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兴起与早期发展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岳五妹[2](2021)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文中指出对于区域教育史地理范围的厘定,往往以交通枢纽、政治地位、经济中心为划分的标准,山东运河区域则是由运河联通而成的公共区域,其已突破了地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定,呈现出了动态分布,层级辐射的特点。由于运河流经的城市众多,加之各地旧学之传统各异,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异质化的同时,经过明清两朝的积淀,运河的流淌使运河区域形成了稳定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质,保证了运河区域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教活动的同质特征。所以,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思潮的现代化。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经过历史变革,由传统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至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全文共分五章,立足现有史料,全方位展现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为清代传统教育的回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较晚,山东境内仍以封建教育为主,传统府州县学、书院教育是该时期官方学校教育的内容,私塾、义学为民间办学形式。聊城地区、济宁地区官学教育突出,松林书院、泺源书院为知名的书院,武训义学办学规模较大。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繁杂,办学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初,科举制下的传统旧式教育逐渐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阻碍。1840-1900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教育的转型时期。1840年以后,传统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此时清政府学习西方器物、军事、文化,以“求富”、“自强”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教育上主要是建立洋务学堂,发展西方军事工业。传教士来华兴建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山东运河区域开办有峄县煤矿厂、山东机器制造局等以发展洋务实业,举办山东威海水师学堂以培养人才,这些活动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转型。1900-1911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变革时期。清末新政的变革,是对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山东清末新式教育对旧式教育造成了冲击。清末新政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不断完善,山东法政专门学堂、山东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山东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等学校的建立组成高等教育改革。同时,由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各级师范教育发展成为师范教育体系,为清末文化事业带来新的契机,山东教育早期现代化得以充分进展。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水平与全国保持一致。济南、德州等地学校教育发展程度明显提升,带来区域文化和教育上的变革。1912-1926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的蜕变时期。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政制得以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陆续颁布,山东地区早期现代化走向制度化。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几所省立师范的建立、几所专门高等学校的成立,大大丰富早期现代化学校教育的内容。王祝晨、范明枢等一批教育家推动全省教育改革,推动了山东地区中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济南等地开展了教育早期现代化运动。最后,文章对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反思。山东运河腹地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始终伴随着教育早期现代化。大运河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积淀,济宁、德州、聊城等沿运城市深厚的儒学传统,这些因素促使运河区域学校在进行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同时,又确保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文脉的传承,为我们构建教育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经验。
李岚[3](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徐冠华[4](2020)在《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文中指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积累时期迫切向海外扩张进行的。早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个人介绍和引进,中国接受西学呈现出被动、零散的状态。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主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富民强,呼吁清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变革,筹办新式学堂以开展科学教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层面开始创办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士人反思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局限性,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改革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仿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开展科学教育,以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大学堂陆续成立并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清末时期仅存的三所国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要求创办的首批新式大学堂,同时又是解决“山西教案”问题、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大学,学堂创办之初便有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从1902年创办到1912年根据民国教育宗旨将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近10年时间中,中西文化在大学堂内部的碰撞、交流、融合成为一大特色。本文在整体架构上,将山西大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放置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整体进程中,重点考察从创办到改校将近10年的时间内所开展的相关科学活动,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学堂科学教育的组织、实施和影响进行历史脉络的整理。论文既从学堂围绕科学教育而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知识普及、科学人物活动、科学人才培养等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力求厘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高等教育转型的具体历程,又从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宏观层面,考察大学堂科学活动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中的作用,对科学本土化和近代山西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在细节研究上,专注于大学堂学习引进的西方科学内容、科学专业设置与变迁过程、科学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科学人物及开展的具体活动、国外留学活动专业选择、毕业生从事科技工业行业的贡献等,深入梳理西方科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由浅入深、由边缘而主体、由被动而主动的历史变迁,以细节佐证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在改变社会和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阐述科学教育活动在促进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注重历史文献搜集与考证,广泛搜集了清末民初关于山西大学堂的史料,包括奏折、办学合同、使用的科学教材、授课科目、教习目录、毕业生目录等资料和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山西大学堂原办学地址和遗留建筑、历史实物等,配合当时报刊等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招生招聘、办学影响、科学活动的报道,呈现西方科学在大学堂普及和传播的历史;注重有效利用口述史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实物遗失多、搜集不易的难点,采访和聆听大学堂外国教习后人、毕业生后人讲述,与历史记载和文献相互印证,力求尽可能真实还原大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历史,客观研究山西大学堂在西方科学普及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章整体设计和构架、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创新之处和关键问题。