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地方特色

一、略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乡土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周晓风^[1]（2021）在《移动的乡土——略论萧红抗战时期的行走写作》文中研究指明萧红是一位具有浓厚乡土情结的女性作家,同时又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沿着乡土走得最远的作家之一。她的写作不仅大量描写了她的北中国故乡的乡土风物,而且还在她足迹所到之处,不断发现各地的乡土风物和人民生活之美,并在她的作品里给予一一展现。因此,乡土文学研究不能停留于只关注文学与文化地理环境的某种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还应该去发掘作家的行走写作之于乡土文学的意义和问题。萧红抗战时期的行走写作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对深入理解萧红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与文化地理环境的关系,无疑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丁明秀^[2]（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认为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林静远^[3]（2020）在《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文中指出抒情性是萧红小说的典型特征,其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萧红在曲折的成长经历和自觉的写作探索中逐渐找到自己擅长并符合自身个性气质的抒情性文体。本文首先追溯萧红的人生轨迹,探讨其小说抒情性的成因。儿时家庭和故乡的影响、成年后的情感经历以及鲁迅的言传身教都促成了其小说抒情性的形成。其次结合文本,从散文化结构、语言修辞和儿童视角三个方面分析萧红如何使小说更具抒情性。散文化结构具体表现为生活片段的连缀、情节人物的淡化及情绪基调的贯穿。而儿童化语言、陌生化语言以及押韵的使用又使语言具有诗化的特征。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赋予了文章特定的情感色彩。儿童视角不仅具有呈现细节、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还具有反讽的力量,同时又增添了文章的童真童趣。萧红还将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互融合,在文本中形成两种视角的交叉,从而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多元、复杂。最后,通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探讨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其历史价值主要有三点:一是开创了独特的东北地域空间,二是开创了有特色的散文化的抒情小说范式,实现了写实与抒情的有机融合。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抒情文学的坚守。萧红小说抒情性的美学意义主要表现为抒情的诗性品格;萧红小说独特的抒情策略:情感的节制和情感的复合。情感的节制减少了作者主观的评判,给读者留下更多的审美空间。而情感的复合使文本不至于过分低沉压抑,也给了研究者更多阐释的维度。

张子旭^[4]（2020）在《回族作家马金莲笔下的风景书写》文中认为马金莲是宁夏回族作家中的后起之秀,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致力于书写西海固大地上底层平民的日常生活。马金莲的作品轻故事性而重散文化,以人物为根基,注重风物的描写和画面感的营造,表现出浓郁的乡村风景化的书写风格。马金莲作品中的风景书写展现着西海固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命韧性,体现着作家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隐含着作者在现代性进程中对族群认同的呼唤,呈现出对日常美学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出族群宗教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马金莲利用风景与主体的联系,以儿童视角和内聚焦视角,通过独特的叙事节奏,表现出风景与人物的叙事关系;同时,在情节推进及主题揭示方面,马金莲对风景书写的运用也较为精巧。延续了现代文学乡土抒情传统的马金莲,与早期乡土作家萧红以及新时期乡土作家石舒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她也努力地摆脱着“影响的焦虑”,不断地探索自身的创作特色,向着文学艺术的纵深处迈进。

