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外向型经济 政府与乡企要双管齐下（论文文献综述）
赖明姬[1]（2020）在《当前马来西亚中资企业的投资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的首选地之一。其中,根据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经贸往来频繁,关系密切。2018年马来西亚经历“509”大选实现独立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换,由于中马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在当地进行投资发展的中资企业首先受到冲击。对此,有必要对当地中资企业的投资状况进行研究。本文将概括马来西亚中资企业的投资现状,并探讨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分析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影响因素。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角度出发进行案例研究,分析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和“东铁”项目两者的发展困境以及风险的影响因素,突出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并作对比分析总结。有针对性提出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经验与建议。
刘素姣[2]（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于海燕[3]（2016）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生需求倒逼着行政改革,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正是典型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动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乡-城”及“城-城”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常态化,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十三五”规划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何真正落实中共中央所提出的《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切实达成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成为了亟待理论界和实践界解决的现实诘问。从学理角度来审视,新型城镇化的要点在于“人”,即由“乡—城”,“城—城”流动人口所组成的城市新居民,其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客体。但是在计划时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在城市具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的新居民并不能平等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进而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民生问题。正如2015年10月22日出台的《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所指出,政府公共服务应向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覆盖。通过公共服务将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流动人口固化为城市新居民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本文梳理了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以往国内学者普遍釆用的“外来人口”、“农民工”、“流动人口”这些带有歧视性字眼的称谓,基于管理学视角从“实然”角度将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及“城-城流动”两部分群体定义为“城市新居民”。基于行文称谓与现实称谓相统一的考虑,论文撰写中将“城市新居民”简称为“新居民”。在对“新居民”这一称谓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全盘考虑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责任机制如何互动运行来提升供给效果。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在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进行简要审视的基础上确定论文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确立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指出论文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建构。首先界定“新居民”这一概念,“新居民”作为一个管理学概念,其以城市作为限定地域,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经济学角度定义的“农民工”也不同于人口学角度定义的“流动人口”,其在统计口径上属于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两部分,简而言之,新居民是城市中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但是户籍非本地的人口。对新居民的内涵界定清晰后,新居民公共服务的内涵及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也随之明晰,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就是供给主体运用供给方式,通过内外互动提供有形公共产品和无形公共服务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其次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对于新居民成因的阐释,公民权理论对供给机制的逻辑解释,公共选择理论对供给机制的依据解释,网络治理理论对供给机制的工具解释。最后以状态、结构、绩效作为整体分析理路,从决策层、生产层、绩效层这三个层面建构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框架,决策层对应决策机制;生产层对应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和协同机制;绩效层对应责任机制。第三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本章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改善的迫切性。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历史演进锁定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分割供给”和“管控供给”已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公平供给”与“融合供给”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焦点问题,只有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才能完成人的城镇化,才能将农业转移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最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在群体间的公平分配。第四章以浙江作为代表区域审视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现状。浙江不仅是我国第二大人口流入大省,而且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的代表,浙江最早提出“新居民”这一称谓并在实践中设置了新居民服务管理局这一组织机构。因此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情况可以作为全国的缩影。本章首先分析了全国新居民及浙江新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发展趋势、城市承载力与新居民数量如何适配等问题,其次重点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享受的现实情况及未来走势,最后分析浙江作为新居民的主要流入地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中取得的成效。第五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根据第二章的逻辑建构,本章以社会融合作为供给绩效的测量角度,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分析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效性。本章通过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于社会融合的正向作用,证明从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和责任机制五个维度构建的新居民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的有效性。第六章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分析。不同区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各不相同,但从总体宏观运行层面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集中于决策层、生产层及控制层这三个层面。