在分析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普及的现状后,提出国家开展科学教育之于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堂作为近代国家创办的首批国立大学堂之一,研究其开展科学教育及科学活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研究和理解西学传播和科学本土化是极为合适的案例。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介绍近代中国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整体情况,主要是在教育“新政”制定前后学堂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的模式,在中西学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梳理山西大学堂从筹办到正式创办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围绕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重点从学科设置、科学课程进行梳理,对办学的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西学教习延聘、学生招生与培养方式等情况进行考察,对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模式从整体上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材及学习引进的科学知识,对大学堂专门的教材编译机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等进行考证,系统整理译书院从国外翻译的最新科学书籍,并对大学堂科学教材的内容、使用、影响进行研究。第五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人物及科学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科学人物的科学思想、在大学堂内部、外围开展的具体科学活动及贡献。第六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对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的留学情况进行考证,主要是在当时留学浪潮下赴日本和英国留学的情况、所学专业及回国后的贡献,为山西地方科技、工业发展发挥的作用等,总结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的成效。第七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比较同时期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总结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分析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总结大学堂科学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学本土化的作用。第八部分为结语。总结文章研究得失。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结局,但围绕新式学堂科学教育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意义重大。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考察研究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大学堂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对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代山西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
周辰[5](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瞿锦秀[6](2020)在《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冷僻而被忽视;作为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类,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小众而鲜为人知,这个兼具高等教育属性和文化遗产属性的跨学科交叉资源处于被遗忘和被边缘化的角落。然而,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资源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对它进行研究和管理,在国家战略层上是坚定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在学术建设层上有助于丰富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管理和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研究内容,拓展学科发展方向;在区域合作层上有利于集聚文化创新要素,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创新高地;在学校发展层上可以明晰中国大学发展路径,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建设提供思路。面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管理中出现的一手短缺一手闲置浪费、利用率低的问题,文章试图从遗产资源管理的视角,为当前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画像”、“把脉”,通过引入一些新理念、新思维为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开方”、“调养”和“治疗”。文章总体的逻辑思路以回答“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能不能做?理论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实证上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务虚和务实怎么做?”这五大问题为主线。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方面探讨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此立论依据下,从理论上界定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概念,统计中国现有百年大学数量和具体空间分布,分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对教育遗产进行分类,从历史价值、艺术与审美价值、科学技术价值、教育文化价值和包括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溢出价值在内的其他价值五个方面阐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价值,并通过资源品相、资源价值、资源特色、开发潜力和开发条件五个维度共计52个指标构建了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价值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此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从实证上,出于江苏省百年大学数量和类型在全国首屈一指,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虑,以江苏省15所百年大学为例,考察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分布现状和管理现状,发现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有两个特点:1)总体规模体量庞大,质量各校参差不齐,有3所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价值位列第一等级,5所分布在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各3所,1所排在第五等级;2)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有联结点。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存在基础配备不全、教育遗产资源的保护停留在“保存”式保护的初级阶段、开发不足和开发形式单一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对教育遗产资源的认识不够、缺少深度开发的意识和行政思维占主导、经济思维匮乏。基于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考察情况,探索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行动边界和实践策略。认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需要统一一个基本认识,即把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当作一个文化空间来开发构建。需要以创新为引擎,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协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相关主体、平衡各方利益;需要绿色开发,构建低碳节能的文化空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多元利用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需要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最终实现共赢。