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部新增11个国家经济开发区（论文文献综述）
姜宝中[1]（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杨惠茜[3]（2020）在《中国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研究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土地资源一种稀缺资源,是一切物质活动的载体。土地利用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行乡村振兴是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和加快走向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也是破解“三农”问题,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本文研究制定了一套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评价体系,从土地利用公平的角度去探讨城乡发展之间的具体差距以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引入公平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构建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选取15个城市群,涉及264个地级市,利用等权重法来评价2004、2010、2016年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研究结果表明,（1）对比2004、2010、2016年的城乡土地利用的综合公平水平,东部地区综合公平水平最高,经济公平和环境公平得分高;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但是综合公平得分逐年上升。（2）经济公平水平最高的是东部地区,城乡经济差距相对较小;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新疆经济开发区和云贵城市群,城市发展缓慢,以城带乡的作用较弱。（3）社会公平水平最高是东北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城乡公共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4）环境公平水平最高是东部地区,主要原因在单位产值内污染物排放量低,工业化水平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5）管理公平水平最高的是中部地区,其房价收入比合理,城镇化缺口合理,城市吸引力较强;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本文结合东部地区综合公平水平最高,东北地区次之,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客观事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科学规划方案、合理配置资源、政府重点投入乡村等多重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魏佳荧[4]（2020）在《开发区政策的地区经济效应探究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开发区建设历时三十年有余,经历东部优先到注重区域均衡发展的转变。初期开发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后来向中西部省份扩张,数量不断增多,经济效益差距逐渐拉大。针对快速扩张阶段“开发区热”乱象国家曾多次出台政策清理整顿,尤以2004-2006年整改项目为重。现阶段,开发区建设进入平稳增长期,实现开发区同区域经济间良性互动,产业和城市融合,整体经济效益提升成为当下开发区发展重要目标。现有文献较多着眼于开发区与企业间微观影响机制,缺乏从整体区域发展角度对开发区同区域经济间关系展开的全面讨论;整改政策在开发区建设史上影响深远,但针对该项目有效性的研究较有限。本文站在区域经济视角,用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两种方法对设立和整改这两项重要的开发区政策同区域经济发展间关系展开研究。本文由理论分析得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投资、贸易出口、企业行为、生产效率、就业和薪资这五个方面,其作用的渠道包括生产要素、生产效率、企业行为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开发区的政策优惠、制度创新及对母城涓滴效应引流区域发展所需优质生产要素并扩大贸易出口;产业集聚增加区域内企业数量并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开发区生产优势的扩散辐射及其同母城良性竞合所形成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提升地区生产效率。本文实证部分构建包含268个地级市经济指标和开发区信息的数据库,用于检验开发区设立和整改政策对区域经济五个方面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开发区极大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提升地区生产效率,吸引企业入驻、扩大产出、增加就业,但开发区对实际薪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着。第二,开发区设立政策的地区经济效应存在异质性。政策早期设立开发区的地区经济效益优于晚期增设开发区,考虑是发展区位转变所致资源禀赋、市场机制差异对开发区溢出效应影响;国家级开发区对经济创造效应较省级开发区显着,得益于国家级开发区更为显着的区内区外发展位势差优势对溢出效应的强化;国家级开发区数量上升进一步强化集聚效应,但省级开发区数量持续增加不利于地区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考虑是地方级别开发区过多所致拥挤的成本效应可能扭曲企业行为,地方级别开发区的过度增设也会引发“虚假产业集聚”的现象,实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利。第三,整改政策对集聚成本效应的控制有效改善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但整改项目中撤销开发区所致政策优惠消失对地区经济的短期影响是负面的。考虑实证探究内生性问题,本文用城市特征指标经倾向得分计算匹配设区前经济基础类似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同实证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对开发区建设有效性展开的讨论进一步明确开发区建设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联系,为实现开发区同区域经济协调同步发展提供政策理论依据。此外,本文所做整改项目研究也是进一步填补相关实证研究有限的空白。
蔡春林[5]（2019）在《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和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与改革的前沿地,在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贸易增长极制度变迁的极化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突破,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国际环境新变迁和国内环境新常态下,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深入探索贸易增长极离岸功能与在岸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上相辅相成,并通过区港一体化路径的制度变迁破除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促进中国全面开放空间格局的形成。本文在厘清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基本概念及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易混淆概念基础上,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确立增长极与点轴理论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空间效应研究的最基础理论,并进一步延伸出克鲁格曼“区域—城市—国际贸易”三位一体理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边界效应理论及港口与腹地关系理论等共同构成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理论分析结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集聚和溢出的作用,并表现为创新和示范效应,规模效应,开放型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效应,集聚经济效应等,文章进一步定性分析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与集聚扩散作用,以佐证开放型市场经济中培育和发展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重要性,并提供一定的事实解释。在理论分析和事实解释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内容包括空间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绩效评价等。最后,文章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核心观点有:第一,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具有时代同步性和空间递进性;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集聚扩散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和贸易增长极等方面;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中伴随着功能体系的演变与现代整合。第二,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在空间时序上分别呈现为“倒U”型和“倒L”型;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产业集聚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在空间尺度上展现为从“面”到“点”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特征。第三,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通过增长极与点轴开发功能强化地区城市间的经济联动性,带动了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点”-“线”-“面”发展,具有显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非沿海地区和非港口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弱于沿海城市和港口城市,非省级行政边界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省级行政边界城市相当。第四,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培育提升了经济增长绩效水平,对港口型地区的提升效果高于腹地型地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扩大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自2013年开始改善效果明显,且呈现出“东高西低”和“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协调效应。
