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要实行“公示”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张克兵[2]（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我国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是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头羊和主心骨。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农民的安居乐业和利益福祉,党在农村长期执政地位的稳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等等,都在考验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有关组织理论,以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状况为背景,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展开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很大价值。从理论的维度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在农村特定场域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基础的农村党基层组织对其内部和外部进行影响、控制、整合和改变的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主要由政治领导力、经济发展力、文化繁荣力、社会治理力和自身建设力等五种能力构成。这五种能力的强弱关乎党组织的生死存亡和党领导的农村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因素很多,从党组织内部来看主要包括组织理念、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生态、组织纪律、组织资源等八个方面,从党组织外部来看主要包括村民思想观念、村民构成状况、村庄经济状况、社会治理体制等四个方面。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路径。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党在九十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当中,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探索党对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方法,在提升组织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经验主要有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加强局部政权建设、加强群众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党主要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和构建全能型的政治体制来强化组织力;在改革开放后党根据农村社会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主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领导农村政治、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农村文化、加强农村治理等方式来提升组织力。从现实的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推进,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但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以198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村民自治普遍建立也已三十多年,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今情况既不同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这些变化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带来了不少难题。在领导农村政治方面,主要面临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农村政治权威分散化、党群联系纽带薄弱化、农村基层民主变异化等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主要面临农业生产经营小农化、农村社会空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薄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等问题;在繁荣农村文化方面,主要面临农村精神文化衰败化、农村物质文化匮乏化、农村文化人才短缺化等问题;在治理农村社会方面,主要面临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单元过疏化、治理内容复杂化等问题;在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主要面临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加强、组织运行机制不畅、组织设置方式不合理、组织资源不足等问题。从对策的维度来看,“打铁必须自身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敢于正视和承认在领导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增强党的组织力,让党组织和党员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高强的各项本领,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牢记政治使命责任、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增强政治工作本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式,提升政治领导能力;通过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政策,合理整合农村分散的土地、资金、涉农服务平台等资源,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等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能力;通过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物质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文化繁荣能力;通过优化农村治理单元、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等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通过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环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自身建设能力。
刘玲玲[3]（2019）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意外现象的探讨及思考 ——以青县石村为表述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性社会问题,消除贫困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重大现实课题。我国自1986年实施扶贫开发政策,到目前已进行30多年,从区域开发、贫困县（村）瞄准到连片特困区扶贫攻坚、整村扶贫,再到精准识别贫困对象进行扶贫,我国的扶贫工作常抓不懈并取得了辉煌成绩。“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对于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工作是我国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不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贫困情况提出的,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大战略性转变。要求我们在扶贫工作中落实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这也是目前我国扶贫工作的关键与重点。扶贫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发展政策,落实到基层更是一项政治任务,与乡村治理不可分割。随着精准扶贫工作在农村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对政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对于扶贫工作的开展与运行也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如何在农村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打好扶贫攻坚战,真正做到帮扶贫困之人、贫困之村,如何在现有乡村结构下实现精准扶贫效能最大化仍是我国政府工作主要关注的问题。近五年来,全国各地开展精准扶贫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在精准扶贫落实到农村场域后,却产生一些社会性意外现象,这些现象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基于现象与影响有哪些政策完善建议?对于以上问题,本文将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青县石村为个案,以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与进展为主线,对石村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背景与过程进行梳理,通过对石村贫困户、非贫困户以及基层党组织的调研、访谈,与石村所在青县扶贫办主任的交流与探讨,对石村精准扶贫工作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当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进入村庄后,主要出现以下意外现象:农户面对贫困名额竞相争夺,扶懒不扶勤,贫困户不愿退出贫困资格,“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意外现象导致乡村风气衰败、乡村失序、不公氛围弥漫、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降低以及造成乡村社会低度发展等消极影响,通过对这些意外性现象的分析发现,政策的悬浮化设计、偏离化执行、缺失化保障以及农户的文化贫困、乡村结构转型都是造成社会性意外现象出现的原因。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政策自上而下的制定执行带给乡村社会的影响,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中需要结合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情况,对接基层发展需求,自下而上地发挥乡村社会的底层作用,以期完善精准扶贫政策,更好得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钟贤哲[4]（2018）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文中提出“三农”工作历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的基础在村一级。