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工会代表团访问首钢

一、莫斯科工会代表团访问首钢（论文文献综述）

冯德恒^[1]（2019）在《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文中提出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是以国家身份为坐标的利益诉求折射。国家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定位对海外投资法的模式取向和规则甄选发挥内在的理性指引作用。国家投资身份的转换嬗变必然推动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念和制度的扬弃。中国已由吸引投资大国转变为双向投资大国,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投资身份定位的外向化切换拉升海外投资利益保障的需求,也呼唤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重塑。文章从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关系切入,首先阐释了中国投资身份转换的现实表现和价值追求,然后分别从宏观模式参照、实体规则设计、法律冲突调整、争端解决机制重塑四大方面反思现行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以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和比较法的横向视角探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愿景、目标和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是锚定国家利益、指引海外投资立法的基准,其转换变化从现实向度考量表现和归因于国际投资格局的更替,从逻辑向度考量归因于国家实力的消长和投资利益的切换。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演进产生辐射作用,使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南北对抗”转向合作协调,东道国的主权刚性也渐被投资自由理念所浸润,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强力保护方式让位于规则和法治,海外投资法律保护蔚然成风。相对于外交保护而言,法律保护在维护海外投资利益方面具有成本低、程序简便、依据充分等优势,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海外投资大国的国内法、双边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等多个发展阶段和形态,不仅实证了国家投资身份转换与法律保护互动之逻辑,也凸显了完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之紧迫。中国投资身份的现实转换是完善和调适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内在动因和理性遵循。伴随着对外投资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已逐步实现从资本输入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从区域选择型投资国向全球参与型投资国,从国际投资规则的“适应参与者”向“塑造引领者”的三大转换,呼唤中国国际投资法的理念重塑。首先要顺应东道国主权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内在理性,适当向保障海外投资者权益倾斜。其次应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设计,反映法律全球化和国际投资法制趋同化的趋势,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愿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体现海外投资从参与价值链向主导生产链和国际产能合作转移的发展需求,尤其适应高科技产业海外投资保护的紧迫形势。最后要以积极姿态和主动精神参与国际投资规则设计,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通过模式比较为法治完善遴选出“最适当”参照,进而搭建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总体架构,这是中国海外投资法治完善的首要之义。就经济学意义上的国际投资身份而言,当下中国与美国的角色定位最为相似。美国模式无论是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从双边法到多边法的渊源变迁,从“定纷止争”到“竞争主导”的功能切换,还是从“私权至上”到“公私平衡”的理念回摆,从投资“本位论”到规范“人本化”的价值排序,都对同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具有优先性的启示意义。法、英、德以及欧盟在海外投资服务和保障法治方面亦具有借鉴价值,但国际投资的身份定位和内外投资法制的平衡性方面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对完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发挥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从中外比较研究的基础出发,中国应着眼作为双向投资大国,尤其是海外投资大国的利益分布和保障需求,以《外商投资法》的制度创新与突破为参照,在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方面设定分层次、有重点、前瞻性的应然模式标准,在投资自由化与适度监管的对冲折抵中找准定位和平衡点,在适当维护本国主权刚性的前提下更多尊重仲裁自治,以全球化思维追求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冲突裁决的实质正义。海外投资法律保护起始于模式构建,归结于规则设计,决定海外投资者权利义务的实体法律规范取向尤为关键。中国投资身份转换要求重新审视国际投资待遇问题,在公平公正待遇问题上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将最惠国待遇条款纳入对外缔约进程,同时适当限制其扩大性解释,在《外商投资法》规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的同时不断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做出明确的排除性适用规定,巧妙避免最惠国待遇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竞合。在征收和国有化问题上应跳出“赫尔准则”和“卡尔沃主义”非黑即白的传统思维定式,更多地从内外资平衡、市场优先、全面开放的格局审视和设计,以“适当论”为指导、以“比例原则”为路径厘定间接征收的界限和征收的补偿标准,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寻求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财产权的利益平衡。在对待环境保护、劳工和履行措施等国际投资新型条款问题上,洞悉政治、法律、道义之互动逻辑,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竞合中做好规则扬弃,妥善把握立法节奏和尺度。寻找和确定准据法是解决海外投资争端的基础。国家投资身份对法律适用制度发挥理性指引作用。明晰投资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路径,需要按照比较法的理论视角考查国际投资准据法的更替和演进,透析经济全球化与法律趋同化之关系,同时以实证研究的进路厘清中国法制因应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规范创新与功能滞后。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适用制度存在量质失衡、重内轻外、立场保守等问题,滞后于海外利益拓展和国家角色转变。基于国际投资准据法在法律渊源、适用路径、程序规则等方面平衡互补的新趋势,中国宜着眼国家身份转换、利益需求位移和制度性权力扩张,统筹好前瞻性与舒适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律适用方面进行升级与重塑。要调适好国内法与国际法、双边法与多边法、主观论与客观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趋同走向,在颁布《外商投资法》基础上探讨制定海外投资法的可能,同时适当向国际法渊源倾斜,通过推动制定多边投资实体规范减少法律冲突,提高法律适用的主观因素权重,积极影响和参与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平衡好双向投资的法律保障需求,为海外投资者维护正当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准据法指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抢抓地区规则主导权。争端解决机制是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核心内容,也是海外投资者维权的最后依托。身份转换背景下的中国应通过有序缔结双多边投资协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模式转型等方式提升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效,通过移转代位降低投资者卷入投资争端的风险。国家投资身份对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内在指引作用,国家投资身份的“公私交融”特质外化为“一体两翼”的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国际投资关系的“扁平化”趋向则导致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潮流。我们需要洞悉国家投资身份与海外投资争端解决的内在逻辑和中国的现实制度短板,将规则设计的重心适当向海外投资保护倾斜,完善和更新双多边投资协定体系,发挥好中美BIT谈判的导向作用。我们在树立国际投资仲裁在争端解决机制主渠道地位的同时需通过主动介入、外在纠错和经济外交等方式弥补现有机制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宜以“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为依托逐步探讨成立“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可能性,重视发挥磋商和调解的作用,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投资争端解决模式,持续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