郑鹏飞[6]（2019）在《基于“点—轴系统”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各大城市正同时经历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和城市结构形态的巨变,努力成为各种“中心”、“枢纽”、乃至“国际化大都市”已成为各城市明确提出的发展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资源供应日益紧张、公共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省域整体的角度来看,还存在资源向省内个别城市过度集中、边缘地区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选择合理的省域经济布局方式,既能促进省域中心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又能在全省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已经显得尤为紧迫,这同时也是各地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区域实体,城市自身同时受到向内集聚力和向外扩散力的双重作用,在扩展过程中也会同时表现出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调整。各领域学者都曾经或正致力于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分析其动力机制、总结一般规律、并提出众多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城市空间扩展方案,这都为我们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打下了基础;“点—轴系统”理论是由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一种经济空间结构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构建“点—轴”结构来推动区域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经过学术界三十多年来的共同努力,该理论已经日臻完善并形成体系,被广泛应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城市空间扩展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和治理体制,本文提出“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该模式将省域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展与省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相结合,旨在通过合理构建“点—轴”结构,为应对省域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发展失衡、城市无序扩张等问题提供应对方案。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详细阐述了“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理论基础、空间形式、选址依据、设立流程、建设原则,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还搜集年鉴数据,对“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作用机制和适用条件进行了论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跨城区”模式可以显着拉动“跨城区”当地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证明,“跨城区”的设立可以显着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生产要素投入存在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因此,当新增生产要素从资源密集的省域中心城市转移到资源稀缺的“跨城区”时,会带来更高的产出;第二,省域中心城市享有全省最具竞争力的优惠政策体系和资源配置倾斜,“跨城区”设立之后,当地能立即享受到同等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倾斜,从而大幅提升经济竞争力;第三,由于“跨城区”与中心城市的产业状况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产业梯度的作用下,“跨城区”可以定向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2）“跨城区”模式可以促进省域中心城市发展“跨城区”的设立对省域中心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跨城区”相对充足、廉价的土地资源可以有效缓解中心城市因为过度拥挤而带来的各项问题;第二,与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相比,很多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尽管经济体量庞大,但产业结构明显落后,且受制于已有的产业格局难以迅速转型升级,“跨城区”设立以后,低附加值产业在产业梯度的作用下会定向纾解到“跨城区”,从而腾出空间和资源,促进其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3）“跨城区”模式可以拉动省域经济发展由于“跨城区”的选址严格参照“点—轴系统”理论,“跨城区”设立以后,它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会逐步发展为经济发展“轴”,与中心城市一起形成“点—轴”结构,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除此之外,在承接产业的带动下,“跨城区”能吸引周边农村人口就近就业,因而“跨城区”模式符合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4）享有特殊行政级别的城市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本文选取全国287个城市的数据,构建模型对生产效率与城市行政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享有特殊行政级别的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普通省会城市）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主要由两点原因构成:第一,在我国现行的治理体制下,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享有越多的资源保障;第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能出台更多的税费减免政策,从各方面降低辖区企业的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既是造成区域范围“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重要原因,也是“跨城区”模式得以取得效果的重要理论依据。（5）“TOPSIS—熵值法”首位度较高的城市适宜使用“跨城区”模式为了对“跨城区”模式的适用条件进行研究,本文在结合现有城市首位度计算方法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TOPSIS—熵值法”首位度计算方案,并将中西部十个省会城市进行横向比较。结果发现,成都、合肥、武汉、长沙等城市在各自省内拥有的优势相对较大,适宜进行“跨城区”模式的可行性研究;石家庄、南昌等城市所在省份发展相对均衡,暂无必要考虑“跨城区”模式。