村级党组织是党的领导向农村最基层延伸的载体,是党在农村最基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建设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推动村级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借鉴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学结构——功能理论、生态系统理论、西方政党理论,通过对湖北省J县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状况的实地调查,剖析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原因,探寻其背后的机制,重点研究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以及如何建设等问题。本文界定了村级党组织功能。提出村级党组织功能是一个由政治功能,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有机构成的整体系统。政治功能是根本功能。基本功能是根本功能的展开和实现形式,主要包括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在村级党组织整体功能系统中,政治功能是根本,是统领。自身建设功能是基础,是支撑,领导功能是核心,是保证。服务功能是手段,是途径。根本功能与基本功能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统一于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实践之中。这一定位克服了既有功能定位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政党功能理论,忽视村级党组织个性等不足,也避免了以往功能定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不清,不同位阶的功能相互交叉、混淆的问题。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向。本文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通过对湖北省J县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影响功能发挥的障碍因素,主要是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弱化、外部环境变化、功能发挥动力不足等。提出了村级党组织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其功能发挥机制应是一个由自身建设机制,环境建设机制,系统动力机制紧密关联,相互作用,有机构成的整体性机制系统。分析了构成整体性机制系统的各个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并且较为系统地指出了机制建设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回应村级党组织建设的现实关切。本文提出了构成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整体机制的每一具体机制的构建原理和基本路径。在自设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功能发挥都必须立基于体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村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与时俱进地抓好自身建设。重点是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在环境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功能发挥都必须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面对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村级党组织要建立控制和适应环境的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重点是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党群良性互动机制,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在动力机制建设方面:指出村级党组织是一个行动系统,其功能发挥需要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作支撑。动力既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内部,也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外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只有将二者关联起来,形成有机系统,才能形成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整体动力。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性动力机制,要着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完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王军[5]（2018）在《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文中提出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并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成为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而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将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一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掠夺农业和乡村改以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新的方式而不再是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因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1）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2）。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阐拓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即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会首当其冲,而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需要我们来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即实现进一步的均衡。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趋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1）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些微努力和贡献。论文共分为8章,其中第2、3、4、5章为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价,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概括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文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4、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第三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在此部分,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来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下一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第四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日益缺失,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问题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1）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第五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2）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3）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培育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尤其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试图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NGO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第六章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1）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型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改获得了耕地,其在生产中更加爱惜其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更为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第七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验借鉴。分别选取大农业代表的美国、小农业代表的日本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极具特色的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这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可能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1）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并根据这一定义,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遵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持续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到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知,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等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3）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地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刻画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撑。