需要有行动边界,能够统筹协调几组矛盾关系,即事业的超越与产业的适应;传统的扬弃与现代化转型;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情结;全球化趋势与地域性前提;一体化框架与特色化内容。并提出具体的实践策略:管理架构上多主体齐心发力——国家价值导向,统筹规划,体现领导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多方投入,增强聚合力;市场自发调节,产权分离,提升竞争力;百年大学自我重视,学理研究,展示生命力。管理内容上多层面齐抓共管——通过加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保护管理的宣传教育、加快百年大学教育遗产界定、普查、建档和数据库建设、提高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保护管理队伍水平、强化百年大学教育遗产保护的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自觉保护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通过联动百年大学,共建跨区域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线路;联动地方城市和百年大学,打造校城文化共同体;联动“政、事、企”,合力开发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通过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育人功能;通过概念输出,培育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市场;通过功能活化,创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产品;通过新科技引进,丰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体验,实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创新利用。
钱馨平[7](2020)在《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一直拥有丰富的气象知识积累,但对气象现象认识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阶段,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直至明清时期西学传入中国才开始气象学的萌芽,并且逐步建立了中国的气象学学科。学科建制化主要研究一门学科如何构建与发展的过程。近代气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需要系统化的梳理,并且从建制化角度加以研究,以期厘清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建制化过程,解答中国的近代气象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其学术积累的路径,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并完善学科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教育科研、人物、期刊资料的搜集,围绕学科建制化的五个要素之教育、科研、学科大家、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阵地展开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背景、基本过程、阶段划分与影响因素,总结其发展脉络和阶段特点,探讨了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整过程,并归纳了其发展的动因作用。文章研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孕育与萌芽背景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气象底蕴,却停滞于明清,而同时期西方已开始气象学科的科学建制。随着清末西方气象科学的传入,国人开始接受并主动研习,从而近代气象学科得以在中国萌芽。第二部分对气象学科建制化所包含的相关要素做了纵向概述与分析,对每个要素从建立初期到扩大发展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气象教育为学科发展基石,科研机构提供学术保障,职业化的气象大家为学科领路人,学术团体之气象学会和学术交流阵地之气象期刊为学科的交流平台。这五个建制要素共同带动了中国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成与完善。第三部分,从事件本身出发,通过标志性事件的选取,明确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起始时间与阶段划分,并通过事件的分析和评述,对不同阶段的建制化程度进行特点总结。其建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62—1927年的起步阶段、1928-1943年的基本完成、1944-1952年的转型和升级。第四部分,在研究中国近代气象学科整体构建脉络的基础上,文章对影响学科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社会环境、行业需求、学科内在动力等影响因素与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互动关系。本文作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对学科建制过程中五大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另一方面对学科建制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对学科建制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对近代气象学建立并向现代大气科学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描绘,以期回答近代气象学科是如何建立并成熟,并解答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问题。
王松[8](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汪艳[9](2019)在《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从古至今全世界流域的发展都存在着共性。城市的发展与大的水系、海洋密不可分,而水系发达的地方总是能形成贸易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经历过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水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城市产生互动性效应。近些年,中国迎来快速城市化,对历史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持续的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与城市发展,城市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正在逐渐减弱,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在生态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新型城镇化和中国梦的中国可持续城乡战略中,“水与城市”这一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水环境问题,恢复城市群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城市历史文化与环境的“韧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以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城镇发展及历史变迁研究为主题,以河流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的连续性与叠加性特征,深入理解城镇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及生成与发展机制,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城市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结合点,探寻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论文选择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并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镇开展比较研究。研究重点将集中在建立沿主要水网的城镇变迁格局上,同时运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和西方规划学界成熟的城市形态学理论框架,从“城市形态(物质环境)-城市管理(动力机制)”角度,从“历史的演变-现在的发展-未来的挑战”时间维度,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层面,以中国苏州、南京、扬州、上海等为具体城市案例,总结区域城镇发展脉络与特征,分析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内部动因与管理机制,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所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类型,揭示具有江南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比较中国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一带及苏中地区滨水城镇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市历史时期的管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研究水网城市格局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联性,以及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在滨水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归纳两大三角洲发展的异同性,提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总结可学习与借鉴的历史经验。