崔莉[7]（2019）在《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地理空间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促进要素流动和深化分工的重要方式。自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从产业发展角度最早提出雁阵理论来探讨利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产业升级之后,整个东亚地区产业升级的实践都离不开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的推动。这些实践的成果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否也可以成为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产业升级的力量,从而弥合区域发展差距,带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转型升级阶段,多年高速发展中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将逐步显现出来,其中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无法被忽略的突出难题。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以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下面临着转型和升级,同时也存在发展高附加值先进产业的强烈需求,从而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产业差距,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反观东中部地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增加,制度改革成本的上升,其产业发展的供求矛盾与日俱增。可以说,通过实施区际产业转移和承接来探索中国雁阵模式的发展,从而推动各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区域在产业发展中的共同需要。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粗放式发展令其产业发展水平常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也给生态环境提出了重要的挑战。那么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究竟对产业的优化升级有什么理论和实际的影响?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进展是什么状况?在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规避风险?并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放大产业转移的正面效应从而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相关参考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过程中发现关于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现有研究虽然视角多样化,研究体系较为完整,研究内容丰富。但反映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承接与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之间机理的理论研究仍相对欠缺,同时针对这一主题以西部地区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仍有可完善的空间。因此本文研究重点就是阐明区际产业转移承接对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机理并利用西部各省区的数据对理论研究中阐明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验证与分析。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包括:首先对产业转移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重点是从空间区域的角度划分和界定两类产业转移并对它们的差异性进行解析。并对贸易角度、产业发展角度和微观创新角度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构成本文研究的理论来源。然后以雁阵理论为基础构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从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影响承接地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价值链的嵌入和攀升以及产业集群式转移影响本地生产网络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来阐明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2010年至2016年27个行业绝对产值及相对份额的发展演变情况,对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体规模、行业特征、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实证研究方面分别对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机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计量回归模型的GMM估计方法和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方法依据西部各省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其中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而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并沿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由于回归方程数量多且数据样本量大则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的协同效应则采用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实证分析方法。最后在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对策建议。针对论文主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后,本文获得了以下结论:.从空间区域角度产业转移可以划分为基于地理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与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两者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特征均有所差异。基于地理空间的产业转移是区域产业转移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互联网经济深刻改变当前产业发展内容的情况下,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我国区际间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过程适用雁型发展理论的一般规律,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到区际产业价值链中并在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推动下沿价值链攀升;区际间产业集群式转移对于西部地区本地生产网络的深化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本地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的发展程度都是影响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因而从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推动其产业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可以促进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且各省区的承接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的技术创新而且还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但是该正面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第二,目前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未发挥出来,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影响仍需要用更长期的实践来进行检验。第三,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会影响其产业发生与价值链的关联作用,但该作用的强度在西部各省区间并不平衡,同时整体而言当前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沿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第四,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及仿真结果显示产业集群式转移在承接地与本地生产网络企业进行协同过程中只有博弈系统各方成员获得的协同净收益高于协同的净成本,才能激励集群式移入企业和本地生产网络企业留在产业集群式转移后在承接地构建的新生产网络中来共同发展并最终推动承接地产业网络的深化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只围绕地理空间展开产业转移研究的限制,引入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产业转移的新概念,并对从空间区域角度划分的这两类产业转移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方面明确了本文所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是属于传统地理空间上产业转移的范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产业转移概念内涵体系。然后针对目前关于西部地区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内在机理的研究相对欠缺这一局限性,深入并系统的开展了包括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式转移等新鲜内容在内的机理研究。也在实证研究中涉及到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层面。但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模型和实证分析模型中只涉及到了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单向作用机理,未能构建起既阐明单向作用机理又反映机理间相互联系的全面模型。同时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定量研究的解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为在本文基础上开展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廖丰瑞[8]（2019）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9%,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标志着我国高技术产业正式迈入新“黄金时代”。