本章从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控制层面的责任机制探讨新居民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在决策机制运行中,制定环节新居民缺失话语权,执行环节又因为供给部门的碎片化及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意愿差异使政策被打折执行。在效率机制的运行中,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操作的失范、社会自愿供给动力不足、政府间信息交互不足使得供给效能低下。在公平机制运行中,新居民与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上差异明显,现行的积分供给模式不仅门槛高而且开放领域有限。在协同供给机制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责任下沉,造成市县级政府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中央的转移支付又主要流向中西部,流入地政府认为负担过重,流出地认为流入地作为受益者理所应当承担供给责任,双方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合作动力。在责任机制运行中,目前对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估工具短缺,即使因为群体危机事件而产生的问责也是以政府内部问责为主,缺乏异体问责。第七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国内外经验借鉴。新居民问题并不是我国的特有问题,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面临人口流动产生的城市新居民问题。本章首先介绍了加拿大在“客户中心”导向下实现各个供给部门联动合作的经验,其次介绍美国在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如何通过严格审查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来保护新居民的权益,再次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经验对我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启示,最后介绍了国内中山、东莞、上海、嘉兴四个城市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根据各地实际进行的实践探索,分析其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的样板价值。第八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针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及绩效层面的责任机制的运行困境,思考困境的突破路径。决策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着重解决个体能力建设、政府能力建设及环境能力建设问题。效率机制的优化路径是如何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及信息化。公平机制的有效运行需以新居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基本公共服务实行无条件供给,优质公共服务可以选择积分供给。协同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如何划分中央与省、市、县合理的支出责任,协调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区域利益,建立专门部门协调碎片化的供给部门。责任机制的优化路径是根据供给责任的界定来设计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衡量指标,并将绩效评估的结果运用于供给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及财政预算审核中,进而对供给部门的责任履行进行有效监控。
林亚芬[4]（2015）在《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文中认为厦门、漳州、泉州因三地相近的地理环境、共同的闽南文化脉络以及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等,为同城化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党中央、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有限的资源需要有效合理的配置,以及厦漳泉三地横向合作的内在驱动力,促成了厦漳泉同城化的必然趋势。这些可能性与必然性,都需要构建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来加以规划、协调与保障。但是,为了构建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各个主体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问题,如缺乏领头统管部门、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合作效率不高、政府合作主体单一等。面对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困境,从实践主体、现实问题、制度环境、法律政策等方面进行客观分析,由此剖析具体症结之所在,包括合作意识不强、地方利益冲突、制度顶层设计不足以及法律政策不完善等。此外,对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群进行全面解读,总结归纳出其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渠道,对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针对性的启迪,为完善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开辟出全新的思路。构建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主体的作用,去除或减少同城化进程中的障碍,完善制度环境和法律法规,着眼于构建厦漳泉同城化大都市区的建设,齐头并进,共同努力。第一,构建规划机制,从横向的合作领域拓宽、公共设施的共建,到纵向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完善,力求为厦漳泉同城化提供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的规划机制。第二,构建协调机制,注重厦漳泉三地之间的沟通,提倡信息的共享,并且通过夯实文化基础来推动居民的身份认同。第三,构建保障机制,从人才体系、监督机制、政府联动、补偿机制等方面来考虑,为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支持。
李艳[5]（2013）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房钰人[6]（2013）在《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阴霾笼罩，助力实体经济为本的贸易博弈早已浓烟四起。汽车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深耕对象，引领外向型经济纾困的战略重地也已心照不宣。然而全球经济由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深刻转型，将我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缺乏强势自主品牌汽车制造的软肋暴露无疑；民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备受瞩目，打造国际竞争力更是众人所期。悉心研读汽车产业竞争力文献，不乏以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为基调的研究成果，但系统性地结合各理论内核，动态地研究产业竞争力的内生性问题，聚焦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提出有针对性的竞争力提升路径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旨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产业竞争力的贸易评价体系，围绕企业与产业竞争力的交互机理、产业竞争力内生性模型、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微观制约因素等问题具体分析，通过主观突变级数法与客观嫡权TOPSIS法的实证分析，深化对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正文从四部分进行论述。首先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分析企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借鉴前人理论基础并构建本文分析框架；然后从中观视角分析了汽车产业竞争力现状和发展趋势，基于横纵两个维度的比对，加以竞争力因果分析和内部要素结构分析；紧接着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产业竞争力的受制缘由，并剖析其动因；最后，结合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自主品牌车企助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和相应的保障措施。