潘学良[6]（2017）在《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农村民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和民生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农村民生建设的相关问题。论文梳理和阐述了共享发展与民生建设的思想资源,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民生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剖析了农村民生的现状,然后探讨了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纵观我国60年多来农村民生事业的发展,可以发现,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期间曾受到政治影响很大,但总体上尤其改革开放后呈现较快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是农村民生建设的起步阶段,土地革命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为农村民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是农村民生曲折发展阶段,“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化运动、政策失误等事件都对农村民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农村民生建设的停滞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得一切工作紧紧围绕“阶级斗争”进行,导致农村民生建设偏离正常轨道。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理顺了农村民生建设的思路,促使农村民生事业重新起步,并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年是农村民生重新恢复和发展阶段;十四大至十六大是农村民生建设稳步推进阶段;十六大至十八大是农村民生事业迅速提升阶段;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民生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过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民生建设取得一系列较为显着的成就,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收入结构日益合理,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然而,不可否认,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较,农村民生改善相对滞后,农村仍然有较大规模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存在,农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农民群众享受的公共服务在质和量上都与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状况日趋恶化。而与此对应的是,农村民生发展出现新变化和新特点,农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不断增长并日益多样化,他们渴望在收入增加、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享受到更加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获得人格的尊重和保护。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契合了农村民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同时也对农村民生建设提出新要求和新目标,对于农村民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进一步凸显了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推动了农村民生建设内容的优化,由增加农民收入转变为增加收入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并重,由物质满足转变为向物质满足和权利与人格尊严保护并重,同时,它还明确和揭示了农村民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力量源泉。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推进农村民生建设应从筑牢物质基础、兜住最低底线、夯实基本保障、提升幸福指数和凝聚共建合力等五个方面着手,强化农村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促使农民享受到更多的民生福祉,更加公平地分享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和红利,增强他们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隋国利[7]（2014）在《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G乡的调研》文中指出基于对贫困农村G乡的实地调研，本文试图对中国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进行分析和解释。在传统减贫方式对农村减贫作用越来越小，而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制度化社会救助制度持续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农村低保制度运行基础的低保对象确定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应予以重视。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出发，应用“反倒逼”理论，以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空心化的现实为前提，分析了低保对象确定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和结果。本文发现，乡、村两级低保工作人员为完成低保工作任务、保证乡村治理绩效以及为达成私人利益，在低保对象确定工作中运用“弱者的手段”，导致了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并进一步导致上层政策改进、财政投入增加。本文认可这种互动过程对于低保对象确定工作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这种由“反倒逼”造成政策改进的机制存在其不足之处。
石常明[8]（2014）在《有序推进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文中研究表明举办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政策及软件培训班,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有关精神,落实省政府关于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的安排部署,启动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并就相关政策和监管系统软件进行培训,刚才4个试点县就清理核实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介绍了经验,他们的做法值得大家借鉴。下面我就全省的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安排讲几点意见。
汪传艳[9]（2014）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财政责任不明确、农民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200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从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及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等几方面入手,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此次改革对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城镇化发展为背景,立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探讨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新机制改革工作的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理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关系,保证了农村中小学校日常运转、减轻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确保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而,此项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改革过程中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也有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不全。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主要包括四项内容,许多需要正常开支的项目如代课教师工资、后勤人员工资、中心校运转资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债务偿还及学校维稳费用等项目都未被考虑在政策范围内,导致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不足或造成违规列支行为。（2）公用经费拨付方式不合理。我国按照学生生均人数单一的拨款方式对学校规模、学校类型、地域类型及教育政策、教育目标等影响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考虑不够,客观上造成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公用经费不足。其中,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及高寒地区学校最为严重。（3）公用经费拨付总额不足。总体上看,公用经费拨付额度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运转需要。公用经费不足的具体体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高寒地区主要体现为取暖费不足；中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日常运转资金不足；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资金不足。（4）贫困寄宿生补助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区差异,补助比例、受惠群体范围及补助方式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补助比例过大或过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部分群体因政策因素被排除在外；一次性发放现金的方式造成资金利用低效。（5）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呈现出“中部塌陷”格局。较之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县级财政在各项目的责任分担上均承担了更多的投入责任,但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央政府资助力度均赶不上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中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6）政府间的财政责任划分不合理。对具体项目而言,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分项目”的责任划分存在错位现象,将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教师工资交由县级财政负担；而将不易核定、需要因校制宜的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交由省级财政负担。这种责任划分方式导致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及校舍维修改造机制成为新机制改革成效最低的两项内容。（7）“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对社会时代背景考虑不够。“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拘泥于解决过去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缺少对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的考虑。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学校布局及农村学生上学方式、就学地点都有了较大变化,新机制改革执行“城市”、“农村”两种不同的标准,使得部分农村学校、部分农村学生无法分享改革利益。通过上述研究,研究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应立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方式,进一步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维持运转的正常开支项目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内。