201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938万亿元,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从后发到先发、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从产业体量上来看,我国已经成为高技术产业大国,但是距离成为高技术产业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高质量的创新系统是高技术产业强国的必要条件。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评价体系是突破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从研究基础及现状、创新效率测度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创新效率提升建议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首先,进行了研究基础和现状分析。研究基础部分,本文从高技术开发区、高技术产业评价体系、高技术产业效率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现状分析部分,以2013年-2017年5年为考察期,从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现状、创新投入现状、创新产出现状三个方面分析了创新系统的发展现状,指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存在资源投入水平偏低、资源投入结构有待革新、高技术开发区布局有待优化、对外开放程度有待加强等问题。其次,对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创新效率测度方面,选取了科研投入和物资投入作为一级指标;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内部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创新投入二级指标,选取拥有发明专利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新增固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创新产出二级指标,构建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体系。随后,利用SE-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我国2007-2016年全国28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整体偏低,中、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小,各省市间的差异较大,并利用ArcGIS 10.2软件,根据各省市效率值的大小,使用不同颜色在中国地图上标出各地区效率情况。2007-2016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其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综合技术效率进步,同时技术进步也提供了一定助力。影响因素方面,选取工业化水平、产业市场开放度、产业规模、科研人员素质、科研机构规模、金融支持6个指标作为自变量,采用Tobit模型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金融支持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负相关,产业市场开放度、科研人员素质、科研机构规模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呈正相关,产业规模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着。最后,分别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对如何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给出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先从投入总量、投入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创新及区域布局五个方面对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出建议;然后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作为X轴和Y轴,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0.9作为高效率分界点,将样本省份分布在4种类型的象限中,针对不同类型省市,给出具体的效率提升建议。
付寿康[9]（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孙天阳[10]（2018）在《企业学习网络对出口绩效影响的机制及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协同和共享已成为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企业深刻嵌入于错综复杂的网状关联,社群关系成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并对企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造成深远的影响,企业为了提升在国际市场的表现,必须保持开放学习态度从学习网络充分汲取知识和技术。因此,有必要将新兴发展起来的网络科学和传统的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重新解读企业学习网络拓扑结构特征以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系统地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遵循“问题凝练—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同时采用模型构建和实证估计方法,分别对企业间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网络进行了界定,具体构建了协同创新网络和出口关联网络两种企业学习网络,分析企业学习网络格局演化,结合企业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和出口市场的互动博弈,全面解释企业的研发协作和出口竞争如何矛盾统一地影响出口绩效表现这一问题,并从具有出口关联企业地理集聚的视角,深入研究企业间出口关联网络对出口扩展边际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探索如何通过发挥企业间“1+1>2”的协同效应提升企业出口表现。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如何在统一的网络科学框架下对协同创新网络和出口关联网络进行数理构建和格局分析?中国协同创新网络和出口关联网络的基本结构及演化趋势如何,具有怎样的区域分布?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等研发主体在中国科研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对整个学习网络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和作用?企业间协同创新网络和出口关联网络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是什么,如何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进行对接?企业间协同创新网络和出口关联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绩效,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企业学习网络影响出口绩效的传导渠道是什么?论文首先以网络科学范式数理界定了企业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网络,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专利数据库中联合申请专利的数据,构建了1999-2007年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的正式学习网络,即协同创新网络,并通过密度、平均集聚系数、节点中心性等网络指标分析了协同创新网络的整体格局和微观结构。同时,论文还借鉴产品空间理论,采用不可知论的思路,基于企业实际出口产品和目的地数据,构建出口企业间非正式学习网络,即出口关联网络,并分析出口关联网络的区域分布特征。上述研究发现,中国专利申请和协同创新的数量整体上逐年增加,而且增速不断加快,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7年协同创新数量略有下降,中国各省（直辖市或地区）之间、中国各省（直辖市或地区）与各国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协同创新联系都越来越紧密,中国协同创新最密集的城市集中在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研发优势,在整个协同创新网络中发挥了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协同创新网络逐渐由“几支独秀”向“遍地开花”的格局转变,中国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水平较高城市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论文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和出口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和价格竞争,从理论上阐明了企业间形成广泛而非排他的协同创新关联的内在机制和其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实证检验企业在协同创新网络中位置对其出口额和价格加成的影响,进一步探索了“研-企”和“企-企”两种创新模式影响的差异,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绩效影响的差异,并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协同创新对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价格加成影响差异。