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内长期临时工可以办理退休（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惠娟[2]（2020）在《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 ——上海外来环卫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卫工人是城市正常运转必不可缺的职业群体,其中外来环卫工构成环卫工人主体,外来环卫工人的工作性质、户籍身份和流动状态呈现特殊性,使得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非正规性理论为框架,选择外来环卫工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时空间行为研究法收集了上海30位环卫工作人员的资料,其中3位为沪籍环卫管理人员,其余均为外来一线环卫工,此外,还辅以上海环卫发展相关历史档案的文本分析。论文分别从工作状况、户籍身份和流动状态与居住状况论述外来环卫工的工作与生活中所呈现的正规性与非正规性,并解释外来环卫工对这两者的认知状况以及如何就此展开行动。在环卫行业经历市场化改革的时代,外来农民工逐渐以非正规的“替补军”身份进入正规环卫系统。不过,本文所调查的外来环卫工属于正规环卫公司的正式合同工,享有社保、公积金、住房等各项权益。因此大多数外来环卫工非常看重这份工作的正规性。从日常工作安排来看,正规环卫系统表现出非正规性趋势,外来环卫工或被动或主动成为非正规性的实践者。外来环卫工亦呈现较强的能动性,在正规工作中开辟有利的非正规地带,并普遍在主职工作之外从事非正规兼职,用以弥补正规工作收入之不足。从户籍身份和流动状态及居住状况来看,外来环卫工多为农村户籍,属于城市非正式居民,但环卫工作的正规性让外来环卫工享有部分城市公共福利,例如社会保险,或借由正规工作办理居住证可能获得部分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然而,整体而言外来环卫工要么没有居住证,要么不持有有效期内居住证,或者有居住证但达不到标准分,并且几乎不可能通过特殊渠道落户获得永久市民资格,其市民身份介于正规性和非正规性之间。这样的身份特征也决定了大多数外来环卫工的住房贫困现象。大部分外来环卫工租住在非正规住房中,甚至环卫公司提供给外来环卫工的部分住房也属于非正规的临建。总体而言,在以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为基础的城市治理之下,外来环卫工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有限,仅凭正规环卫工作难以转为永久市民,无法被纳入正规性的治理范畴。碍于制度设计,外来环卫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一直处于正规性和非正性之间,他们在两者的连续轴上不断往复穿行,试图利用两者的优势并多样化组合以此理性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正规性和非正规性更多地反映了城市治理模式的特征,在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中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补充。
罗丹伶[3]（2019）在《基于信访视域下的职工养老保险健全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职工养老保险领域的信访是我国信访工作尤其是社会保障信访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调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保障制度衔接的困难性、保障参数的不规范性等因素,导致近年来养老保险类信访量急剧攀升。而社会养老保险领域的信访具有政策性强,追溯时间久、影响面广（群诉群控比例高）,政府指向性等特征,导致该类信访问题解决难度更大。若不妥善解决,易积累社会矛盾,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对养老保险领域信访的基本态势、形成机理、发展态势、重点信访人群、重点信访诉求等等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以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域的信访状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信访引发背景、基本状况、其高发群体、利益诉求,然后依托笔者建立的案例库,对案例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信访引发信访的显着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重点分析了职工养老保险信访高发的宏观背景,分析了经济社会转轨背景、养老保险制度与信访制度调整及其制度弊端。分析了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信访现象所具有群访比例高、持续时间长、诉求为多诉求、重复信访率高、涉及地方稳定等特征。阐释了历史上存在的信访人群,更侧重分析未来信访高发人群,如临时工群体等特殊历史身份群体、新业态等私营企业用工人员、.福利攀比而引发剥夺感较强群体、被征地农民与企业改制等弱势群体,等等,分析了其可能的利益诉求。文章依托自建案例库,分析了用人单位欠缴费、单位不参保、身份不明晰、相对剥夺感、缴费年限而引发的信访案例,分析了其引发原因、利益诉求、该类信访案例潜在社会风险。依托导师课题组“职工养老保险社会风险认知状况调查”数据库,以引发职工基本养老信访概率作为因变量,选取职工对社会养老保险若干制度认知状况、运行管理认知等若干参数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得出制度公平认知、保障生活水平认知、待遇可能下调风险认知、最低缴费年限上调认同度、社会组织影响力认知等对引发信访的概率影响显着。最后,文章分析信访工作、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对策措施。文章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信访工作中,应增强网络舆论宣传能力、建立信访数据、加强制度公信力建设。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方面,应注意解决具有历史身份群体保障待遇、加强保障制度参数的衔接配合、注重弱势群体保障待遇、引导福利预期、加强社会保障运行监管等。
李佩瑶[4]（2018）在《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文中指出学界普遍认为,工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瓦解,即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取代整体本位的共同体。然而,在中国社会却并非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中独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单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和促进百业运营和发展,国家建设也急切需要重工业发展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根据地实践的基础上,逐渐修正并完善组织体制“单位”,作为一种重建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单位”作为中国特色的组织形态,既是保障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经济组织,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权力延伸的渠道,是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模式。单位作为生产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复合体,自产生以来就通过“单位办社会”的方式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和治安在内的各项功能。这种“大包大揽”式的功能覆盖使单位组织成员在单位办社会内就可以实现几乎全部社会关系,因此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工业化进程而造成社会的原子化,反而通过单位形成了地缘、业缘、甚至包括亲缘关系的多重复合,单位成员和单位组织相互依赖,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内核,构建了单位共同体。在目前对于单位制的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对单位制外在形态及内在功能两个维度的研究。对于单位制外在形态的考察,表现为对于单位制度的产生及变迁研究;对于单位制功能的考察则表现为对单位组织与国家、社会和家庭关系的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中,却都缺乏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视。与此同时,厂办大集体这一对于促成单位制变迁的重要因素却鲜有问津,并且对厂办大集体引入国营单位组织后,产权基础上形成的“国营+集体”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其所引发的单位组织结构性变化也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阐释。