王长生[7]（2012）在《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乡关系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由于特殊的国情，一直实行着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异常突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直至“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国家整体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稳定之后，城乡统筹发展才真正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200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城乡统筹，注重协调城乡二元发展，继续探索“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重庆市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在我国西部大开发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它还具有大城市、大农村的特征，解决好重庆市的二元经济问题，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重庆市还面临着库区移民等现实问题，因此，理清重庆市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探讨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发展模式，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运用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外在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成功案例，来研究重庆市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应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立题依据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论文的相关理论部分，从城与乡的概念界定出发，剖析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与特征；梳理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区域发展理论和城乡规划理论。第三章，从区域发展对城乡统筹的要求、城乡发展关联角度出发，分析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性；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城乡统筹的一般模式；对国外城乡统筹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以主成分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构建了城乡统筹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对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及成效进行了分析；剖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五章，提出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具体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从经济、社会、环境及生活等方面阐述了重庆市城乡统筹的主要内容；对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模式。第六章，从制度创新、基础设施网络化、公共物品空间优化和生态空间建设一体化四个方面提出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对策措施，以此来解决重庆市二元经济的矛盾，真正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应佳洁[8]（2011）在《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和以工补农,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在浙江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在浙江农村的集中涌现和跨越发展使浙江从一个面积仅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国有投资小省”摇身变成“经济大省”,浙江乡镇企业的非凡内涵在于它成功地为9亿农民滞留田野的中国探索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浙江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浙江乡镇企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面临着经济过剩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浙江乡镇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原有的优势逐渐弱化,发展势头呈下滑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和回顾浙江乡镇企业发展历程,总结和探究其中的运行规律和作用机制,从中寻找克服当前发展困难的方法和对策,显得十分重要而有意义。本文以“制度”为主轴,对浙江乡镇企业变迁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分析了浙江乡镇企业发展创新的特征和内在动力机制,针对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提出了全面推进浙江乡镇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继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启示,为浙江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王婧舒[9]（2011）在《后危机时代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思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010年,后危机时代来临,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贸易额下降,出口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济萧条与贸易保护双重压力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建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可以解释CAFTA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大市场理论、协议性分工理论。在此基础上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理论阐述了危机对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造成的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主要分三个阶段：构想磋商阶段、加速合作阶段、全面建成阶段。中国与东盟双边经济发展呈现出贸易额大幅度增长、服务贸易领域持续发展、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深化的特点。受金融危机影响,东盟国家纷纷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应对。CAFTA的建成使得区域内贸易形势好转,从而传递出应对贸易保护的乐观信号。根据区域经济理论来考察CAFTA的贸易效应可以看出贸易创造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受贸易方向刚性的影响,区域内贸易往来,不会造成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总体上看创造效应大于转移效应。动态经济效应起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通过指数体系来考察CAFTA内部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研究显示,我国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优势互补,但是在部分产品的竞争上也很激烈。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CAFTA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CAFTA的建成刺激双方国际贸易环境迅速回暖；有利于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思路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存在,中国与东盟竞争加剧,东盟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以及内部市场狭小会阻碍贸易的发展。在此情况下CAFTA将会呈现三个趋势：双方经济合作进程会更加深入；中国将通过CAFTA来推动东亚合作;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贸易争端增多。中国和东盟面临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决定了中国和东盟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来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思路。在合作理念上,倡导坚持区域合作摈弃坐等市场复苏的理念,倡导“合作机遇论”以对抗“中国威胁论”。在贸易领域上,主要的政策建议有五个方面：一是要利用货物贸易发展的有力条件来带动服务贸易；二是要积极发展双方的FDI以避免非关税壁垒；三是要双管齐下改善CAFTA内部的“一重两轻”局面;四是要优化产业结构以减少摩擦：五是要充分重视企业的作用。互利共赢发展思路在金融领域的政策建议包括：采用积极的态度和审慎的决策来开展金融业的合作,并要稳步拓展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钟苏华[10]（2010）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轻工集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各位代表、同志们:在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二、发展外向型经济 政府与乡企要双管齐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外向型经济 政府与乡企要双管齐下（论文提纲范文）