上述研究发现,协同创新的企业拥有更好的出口绩效,独自创新和协同创新都提升了企业出口表现,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占有更大市场份额,“研-企”模式对企业出口绩效促进作用略低于“企-企”模式,企业独自创新促进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但协同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影响并不显着,对于联通片区内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非外资企业,协同创新对出口额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企业协同创新关联越多,其价格加成也越高。出口能够增强协同创新和独自创新对企业价格加成的提升作用,相较而言,协同创新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外资企业和低竞争行业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测算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实证检验了产品关联、市场邻近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群体性差异,以及“以己为鉴”和“以邻为鉴”两种效应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并对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上述研究发现,企业在扩展出口范围过程中存在一定路径依赖,与当地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有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表现,但企业与自身的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表现为替代效应。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存在群体差异,依赖于出口扩展边际类型、产品技术密集度、企业所在地区以及贸易类型特点。此外,产品关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贸易类型,对一般贸易企业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加工和混合贸易企业反而具有抑制作用,市场邻近对不同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技术水平、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区别。
二、中西部新增11个国家经济开发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部新增11个国家经济开发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研究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 乡村振兴战略述评 |
| (二) 城乡发展差距述评 |
| (三) 土地利用绩效与公平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思路、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 |
| 一、 研究思路 |
| (一) 技术路线图 |
| (二) 研究区的选择与界定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相关概念 |
| 一、 公平 |
| 二、 土地利用 |
| 三、 土地利用公平 |
| 第二节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亚当斯公平理论 |
| 二、 人地关系理论 |
| 第三节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测评的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评价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评价维度选取原因 |
| 第二节 指标选取原则 |
| 一、 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原则 |
| 二、 操作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
| 第三节 指标体系内容 |
| 一、 经济公平 |
| 二、 社会公平 |
| 三、 环境公平 |
| 四、 管理公平 |
| (一) 城镇化缺口 |
| (二) 城市建设用地新增率 |
| (三)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比 |
| (四) 房价收入比 |
| 第四节 指标数据的来源 |
| 第四章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测评分析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测量过程 |
| 一、 确定指标权重 |
| 二、 数据标准化 |
| 三、 指标得分计算 |
| 第二节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多维度分析 |
| 一、 土地利用经济公平 |
| 二、 土地利用社会公平 |
| 三、 土地利用环境公平 |
| 四、 土地利用管理公平 |
| 第三节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总体分析 |
| 第四节 政策建议 |
| 一、 经济方面 |
| 二、 社会方面 |
| 三、 环境方面 |
| 四、 管理方面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开发区政策的地区经济效应探究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文章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
| 2.1.2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
| 2.2 区域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2.2 国内外区域政策有效性差异比较 |
| 2.3 开发区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
| 2.3.1 宏观经济视角 |
| 2.3.2 微观企业视角 |
| 2.3.3 整改项目效果研究 |
| 2.4 综述讨论 |
| 3 开发区发展动态脉络梳理 |
| 3.1 开发区建设历程 |
| 3.2 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 |
| 4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1 开发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生产要素影响 |
| 4.1.1 政策优惠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流生产要素 |
| 4.1.2 制度创新为区域经济发展吸引优质要素 |
| 4.1.3 开发区涓滴效应为区域经济发展输出生产要素 |
| 4.2 开发区政策对区域内企业行为的影响 |
| 4.2.1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对区域内企业行为影响 |
| 4.2.2 产业集聚的选择效应对区域内企业行为影响 |
| 4.2.3 产业集聚的成本效应对区域内企业行为的影响 |
| 4.3 开发区政策对区域生产效率的影响 |
| 4.3.1 开发区的空间扩散辐射对区域生产效率影响 |
| 4.3.2 开发区同区域间竞合关系对区域生产效率影响 |
| 4.4 研究假设 |
| 5 样本、变量及实证方程 |
| 5.1 样本筛选 |
| 5.2 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方程 |
| 5.3.1 开发区设立政策的地区经济平均效应探究 |
| 5.3.2 开发区设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探究 |
| 5.3.3 开发区整改项目的地区经济效应探究 |
| 6 实证检验及稳健性分析 |
| 6.1 开发区设立政策的地区经济平均效应分析 |
| 6.2 开发区设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6.3 开发区整改项目的地区经济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结论与建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政策建议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环境新变迁 |
| 二、国内环境新挑战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解释与辨析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 |
| 二、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自由贸易园区的积极效应和否定效应研究 |
| 二、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及模型研究 |
| 三、关于自由贸易区在促进经济一体化方面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问题研究 |
| 二、对海关特殊监管区整合、转型、创新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
| 四、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研究 |
| 五、关于中国自贸试验区开放度与开放成效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非均衡增长与增长极理念的运用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增长极理论的运用 |
| 二、点轴开发理论与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布局 |
| 三、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二节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三位一体理论的运用 |
| 一、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与扩散问题 |
| 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区域集聚力问题 |