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家国同构”的逻辑一直贯穿始终,国家为轴的权威模式与以国家为中心辐射开来的家族与团体关系在不断的互动,并塑造出了大同思想下的“井田制”直到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的变动过程。单位制的出现也是在这些思想逻辑的引导下、变动过程的基础上发生的。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建构思想纳入到对单位共同体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厂办大集体”作为存在于国有经济内部的集体经济,虽然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厂办大集体并不是简单的、临时性的组织变动,而是深刻的、结构性的制度变迁。厂办大集体的产生首先造成了单位组织内部产权关系的分化,即国企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营+大集体”的二元结构模式,随之而来的则是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建立。这一“边界”的概念对于理解单位制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又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由厂办大集体的兴起带来的组织边界入手,继而探讨单位共同体的衰落,对于研究单位制变迁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选取东北地区Y厂和T厂两所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要案例,描述一种典型的单位制模式。通过对两个案例厂厂办大集体的引入、运行和整体改制全过程的考察,以及其中国家政策变化、企业领导对政策的回应与执行、职工对单位共同体变迁的真实体验等维度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组织边界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单位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通过单位组织边界的变动来回视单位共同体的兴起与衰落。
蔡伏虹[5]（2015）在《身份继替与劳工再造：子女接班制度演变过程研究》文中指出在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视域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传统产业工人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前者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之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再造、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关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集体主义时代阶级实体消解,改革以来阶级话语淡化的双重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和行动的“再形成”过程。如果将两个论题同时聚焦于国有企业这一组织框架下,我们就会发现:劳动力再生产关涉的是政治体制延续性前提下国企内部劳动力的接续,而工人阶级再形成触及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人身份权利和制度结构的转换。前者主要关注传统国家体制和单位机制,后者主要关注市场机制对从单位中分离出来的工人的型塑过程。究其实质,前者更关注国家和企业（单位）,而后者更关注市场和社区。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前一种逻辑下的展开和推进。文章以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接班顶替制度为分析起点,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和拓展个案法对接班顶替制度萌芽、形成、中断、恢复发展和衰落变异的五个阶段进行考察,揭示了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变量和劳工制度转型的独特机理。文章发现,改革之前国企内的劳动关系是以铁饭碗和工作单位福利制为内核,以父爱主义为特征的集体主义形态。在这种依赖性关系结构中,国家经由单位关照的基本单元不是职工个体,而是包括职工配偶及子女在内的“家庭”。在父爱主义福利机制统合下,接班顶替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组织形式构成集体主义时期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接班顶替贯彻执行虽然是在企业组织内部完成,但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国家行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除接班顶替制度。然而作为一种单位福利式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不单在废止初期很多企事业单位变通保留,在一些行业部门这种独特的用工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近年来国企“内部招工”、“国企世袭制”、“变相接班”以及“直接顶替”的报道屡见不鲜。从这些现象出发,本研究考察了接班顶替延续变异的内在机理。文章发现,影响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关键变量是“稀缺性的职工身份”。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看,劳工代际再生产是包括在劳动力再生产内涵之中的,即指抚育下一代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是从劳资冲突的视域来分析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结构中的工人是一种被剥削的代名词,底层工人的身份不具有稀缺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延续性的前提下,无论是改革前作为“领导阶级”和“企业主人”的国企工人,还是历经产权改革洗礼后高薪资的国企职工,其身份都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身份的继替意味着一种特权机制的延续。在劳动力市场已经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国企内部的顶班明显不符合企业组织外部的合法性——既不符合新时期国家倡导的国企改革方向,亦不符合市场条件下的公平竞争法则,而且还有悖效率原则。然而,这种看似不具备合法性,且不符合效率原则的用工形式,却符合组织的“内部合法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产权改革洗礼冲击下存留的国有企业在经营权、人事任免权等方面获得了更大自主决策空间,企业组织“内部合法性”的约束也逐渐强于“外部合法性”约束。而且“内部合法性”约束下的企业行动选择更明显地体现为一种“企业行为”。
马原[6]（2013）在《地方—国家视角下的转型中国大众抗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使作为整体的国民享受经济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导致部分改革受众,例如国企产业工人、失地农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所承受的利益剥夺；而尚未成熟的司法与科层救济途径使部分被剥夺者在穷尽狭窄的制度化救济渠道而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以对公共秩序施以影响或潜在影响的方式将诉求与不满展示在公开场合以期引起关注,这些大众抗争是本研究关注的对象。在研究思路方面,以结构中心视角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转型中国中央-地方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把握影响和塑造当代社会抗争的宏观制度背景。在中央地方关系领域,尽管经济分权极大扩张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自治倾向,中央政府仍然能够通过科层体系中的指标考核,使其行为不偏离来自中央的政策导向并服从其政策目标；对于国家-社会关系而言,尽管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大量经济财富,造就了具有潜在自主倾向的新兴经济精英,然而这些精英被通过统合与收编的方式在彼此之间营造了利益共同体,因此新兴的经济精英获得部分影响力的同时更加依赖行政权力的保护；与此类似,国家通过提供半开放的政治体系,将社会转型中被剥夺者的怨恨和不满吸收到体系之内,塑造了后者分散的行为结构特征。集体行动的结构中心视角将国家同时视为正式制度与自主行动者,国家与抗争者间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前者以相对静态的制度结构为后者的行为设定边界,也在于前者对后者行为的态度与处置,构成影响其他潜在行动者后续行为的动态“机会螺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中观视角观察地方基层政府与抗议民众行为互动的动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以正式规则填充非正式治理过程,物质安抚与人身强制的交替,政治动员与常规治理手段的双重倾向。