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从历史的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和经济的协同性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全文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从研究背景中提出研究问题,阐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理论支撑,由理论路线构建出研究框架与方法。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研究综述与方法论,共同构成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第二部分以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第一部分建构的理论体系进行具体案例分析,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从区域层面对水网格局影响下的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历史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建构历史演进中的城镇体系。对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与类型,总结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岛状结构的聚落、城址模式以及“江、河、湖、海”影响下的城市类型。在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集群模式是“轴”与“网”结构的叠加,是流域发展起来的带状城市群和四通八达的水网发展起来的网状城市群,并形成了“城-镇-村”一体化的城市层级模式。对水网格局与城镇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其生成与发展机制,提出具有江南地区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三部分为比较章节,第五章选取相似地形地貌的,相同经济地位的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开展比较研究。仍然从“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角度,从城址与水系关系、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主体、制度规则八个方面对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异同性进行详细比较分析与总结,揭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四部分为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议与思考,第六章主要探讨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面对未来的挑战,论文提出区域层面应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城镇发展中汲取历史经验,坚持整体性发展战略与一体化,坚持集群式发展;历史城市层面,学习将历史转化成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滨水区层面,学习将文化与环境相融合的滨水区改造经验。论文提出将历史的可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经济的协同性等相结合发展,探寻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三角洲城市发展框架。
刘春秀[10](2019)在《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民国以来,全国的水利建设经历了由各自为政到系统管理的发展过程。随着各级水利机构的设立及水利法规的颁布,水利建设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至全面抗战爆发,在“抗战建国”的号召下,后方各省的水利建设迎来了高潮。云南省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全面抗战以来人口、企业、机关的大量迁入,粮食需求大增,农田水利建设受到中央及本地政府的重视,全省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建设由此进入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对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给予了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农民银行,为本省的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经济部委派来滇协助本省水利工作的测量队、技术专员,缓解了本省水利人才短缺的窘况;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针对西南大后方的水利建设计划,为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此外,为帮助切实推进本省水利事业,中央政府还积极与云南省政府合组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在这种特殊的机遇下,云南自身也积极配合中央的各项政策:为适应本省水利事业需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的单行法规;在政府的主持下,积极兴办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还通过建立水利协会、水利合作社,提供农贷等方式,鼓励各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一时间,云南省的农田水利事业在各方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水利工程,在消除自然灾害、改善农田灌溉、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产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粮食紧缺的困难,有力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事业。本文在充分吸收现有水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云南的农田水利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各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展现抗战时期云南省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概况,加深对“抗战建国”的理解。论文以抗战时期大后方在“抗战建国”号召下农田水利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作为本文的历史背景与论述起点,从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水利建设浪潮的兴起以及抗战时期大后方水利建设的需求等方面进行阐述,梳理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概况,探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通过对机构设置、规章制定、资金筹集、人才培养等与农田水利建设息息相关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分析,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施工情况、工程效能及管理机制做集中的论述。最后从农业生产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总结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价值与不足。
二、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兴起与早期发展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兴起与早期发展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三、章节设置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一、长住都市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三、混合型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山东运河区域史、山东运河区域教育史研究 |
二、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三、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转型(1840-1900) |
四、山东运河区域学校教育的变革(1900-1911) |
五、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蜕变(1912-1926) |
六、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经验总结 |
七、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相关结论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山东运河区域 |
二、教育早期现代化 |
三、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一、历史研究法 |
二、个案研究法 |
三、比较研究法 |
四、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第一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地方官学 |
一、地方官学 |
二、科举考试 |
三、教学管理 |
四、历史作用及困境 |
第二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 |
一、书院的种类 |
二、组织机构 |
三、教学与管理 |
四、书院经费 |
五、考试规定 |
六、书院的教育特色 |
第三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义学教育 |