| 三、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三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运用 |
| 一、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四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边界效应理论的运用 |
| 一、中介效应与屏蔽效应理论 |
| 二、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五节 港口和腹地关系理论的运用 |
| 一、经济地理学视角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二、运输经济学视角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三、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四、港口区位论视角下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五、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与集聚扩散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 |
| 一、时代同步性的空间布局优化 |
| 二、空间递进性的空间布局优化 |
| 第二节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布局中的集聚扩散作用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设立促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 |
|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培育扩大对外开放 |
|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发挥贸易增长极作用 |
| 第三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中的功能整合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的功能演变 |
|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的功能现代整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二、空间权重矩阵选择与估计方法解释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一、指标选择 |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变量的相关检验 |
|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
| 二、共线性检验 |
|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 |
| 四、产业集聚时序检验 |
| 第四节 产业空间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第二产业空间集聚效应 |
| 二、第三产业空间集聚效应 |
| 第五节 空间集聚的非线性效应检验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
| 二、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数据描述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相关性检验 |
| 一、共线性检验 |
|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
| 第四节 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
| 二、分区域检验结果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 |
|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二、非对称性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PSM方法应用分析 |
| 二、PSM分析过程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数据描述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三、变量差异性检验 |
| 第三节 PSM绩效评价 |
| 一、全样本绩效评价 |
| 二、港口型地区绩效评价 |
| 三、腹地型地区绩效评价 |
| 第四节 耦合协调检验 |
|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基于“点—轴系统”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必然性 |
| 1.1.2 大城市无序扩张的严峻性 |
| 1.1.3 小城市发展滞后的紧迫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
| 1.3.1 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分析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理论基础 |
| 2.1 “点—轴系统”理论 |
| 2.1.1 “点—轴系统”形成过程 |
| 2.1.2 “点—轴系统”演化阶段 |
| 2.1.3 “点—轴系统”形成机制 |
| 2.1.4 “点—轴系统”应用领域 |
| 2.2 城市空间扩展理论 |
| 2.2.1 城市空间扩展一般过程 |
| 2.2.2 城市空间扩展形成机制 |
| 2.2.3 城市空间扩展主要特征 |
| 2.2.4 城市空间扩展典型模式 |
| 2.3 本章小结 |
| 3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价 |
| 3.1 国内外“点—轴系统”研究综述与评价 |
| 3.1.1 国外“点—轴系统”研究综述 |
| 3.1.2 国内“点—轴系统”研究综述 |
| 3.1.3 国内外“点—轴系统”研究评价 |
| 3.2 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综述与评价 |
| 3.2.1 国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综述 |
| 3.2.2 国内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综述 |
| 3.2.3 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城市空间扩展典型案例解析 |
| 4.1 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背景 |
| 4.2 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模式 |
| 4.3 深汕特别合作区利益分配 |
| 4.4 本章小结 |
| 5 “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模拟实践 |
| 5.1 “跨城区”设立背景 |
| 5.1.1 湖北省现状 |
| 5.1.2 武汉市现状 |
| 5.1.3 行政区划演变 |
| 5.2 “跨城区”的选址 |
| 5.2.1 选址范围 |
| 5.2.2 选址初步分析 |
| 5.2.3 最终选址及说明 |
| 5.3 “跨城区”的设立 |
| 5.3.1 执行步骤 |
| 5.3.2 配套措施 |
| 5.4 可行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效果评估 |
| 6.1 “跨城区”对武汉的影响 |
| 6.1.1 对“旧武汉市”影响 |
| 6.1.2 对“新武汉市”影响 |
| 6.1.3 主要数据指标对比 |
| 6.2 对“跨城区”当地的影响 |
| 6.2.1 经济要素增加 |
| 6.2.2 模型构建 |
| 6.2.3 定量分析 |
| 6.3 “跨城区”对湖北省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 “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作用机制分析 |
| 7.1 我国的治理层级 |
| 7.2 城市级别与经济增长 |
| 7.3 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7.3.1 模型构建和数据选择 |
| 7.3.2 定量分析 |
| 7.4 结果解释 |
| 7.5 本章小结 |
| 8 “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适用性研究 |
| 8.1 现有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
| 8.2 TOPSIS—熵值法首位度 |
| 8.3 定量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利益分配机制 |
| 9.2.2 行政管理机制 |
| 9.2.3 政府考核机制 |
| 9.3 产业发展建议 |
| 9.3.1 武穴-黄梅区 |
| 9.3.2 赤壁-洪湖区 |
| 9.3.3 公安区 |
| 9.3.4 麻城区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
| 1.2.2 承接产业转移影响产业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述总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 |
| 2.1.1 产业转移的内涵 |
| 2.1.2 产业优化升级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转移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优化升级相关理论 |
| 2.3 本章总结 |
| 第3章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 |
| 3.1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 |
| 3.2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机理 |
| 3.2.1 区际产业转移提升承接地技术创新水平的路径 |
| 3.2.2 区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产业优化升级理论模型 |
| 3.3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机理 |
| 3.3.1 区际产业转移推动承接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路径 |