研究发现基层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一方面激化了原本存在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巩固了民众对行政权威的依赖。信访者构建的框架体现为情感与策略的交织,而国家对于行动者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以正式制度明确其行动界限,也在于通过话语支配影响其观念养成。一方面,抗争群体的叙述中频繁出现的“牺牲”、“付出”、“奉献”等词汇中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时代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中国的抗议行动受制于国家的话语支配和制度设定,这一特征不仅影响抗议剧目的选择,也使行动者在框架中融入策略考量从而使其更具功利性和目标指向性。因此转型中国抗争者对问题的归因和解释中很容易发现除观念与情感之外的策略动机,即行动者为实现目标不仅需要将行为限制在正式制度允许或鼓励的范围内,也需要有意迎合某种意识形态或基调,以更可能被接受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贯穿在本研究的另一重要线索在于不断调适与变迁的国家政策背后均可以发现国家对“控制”与“动员”双重手段的灵活借用,使抗争大众最初的抵抗行为以在议题、行为与话语上遵从国家规则的方式实现对国家容忍边界的谨慎试探,而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抗争行为选择性的施以压制、容任与让步策略,通过强制与收买并行的策略强化抗争者对国家权威的服从与规则的遵照。
魏珉[7]（2012）在《长期临时工可以按照国家固定职工退休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吗?》文中指出问:编辑同志,我从1975年开始,曾长期在县林场当临时工,但没有经过劳动部门办理招工手续。现我已到了退休年龄,请问:长期临时工可以按照国家固定职工退休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吗?读者:卢女士答:读者您好!根据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厅《关于临时工退休问题的复函》（桂政劳险函字〔1996〕9号）规定:"临时工退休问题,〔73〕计劳业字112号文已明确:凡一九六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长期临时工,
张慧霞[8]（2011）在《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国民收入一般有三种来源:工作报酬、资产收益和国家对国民进行的再分配收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般被定性为再分配基金。它在许多国家是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分配方式对社会阶层结构会产生影响,因此,讨论谁得到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什么时候和怎么获得的?就具有了社会学的研究意义。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分配方式的依据,故本文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如何被分配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它分配方式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1922-2007这段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镶嵌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亦经历了巨变。在政策巨变的背后,是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覆盖范围和待遇标准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直接影响了个体利益的损益,也影响了受益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建国之初,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被界定为城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固定工或合同工,随后被扩展到城镇企业的所有固定工或合同工;1984年之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展到城镇企业所有职工;2005年以后,覆盖范围又进一步扩展,部分事业单位职工、部分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也被包括在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政策范围之中。从政策文本的演变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是不断扩展的。但从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调整和变化,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所覆盖的对象能否享受相应的政策承诺是值得商榷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所界定的受益对象因政策改变是否影响了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也有待考察。即政策规定的受益对象是谁,他得到了什么,得到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本文重要的研究概念“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不包括国家推行的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狭义的社会福利,也不包括目前在大部分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所实行的退休制度,更不包括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它主要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政策。因此,本研究对象主要指国家颁布并实施的正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时间从1922年到2007年。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范围只针对城镇企业职工,因为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长期以来主要的覆盖范围就是城镇企业及其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参与主体主要涉及代表国家的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单位（其中以企业为主）和个人（以城镇职工为主）。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有相对独立的基金和服务机构。论文基本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用七章来论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结果,对结果的分析。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提出研究问题。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资源,是如何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阐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重在对概念的界定、研究目的和意义的阐述。第二方面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研究进行阐述,重在强调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主要服务对象,实施的结果,分析其社会再分配的功能。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其基本内容有三层。在每一章,首先简单描述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指标有就业人口的变化、职工流动和职工工资。这些指标是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基础。然后,以时间为线索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条文进行描述性分析,主要阐述政策目标、政策的覆盖范围、责任主体和待遇的支付标准四个方面。此部分主要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进行文本性分析。