（1）当前马来西亚中资企业的投资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评述 |
| (一)企业海外利益研究整体分析研究层面 |
| (二)政治因素对中企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三)企业管理因素对中企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四)中马经贸关系发展研究层面 |
| (五)现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五、概念界定 |
|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界定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企的概念界定 |
| (三)投资风险的概念界定 |
| (四)政治因素的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现状和面临的风险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的基本投资状况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 |
| 一、马哈蒂尔新政府政策多变 |
| 二、政府行政效率低 |
| 三、社会舆论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环境变化 |
| 一、中美关系变化 |
| 二、中马关系变化 |
| 第二节 国内政治环境变化 |
| 一、政党间利益角逐 |
| 二、族群文化因素影响 |
| 第三节 个人和社会因素变化 |
| 一、领导人性格差异 |
| 二、社会舆论变化 |
| 第四节 企业经营决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投资风险的案例分析及对比 |
| 第一节 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的基本投资概况与风险分析 |
| 一、项目的发展历程 |
| 二、面临的风险 |
| 三、风险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东海岸铁路项目的基本投资概况与风险分析 |
| 一、项目的发展历程 |
| 二、东海岸铁路项目面临的风险 |
| 三、风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森林城市”项目和“东铁”项目的对比分析 |
| 一、对外投资的方式与目的 |
| 二、与驻在国政府的关系 |
| 三、当地民众对项目的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投资的经验和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的经验与建议 |
| 一、强化投资环境建设的能力 |
| 二、建立法律服务平台 |
| 三、积极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
| 四、增强应急处置的能力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的经验与建议 |
| 一、警惕东道国的政治形势变动 |
| 二、建立制度支持的信息与服务平台 |
| 三、建立市场行情分析和风险预警系统 |
| 四、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入乡随俗 |
| 五、在入乡随俗的基础上加强企业形象塑造 |
| 六、形成并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社会层面的经验和建议 |
| 一、重视海外华社的力量 |
| 二、与私营安保公司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采访大纲 |
| 一、商会成员采访大纲 |
| 二、学者采访大纲 |
| 三、政府工作人员采访大纲 |
（2）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3）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理论基础及逻辑建构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概念厘定 |
| （一）新居民的概念界定 |
| （二）公共服务内涵界定 |
| （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新居民的成因阐释：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阐释：公民权理论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阐释：网络治理理论 |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依据阐释：公共选择理论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建构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整体分析理路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结构搭建 |
| 第二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史演进 |
| （一）1979-1991 年：控制流动下的“分割供给” |
| （二）1992-2000 年：有序流动下的“管控供给” |
| （三）2001-2009 年：自由流动下的“公平供给” |
| （四）2010-2015 年：包容增长下的“融合供给”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时代动因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户籍利益剥离的根本方法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策略 |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保障 |
| 第三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现状审视——基于浙江省的现实考察 |
| 一、全国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 （一）新居民基本情况分析 |
| （二）享用状况：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处于空心地带 |
| 二、浙江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 （一）新居民基本状况及发展趋势 |
| （二）增量空间：社会协调发展与适度人口规模预测 |
| （三）享用状况：整体覆盖水平不高与享用程度有限 |
| 三、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趋势变化 |
| （一）现行方式：大人口机构统筹型与专业机构协调型结合 |
| （二）未来走向：服务侧重下他管转向自管与统一转向分类 |
| 四、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成效分析 |
| （一）决策机制：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化 |
| （二）效率机制：引入信息化网络操作平台 |
| （三）协同机制：财政保障与协作网络建设 |
| （四）责任机制：职能指标向服务指标转化 |
| 第四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 |
| 一、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方程 |
| （二）分析流程 |
| 二、实证模型与评价指标 |
| （一）模型构建 |
| （二）评价指标 |
| 三、数据获取 |
| （一）问卷设计 |
| （二）调查方式与样本确定 |
|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
| （四）人口特征统计 |
| 四、量表检验与模型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模型分析 |
| 五、结果分析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供给绩效的改善有正向作用 |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 |
| 第五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困境分析 |
| 一、本位主义决策：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决策之困 |
| （一）主体：中央主导下的碎片化参与 |
| （二）回应：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意愿 |
| （三）程序：事件触发的个别化处理 |
| 二、生产效率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效率之困 |
| （一）市场供给困顿：购买认识不足导致的购买操作失范问题 |
| （二）社会供给困顿：自愿供给动力不足及融合组织功能受限 |
| （三）信息建设困顿：政府间信息鸿沟与新居民信息素养弱势 |
| 三、生产公平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公平之困 |
| （一）对象公平：新居民与户籍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明显 |
| （二）内容公平：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缺失为指向焦点 |
| （三）程序公平：分立融合下积分供给的壁垒高筑及断裂执行 |
| 四、生产合力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协同之困 |
| （一）资源协同：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主体财力不足 |
| （二）主体协同：政府间及部门间供给功能划分不清 |
| （三）流程协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 |