刘常运[10]（2011）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问题研究 ——以赣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镇财政是我国最基层一级的财政,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中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和矛盾有待思考、解决。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通过合并、简化税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政策,调整农业税政策等,对乡镇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乡镇财政人员分流,从而使乡镇财政职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收入职能弱化,预算职能弱化,资金监管职能弱化等。但是,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加大,客观上又需要乡镇财政加强支出职能,强化资金监管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等,又需要调进一步强化乡镇财政职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选择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结合江西赣州有关县区实际,探讨其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的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职能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对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职能概述；第三章对农村税费改革后赣州市乡镇财政职能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提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的对策建议；第五章是结论和展望。文章的重点是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完善乡镇财政职能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职能；二是进一步加强服务职能：三是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职能；四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职能；五是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职能；六是进一步加强资产与债权债务管理职能；七是进一步加强协调组织收入职能。文章最后还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展望。
二、农村税费改革要实行“公示”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要实行“公示”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相关概念 |
| 一、组织力 |
| 二、政党组织力 |
|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力 |
|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构成 |
| 一、政治领导力 |
| 二、经济发展力 |
| 三、文化繁荣力 |
| 四、社会治理力 |
| 五、自身建设力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党组织内部因素 |
| 二、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党组织外部因素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 一、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 二、通过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提升组织力 |
| 三、通过加强政权建设提升组织力 |
| 四、通过建立群众组织提升组织力 |
| 五、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提升组织力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期间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 一、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 二、通过构建全能型政治体制提升组织力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 一、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 二、通过加强政治建设提升组织力 |
| 三、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升组织力 |
| 四、通过繁荣农村文化提升组织力 |
| 五、通过领导农村治理提升组织力 |
| 第三章 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党组织外部问题 |
| 一、领导农村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二、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三、繁荣农村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
| 四、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党组织内部问题 |
| 一、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二、组织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三、组织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
| 四、组织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不断提高政治领导力 |
| 一、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保证农村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
| 二、牢记政治使命责任,不忘以人民为中心的建党初心 |
| 三、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始终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主心骨 |
| 四、增强政治工作本领,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
|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
| 第二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功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力 |
| 一、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政策,为本地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子 |
| 二、合理整合农村分散资源,集中统一提供公共品保障 |
| 三、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社组织,带领农户共同发展致富 |
| 四、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村集体收入 |
| 五、积极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生力军 |
| 第三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功能,不断提高文化繁荣力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 |
| 二、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不断加强农村物质文化建设 |
| 三、以打造文化生力军为目标,不断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
| 第四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功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力 |
| 一、在优化治理单元中提升组织力 |
| 二、在理顺主体关系中提升组织力 |
| 第五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不断提高自身建设力 |
| 一、推进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不断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
| 二、优化农村党组织内部环境,不断提高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
| 三、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不断造就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生力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意外现象的探讨及思考 ——以青县石村为表述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精准扶贫政策制定机制研究 |
|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研究 |
| (三) 精准扶贫政策影响机制研究 |
| (四) 精准扶贫政策实行困境及偏差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概念界定 |
| (一) 精准扶贫 |
| (二) 意外现象 |
| 第二章 个案表述:青县石村精准扶贫现状 |
| 一、青县石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 |
| (一) 执行背景 |
| (二) 执行过程 |
| 二、小结 |
| 第三章 争当贫困户 |
| 一、“贫困户”的表述:“不要白不要” |
| 二、后果:风气衰败与乡村失序 |
| (一) 乡村风气衰败 |
