;四是揭示了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即树立社区善治的新理念、提升社区现代治理能力、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发展社区协商民主、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社区文化等。五是前瞻性地概述城市社区治理未来发展,认为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开创城市社区发展新局面。

朱成燕^[10]（2016）在《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制度演化论的视角下,分析了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产生、延续和变革的历程。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而非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制度变迁历程反应了制度演化论中环境、行动者、结构三者互动的演化模式,但又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特征。其稳定性来源于中国单一制的纵向政治制度设计,中央掌握着人民一揽子授予的国家治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再授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这种权力隶属关系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通过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这三重连带机制表现出来,蕴含在纵向政治制度结构之中,并保持着该制度的稳定。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观念演化的产物,而其观念的演化基于对制度认知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刺激。首先,制度认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机证明了原有观念的异常,因此,政治领导人在制度危机的倒逼下进行制度变革。其次,外部环境的刺激增加了政治领导人发展的压力,驱使他们主动寻求制度变革,以保护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延续下去。此外,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还会受到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革主要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制度变迁同时呈现出发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比较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迁过程,可以归纳出三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一是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调整。即中央通过调整纵向权力分配来调动中央、地方、以及企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但受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中央在纵向权力调整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党领导军队”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军权和人事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同时,中央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牢牢控制着税种、税基的确定和划分,在事权的下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否决权和干预权。这些恰恰是在放权的过程中保持纵向政治制度不偏离单一制这一基本制度框架的要件,有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三重连带机制的协调一致运作。二是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本文通过历时性的比较发现,纵向政府间三重连带机制的运作方式经历了一个“刚性运作—柔性运作—刚柔并济的弹性运作—规范化运作”的演变过程,以配合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央战略目标与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变化,使制度在不同的运作方式中释放出不同的制度功能。三是制度匹配,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子系统进行改革,或添加衔接性的制度,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协调有效运转,避免因政治生态的变化或某一项制度变革而引发的不同制度子系统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概言之,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是顶层通过上述三种机制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所面临的几对矛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所面临的几对矛盾（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工智能在优化党群关系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治理视域下治安社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建设背景下城市社区善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所面临的几对矛盾（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D]. 陈远树.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人工智能在优化党群关系中的应用研究[D]. 周晨慧.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
• [3]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D]. 仇赟. 吉林大学, 2019(10)
• [4]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及其实践研究[D]. 赵华珺.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5]社会治理视域下治安社会化研究[D]. 廖宝光.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7]公益创业教育价值研究[D]. 杨超. 湖南大学, 2017(06)
• [8]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D]. 马利凯. 吉林大学, 2016(03)
• [9]社会建设背景下城市社区善治研究[D]. 刘小钧.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7)
• [10]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D]. 朱成燕. 武汉大学, 2016(06)

标签：公权力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人才选拔机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