王立新^[2]（2019）在《国家角色——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纪实》文中提出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唯一的国有钢铁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这家濒临倒闭的钢厂,曾先后三次举行国际招标,都因全球的钢铁市场低迷而流拍。2016年,在金融危机暴风雪中凛然崛起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逆势收购了这家钢厂,并全权委托位于唐山陡河岸边的、作为先锋队的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科学运营管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原料、营销等多方面的全球资源配置优势,半年扭亏、一年全面盈利。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参观了河钢塞尔维亚公司斯梅代雷沃钢厂,他希望河钢集团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民生,把此项目打造成"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李向前^[3]（2017）在《国家篮球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推动我国篮球运动体制改革和国家篮球队建设,促进国家篮球队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国家篮球队的体制机制及其创新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包括:1.我国国家篮球队的体制机制的历史演变特征;2.现阶段国家篮球队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思路;3.美、俄、塞、韩四国在国家队管理、组队方面的制度;4.国家篮球队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结果发现:1.建国初期到现在,国家篮球队先后接受团中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的领导,具体的管理实施机构也经历了中央体训班、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国家体委训练局和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等的变化;内部管理由领队和主教练共同负责、领队负责制、主教练负责制（教练团队）、队委会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等模式;国家篮球队的选拔也由最初的业余培养选拔向专业培养选拔体制发展,逐步形成三级训练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训练培养体系;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国家篮球队在选拔、组建、集训制度方面越来越规范,在科研、奖励、保障等方面越来越好。2.国家篮球队的体制机制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产生适应性变化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成分多样化,国家篮球队体制中一些深层矛盾也开始显现。代表政府的管理机构提供的管理、服务不能满足国家篮球队各主体的需要,国家篮球队中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协调难度加大。3.国家出于对体育治理的需要自上而下推动了篮球协会实体化改革,主要是发挥社会组织的管理优势,协调好各方利益,满足社会各阶层对篮球多元化的需要。篮协通过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厘清管理职能,提高服务水平等,把国家篮球队中各方利益协调、统一到为国争光的国家利益中,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国家篮球队中存在的矛盾。4.通过对国家篮球队体制机制演变的梳理,借鉴国外篮球强国国家队好的制度和做法,在平稳过渡、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国家篮球队的体制进行改革,对影响国家篮球队发展的关键制度进行创新。促进“管办分离”,明确管理中心职能,完善篮协管理体制;以制度创新来带动和促进国家篮球队良好机制的运行。