一、义学教育概况 |
二、官方义学 |
三、私人兴学活动 |
四、义学分布统计 |
第二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1840-1900)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一、洋务运动与山东早期现代化 |
二、洋务运动与新式教育 |
三、山东新式学堂的发轫 |
第二节 教会教育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一、西学的传播 |
二、教会办学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新教育的历史评价 |
第三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变革(1900-1911)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
第二节 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式教育的兴办——以初等教育为中心 |
一、私塾的延续 |
二、新式学堂的建立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中等教育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高等教育 |
一、山东大学堂 |
二、山东官立法政学堂 |
三、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
四、山东优级师范学堂 |
五、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
六、高等教育的评价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师范教育 |
一、师范传习所 |
二、初级师范学堂 |
三、济南师范馆到山东师范学堂 |
第七节 清末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第四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蜕变(1912-1926)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教育蜕变 |
一、辛亥革命与教育早期现代化 |
二、北洋政府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早期现代化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教育体制的奠基 |
一、民国时期新学制的颁行 |
二、新学制的内容及影响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初等教育的蜕变 |
一、教育内容 |
二、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 |
三、德育和体育 |
四、考试制度 |
五、私立小学的兴办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中等教育的蜕变 |
一、省立中学 |
二、私立中学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高等教育的蜕变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实业教育的蜕变 |
一、工商教育 |
二、农林教育 |
三、医科教育 |
四、着名实业学校举要 |
第七节 山东运河区域师范教育的蜕变 |
一、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二、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三、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
四、师范讲习所 |
第八节 民初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第五章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反思与启示 |
第一节 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文化与教育自信 |
一、山东运河区域儒学传统与文化自信 |
二、文化传统与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与当今教育发展 |
一、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分析 |
二、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当代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问题、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1.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1 研究对象及相关范畴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断限 |
1.4 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5.1 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1.5.2 国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的研究 |
1.5.3 近代太原城市史的相关研究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1 研究内容 |
1.6.2 研究方法 |
1.7 论文框架 |
2 太原近代城市建设背景和历史分期 |
2.1 太原城市的自然地理基础 |
2.1.1 太原概况 |
2.1.2 山川形势 |
2.1.3 交通条件 |
2.1.4 资源环境 |
2.2 太原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 |
2.2.1 行政建置沿革 |
2.2.2 晋商都会 |
2.2.3 地方历史名人 |
2.3 近代以前太原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
2.3.1 城市起源与城址变迁 |
2.3.2 明代军事重镇及城市格局 |
2.3.3 清代城市功能的转变与发展 |
2.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
2.4.1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依据 |
2.4.2 各历史分期的主要内容 |
2.5 本章小结 |
3 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 |
3.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的萌芽和发展计划的制定 |
3.1.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与地方自治 |
3.1.2 广泛探索到地方自治 |
3.2 实业初创与城市近代化发展 |
3.2.1 交通体系的发展 |
3.2.2 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变迁 |
3.2.3 城市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 |
3.3 本章小结 |
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 |
4.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和制度建立 |
4.1.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变化 |
4.1.2 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 |
4.2 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十年建设计划 |
4.2.1 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 |
4.2.2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 |
4.2.3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的思想评析 |
4.3 若干重要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评析 |
4.3.1 督军府 |
4.3.2 傅公祠 |
4.3.3 同蒲铁路 |
4.3.4 西北实业公司 |
4.3.5 环城公路 |
4.3.6 学校及新式文化建筑 |
4.3.7 公园整修与开放 |
4.3.8 植树造林 |
4.3.9 古迹保护 |
4.3.10 其它市政建设 |
4.4 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活跃阶段的原因 |
4.4.1 特殊的政治环境 |
4.4.2 太原的基本经济状况 |
4.4.3 太原的人口状况 |
4.4.4 具有先进思想和地方营建经验的人才推动 |
4.5 阎锡山地方自治理念探源 |
4.5.1 阎锡山和“山西自治”“太原试验” |
4.5.2 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理念 |
4.6 本章小结 |
5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 |
5.1 日本占领时期制定的《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 |
5.1.1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社会背景 |
5.1.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
5.1.3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
5.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与其它城市规划的比较 |
5.2.1 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其它都市计划的比较 |
5.2.2 与不同时期国人制定的城市规划比较 |
5.3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建设 |
5.3.1 交通运输 |
5.3.2 工矿企业 |
5.3.3 水道建设 |
5.3.4 其它方面建设 |
5.4 本章小结 |
6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 |
6.1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建构 |
6.1.1 太原的军事防御布局机制 |
6.1.2 太原军事防御工事构筑设施 |