第三,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指标主要有:政策的覆盖范围、基金状况、参保过程、退休及待遇标准多少等。本研究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价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法,比较在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后,政策规定覆盖的群体与其他没有被政策覆盖的群体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被政策覆盖的群体内部因地区、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雇佣形式的不同,他们在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方面存在的差别。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资源,总结在不同历史阶段条件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资源分配方面的文本特征,对受益群体的具体影响。政策实施的结果对文本政策的背离情况,最终对资源分配所造成的影响。简要阐述在各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配工具,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并针对目前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宗禾[9]（2009）在《市劳动保障局负责人就解决我市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集体企业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文中研究表明今年8月26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解决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集体企业有关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甘政办发〔2009〕163号）,就一次性解决我省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集体企业有关问题,提出了明确
王献玲[10]（2005）在《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文中认为民办教师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民办教师安贫乐教,艰辛奉献,是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扫盲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研究中国民办教师历史,一为传承其风范精神,二为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激励、鉴戒当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文秉此总纲,言三十万,由绪论、正文八章、结语共十部分构成。 绪论:界定了民办教师的概念,阐述了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待了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论述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渊源。从清末到民国,因经费困难,师资匮乏,国家推行义务教育步履维艰,有名无实;而稍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红色区域实行群众路线,走群众办学的道路,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教训和经验对新中国建立后“穷国如何办大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二章:阐述中国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快速发展教育事业与国家财力不足的矛盾,号召群众办学,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于是,民办教师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从1949年到1951年是民办教师的出现阶段;1952年到1956年是初步整顿阶段;1957年到1966年是跌宕发展阶段;1967年至1977年是急速膨胀阶段。 第三章:讲述民办教师队伍的治理整顿。“文革”结束后,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从1978年到1993年这15年,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了规范建设。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健全民办教师管理制度,提高民办教师素质,改善民办教师待遇,民办教师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第四章:讲述民办教师的光辉业绩。在半个世纪中,民办教师撑起了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半边天,担负着农村扫盲教育的主要工作,同时在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第五章:讲述民办教师队伍的艰难生存。民办教师的奉献与他们应得到的社会回报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民办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如耕教矛盾,待遇低,与公办教师同工不同酬,生活极端穷困,社会地位低下,受人歧视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民办教师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讲述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时国民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已有能力增加教育投入,于是,从1994年到2000年,党和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积极采取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 第七章:主要阐述贫困地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经验及启示。不少经济落后地区由于领导重视教育,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落到实处,民办教师问题解决得很好,这说明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事业的发展,领导重视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八章:主要阐述代课教师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吸收新的民办教师的门关死之后,代课教师开始出现,并逐步壮大。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老、少、边、山、穷”的农村穷困地区,承担着这里的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他们对中国教育如同当年的民办教师一样,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代课教师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本部分提出了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若干思考。 结语部分:主要阐述民办教师问题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反思。长期以来民办教师队伍生存的艰难,管理上的紊乱,农村办学条件的极端简陋,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吸取这些教训,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战略地位,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建设好农村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
二、计划内长期临时工可以办理退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计划内长期临时工可以办理退休（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 ——上海外来环卫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垃圾处理行业末端从业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的相关研究 |