| （四）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负担分摊动力匮乏 |
| 五、供给绩效失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之责任之困 |
| （一）责任工具：总体短缺与结构失衡 |
| （二）环境约束：既得利益与管控文化 |
| （三）责任追究：主体单一与过程偏重 |
| 第六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国内外经验与借鉴 |
| 一、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 （一）决策机制：包容原则下的“公共参与” |
| （二）效率机制：公民为先下的“客户中心” |
| （三）协同机制：政府内与政府外联动合作 |
| （四）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 二、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 （一）效率机制：政府与基层社区合力供给 |
| （二）公平机制：法律保障服务的平等享受 |
| （三）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 三、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实践经验 |
| （一）限量积分：中山市的供给实践 |
| （二）积分管理+条件准入：东莞市的供给实践 |
| （三）积分管理+阶梯供给：上海市的供给实践 |
| （四）扩大参与+社会贡献：嘉兴市的供给实践 |
| （五）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的借鉴价值 |
| 第七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 |
| 一、赋予话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优化 |
| （一）能力框架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模型 |
| （二）制定环节：新居民个体决策参与能力提升 |
| （三）回应环节：组织能力建设与环境能力建设 |
| （四）修正环节：基于新居民的感知破解内循环 |
| 二、向外延展：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机制优化 |
| （一）效率网络下新居民公共服务效率供给机制运行模型 |
| （二）市场化的效率操作：政府功能转换与购买服务规范管理 |
| （三）社会化的效率操作：发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的纽带功能 |
| （四）信息化的效率操作：信息素质教育与信息系统动态共享 |
| 三、保证尊严：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运行模型 |
| （二）前置条件：保障土地财产权与处置权 |
| （三）保底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无条件供给 |
| （四）扩展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积分供给 |
| 四、重视共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运行模型 |
| （二）资源协同：事权明晰下财权配置思路 |
| （三）主体协同：利益相关者联动合作供给 |
| （四）流程协同：供给流程再造与网格对接 |
| （五）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均衡 |
| 五、持续修正：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机制优化 |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责任机制运行模型 |
| （二）责任界定：责任逻辑机理与绩效维度构建 |
| （三）责任履行：履责主体明确与履责程序规范 |
| （四）责任追究：双重责任评估与结果应用导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后记 |
（4）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厦漳泉同城化 |
| 二、政府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厦漳泉同城化的发展概况 |
| 一、厦漳泉同城化的源起 |
| 二、厦漳泉同城化的进展情况 |
| 三、厦漳泉同城化与闽南文化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一、理论支撑 |
| 二、现实要求 |
| 第二章 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现状 |
| 一、国家和省级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
| 二、初步形成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
| 三、基本建成政府合作信息平台 |
| 四、逐步形成各领域定期会议制度 |
| 第二节 厦漳泉同城化政府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主要问题 |
| 一、缺乏组织协调机构 |
| 二、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
| 三、政府合作效率低下 |
| 四、政府合作主体单一 |
| 第三节 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主要问题成因分析 |
| 一、合作意识不强 |
| 二、多重利益冲突 |
| 三、制度顶层设计不足 |
| 四、法律政策不完善 |
| 第三章 国内外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国内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国外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一、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二、日本东京都市圈的政府合作机制的经验启示 |
| 第四章 创新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的对策思路 |
| 第一节 构建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规划机制 |
| 一、健全法律体系 |
| 二、强化政策支持 |
| 三、共建公共设施 |
| 四、拓宽合作领域 |
| 第二节 构建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协调机制 |
| 一、制定沟通机制 |
| 二、鼓励多元合作 |
| 三、共享信息平台 |
| 四、夯实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保障机制 |
| 一、构建政府联动机制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
| 三、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
| 四、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创新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写作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体制转型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产权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五节 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应用 |
| 第三章 制度、行为与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一、制度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产权、企业产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绩效 |
| 一、产权与产权形式 |
| 二、产权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 |
| 三、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三节 行为者及其利益 |
| 一、企业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二、中央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三、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念 |
| 一、意识形态 |
| 二、传统文化观念 |
| 第四章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变迁主体的适时转换 |
|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的制度变迁方式 |
| 三、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 |
| 四、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制度环境 |
| 二、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 |
| 第五章 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的外适应力：制度效率的相对性与适应性 |
| 一、制度外适应力的含义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三、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产权制度的内适应力不足：制度的非耦合与非协调 |
| 一、产权改革、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非耦合 |
| 二、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 |