刘柳^[4]（2017）在《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效果研究》文中提出自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进入中国海外主要投资国之列。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105.4739亿美元,占中国海外投资净额的8.6%。可以说,拉美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然而,许多中资企业在拉美的投资效果却不甚理想。不少中国企业落户拉美之后水土不服,面临严峻挑战,比如中国首都钢铁集团在秘鲁投资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罢工。华为公司是众多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中的翘楚。经过近20年深耕拉美市场,华为品牌知名度在拉丁美洲已达到65%。其成功的经验,如以客户为中心、本土化运营、保持核心技术优势、遵守法律、贴近政府等运营模式和理念值得很多在拉美投资的中资企业学习和借鉴。此外,通过对墨西哥《经济学家报》、秘鲁《商报》等多家拉美主流报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拉美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拉美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由于拉美和中国在政治背景和法制规则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想要走进拉美的中国企业来讲,不仅要了解拉美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商业习惯,还要注重与拉美国家的互利共赢,进一步推动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我国自身来讲,要大力加强政府、企业、学术之间的多种资源的进一步整合,要努力发挥政府和智库的优势,从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政策支持。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在拉美赢得长足发展。

冯乐坤^[5]（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提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刘业伟^[6]（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阳勇^[7]（2014）在《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文中指出建国前,毛泽东对中国钢铁工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的思想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将鞍钢作为恢复钢铁工业的重点,决策、指导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为改变钢铁工业布局,毛泽东还作出了新建武钢、包钢的重要决策。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为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决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极大地加快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中国钢铁工业作出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战略布局。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钢铁工业,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建设,强调钢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提出了过高的发展目标和不切实际的钢产量高指标,钢铁工业战线出现“三年大起”的局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是引起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之一。钢铁工业的过度发展是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起”为后来钢铁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支持钢铁工业进行调整、整顿,初步展开了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钢铁工业生产建设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依然十分关心、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并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十年徘徊时期,损失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对钢铁工业进行了大量投人,钢铁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并为后来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增强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积极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他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其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27年间新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27年间钢铁工业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钢铁工业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27年间建立起来的大中型钢铁企业至今仍在并将继续在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高度重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从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战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科技领先,大力汇聚钢铁工业技术力量,努力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切忌急躁冒进；必须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杨佩桦^[8]（2014）在《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之研究》文中指出能源与矿产资源几乎是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生产飞速跃进,城市化进程日趋深化,经济增长日益加速,人口数量持续膨胀,使得资源供需缺口不断拉大。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加快,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品进口国,资源约束瓶颈愈益凸显,近20种能矿产品严重短缺,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如此严峻的资源状况意味着保障资源以合理的价格持续、稳定、安全的供应是我国面临的关键性挑战之一。澳大利亚以其丰沛且高品位的能矿资源而享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美誉,其资源储量与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而其较少的人口使得国内资源消费量增长有限,因此澳大利亚素来也是全球排名领先的、可靠的资源出口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拥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较为健全的法律体制。中澳两国同属亚太地区,自1972年12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总体良好。所有上述因素使得双方彼此需要,并为双方的资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建交以来,中澳能矿资源贸易的数量与金额双双大幅攀升；两国在资源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向宽领域、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合作涉及的能矿资源品种不断拓展,合作形式从贸易逐渐发展到投资和能源技术合作。