| (二) 乡村失序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扶懒不扶勤 |
| 一、无所事事的光棍与勤勤恳恳的修鞋匠:该扶谁? |
| 二、后果: 不公与低度信任 |
| (一) 乡村社会弥漫不公氛围 |
| (二) 基层干部信任度降低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不愿“摘帽” |
| 一、“贫困户”心声:“摘了‘贫困帽’就没好处了” |
| 二、后果: 社会低度发展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实施中意外现象的原因探析 |
| 一、意外现象产生的政策性因素 |
| (一) 政策设计的“悬浮化” |
| (二) 政策执行的“偏离化” |
| (三) 政策退出保障机制的“缺失化” |
| (四) 政策执行主体的“策略化” |
| 二、意外现象产生的社会性因素 |
| (一) 乡村结构转型 |
| (二) 观念价值转变 |
| (三) 伦理道德缺失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意外现象之后果的反思 |
| 一、总结: 政策程序规范化与具体表达在地化 |
| 二、讨论: 政策意外现象与后果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功能内涵界定有创新 |
| 1.4.2 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 |
| 1.4.3 提出了复合式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1.5 样本概况与选择理由 |
| 1.5.1 样本概况 |
| 1.5.2 选择理由 第2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逻辑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管党治党学说 |
| 2.1.2 毛泽东建党管党治党思想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党治党理论 |
| 2.2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创新 |
| 2.2.1 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 |
| 2.2.2 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 |
| 2.2.3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 |
| 2.3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基层指向 |
| 2.3.1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自身建设应有之义 |
| 2.3.2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 |
| 2.3.3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基本路径 第3章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路 |
| 3.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学理分析 |
| 3.1.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方法论 |
| 3.1.2 政党组织的功能结构分析 |
| 3.1.3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 |
| 3.2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
| 3.2.1 自身建设问题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2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3 系统动力不足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3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总体构想 |
| 3.3.1 正确认识机制的重要作用 |
| 3.3.2 从整体上把握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 第4章 创新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机制 |
| 4.1 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 |
| 4.1.1 建立发展党员质量保证机制 |
| 4.1.2 构建党员角色管理长效机制 |
| 4.1.3 完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 |
| 4.2 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 |
| 4.2.1 改进领导班子选配机制 |
| 4.2.2 创新领导班子教育机制 |
| 4.2.3 深化领导班子管理机制 |
| 4.2.4 优化后备力量储备机制 |
| 4.3 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 |
| 4.3.1 创新党性建设机制 |
| 4.3.2 建立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保证机制 |
| 4.3.3 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机制 第5章 优化村级党组织环境建设机制 |
| 5.1 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 |
| 5.1.1 优化思想文化“大环境”建设机制 |
| 5.1.2 优化思想文化“小环境”建设机制 |
| 5.2 构建党群良性互动机制 |
| 5.2.1 构建畅通的输入机制 |
| 5.2.2 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 |
| 5.2.3 创新村级党组织领导的输出机制 |
| 5.2.4 建立以群众评价为主的反馈机制 |
| 5.3 建立上级党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 |
| 5.3.1 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支持机制 |
| 5.3.2 强化对村级党组织工作运行的制度支持机制 |
| 5.3.3 构建村级党组织基本保障的制度支持机制 第6章 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动力机制 |
| 6.1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党组织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1.1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内部动力机制 |
| 6.1.2 建立全面从严治党的外部动力机制 |
| 6.2 优化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2.1 构建横向联动机制 |
| 6.2.2 改进纵向动力机制 |
| 6.2.3 强化联动长效机制 |
| 6.3 完善功能发挥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
| 6.3.1 建立功能发挥绩效评价体系 |
| 6.3.2 实施功能发挥绩效考核评价 |
| 6.3.3 创新功能发挥绩效干预机制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耕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保护传统及政策要求 |
| 1.1.2 中国耕地质量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 1.3.1 耕地 |
| 1.3.2 耕地质量 |
| 1.3.3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
| 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基本理路与分析框架 |
| 2.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 |
| 2.2.2 基于“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 |
| 3.1 自然与技术环境分析 |
| 3.1.1 自然环境分析 |
| 3.1.2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分析 |
| 3.2.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 3.2.2 制度环境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 |
| 4.1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 |
| 4.2 政府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
| 4.2.2 地方政府的双重行为分析 |
| 4.2.3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与行为选择 |
|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3.2 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保护共容利益缺失 |
| 4.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化带来耕地保护行动不足 |
| 4.4 农业生产与经营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1 自有耕地类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2 承租耕地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5 社会公众的行为分析:食品安全的逻辑链条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 |
| 5.2 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 |
| 5.2.1 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
| 5.2.2 重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5.2.4 强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及执行力 |
| 5.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5.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作用 |
| 5.3.2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路径分析 |
| 5.4 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
| 5.4.1 内部激励方式:发展生态农业 |
| 5.4.2 外部激励方式:加强政府补贴 |
| 5.4.3 利益约束机制:提高损害成本 |
| 5.5 引入第三方机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 |
| 5.5.1 构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第三方组织 |
| 5.5.2 激发社会公众意识,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 |
| 6.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演变阶段 |
| 6.1.1 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
| 6.1.2 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
| 6.1.3 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