| 第三节 产权制度的实质绩效不足：国企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目标失衡 |
| 一、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与双重目标 |
| 二、国有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失衡 |
| 第六章 体制转型中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中央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一、中央政府放权行为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央放权行为中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以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为例 |
| 一、苏南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二、温州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三、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适应性特征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调整中的“制度性悖论” |
| 一、“诺斯悖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
| 二、中央政府行为悖论及原因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及制度性因素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官方意识形态调整轨迹 |
| 一、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 |
| 二、关于“所有制”与“国有企业”观念的转变 |
| 三、“效率与公平”的分配观念的变迁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特征 |
| 一、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 |
| 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 |
| 三、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
| 四、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征 |
| 第三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与区域性差异 |
| 一、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差异 |
| 二、意识形态调整中的区域性差异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中的“非适应性”问题 |
| 一、意识形态调整滞后 |
|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 |
| 第八章 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第一节 企业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
|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
| 四、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以实现其公平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均衡发展 |
| 五、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行为目标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 |
| 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部分 |
| 二、论文部分 |
| 三、外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鸣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基于企业视角的汽车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 |
| 一、 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 |
| 二、 自主品牌汽车与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
| 第二节 企业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
| 一、 企业竞争优势的锻造以及强化 |
| 二、 对产业竞争力内生变量的优化 |
| 第三节 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 |
| 一、 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介绍 |
| 二、 本文竞争力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三章 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
| 第一节 汽车产业竞争力现状分析 |
| 一、 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
| 二、 汽车产业竞争力国际间比较 |
| 第二节 汽车产业竞争力发展趋势分析 |
| 一、 评价体系构建及样本说明 |
| 二、 突变级数法的原理和步骤 |
| 三、 汽车产业竞争力时间序列比较 |
| 第三节 汽车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总结 |
| 一、 竞争力差距有拉大趋势 |
| 二、 竞争力提升动力性不足 |
| 第四章 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评价指标及方法概述 |
| 一、 评价体系构建及数据选取说明 |
| 二、 熵权TOPSIS法的原理及步骤 |
| 第二节 企业对汽车产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 企业对产业竞争力内生变量的影响 |
| 二、 企业竞争力现状及产业内竞争格局 |
| 第三节 自主品牌车企对产业竞争力的制约因素 |
| 一、 产业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及其成因 |
| 二、 培育强势自主品牌车企的迫切性 |
| 第五章 以自主品牌车企为视角的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汽车产业竞争力外部因素分析 |
| 一、 政府和相关产业支持 |
| 二、 跨国公司的商务活动 |
| 第二节 自主品牌车企助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
| 一、 企业助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一般路径 |
| 二、 自主品牌车企助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 |
| 三、 微观视角下的路径甄选和可行性分析 |
| 第三节 提升路径中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
| 一、 加强自主创新与品牌建设的协同 |
| 二、 注重消费引导型政策体系的构建 |
| 三、 推进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资源 |
| 四、 加快新能源汽车战略部署、完善配套设施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7）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导言 |
| 1.1 立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立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内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城乡统筹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 2.1 城乡统筹发展内涵 |
| 2.1.1 城与乡的界定 |
| 2.1.2 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 |
| 2.1.3 城乡统筹发展的特色与内涵特征 |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 2.2.2 城乡规划理论 |
| 第3章 城乡统筹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 |
| 3.1 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性 |
| 3.1.1 区域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对城乡统筹要求的差异 |
| 3.1.2 城乡关系的演变 |
| 3.1.3 城乡发展的关联 |
| 3.2 城乡统筹的动力机制 |
| 3.2.1 市场需求与城镇化的拉动力 |
| 3.2.2 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转换 |
| 3.2.3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
| 3.2.4 政府政策的调控 |
| 3.3 城乡统筹的区域差异 |
| 3.3.1 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 |
| 3.3.2 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 |
| 3.3.3 特殊类型区的城乡统筹 |
| 3.4 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模式 |
| 3.4.1 “城市—工业”带动模式 |
| 3.4.2 小城镇发展模式 |