| 3.3.2 区际产业转移——要素流动和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模型 |
| 3.4 区际产业转移推动承接地嵌入价值链并逐步攀升的作用机理 |
| 3.4.1 基于价值链的产业转移 |
| 3.4.2 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产业嵌入价值链并攀升的作用机理 |
| 3.5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5.1 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 |
| 3.5.2 产业集群式转移 |
| 3.5.3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的协同发展机理 |
| 3.6 本章总结 |
| 第4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和特征事实 |
| 4.1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
| 4.1.1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
| 4.1.2 西部地区产业要素空间分布和专业化优势 |
| 4.1.3 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园区建设 |
| 4.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与分析 |
| 4.2.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方法和统计数据 |
| 4.2.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分析 |
| 4.3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4.3.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状 |
| 4.3.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作用的实证研究 |
| 5.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效应 |
| 5.1.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1.2 实证检验 |
| 5.1.3 实证分析和结论 |
| 5.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应 |
| 5.2.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 |
| 5.2.3 实证分析与结论 |
| 5.3 本章总结 |
| 第6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作用的实证研究 |
| 6.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价值链嵌入和攀升效应 |
| 6.1.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6.1.2 实证检验 |
| 6.1.3 实证分析和结论 |
| 6.2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的承接地生产网络协同效应 |
| 6.2.1 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基本假设 |
| 6.2.2 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
| 6.2.3 模型仿真与综合分析 |
| 6.3 本章总结 |
| 第7章 西部地区提升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正向作用的对策建议 |
| 7.1 提升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
| 7.1.1 完善承接地的制度环境 |
| 7.1.2 强化承接地的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支撑环境 |
| 7.1.3 加强西部省区间承接过程的统筹协调 |
| 7.2 扩大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规模 |
| 7.3 提高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质量 |
| 7.3.1 科学选择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的类型 |
| 7.3.2 丰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的类型 |
| 7.3.3 注重传统产业承接后的深化发展 |
| 7.4 加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落地的稳定性 |
| 7.4.1 加强现代化产业园区的建设 |
| 7.4.2 重塑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和提升区际产业转移的根植性 |
| 第8章 主要结论、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梳理 |
| (一)高技术开发区相关研究梳理 |
| (二)高技术产业评价体系研究梳理 |
| (三)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分析梳理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相关理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技术产业 |
| (二)创新活动 |
| (三)创新投入 |
| (四)创新产出 |
| (五)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内生增长理论 |
| (二)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现状与问题 |
| 一、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 (一)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现状 |
| (二)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现状 |
| (三)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现状 |
| 二、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有待提高 |
| (二)创新资源投入结构有待革新 |
| (三)国家高新区、自创区的区域布局有待优化 |
| (四)产业对外开放程度有待加强 |
| 第三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 |
| 一、实证分析方法选择和指标选取 |
| (一)实证分析方法选择 |
| (二)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一)数据的来源 |
| (二)数据的预处理 |
| (三)Pearson相关性检验 |
| 三、评价结果分析 |
| (一)DEA实证结果分析 |
| (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 |
| 四、实证结论 |
| 第四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模型选择及变量选取 |
| (一)实证分析方法选择 |
| (二)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数据说明 |
|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
| 第五章 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相关建议 |
| 一、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政策建议 |
| (一)增加创新资源投入总量 |
| (二)调整创新资源投入结构 |
| (三)坚持开放协同发展 |
| (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 |
| (五)优化高技术开发区和自创区的区域布局 |
| 二、各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建议 |
| (一)高—高型省市效率提升建议 |
| (二)高—低型省市效率提升建议 |
| (三)低—高型省市效率提升建议 |
| (四)低—低型省市效率提升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碳贫困 |
| (三)碳交易 |
| (四)绿色发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有关水贫困的研究 |
| (二)从资源开发中人的权利能力视角解释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有关碳源、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碳汇、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两山”理论 |
| (三)自然资源禀赋论 |
| (四)可行能力理论 |
| (五)“两个共同”理论 |
|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况 |
| (二)民族地区传统能源资源禀赋 |
| (三)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
|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自然资源富集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二)生态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碳源：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 |
| 一、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六盘水市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碳源分析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 |
| 三、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测算 |