| 三、理论框架 |
| (一)理论基础:非正规性 |
| (二)中国语境下的非正规性分析框架 |
| 四、研究内容及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 |
| 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进入正规系统:大时代与流动个体 |
| 一、环卫系统的部分非正规化:吸纳外来环卫工为“替补军” |
| (一)环卫专业化系统出现与单位制时代的正规性高峰 |
| (二)市场化改革与二元户籍并行时代下的外来“替补军” |
| 二、被公用事业的正规性吸引的流动个体 |
| (一)享有社保的合同工:被正规系统认可的劳动关系 |
| (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杂牌军”也是军 |
| (三)生意不好做:城市拆违后的安身之处 |
| 第三章 正规环卫工:日常工作安排下的非正规实践 |
| 一、隐性剥夺:正规名义下的非正规实践 |
| (一)垃圾分类:以环境治理的名义 |
| (二)本地人和外地职工:以户籍身份的名义 |
| 二、自发实践:积极开辟和利用非正规空间 |
| (一)灰色地带:马路上“不受管制”的公共空间 |
| (二)非正规兼职:环卫工作之外关键的补充收入来源 |
| 第四章 有限市民权:在正规系统工作的非正式居民 |
| 一、城市中的非正式居民 |
| (一)没有城市户籍和居住证的外来环卫工 |
| (二)办理居住证的外来环卫工 |
| 二、获取部分市民权下的应对安排 |
| (一)有限的社保:“交金”和退休外来女工 |
| (二)有限的教育权:“小孩上学”和后来者 |
| 第五章 住房:正规经济系统中的正规与非正规居住 |
| 一、外来环卫工的租房支出与住房贫困 |
| (一)城市非正式居民:维系低成本的租住生活 |
| (二)牺牲居住质量:陷入过度拥挤与住房贫困 |
| 二、正规和非正规住房并举及动态转换 |
| (一)住房来源:自主解决与依赖环卫公司 |
| (二)流动不居:往复跨越正规与非正规领域 |
| 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讨论:中国治理模式下城市的正规性与非正规性 |
| 三、不足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基于信访视域下的职工养老保险健全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信访 |
| 2.1.2 社会养老保险 |
| 2.1.3 社会保障信访 |
| 2.2 信访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权利救济理论 |
| 2.2.2 弱者抗争理论 |
| 2.2.3 相对剥夺感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制度研究 |
| 2.3.2 国内信访制度研究 |
| 2.3.3 国内社会保障领域信访的研究 |
| 第3章 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信访高发的背景 |
| 3.1 经济社会制度转轨宏观背景 |
| 3.1.1 企业所有制变革导致养老保险制度复杂 |
| 3.1.2 企业用工形式复杂导致制度衔接困难 |
| 3.2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及存在问题 |
| 3.2.1 职工养老基本保险制度的发展简况 |
| 3.2.2 职工养老基本保险发展情况 |
| 3.2.3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平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
| 3.3 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
| 3.3.1 我国信访制度发展历程 |
| 3.3.2 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域信访的特征及诉求 |
| 4.1 职工养老保险信访量占信访案例比例高 |
| 4.2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信访的特征 |
| 4.2.1 从信访者的角度看 |
| 4.2.2 从信访部门角度看 |
| 4.3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信访的高发群体及诉求分析 |
| 4.3.1 曾经信访高发群体(1990年代中期-2014年) |
| 4.3.2 未来可能的高发信访群体及诉求(2014至今) |
| 第5章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域信访的案例类型分析 |
| 5.1 用人单位欠缴养老保险引发的信访 |
| 5.2 单位不缴纳养老保险引发的信访 |
| 5.3 身份不明引发的信访 |
| 5.4 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信访 |
| 5.5 缴费年限引发的信访 |
| 第6章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信访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6.2 变量的选择和确定 |
| 6.3 研究假设 |
| 6.4 影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信访因素回归分析 |
| 6.4.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描述分析 |
| 6.4.2 因变量描述分析 |
| 6.4.3 养老保险领域信访概率回归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从信访视角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健全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健全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 |
| 7.2.1 注意具有历史身份群体保障待遇 |
| 7.2.2 加强保障制度参数的衔接配合 |
| 7.2.3 注重弱势群体保障待遇 |
| 7.2.4 引导福利预期 |
| 7.2.5 加强社会保障运行监管 |
| 7.3 健全人力社保领域信访工作的对策 |
| 7.3.1 增强网络舆情宣传能力 |
| 7.3.2 建立信访数据库 |
| 7.3.3 坚持依法行政 |
| 7.3.4 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方法论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案例介绍 |
| 1.4 文章基本结构 |
| 第2章 单位制研究评述 |
| 2.1 单位制度研究综述 |
| 2.1.1 单位制度的产生 |
| 2.1.1.1 苏联模式影响说 |
| 2.1.1.2 “单位”的根据地传统 |
| 2.1.1.3 社会资源总量约束说 |
| 2.1.1.4 典型单位制起源说 |
| 2.1.2 单位制度的变迁研究 |
| 2.1.2.1 单位组织的二元化 |
| 2.1.2.2 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度变迁 |
| 2.1.2.3 单位制度消解的讨论 |
| 2.2 单位组织与国家、社会及家庭关系 |
| 2.2.1 单位组织与国家 |
| 2.2.1.1 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单位 |
| 2.2.1.2 作为利益组织化表达途径的单位 |
| 2.2.1.3 庇护主义下的网络化单位 |
| 2.2.1.4 单位共同体 |
| 2.2.2 单位组织与家庭关系 |
| 2.2.2.1 工业化与家族网络的解体 |
| 2.2.2.2 单位组织对家庭的重组与再编 |
| 2.2.2.3 关系主义逻辑下的国企家族化 |
| 2.3 对以往单位研究的回应 |
| 2.3.1 单位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轻视 |
| 2.3.2 单位研究对“厂办大集体”的重视不足 |
| 第3章 共同体与社会闭合 |
| 3.1 西方共同体理论与单位共同体 |
| 3.1.1 滕尼斯:村落共同体 |
| 3.1.2 马克思:虚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
| 3.2 资源的社会分配 |
| 3.2.1 社会闭合:差异化的资源分配 |
| 3.2.2 单位资源分配中的差异与限定 |
| 3.3 “家国同构”思想下的单位共同体 |
| 3.3.1 “小共同体本位”的情理社会 |
| 3.3.2 全能主义与“家国同构” |
| 3.3.3 “父爱主义”下的单位共同体 |
| 第4章 体制内外区隔:有限覆盖的单位共同体 |
| 4.1 单位制建立的“工合”起源 |
| 4.1.1 “工合”运动的兴起与衰落 |
| 4.1.2 “工合”实践的反思:组织、动员与社会建设 |
| 4.1.3 “工合”的延续与完善:单位制的建立 |
| 4.2 单位人身份的获得 |
| 4.2.1 集中审批下的招用工制度 |
| 4.2.2 “家属革命化”与三线厂家属安置 |
| 4.2.3 作为福利保障的子女接班 |
| 4.3 伴随单位人身份的单位福利 |
| 4.3.1 单位分房制度 |
| 4.3.2 覆盖至单位人家属的医疗体系 |
| 第5章 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型塑 |
| 5.1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
| 5.1.1 集体所有制的产生 |
| 5.1.1.1 新中国成立前的“合作社”生产实践 |