刘青^[5]（2020）在《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文中研究指明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色鲜明的作家,以其朴素而真实的思想,自然清新的文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意味的文学景观。萧红的“有意味”既体现于其阅人观物的独异,也表现在其文学表达的别致。种种“越轨”的背后是她那颗善良敏感之心对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悲悯。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谈到:“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鲁迅的评价肯定了萧红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而形成其艺术个性的核心在于“越轨”。综观萧红的小说创作,“越轨”的不仅是其“笔致”,也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本文抓住萧红小说“越轨”的特点,对萧红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独特性进行细致分析。首先,探讨萧红小说创作“越轨”的成因。萧红先天的“茬子”性格加之后天坎坷的成长经历,让她一颗敏感、倔强之心备受冷落、挫折,对爱和温暖的追求成为其一生的目标。她的文学创作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由展现,作品没有任何条框的约束,也并不在意是否符合传统的文学规范。平凡俗常的生活经过萧红的审美选择与思考发现,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其次,分析了萧红小说思想内容的“越轨”表现。通过文本细读,从对弱小者的理解与接受、故乡的写实与诗意呈现、女性意识及其超越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萧红小说思想内容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萧红对底层人民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与接受,她真诚地认为“我的人物比我高”,坚持“文学应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文学观,面对宏大的抗日主题,萧红有独特的选材标准,即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通过日常生活的琐事传递出自己的悲悯情怀;萧红笔下的故乡,在写实与诗意间互相碰撞,融入了她对生命独特的感觉和思考,展现了独特的“萧红式”书写;在观照女性命运时,萧红不止于对男权的控诉,她的女性意识超越了性别之间的对抗,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站在人类生存意义的高度,既能感受女性之艰难,也能体贴男性之不易。再次,分析了萧红小说艺术特色的“越轨”表现。萧红笔下的文体、结构、语言都有独特的萧红味。萧红小说自由的文体,彰显了其不拘一格的自由追求,“情节的淡化”和“无中心人物”让她的作品成为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独特文体;散点透视的结构更是别具一格,时空的碎片化和情节的断裂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效果;稚拙的儿童式话语,带来了一种生疏新鲜的独特体验,温情絮语和悲情哀哭的变奏,交织碰撞出了空灵的感觉,奠定了悲喜交织的感情基调,这些都展现了萧红小说“越轨”的艺术魅力。最后,揭示萧红小说在“越轨”表现的背后,彰显的是萧红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关爱。萧红的小说创作对人性的清醒洞察、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对人类精神困境的关怀,都突破了民族、阶级、时代的局限,表现的是对于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萧红小说中深蕴的人类学内涵,使其“越轨”表现具有内蕴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独特的涵义。

张晓旭^[6]（2020）在《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文中研究说明萧红是现代作家群体中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位能够把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生死感悟述诸于文字,创作出直击人心作品的优秀作家。萧红作品呈现出的极具张力的文本语言、冲突对立的情感结构、纷繁复杂的文本意蕴,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探究价值。为了进一步走近萧红,解读萧红作品的矛盾性,本论文主要从文本呈现、原因探究、价值与局限三个方面对萧红作品的矛盾性进行研究分析,以期形成研究专题,丰富研究实绩。本论文主要从抗战、婚恋、乡土三个维度切入萧红作品,通过文本分析,原因解读和价值、局限探究,全面论述萧红作品的矛盾性。在“抗战书写的矛盾性”部分,着重对战斗者与逃难者矛盾的人物形象,战时民众矛盾的革命心态,战时氛围的矛盾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在“婚恋书写的矛盾性”部分,从抗命与认命、独立与依赖两方面对萧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矛盾性进行分析,再从传统与现代的婚恋观、理想与现实的婚姻抉择两方面具体分析男女主人公矛盾的婚恋心理,最后对萧红作品呈现出的情感关系的矛盾性进行解读;在“乡土书写的矛盾性”部分,着重分析萧红笔下既朴实又狡黠、既善良又丑恶的东北人形象,并从乡怨与乡愁两个角度分析萧红作品情感结构的矛盾性,以及生命书写的矛盾性。在初步梳理出萧红作品矛盾性的文本表现后,从萧红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的选择两个方面深入研究萧红作品矛盾性背后的主客观原因,并从人性话语、感官体验、文本氛围三个角度分析萧红作品矛盾性的价值,从情感冲突、人物形象等角度分析萧红文本书写的不足,结语部分收束全篇。

王行^[7]（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黄伟芯^[8]（2020）在《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桂林文化城”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因蒋介石、桂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三方势力的相互交织,桂林文化城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空间。加上大批流亡文人、文化机构和报刊、出版社的迁入,桂林文化城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文化上的繁荣加上其开放性、整体性和进步性的特点,使桂林文化城文学同时也是内视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切口。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在桂林文化城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家和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大,能很好地反映战时作家心境和创作上的转变。战时中国时空上的大变动以及作家普遍的流亡,使作家、作品与“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以空间书写为切入点研究桂林文化城的长篇小说有助于发现作家和作品中的这种战时之变。论文的主体通过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章梳理了全民族抗战背景下中国文学版图的大变动,分析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其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这是以“桂林文化城”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也是展开对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研究的基础。第二章着重表现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样貌。根据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表现主体和突出特点,将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空间样貌划分为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和精神空间,讨论其在战时背景下发生的变化。相较于抗战前期的小说创作,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样貌还原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现出复杂性和完整性的特点。第三章讨论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在还原普遍的生活真实下表现复杂的人物形象,使抗战小说摆脱了人物塑造单一化和扁平化的特点;空间书写还融入小说叙事中,控制着小说的叙事进程和影响着小说的叙事结构。第四章分析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空间书写所内含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作家经历流亡后空间认知深化的表现,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作家展开暴露批判和记录抗战历史的重要话语方式和表现手段。二十世纪末以来学界出现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空间性”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建立在作家、作品与战时空间的紧密联系上,以“空间书写”为切入视角,以空间叙事学的相关内容为理论支撑,有助于展开对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研究。