| 3.4.3 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
| 3.4.4 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 |
| 3.4.5 城乡网络非均衡模式 |
| 3.5 统筹城乡发展国外经验借鉴 |
| 3.5.1 国外经验 |
| 3.5.2 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重庆市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
| 4.1 重庆市城乡发展综合评价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整理 |
| 4.1.3 主成分分析 |
| 4.1.4 城乡统筹度综合评价 |
| 4.1.5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 4.2 重庆市各区县城乡发展现状分析 |
| 4.2.1 重庆市各区县城乡经济发展现状 |
| 4.2.2 重庆市各区县城乡社会发展现状 |
| 4.2.3 重庆市各区县城乡生活发展现状 |
| 4.2.4 重庆市各区县城乡环境发展现状 |
| 4.3 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条件与成效分析 |
| 4.3.1 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条件分析 |
| 4.3.2 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成效分析 |
| 4.4 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
| 4.4.1 城乡统筹发展存在领域与地域上的不均衡 |
| 4.4.2 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自主意识不强，政府主导、农民等靠的现象普遍存在，内生动力不足 |
| 4.4.3 产业、城市发展特征与城乡统筹的公平性目标存在阶段性的矛盾 |
| 第5章 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发展目标与模式选择 |
| 5.1 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
| 5.1.1 统筹发展目标（时间目标） |
| 5.1.2 空间格局优化（空间目标） |
| 5.2 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支撑 |
| 5.2.1 理论指导 |
| 5.2.2 关键问题 |
| 5.3 城乡统筹的主要内容 |
| 5.3.1 城乡经济统筹 |
| 5.3.2 城乡社会统筹 |
| 5.3.3 城乡生活统筹 |
| 5.3.4 城乡环境统筹 |
| 5.4 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选择 |
| 5.4.1 模式选择的依据 |
| 5.4.2 整体模式选择 |
| 5.4.3 各区县发展模式选择 |
| 第6章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措施 |
| 6.1 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 |
| 6.1.1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 6.1.2 推进土地流转制度 |
| 6.1.3 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
| 6.1.4 加快城乡公共财政体系改革 |
| 6.1.5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
| 6.1.6 建立新型劳动就业制度 |
| 6.1.7 完善行政体制改革 |
| 6.2 基础设施网络化 |
| 6.2.1 基础设施现状评价 |
| 6.2.2 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议 |
| 6.3 公共服务的空间优化 |
| 6.3.1 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
| 6.3.2 重庆市城市公共服务的空间优化措施 |
| 6.4 生态空间建设一体化 |
| 6.4.1 实行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机制 |
| 6.4.2 突出三峡库区的生态建设和水环境保护 |
| 6.4.3 依据科学的生态功能规划改善主城区的人地矛盾 |
| 6.4.4 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方法 |
| 1.3 本文难点、重点与创新点 |
| 1.3.1 本文难点 |
| 1.3.2 本文重点 |
| 1.3.3 本文创新点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2 乡镇企业概述 |
| 2.1 乡镇企业的概念 |
| 2.2 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区别与联系 |
| 2.3 乡镇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3.1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单一经济结构的“转化器” |
| 2.3.2 乡镇企业是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引导器” |
| 2.3.3 乡镇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城乡就业的“吸纳器” |
| 2.3.4 乡镇企业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迈向小康的“拉力器” |
| 2.3.5 乡镇企业是加快农村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孵化器” |
| 2.3.6 乡镇企业是推进农村对外开放、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
| 3 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进程 |
| 3.1 企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
| 3.1.1 企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内涵 |
| 3.1.2 企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 |
| 3.2 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进程 |
| 3.2.1 改革开放前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 |
| 3.2.2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 |
| 4 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主要特征 |
| 4.1 企业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发展 |
| 4.2 企业所有制性质：从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混合经营发展 |
| 4.3 企业产权制度：从传统家族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
| 4.4 企业区域发展战略：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
| 4.5 企业增长方式：从注重外延扩张转向注重内涵发展 |
| 4.6 企业组织规模：从“小而全”向专业化与规模经营发展 |
| 5 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动力机制 |
| 5.1 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与创新是推动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 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引导是推动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外在动力 |
| 5.3 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和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的先行战略形成了推动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动力 |
| 6 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创新的展望 |
| 6.1 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
| 6.1.1 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机遇 |
| 6.1.2 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挑战 |
| 6.2 全面推进后危机时代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创新 |
| 6.2.1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
| 6.2.2 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
| 6.2.3 调整区域发展战略，走依靠“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 |
| 6.2.4 创新对外发展战略，积极促进出口扩大 |
| 6.2.5 调整企业产业结构，促进企业面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
| 6.2.6 创新企业集群化模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
| 6.2.7 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