6.1.3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的影响 |
6.2 新中国成立前太原的城市规划 |
6.2.1 建城问题讨论以及对太原城市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
6.2.2 新版城市规划生成 |
6.2.3 市政改善工程 |
6.3 本章小结 |
7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影响 |
7.1 西方文化输入与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近代化 |
7.2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
7.3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嬗变 |
7.4 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它城市的比较 |
7.5 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
7.6 小结 |
8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录 |
表录 |
附录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价值 |
0.4 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 |
0.5 研究方法 |
0.6 创新之处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1.1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的发端 |
1.1.1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
1.1.2 近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
1.1.3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1.2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1.2.1 山西大学堂的历史沿革 |
1.2.2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程 |
1.2.3 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款项筹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
1.3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 |
第二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2.1 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1.1 中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1.2 西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2 山西大学堂科学仪器购置及实验室建设 |
2.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来源 |
2.4 山西大学堂课程教习聘任 |
2.5 山西大学堂学子招生与培养 |
2.5.1 学子招生——西学薄弱 |
2.5.2 授课方式——中西迥异 |
2.5.3 学子培养——注重实践 |
2.5.4 毕业考核——出身奖励 |
第三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 |
3.1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科学教材编译 |
3.1.1 清末科学教材编译活动的兴起 |
3.1.2 山西大学堂对科学教材的需求 |
3.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机构设置 |
3.2.1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创建 |
3.2.2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的创建 |
3.3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教材编译及内容 |
3.3.1 高等学堂用书 |
3.3.2 中等学堂用书 |
3.3.3 师范学堂用书、参考用书等 |
3.3.4 科学教材编译人员组成 |
3.3.5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编译活动的特点 |
3.4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编译教材 |
3.5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影响 |
3.5.1 对中国科学教材的充实 |
3.5.2 编译科学教材的传播 |
3.5.3 编译活动之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
第四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 |
4.1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考 |
4.1.1 西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4.1.2 中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4.1.3 上海译书院的科学人物 |
4.1.4 山西大学堂的管理人员 |
4.2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活动考 |
4.2.1 山西大学堂创办者的科学活动 |
4.2.2 山西大学堂教习群体的科学活动 |
4.2.3 其他教习的科学活动 |
4.3 科学人物的待遇及奖励 |
第五章 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 |
5.1 清末留学教育浪潮中的山西官派留学活动 |
5.1.1 清末留学教育的起步 |
5.1.2 山西地方留学活动 |
5.2 山西大学堂学子赴日留学考证 |
5.2.1 留日学生批次及人员 |
5.2.2 留日学生的专业特点 |
5.2.3 留日学生的活动及影响 |
5.2.4 赴日留学兴起的原因分析 |
5.3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群体 |
5.3.1 留英学生批次及人员 |
5.3.2 官派西斋留英学生专业分析 |
5.3.3 西斋留英学生对山西科技发展的贡献 |
5.3.4 赴英留学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第六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 |
6.1 同时期国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6.1.1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6.1.2 北洋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6.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
6.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
6.3.1 推动近代教育体制变革 |
6.3.2 提升山西科技工业水平 |
6.3.3 影响山西政治文化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 研究缘起 |
(二) 选题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一) 关于中国百年大学的研究 |
(二) 关于教育遗产的研究 |
三、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
(一)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认识基础 |
(二)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本体基础 |
(三)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方法基础 |
(四)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价值基础 |
四、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概念框架 |
一、中国百年大学相关研究 |
(一) 中国百年大学概念界定 |
(二) 中国百年大学统计 |
(三) 中国百年大学空间分布及特征 |
(四) 中国百年大学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
二、教育遗产的概念及其分类 |
(一) “教育遗产”概念的分析框架 |
(二) “教育遗产”概念的语义解释 |
(三) “教育遗产”概念的层次结构 |
三、教育遗产资源的概念 |
四、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概念 |
第三章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价值分析与评价 |
一、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价值分析 |
(一)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历史价值 |
(二)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的艺术与审美价值 |
(三)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的科学技术价值 |
(四)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的教育文化价值 |
(五)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的其他价值 |
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价要素及指标设计 |
(一)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体系的结构 |
(二)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三)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的概念框架 |
(四)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