唐新雨^[9]（2020）在《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学术热点之一,使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扩展了文学研究的理论维度,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地理环境对龙江当代诗人产生的影响入手,阐释地理基因、地理约束、地理记忆对诗人诗情产生与创作的影响,揭示地理环境与诗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呈现于诗歌文本内部,以诗人构建的地理空间,选择的地理意象及采取的地理叙事为着眼点,兼顾当代诗歌发展特点与诗人个性,探讨龙江当代诗歌空间特征、独特气质与精神内涵,揭示地理环境与诗人、诗歌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论文立足黑龙江地理环境特征,探讨龙江当代诗歌中异域风情与本土的两种样态的文学景观,揭示出其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与精神面貌,挖掘文学景观对黑龙江经济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研究龙江当代诗歌,使龙江诗歌特征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轴上得以全面呈现,为发展龙江文化,打造龙江文化精品、促进龙江文化传播提供理论研究与支持。

赵玉臻^[10]（2020）在《《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从1940年到2020年,距离萧红的《呼兰河传》问世已经将近80年的时间。在这80年中,随着时代、环境、政治、思潮的不断变化,人们对萧红和《呼兰河传》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呼兰河传》作为萧红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考察它的接受史历程,有助于了解作品的接受角度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影响其接受历程的因素中,有批评家和文史学家对作品的阐释,也有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还有出版和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如何对作品的接受产生影响,以及它们自身是否会发生变化等问题,可以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找到解答,时代背景对一部作品的接受产生的重要影响,也可以从《呼兰河传》的接受史研究中看到其缩影。本文以《呼兰河传》的接受史研究为个案,以接受美学理论为依据,从批评家、文学史家、普通读者的接受考察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出版销售与接受历程发生的变化,通过对《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的考察梳理近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特点。绪论简要阐述《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通过对近几十年来《呼兰河传》文学批评的梳理与归纳,发现其在文学阐释史批评中的方向。第一章以时间为线索,对《呼兰河传》的接受历程进行梳理,这部分主要以批评家、文史学家的阐释为主,详细考察作品出版后海内外研究者的研究阐释历程。探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作品如何被评价以及产生这种评价的原因。第二章以《呼兰河传》的出版与阅读为中心,以普通读者的阅读为主,考察与分析《呼兰河传》的在特定时期的出版以及销售状况、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第三章以“萧红热”现象中的《呼兰河传》接受史为考察对象,对“萧红热”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萧红热”现象中《呼兰河传》的接受历程。第四章通过反思《呼兰河传》的接受历程,发现《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中尚且存在的问题。在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萧红热”现象中对《呼兰河传》的研究与阐释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对阐释的阐释,探讨的问题也并非学术生长点,这种现象带给研究者一定的反思与启示。结语通过总结《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时代变化特征,得出《呼兰河传》对当下文学作品接受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略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乡土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乡土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2）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3）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回族作家马金莲笔下的风景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6）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论文提纲范文）

（7）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乡土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移动的乡土——略论萧红抗战时期的行走写作[J]. 周晓风. 中国文学研究, 2021(03)
• [2]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D]. 林静远.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4]回族作家马金莲笔下的风景书写[D]. 张子旭. 暨南大学, 2020(04)
• [5]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D]. 刘青.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6]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D]. 张晓旭.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7]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桂林文化城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研究[D]. 黄伟芯. 广西大学, 2020(07)
• [9]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D]. 唐新雨.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10]《呼兰河传》接受史研究[D]. 赵玉臻.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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