中澳资源合作进程总体较为平稳,但也经受过波折、面临着挑战。双方能矿资源贸易与投资协作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状况的迥异,对中国企业投资澳能矿业构成极大挑战。由于上述差异,中国企业正常的利益诉求有时会被一些澳大利亚人曲解为意在控制澳资源的战略行为。如何让我国的利益诉求为澳方理解,消除其担忧或反感,令其意识到中国企业投资澳矿是互利双赢的经济活动,是值得努力寻求破解之道的一项课题。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双方在资源领域各项协作的梳理和研析,探究两国资源合作对彼此的益处与意义,分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期为未来的协作提供些许启迪。本论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一,整理和计算相关数据,并适当绘制成折线图、柱状图或饼图,以直观地反映中澳资源贸易和投资的数量与金额变化等。其二,采用案例分析法,研析典型合作项目的来龙去脉与问题,探寻相应对策。其三,综合运用资源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理论,对中澳资源合作的历史、现状、未来加以剖析。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研究的缘起,进行文献综述,解释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作为背景交代,介绍中澳两国能矿产业的政策变迁。第三至五章是论文的主体,横向地划分为中澳能源产品贸易、中澳矿产品贸易与中国对澳大利亚能矿业的投资三部分。第三章论述中澳能源产品贸易,这些能源产品包含煤炭、石油、液化天然气和铀矿。第四章论述中澳矿产品贸易,包括铁矿、铜矿及铝矿产品。第五章着重从以下六方面剖析中国对澳大利亚能矿业的投资：外国对澳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企业在澳投资背景,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制度,中国投资澳矿历程,中国投资澳大利亚能矿业的挑战与对策建议,中国对澳矿投资项目下的双方能源技术合作。上述三章内部又纵向地阐述了各能矿产品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历程。第六章为结论,总结中澳资源合作的总体特征,阐释两国合作对双方的益处和意义,就双方合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并展望中澳资源合作的前景。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通过数十年来的中澳能矿资源合作,澳大利亚对有效缓解中国的资源饥渴作出了难以替代的积极贡献,促进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而中国成就了澳大利亚在新世纪的矿业繁荣,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速长期保持着3-4%这个高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中澳资源合作给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为增加两国人民的福祉作出了贡献,也令双方对彼此日益依赖。中澳资源合作关系己成为两国整体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甚至能在双边关系遭遇险情时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关键作用,中澳资源合作已与两国整体关系形成良性互动。两国能矿资源合作的未来具有很大潜力,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双方持续关注,并以积极、客观的态度予以妥善应对和解决。

谭君^[9]（2013）在《“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的来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几乎冲垮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出现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倒退。“文革”初期,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遭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各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因此,在“文革”初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短时间内急剧衰落,一度陷入了单调、乏味、低迷的历史低谷。进入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开始走向复苏和恢复,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再加上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缓和,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到了“文革”后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文革”初期单调、乏味的情况有了明显的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文革”中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而且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恢复并没有超过“文革”前的水平。除去绪论、北京概况和结论以外,本文用六章的篇幅来论述“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的概况,并按照娱乐主体参与娱乐活动的不同方式,将娱乐生活分为“静态娱乐”和“动态娱乐”。按照这个分类方法,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电影、广播、电视、音乐和歌曲、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文艺演出、图书、报刊、图书馆和图书借阅属于静态娱乐；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群众体育、体育赛事、春节、“十一”、“五一”、旅游、展览、餐厅、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生活属于动态娱乐。

朱继东^[10]（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莫斯科工会代表团访问首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莫斯科工会代表团访问首钢（论文提纲范文）

（1）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篮球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7）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四、莫斯科工会代表团访问首钢（论文参考文献）

• [1]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D]. 冯德恒. 吉林大学, 2019(10)
• [2]国家角色——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纪实[J]. 王立新. 长城, 2019(01)
• [3]国家篮球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研究[D]. 李向前. 北京体育大学, 2017(06)
• [4]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效果研究[D]. 刘柳. 外交学院, 2017(01)
• [5]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6]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7]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D]. 阳勇. 湘潭大学, 2014(08)
• [8]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之研究[D]. 杨佩桦.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9]“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D]. 谭君. 首都师范大学, 2013(S2)
• [10]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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