第四章 江苏省域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分布现状 |
一、江苏省百年大学空间分布情况 |
二、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现状的调查 |
(一) 南京大学——江苏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之魁 |
(二) 东南大学——可与南京大学相媲美的教育遗产资源宝地 |
(三)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特色的教育遗产 |
(四) 南京林业大学——林业特色的教育遗产 |
(五)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特色的教育遗产 |
(六) 南京工业大学——年轻的工科学校,教育遗产资源有限 |
(七) 南京工程学院——21世纪合并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单薄 |
(八)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特色,非物质教育遗产为主 |
(九) 河海大学——水利特色,非物质教育遗产资源居多 |
(十) 苏州大学——教会大学背景,教育遗产资源丰富,质量上乘 |
(十一) 南通大学——有地方特色的新百年大学,张謇是其教育遗产的名片 |
(十二)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特色,教育遗产资源颇多 |
(十三) 江南大学——轻工特色,50年代之后的教育遗产丰富 |
(十四) 江苏大学——农机特色,教育遗产资源不多 |
(十五) 扬州大学——主打“张謇”品牌,教育遗产资源较少 |
三、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特点 |
(一) 总体上,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规模体量庞大,质量上佳,但各校水平不一 |
(二) 内部关系上,江苏省各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 |
四、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价值的评价 |
第五章 江苏省域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概况 |
一、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
(一) 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进行管理,有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教育遗产资源 |
(二) 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进行管理,有利于教育遗产资源的保护、整合、开发和利用 |
(三) 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进行管理,有利于弘扬百年大学文化 |
(四) 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进行管理,有利于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共享 |
二、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现状 |
(一) 管理的基本情况 |
(二) 保护情况 |
(三) 开发情况 |
(四) 利用情况 |
三、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基础配备不全 |
(二) 教育遗产资源的保护停留在“保存”式保护的初级阶段 |
(三) 教育遗产资源的开发不足 |
(四) 教育遗产资源的利用形式单一 |
四、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 对教育遗产资源的认识不够 |
(二) 缺少对教育遗产资源深度开发的意识 |
(三) 教育遗产资源管理中行政思维占主导,经济思维匮乏 |
第六章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 |
一、统一一个基本认识: 从遗产到资源再到文化空间 |
(一) “从遗产到资源”的启示 |
(二) “从资源到文化空间”的拓展 |
(三) 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文化空间 |
二、遵循五大发展理念,探索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之道 |
(一) 创造性转化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使其创新性发展 |
(二) 协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相关主体、平衡各方利益 |
(三) 绿色开发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构建低碳节能的文化空间 |
(四)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多元利用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 |
(五) 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共赢 |
第七章 百年大学教育遗产管理的行动边界 |
一、事业的超越与产业的适应 |
二、传统的扬弃与现代化转型 |
三、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情结 |
四、全球化趋势与地域性前提 |
五、一体化框架与特色化内容 |
第八章 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策略 |
一、管理架构上,多主体齐心发力 |
(一) 国家价值导向,统筹规划,体现领导力 |
(二) 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多方投入,增强聚合力 |
(三) 市场自发调节,产权分离,提升竞争力 |
(四) 百年大学自我重视,学理研究,展示生命力 |
二、管理内容上,多层面齐抓共管 |
(一) 自觉保护,保障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
(二) 联动开发,激发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活力 |
(三) 创新利用,提高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效用 |
三、管理类别上,物质教育遗产和非物质教育遗产各有侧重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一、主要结论 |
三、创新之处 |
四、不足之处 |
五、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7)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科学学科史的研究 |
二、气象学史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四、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一、研究方法 |
二、资料来源 |
三、概念界定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孕育背景与萌芽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气象科技的积累 |
一、古代气象知识 |
二、古代气象观测仪器 |
三、古代观象机构 |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气象学科的发展 |
一、高校气象教育 |
二、气象科研体系 |
三、气象交流与国际合作 |
第三节 西方近代气象学的传入 |
一、气象译着及其启蒙作用 |
二、气象仪器的传入与观测 |
三、外人在华设立气象台站 |
四、传入动因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基本构建 |
第一节 近代气象教育为学科建制化的基石 |
一、晚清气象教育初露头角 |
二、高等院校气象学专业的发展与独立 |
三、气象教育范围的扩大 |
第二节 气象学科带头人职业化的引领 |
一、开创性人物打开近代气象学科新局面 |
二、各高校专业毕业生坚守气象岗位 |
三、气象训练班培养优秀人才扩大气象队伍 |
第三节 气象研究机构为学科建制化提供学术保障 |
一、具有科研性质的气象台站 |
二、专业性气象科研机构 |
第四节 气象学术共同体和阵地为学科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
一、中国气象学会成为学术共同体 |
二、气象期刊成为学术交流阵地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阶段分析 |
第一节 1862-1927年探索奠基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二节 1928-1943年黄金发展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三节 1944-1952年重塑升级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社会整体环境 |
一、相关学科近代化的推动 |
二、战争的影响 |
第二节 学科内在动力 |
一、国内气象人才的涌现 |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创新 |
三、国际合作的带动 |
第三节 行业需求牵引 |
一、农业气象的需要 |
二、天气预报的广泛应用 |
三、气象观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 |
结论 |
附录一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大事年表 |
附录二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成果目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8)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一)学术价值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作用 |
三、学术史综述 |
(一)史料出版 |
(二)馆藏档案 |
(三)学术成果 |
(四)其它方面 |
四、学术要点 |
(一)选题切入点 |
(二)重点 |
(三)难点 |
(四)学术创新点 |
五、相关界定 |
(一)时间界定 |
(二)主体界定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小结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小结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二、赈济工作 |