|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二)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的测算 |
| (三)六盘水市煤层气抽采与碳减排 |
| 四、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 |
| 一、湖北恩施州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益 |
| (一)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种类 |
| (二)林业碳汇与恩施州碳汇林 |
| (三)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的外部性分析 |
| 三、恩施州碳储量的估算与价值量化 |
| (一)恩施州碳储量估算 |
| (二)恩施州碳储总量及其总价值的分析 |
| (三)恩施州户用沼气碳汇效应与碳交易 |
| 四、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恩施州绿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减贫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碳贫困的民族地区碳交易参与研究 |
| 一、世界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必要性 |
|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可行性 |
| 三、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
|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 |
|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困境 |
| 四、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优化的要求 |
| (二)民族地区挖掘生态正外部效益,碳汇资源变扶贫效益的需求. |
| (三)民族地区减小碳排放负外部效应,共享资源开发利益的要求. |
| 五、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与案例 |
| (一)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探索 |
| (二)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成功案例 |
| 六、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基于湖北恩施州的调研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碳交易破解碳贫困的基本路径 |
| 一、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 |
| 二、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三、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
| 四、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 |
| 五、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
| 六、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与成果 |
| 附录B：生物量和蓄积量转换模型参数表 |
| 附录C：农作物根冠比、含碳量、水分系数和经济系数 |
| 附录D：碳排放系数及折标煤系数 |
| 附录E：六盘水精准扶贫背景下碳贫困破解路径研究的调研提纲 |
| 附录F：碳汇林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附录G：户用沼气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致谢 |
（10）企业学习网络对出口绩效影响的机制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复杂网络和国际贸易网络研究概述 |
| 2.1.1 复杂网络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1.2 国际贸易网络相关研究进展 |
| 2.2 企业学习网络研究概述 |
| 2.2.1 企业正式学习网络相关研究进展 |
| 2.2.2 企业非正式学习网络相关研究进展 |
| 2.3 企业出口绩效衡量的研究概述 |
| 2.4 学习网络影响出口绩效的研究概述 |
| 2.5 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评述 |
| 第3章 企业学习网络的构建及结构特征 |
| 3.1 企业学习网络的界定 |
| 3.1.1 协同创新网络 |
| 3.1.2 出口关联网络 |
| 3.2 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及结构特征 |
| 3.2.1 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 |
| 3.2.2 协同创新网络指标的测度 |
| 3.2.3 协同创新网络整体格局 |
| 3.2.4 协同创新网络微观结构 |
| 3.3 出口关联网络的构建及结构特征 |
| 3.3.1 出口关联网络的构建 |
| 3.3.2 出口关联网络的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检验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4.2.1 理论框架 |
| 4.2.2 研究方法与核心指标 |
| 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4.3.1 特征事实 |
| 4.3.2 基本估计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扩展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1 “研-企”和“企-企”协同创新对企业出口影响 |
| 4.4.2 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
| 4.4.3 企业异质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协同创新网络、出口与企业价格加成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5.2.1 理论框架 |
| 5.2.2 核心指标测度 |
| 5.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特征事实 |
| 5.3.2 基本估计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扩展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出口对协同创新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4.2 企业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出口关联网络与中国企业出口范围拓展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6.2.1 理论框架 |
| 6.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3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特征事实 |
| 6.3.2 基本实证估计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扩展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1 群体差异性检验 |
| 6.4.2 “以己为鉴”还是“以邻为鉴”：哪个促进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
| 6.5 影响渠道检验 |
| 6.5.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
| 6.5.2 中介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出口关联网络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7.2.1 理论框架 |
| 7.2.2 核心指标测度 |
| 7.2.3 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
| 7.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7.3.1 特征事实 |
| 7.3.2 基本估计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扩展检验结果与分析 |
| 7.4.1 异质性检验 |
| 7.4.2 影响渠道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目录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目录 |
四、中西部新增11个国家经济开发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中国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研究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D]. 杨惠茜. 华侨大学, 2020(01)
- [4]开发区政策的地区经济效应探究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D]. 魏佳荧. 浙江大学, 2020(02)
- [5]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D]. 蔡春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6]基于“点—轴系统”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D]. 郑鹏飞. 武汉大学, 2019(06)
- [7]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崔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廖丰瑞.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10]企业学习网络对出口绩效影响的机制及实证研究[D]. 孙天阳. 湖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