| 5.1.1.2 手工业合作社运动与“小集体” |
| 5.1.2 单位准入机制的变迁:集体产权引入国营的历史条件 |
| 5.1.2.1 “文革”期间用工制度的混乱与倒退 |
| 5.1.2.2 “文革”后用工秩序的逐渐恢复 |
| 5.1.2.3 政策修补的成效与隐患 |
| 5.1.3 厂办大集体的兴起 |
| 5.1.3.1 厂办大集体的建立 |
| 5.1.3.2 单位共同体的结构性扩张 |
| 5.2 厂办大集体对单位共同体功能的重塑 |
| 5.2.1 “潜在单位人”对单位共同体的依附 |
| 5.2.1.1 就业选择中的依附意识 |
| 5.2.1.2 依附意识下管理的宽松制度与宽容执行 |
| 5.2.2 厂办大集体对单位生产功能的分担 |
| 5.2.2.1 承担生产任务的知青厂 |
| 5.2.2.2 服务单位生活的第三产业 |
| 5.2.2.3 划拨劳务费与“吃空饷” |
| 5.2.3 所有制身份混合后的得益者与失意者 |
| 5.2.3.1 “混岗中最吃亏的是大集体” |
| 5.2.3.2 “让我回国营我都不回去” |
| 5.3 全覆盖的单位共同体与单位组织内边界的产生 |
| 5.3.1 家国同构的实践 |
| 5.3.1.1 扩大到单位人子女就业的福利性与社会性全面覆盖 |
| 5.3.1.2 单位资源共享边界的扩大 |
| 5.3.2 单位组织内自反性力量的结成 |
| 5.3.2.1 结构化边界下待遇二元化的固化 |
| 5.3.2.2 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第6章 组织内边界强化与组织外边界的弱化: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
| 6.1 国营与集体的逐渐分离: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强化 |
| 6.1.1 组织重组的制度性分离 |
| 6.1.1.1 从劳动服务公司到企业公司 |
| 6.1.1.2 可跨越界限到结构壁垒 |
| 6.1.2 体制内边界两侧的人情权力关系 |
| 6.1.2.1 国营:正规制度下的变通与人情味 |
| 6.1.2.2 集体:领导权力的运作场域 |
| 6.2 厂办大集体改制:单位共同体衰落的先声 |
| 6.2.1 辅业改制前的厂办大集体 |
| 6.2.1.1 家族化的单位组织 |
| 6.2.1.2 局限发展或艰难生存 |
| 6.2.2 厂办大集体的改制路径与职工的身份转换 |
| 6.2.2.1 厂办大集体改制的两种路径 |
| 6.2.2.2 厂办大集体职工的身份转换 |
| 6.3 国企改制:单位体制外边界的式微 |
| 6.3.1 效益追求与市场面向 |
| 6.3.1.1 经济责任制的建立与企业自主化改革 |
| 6.3.1.2 市场化改革与国家资本的退出 |
| 6.3.2 单位社会性功能的剥离 |
| 6.3.2.1 住房改革:从福利分房到商品化住房 |
| 6.3.2.2 医疗改革:从单位福利到社会保障 |
| 6.3.3 国企改制与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
| 第7章 单位共同体变迁的逻辑分析 |
| 7.1 政策的制定者:从闭合到开放 |
| 7.1.1 有意设定的边界:资源的体制内共享 |
| 7.1.1.1 计划下的生产和分配 |
| 7.1.1.2 单位人身份获得的限制性和排他性 |
| 7.1.2 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重置 |
| 7.1.2.1 城乡边界松动与劳动力流动 |
| 7.1.2.2 开放市场与选择性 |
| 7.1.3 从闭合到开放:单位合法性的重构 |
| 7.2 政策的执行者:身份转变与权威重塑 |
| 7.2.1 身份转变:从“内部人”到“外来者” |
| 7.2.1.1 归属感的衰落与共同体的逐渐疏离 |
| 7.2.1.2 “人情、关系”权力交换的淡化 |
| 7.2.2 公共意识的模糊与角色政治性的淡化 |
| 7.2.2.1 “小公”空间的扩大与公共意识的模糊 |
| 7.2.2.2 领导角色政治性的削弱 |
| 7.2.3 角色转变与管理权威的重塑 |
| 7.3 政策的参与者:从“单位人”到企业员工 |
| 7.3.1 职工间身份的差异化体验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7.3.1.1 临时工与正式工的身份差异 |
| 7.3.1.2 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差异 |
| 7.3.2 职工工资、福利议题的缺失 |
| 7.3.2.1 从工资等级制到岗薪制 |
| 7.3.2.2 职代会议题的缺失 |
| 7.3.3 职工与单位组织间关系的转变:从制度依附到利益依赖 |
| 第8章 结语:后单位时代的共同体 |
| 8.1 回视单位共同体变迁 |
| 8.2 对单位共同体变迁的反思 |
| 8.3 新共同体:确定性与自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国营) |
| 附录2: 访谈提纲(厂办大集体) |
| 附件3: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5）身份继替与劳工再造：子女接班制度演变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思路与分析概念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概念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1 文献法 |
| 1.4.2 拓展个案法 |
| 1.4.3 访谈法 |
| 1.5 篇章结构与基本观点 |
| 第2章 劳动力再生产与劳工转型研究的理论述评 |
| 2.1 资本支配劳动：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 |
| 2.1.1 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厘定 |
| 2.1.2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及“双重转化” |
| 2.2 符号暴力与支配结构：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
| 2.3 教育模式与劳工阶层的再生产：文化建构论的再生产理论 |
| 2.4 转型视域下的阶级重建与劳动力再生产 |
| 2.4.1 市场转型与“阶级重建”：一种多元轨迹的分析 |
| 2.4.2 “工厂政体”内的劳动力再生产 |
| 2.5 市场转型与劳动力再生产 |
| 2.5.1 改革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结构 |
| 2.5.2 市场转型与等级化的用工制度 |
| 2.5.3 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两种研究进路 |
| 第3章 集体主义劳动关系的起源、形成与变异过程的分析 |
| 3.1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不同类型及其劳动关系 |
| 3.1.1 清末民初的三种企业类型及其劳动关系构造 |
| 3.1.2 民国年间的公营企业及其劳动关系 |
| 3.2 民国年间的劳工制度 |
| 3.2.1 包工制：一种主导性的用工制度 |
| 3.2.2 工作抛出制：转包体系下用工机制 |
| 3.2.3 学徒制：底层的身份位阶与用工体系 |
| 3.2.4 行会制：劳资关系中的中介机制 |
| 3.2.5 其他用工制度及劳工关系 |
| 3.3 从人身依附向单位依赖转变：集体主义劳工关系的确立 |
| 3.3.1 “两结合”：自行招工与劳动调配 |
| 3.3.2 失业登记范围扩大与单位治理逻辑的生成 |
| 3.4 集体主义的用工制度及劳动关系 |
| 3.4.1 身份区隔的劳工体系 |
| 3.4.2 “统包统配”与固定工制 |
| 3.4.3 身份转换与制度区隔：临时工体系 |
| 3.4.5 亦工亦农：变通性的劳工制度 |
| 3.5 两次劳工转型及其内在关联性 |
| 第4章 身份继替与劳动接续：接班顶替制度的形成与中断（1953-1973） |
| 4.1 “接班顶替”嵌入的制度背景 |
| 4.1.1 子女接班：从单位福利到用工制度 |
| 4.1.2 单位制的起源与形成 |
| 4.2 “包分配”与“铁饭碗”：集体主义就业制度的形成 |
| 4.2.1 多元主义的就业体制：建国初期的失业治理 |
| 4.2.2“包下来”的铁饭碗：一元化就业体制的确立 |
| 4.2.3 城乡户籍区隔与定额分配制度的建立 |
| 4.3 接班顶替制度的萌芽（1953-1956） |
| 4.3.1 失业治理与接班萌芽 |
| 4.3.2 劳工身份区隔与单位福利体系 |
| 4.4 作为一种用工制度的“顶替”确立（1956-1966） |
| 4.5 子女顶替制度的中断(1966-1973) |
| 第5章 接班回城与拨乱反正：顶替制度的恢复与发展（1973-1986） |
| 5.1 上山下乡与接班安置 |
| 5.2 顶替制度的恢复：1973-1978 |
| 5.3 顶替条件放宽及多元化的顶班形态 |
| 5.3.1 顶替职业身份的扩展：从工人子女到干部和工商业者子女 |
| 5.3.2 顶替户籍身份的放宽：从城镇子女顶替到农村子女顶替 |
| 5.3.3 顶替时限的放宽：“先顶后退”与“先退延替” |
| 5.3.4 从“原岗顶替”到“换岗调岗” |
| 5.3.5 夫妻互换顶替 |
| 5.4 顶班造假与制度调整：1983-1986 |
| 5.4.1 突击退休与作假顶替 |
| 5.4.2 顶替条件的收紧及制度调适 |
| 5.5 顶替制度的消解与身份关系的重构 |
| 第6章 内招与世袭：劳工代际再生产的变异（1986-至今） |
| 6.1 从身份到契约：顶替制的废除与固定工的改革 |
| 6.2 路径依赖与制度惯习：接班顶替制度延续的内在机理 |
| 6.3 内招与外聘：双轨制的劳工制度 |
| 6.4 国企世袭招工：劳工代际再生产的变异 |
| 6.5 新时期的劳工接续纠纷及其治理 |