三、农业活动 |
四、成就与局限 |
小结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小结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三、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小结 |
总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9)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的城市化 |
1.1.2 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 |
1.1.3 三角洲大都市区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内容 |
1.4 名词定义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方法论 |
2.1 中国与西方相关理论 |
2.1.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 |
2.1.2 西方城市形态学相关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2.4 研究框架构建 |
2.5 研究方法 |
2.5.1 总体研究方法 |
2.5.2 具体研究方法 |
2.6 研究思路 |
2.7 研究路线 |
第三章 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城镇发展 |
3.1 生成——早期聚落与城市的点状分布 |
3.1.1 早期自然地理与聚落发展(-公元前21世纪) |
3.1.2 城市的形成(-200BC) |
3.2 转折——运河两岸城市与产业的线性集聚 |
3.2.1 运河-城镇体系初步形成(250BC–600AD)——以运河为轴线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
3.2.2 以太湖、长江、大运河为圈层和轴线的城市体系(550AD-950AD) |
3.3 定型——水系导向城乡聚落的网络格局 |
3.3.1 “水城市-水城镇-水乡村”初步形成(900AD-1400AD) |
3.3.2 城镇发展的多样化(1350AD-1850AD) |
3.3.3 民族工业与铁路的兴起(1850AD-1950AD)—交通方式的转变带来城市格局的变化 |
3.4 小结 |
第四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生成与发展机制 |
4.1 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 |
4.1.1 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的聚落、城址与水:岛状结构 |
4.1.2 城市与水:不同水环境促生的城市类型 |
4.1.3 城市群与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轴”与“网”的叠加 |
4.1.4 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层级模式:城-镇-村一体化发展 |
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特征总结 |
4.2.1 城镇发展与水系关联性特征 |
4.2.2 整体呈现均质化、高密度、多中心、多层级的发展特征 |
4.2.3 城镇发展与经济关联性特征 |
4.2.4 流域促成的产业带与国家粮仓 |
4.2.5 历史文化名城集群 |
4.2.6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叠加性 |
4.2.7 区域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发展 |
4.2.8 水网中衍生的江南文化 |
4.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城市管理)分析 |
4.3.1 影响因素 |
4.3.2 城市行为的主导者(城市主体) |
4.3.3 制度——城市职能与城市管理 |
4.3.4 城市管理总结 |
4.4 江南地区特征的城市发展规律 |
4.4.1 历史演进中的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4.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第五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研究 |
5.1 欧洲三角洲自然环境 |
5.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分析 |
5.2.1 比较一:城址与水系关系 |
5.2.2 比较二: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 |
5.2.3 比较三: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 |
5.2.4 比较四: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 |
5.2.5 比较五: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 |
5.2.6 比较六: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
5.2.7 比较七:城市主体(城市行为的主导者) |
5.2.8 比较八:制度规则 |
5.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5.3.1 历史演进中的欧洲三角洲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5.3.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5.4 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第六章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建议与思考 |
6.1 发展经验总结 |
6.1.1 区域层面的发展经验 |
6.1.2 历史城市的复兴:历史作为资源促进城市生长 |
6.1.3 滨水区经验:注重文化与环境相融合 |
6.2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
6.2.1 历史演进所形成的规律与经验中提出未来发展建议: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 |
6.2.2 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 |
6.3 论文创新点与未来展望 |
6.3.1 论文的创新点 |
6.3.2 思考与未来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名目录 |
图表目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10)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史料来源与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背景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一、抗战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二、抗战前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三、抗战期间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云南水利建设的准备工作 |
第一节 建设经费来源 |
一、水利贷款 |
二、水利贷款章程的制定 |
三、经费困难 |
第二节 水利部门的成立与水利法规的制定 |
一、水利部门的成立 |
二、水利法规的制定 |
第三节 调查及测量 |
一、实地勘测 |
二、技术支持 |
第四节 水利征工 |
第五节 水利征地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 |
第一节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
一、水利合作社的建立 |
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
第二节 大型灌溉工程 |
一、四渠工程 |
二、草坝水利工程 |
三、盘龙江蓄水工程 |
第三节 防洪与排水 |
一、南盘江上游之疏浚 |
二、嘉丽泽排水工程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与维护 |
第一节 管理机构的设置 |
第二节 土地管理 |
一、荒地招垦 |
二、征收工程补助费 |
第三节 灌溉制度 |
第四节 水利纠纷处理 |
第五节 堤树保护与补种 |
一、作用 |
二、军人砍伐堤树 |
三、堤树保护 |
四、堤树补种 |
五、问题 |
第五章 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价值及检讨 |
第一节 农田水利建设下的农业发展 |
一、耕地面积增加 |
二、农业增产 |
第二节 农田水利建设的社会影响 |
一、水旱灾害的规避 |
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三节 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不足 |
一、工程建设的检讨 |
二、农田水利建设引发的社会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兴起与早期发展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D]. 岳五妹. 河北大学, 2021(09)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D]. 徐冠华. 山西大学, 2020(12)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6]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D]. 瞿锦秀. 苏州大学, 2020(06)
- [7]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D]. 钱馨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8]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D]. 汪艳. 东南大学, 2019(01)
- [10]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D]. 刘春秀.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