| 6.1.4 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
| 6.1.5 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
| 6.2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绩效评价 |
| 6.2.1 模型简介与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1.2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2.1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2.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3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3.1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3.2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4 美国、日本、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对我国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制度改革,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外部环境 |
| 8.2.2 规范主体行为,引导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选择 |
| 8.2.3 多中心治理,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机制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6）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农村民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 |
| 二、论题的意义 |
| 三、论题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共享发展与民生建设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的共享思想 |
| 三、近现代西方的共享思想 |
| 第二节 民生建设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 |
| 三、近现代西方的民生思想 |
| 第二章 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
| 第一节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善农村民生的历程与主要成就 |
|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善农村民生的历程 |
| 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善农村民生的主要成就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的历程与主要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的历程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的主要成就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国农村民生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加强和完善党对农村民生建设的领导 |
| 二、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和农村实际,稳步有序推进 |
| 三、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与改造农村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
| 四、坚持尊重和凸显农民在民生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 第三章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民生建设的问题及其成因与意义 |
| 第一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民生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交织并存 |
| 二、农民转移就业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差距大 |
| 四、生态环境污染破坏日益加剧 |
| 第二节 我国农村民生建设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民生物质基础薄弱 |
| 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未能根本改变,妨碍农民公平共享成果 |
| 三、社会共建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致使农村民生建设缺乏合力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民生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一、凸显农村民生建设的地位 |
| 二、优化农村民生建设的内容 |
| 三、明确农村民生建设的原则 |
| 四、丰富农村民生建设的主体 |
| 第四章 先行地区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民生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先行地区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民生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一、江苏省的实践探索 |
| 二、湖北省的实践探索 |
| 三、四川省的实践探索 |
| 第二节 先行地区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民生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开展扶贫攻坚和社会救助,守牢农村民生底线 |
| 二、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夯实农村基本民生 |
| 三、促进民生公平,增强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
| 四、坚持共建共享,凝聚农村民生建设合力 |
| 第五章 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筑牢农村民生的物质基础 |
| 一、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农村生产力进步 |
| 二、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
| 三、实施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四、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培育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 第二节 兜住农村民生的最低底线 |
| 一、转变扶贫方式,实施精准脱贫 |
| 二、完善制度安排,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
| 第三节 夯实农村民生的基本保障 |
| 一、建立投入保障长效机制,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
| 二、优化体制机制设计,增强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能力 |
| 三、创新基金筹集运营方式,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 |
| 第四节 提升农村民生的幸福指数 |
| 一、建立农民稳定增收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 二、完善权益平等保障机制,促进农民转移就业 |
| 三、实行一体化供给模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构建多方参与治理格局,美化农村生态环境 |
| 第五节 凝聚农村民生的共建合力 |
| 一、以民生优先理念引领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
| 二、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民生建设 |
| 三、增强农民参与农村民生建设的意愿和能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G乡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2、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1 理论分析视角 |
| 2.2 研究方法 |
| 3、G 乡农村低保现状 |
| 3.1 G 乡概况 |
| 3.2 G 乡执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
| 3.3 G 乡农村低保工作组织情况 |
| 4、G 乡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 |
| 4.1 典型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表现 |
| 4.2 G 乡整体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表现 |
| 4.3 G 乡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原因 |
| 4.4 农村低保对象确定政策执行偏差的“反倒逼” |
| 5、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3 本文不足与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8）有序推进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充分认识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的重大意义 |
| 二、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思路 |
| 三、准确把握并严格执行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政策 |
| (一) 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
| (二) 在清理核实阶段, 必须准确把握的政策 |
| (三) 在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阶段, 应执行的政策 |
| (四) 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 |
| 四、周密部署, 有序推进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 |
| (一) 动员部署 |
| (二) 清理核实 |
| (三) 债务的确认 |
| (四) 制定化解债务实施方案 |
| (五) 债务清偿 |
| (六) 考核验收 |
| 五、精心组织, 确保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顺利推进 |
（9）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由 |
| 1.1.1 城镇化发展给新机制改革带来新的挑战 |
| 1.1.2 农村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呼唤必须深化改革 |
| 1.1.3 研究者的个人旨趣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研究 |
| 1.3.2 新机制改革实施情况研究 |