| 第7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父爱主义：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模式 |
| 7.2 稀缺性的职工身份：国企内部劳动力再生产的独特机制 |
| 7.3“内部合法性”：市场条件下的子女接班 |
| 7.4“对内招工”与“对外招聘”：一种新双轨制： |
| 7.5 未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1：石棉职工父代访谈提纲 |
| 附录 2：石棉职工子代访谈提纲 |
| 附录 3：部分访谈对象列表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地方—国家视角下的转型中国大众抗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 |
| 二、国内文献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第二章 大众抗争理论回顾 |
| 第一节 从“断裂-紧张”到“资源动员”：集体行动研究范式的转移 |
| 一、古典时期的集体行动理论 |
| 二、来自资源动员理论的批判 |
| 三、断裂-紧张理论的解释空间 |
| 第二节 集体行动的结构中心视角 |
| 一、资源动员理论 |
| 二、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 |
| 三、结构中心视角的局限 |
| 第三节 观念、意识与框架理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国家”与转型中国的抗争政治 第三章 当代中国大众抗争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经济分权和科层监控 |
| 一、地方政府的锦标式竞争 |
| 二、压力体系下的指标化考核 |
| 三、从“工业化”到“城镇化” |
| 第二节 转型中国的政商互动和大众抗争 |
| 一、地方政府主导的政商关系 |
| 二、地方政府吸纳的大众抗争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抗争框架中的观念、情感与策略 |
| 第一节 机会、认同与策略性构框 |
| 第二节 弱势身份与集体阅历 |
| 一、弱势身份：观念与策略 |
| 二、集体记忆：观念与符号 |
| 第三节 “权利抗争”：策略中的观念 |
| 第四节 话语支配与抗争武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地方政府对抗争的处理 |
| 第一节 信访体制中的群众话语 |
| 一、始于政治参与途径的信访体系 |
| 二、信访制度的重新定位 |
| 三、信访群众路线中的宣传策略 |
| 第二节 信访治理中的收买、监控及其常态化工具 |
| 一、物质安抚与人身监控 |
| 二、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过程 |
| 三、控制与动员的双重手段 |
| 第三节 科层压力下的信访维稳机制 |
| 一、领导包案制 |
| 二、属地管理与分级负责 |
| 三、先规范行为后解决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与治理方向 |
| 一、催生“社会市场”：建立公平的再分配机制 |
| 二、增强纵向拘束机制：科层考核与风险评估 |
| 三、提升司法权威：树立司法在权利保障中的制度功能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文献回顾 |
| 第二章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萌芽期(1922-1950)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养老保险 |
| 第三节 总结 |
| 第三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期（1951-1968）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四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维持期(1969-1983) |
| 第一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文革及其恢复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五章 现代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初创期(1984-1990) |
| 第一节 初创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初创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过渡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情况及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六章 现代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建立与完善期(1991-2007) |
| 第一节 建立与完善期的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建立与完善时期的社会养老保险思想 |
| 第三节 现代社会养老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评价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再分配功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家颁布的有关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例 |
| 后记 |
（10）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民办教师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民办教师问题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办教师产生的历史原因研究 |
| 三、关于民办教师的历史地位研究 |
| 四、关于民办教师存在的问题研究 |
| 五、关于民办教师问题解决的研究 |
| 六、关于民办教师的政策研究 |
| 七、关于民办教师管理研究 |
| 八、地方民办教师研究 |
| 九、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民办教师问题的研究 |
| 十、关于代课教师问题的研究 |
| 第四节 相关资料 |
| 第五节 研究的方法、内容和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三、研究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旧中国义务教育的困扰 |
| 一、中国义务教育的起步 |
| 二、师资匮乏对义务教育的困扰 |
| 三、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师资队伍的开凿 |
| 四、对旧中国义务教育艰难进行的反思 |
| 第二节 共产党红色区域民办教育的兴起 |
| 一、苏维埃时期的教育 |
| 二、抗战后期解放区民办学校的发展 |
|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小学民办”教育 |
| 第二章 中国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民办教师的产生 |
| 一、穷国办大教育，民办教师应运而生 |
| 二、民办教师的初步整顿 |
| 第二节 民办教师在跌宕中发展 |
| 一、快速增长的三年 |
| 二、困难时期的压缩和调整 |
| 三、上个世纪60年代前中期民办教师的再度发展 |
| 第三节 极度膨胀达到顶峰 |
| 一、教育走上畸形发展道路 |
| 二、人口增长失控，学龄儿童急速增加 |
| 三、师范院校长期停办，公办教师队伍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和补充 |
| 第四节 国家关于基础教育“两条腿走路”的政策 |
| 一、“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历史渊源 |
| 二、“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提出 |
| 三、“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实施 |
| 第三章 民办教师队伍的治理整顿 |
| 第一节 民办教师队伍整顿工作的提出及部署 |
| 第二节 加强对民办教师的管理 |
| 第三节 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 |
| 一、将一部分优秀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
| 二、通过师范转招民办教师 |
| 三、堵口子 |
| 四、辞退 |
| 第四节 改善民办教师地位 |
| 一、提高民办教师的社会地位 |
| 二、提高民办教师的物质待遇 |
| 第五节 提高民办教师的业务素质 |
| 第四章 民办教师的巨大奉献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脊梁 |
| 一、民办教师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力军 |
| 二、民办教师在农村基础教育中的骨干作用 |
| 三、执着教育，无私奉献，民办教师留给后人的故事 |
| 第二节 堪负农村扫盲重任 |
| 一、以民教民扫盲方针的制订 |
| 二、民办教师肩负起农村扫盲重任 |
| 三、为了扫盲事业，民办教师付出了无尽的艰辛 |
| 四、扫盲教育的巨大成就 |
| 第三节 对教学研究和改革的贡献 |
| 一、教法研究 |
| 二、复式教学组织研究 |
| 第四节 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引路人 |
| 第五节 中国民办教师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
| 第五章 民办教师队伍的艰难维系 |
| 第一节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民办教师队伍的稳定 |
| 一、可靠的报酬收入 |
| 二、工作条件在当时农村环境里有相当的吸引力 |
| 三、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源的禁锢 |
| 第二节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民办教师队伍的艰难维系 |
| 一、亦教亦农的尴尬境遇 |
| 二、低待遇 |
| 三、“民转公”的艰难期盼 |
| 四、极度的心理屈辱和精神压力 |
| 第六章 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一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形势 |
| 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发展教育事业关键在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三、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是要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
| 第二节 全社会对民办教师问题的关注 |
| 一、社会各界捐助、褒奖民办教师业绩 |
| 二、舆论界为民办教师请命、讴歌 |
| 三、社会知名人士为民办教师问题呼吁 |
| 四、纳税人为教师待遇鸣不平 |
| 五、教育管理部门为民办教师主持公道 |
| 第三节 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理性思考 |
| 一、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符合劳动价值规律 |
| 二、消除公民办教师之间的差异更具有理性 |
| 三、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是对国家法律的尊重 |
| 四、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是义务教育的内在要求 |
| 第四节 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
| 一、民办教师队伍的整顿，为全面消化民办教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二、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为消化民办教师提供了物质保证 |
| 三、师范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的有效控制，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
| 第五节 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 |
| 一、党和国家对民办教师问题的重视 |
| 二、国家关于在20世纪内消化民办教师的方针的确定和工作部署 |
| 三、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
| 四、民办教师的最终解决 |
| 第七章 贫困地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革命老区对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对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 |
| 第三节 偏远山区对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对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 |
| 第五节 解决民办教师问题，领导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 |
| 第八章 代课教师—民办教师之后的问题 |
| 第一节 代课教师队伍的产生 |
| 一、代课教师与民办教师的不同 |
| 二、代课教师产生的原因 |
| 三、代课教师队伍的发展 |
| 第二节 代课教师艰辛的贡献 |
| 一、工资待遇低、生活艰辛 |
| 二、代课教师大部分胜任教学工作 |
| 三、在穷困落后地区代课教师的重要作用 |
| 四、代课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 |
| 第三节 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思路 |
| 一、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迫切性 |
| 二、国家、各地对代课教师的政策 |
| 三、有关部门和人士对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建议 |
| 四、代课教师的期盼 |
| 五、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思路 |
| 结语 中国民办教师问题留给二十一世纪的反思 |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战略地位 |
| 一、发展基础教育具有战略意义 |
| 二、发展基础教育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 |
| 第二节 关于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
| 一、国际上对教师职业化建设的重视 |
| 二、关于教师的资格证书制度 |
| 三、关于中小学人事制度 |
| 四、关于教师工作业绩的评价 |
| 五、关于教师的继续教育 |
| 第三节 关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问题 |
| 一、西方国家中小学教师工资状况 |
| 二、我国中小学教师工资状况 |
| 三、要正确认识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的意义 |
| 四、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几点建议 |
| 第四节 关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问题 |
| 一、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现状和矛盾 |
| 二、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思考 |
| 第五节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营造农村基础教育的良好氛围 |
| 一、农村经济不能增长，成了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
| 二、市场经济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冲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计划内长期临时工可以办理退休（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 ——上海外来环卫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研究[D]. 张惠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3]基于信访视域下的职工养老保险健全对策研究[D]. 罗丹伶.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4]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D]. 李佩瑶. 吉林大学, 2018(01)
- [5]身份继替与劳工再造：子女接班制度演变过程研究[D]. 蔡伏虹. 上海大学, 2015(06)
- [6]地方—国家视角下的转型中国大众抗争研究[D]. 马原. 南开大学, 2013(07)
- [7]长期临时工可以按照国家固定职工退休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吗?[J]. 魏珉. 人事天地, 2012(09)
- [8]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D]. 张慧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9]市劳动保障局负责人就解决我市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集体企业有关问题答记者问[N]. 宗禾. 天水日报, 2009
- [10]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D]. 王献玲. 浙江大学, 2005(07)
标签：企业职工退休金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