| 1.3.3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农村 |
| 1.4.2 农村教育 |
| 1.4.3 机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资料收集阶段的方法 |
| 1.5.2 资料分析阶段的方法 |
| 1.6 样本基本特征 |
| 2.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
| 2.1 公共财政理论 |
| 2.1.1 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1.2 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范围 |
| 2.1.3 有关公共财政理论的争议与共识 |
| 2.1.4 公共财政理论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2.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2.3 财政分权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争议 |
| 2.2.4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 |
| 3.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 |
| 3.1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乡为主”的体制时期(1985-1993年) |
| 3.2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乡镇为辅”时期(1994-2000年) |
| 3.3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时期(2001-2005年) |
| 3.4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时期(2006年至今) |
| 4.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的初步成效 |
| 4.1 政府财政投入主渠道功能凸显 |
| 4.1.1 地方各级财政关于免杂费和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分担情况 |
| 4.1.2 地方各级财政关于校舍维修改造资金的分担情况 |
| 4.1.3 地方各级财政关于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的分担情况 |
| 4.1.4 地方各级财政关于免费教科书资金的分担情况 |
| 4.1.5 地方各级财政关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分担情况 |
| 4.2 农村中小学校保运转水平得到提高 |
| 4.2.1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及生均水平逐年提高 |
| 4.2.2 农村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付标准逐年提高 |
| 4.3 农民义务教育负担切实减轻 |
| 4.3.1 收费项目和收费额度显着减少 |
| 4.3.2 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及补助比例显着提高 |
| 4.3.3 “营养餐改善计划”取得显着成效 |
| 4.4 “校财局管”制度促进经费管理精细化 |
| 4.5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得到保障 |
| 4.5.1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逐年提高 |
| 4.5.2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 |
| 4.6 农村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
| 5.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
| 5.1 公用经费使用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5.1.1 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 |
| 5.1.2 农村小规模学校、农村寄宿制学校运转相对困难 |
| 5.1.3 公用经费仍存在被挤占现象 |
| 5.1.4 部分地区市直学校公用经费标准偏低 |
| 5.2 “免、补”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的质疑较大 |
| 5.2.2 贫困寄宿生补助比例、补助范围及发放方式不尽合理 |
| 5.2.3 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
| 5.3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
| 5.3.1 教师工资福利整体水平偏低 |
| 5.3.2 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 |
| 5.3.3 绩效工资制度实施效果不尽理想 |
| 5.4 校舍维修改造机制存在的问题 |
| 5.4.1 校舍维修改造资金缺口较大 |
| 5.4.2 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存在不合理之处 |
| 5.4.3 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困难 |
| 6.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1 公共财政投入总量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需要 |
| 6.2 “分项目”承担主体存在错位现象 |
| 6.3 公用经费拨付方式缺乏科学性 |
| 6.4 诱致性变迁改革方式忽视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
| 6.5 教育部门的“弱经费管理权”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 |
| 7.2.2 以满足学校实际需求为本位,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方式 |
| 7.2.3 构建“以省为主”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及“以县为主”的校舍维修机制 |
| 7.2.4 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问题研究 ——以赣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职能概述 |
| 2.1 农村税费改革目的、意义和内容 |
| 2.1.1 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
| 2.1.2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 |
| 2.2 乡镇财政职能及其发展沿革 |
| 2.2.1 乡镇财政职能综述 |
| 2.2.2 乡镇财政职能的发展沿革 |
| 2.3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职能的影响 |
| 第3章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的现状分析——以赣州市为例 |
| 3.1 赣州市有关县区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的总体情况 |
| 3.1.1 乡镇收入方面 |
| 3.1.2 乡镇支出方面 |
| 3.1.3 乡镇财政发展经济的职能逐渐萎缩 |
| 3.1.4 乡镇债务负担难以化解 |
| 3.2 农村税费改革后赣州市乡镇财政职能的现状和特点 |
| 3.2.1 预算管理职能从重收入轻支出转变为以重支出为主 |
| 3.2.2 综合协调职能增强,需要监管的资金增加 |
| 3.2.3 县乡、乡村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纵深推进 |
| 3.2.4 乡镇财政自身建设的现状 |
| 3.3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3.3.1 预算管理职能不断削弱,乡镇财政不能成为一级财政 |
| 3.3.2 财政监督职能相对薄弱,难以承担各项资金的监管 |
| 3.3.3 履行乡镇财政职能的人员和制度不足 |
| 第4章 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的对策建议 |
| 4.1 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的科学认识 |
| 4.1.1 乡镇财政和乡镇政府的职能具备统一性 |
| 4.1.2 公共财政框架下乡镇财政职能的科学定位 |
| 4.1.3 健全和完善乡镇财政职能的必要性 |
| 4.1.4 加强乡镇财政监督的必要性 |
| 4.2 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职能的对策建议 |
| 4.2.1 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职能 |
| 4.2.2 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服务职能 |
| 4.2.3 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源建设职能 |
| 4.2.4 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职能 |
| 4.2.5 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职能 |
| 4.2.6 进一步加强资产与债权债务管理职能 |
| 4.2.7 进一步加强协调组织收入职能 |
| 4.3 增强乡镇财政职能履行的保障措施 |
| 4.3.1 进一步界定县乡财政收入,提高乡镇财政收入水平 |
| 4.3.2 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乡镇财政的支出水平 |
| 4.3.3 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提升乡镇财政的理财水平 |
| 4.3.4 进一步推进乡财县管、村财乡管改革,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
| 4.3.5 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乡镇财政的履职条件 |
| 4.3.6 进一步提高素质,推进乡镇财政干部队伍的建设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农村税费改革要实行“公示”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D]. 张克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意外现象的探讨及思考 ——以青县石村为表述对象[D]. 刘玲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D]. 钟贤哲.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6]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农村民生建设研究[D]. 潘学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7]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G乡的调研[D]. 隋国利. 暨南大学, 2014(03)
- [8]有序推进全省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J]. 石常明. 山西财税, 2014(04)
- [9]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D]. 汪传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10]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职能问题研究 ——以赣州市为例[D]. 刘常运. 南昌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