| 6.2.8 创新企业服务体系，切实解决融资难问题，强化对乡镇企业的指导和监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后危机时代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1.1 本文的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的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搜集法 |
| 1.3.2 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
| 1.3.3 实证分析法 |
| 1.3.4 规范分析法 |
|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1 关税同盟理论 |
| 2.1.1 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 |
| 2.1.2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
| 2.2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3 大市场理论 |
| 2.3.1 扩大市场范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
| 2.3.2 竞争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 |
| 2.4 协议分工理论 |
| 2.5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理论 |
| 2.5.1 通过消费需求传导 |
| 2.5.2 过汇率传导 |
| 2.5.3 通过价格传导 |
| 2.5.4 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传导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概述 |
| 3.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 |
| 3.1.1 CAFTA的形成原因 |
| 3.1.2 CAFTA的发展历程 |
| 3.2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概述 |
| 3.2.1 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增长 |
| 3.2.2 服务贸易领域持续发展 |
| 3.2.3 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深化 |
| 3.3 后危机时代下的CAFTA发展概述 |
| 3.3.1 东盟各国所受影响及政策措施 |
| 3.3.2 后危机时代下CAFTA的发展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4 CAFTA的贸易效应分析 |
| 4.1 CAFTA的静态经济效应分析 |
| 4.1.1 贸易创造效应 |
| 4.1.2 贸易转移效应 |
| 4.2 CAFTA的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
| 4.2.1 投资刺激效应 |
| 4.2.2 规模经济效应 |
| 4.2.3 竞争促进作用 |
| 4.2.4 降低行政性支出以及减少走私 |
| 4.3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竞争性及互补性分析 |
| 4.3.1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4.3.2 构建指标体系及数据的说明 |
| 4.3.3 指标体系的计算结果研究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后危机时代下CAFTA发展机遇与挑战 |
| 5.1 后危机时代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机遇 |
| 5.1.1 双边国际贸易环境迅速回暖 |
| 5.1.2 共同应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 |
| 5.1.3 东亚区域合作思路更加清晰 |
| 5.2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东盟合作面临的挑战 |
| 5.2.1 "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
| 5.2.2 中国与东盟双方的竞争加剧 |
| 5.2.3 东盟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以及内部市场狭小 |
| 5.3 后危机时代CAFTA的发展趋势 |
| 5.3.1 双方经济合作进程会更加深入 |
| 5.3.2 中国将通过CAFTA来推动东亚合作 |
| 5.3.3 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贸易争端增多 |
| 5.4 本章小结 |
| 6 后危机时代下构建我国与东盟互利共赢发展思路 |
| 6.1 后危机时代下互利共赢发展思路秉承的合作理念 |
| 6.1.1 坚持区域合作摈弃坐等市场复苏理念 |
| 6.1.2 倡导"合作机遇论"以对抗"中国威胁论" |
| 6.2 互利共赢发展思路在贸易领域的政策建议 |
| 6.2.1 以货物贸易的发展来带动服务贸易 |
| 6.2.2 积极发展FDI以避免非关税壁垒 |
| 6.2.3 双管齐下改善"一重两轻"局面 |
| 6.2.4 优化产业结构以减少摩擦 |
| 6.2.5 充分重视企业的作用 |
| 6.3 互利共赢发展思路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政策建议 |
| 6.3.1 采用积极的态度和审慎地决策来开展金融业合作 |
| 6.3.2 稳步拓展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轻工集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代会”以来的主要成就与工作回顾 |
| (一) “三代会”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 1、经济快速发展, 行业优势地位明显提升。 |
| 2、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企业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
| 3、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初具规模, 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
| 4、科技进步成果显着, 企业创新能力普遍增强。 |
| 5、名牌战略成效显着, 一批名优拳头产品颇具优势。 |
| 6、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 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新突破。 |
| (二) 认真履行职能、强化服务,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 l、树立大局意识, 全力维护稳定。 |
| 2、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加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 |
| 3、优化集体经济所有制结构, 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
| 4、发挥联社职能, 推动轻工集体经济发展。 |
| 5、加强自身建设, 开展社务活动。 |
| 6、坚持人才兴企发展理念, 搞好专业人才选拔培养。 |
| 7、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
| 二、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
| (一)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好“十二五”规划, 指导行业科学发展 |
| (二) 充分发挥联社职能, 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 |
| (三) 创建品牌展会, 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
| (四) 规范发展, 提升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水平 |
| (五)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大力推进区域内的科技进步,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六)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提高信息化水平 |
| (七) 创新工作思路, 加强联社自身建设 |
四、发展外向型经济 政府与乡企要双管齐下（论文参考文献）
- [1]当前马来西亚中资企业的投资风险研究[D]. 赖明姬. 暨南大学, 2020(04)
- [2]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3]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D]. 于海燕. 吉林大学, 2016(08)
- [4]厦漳泉同城化的政府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D]. 林亚芬.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5)
- [5]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07)
- [6]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为例[D]. 房钰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3)
- [7]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研究[D]. 王长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8]浙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D]. 应佳洁. 浙江理工大学, 2011(06)
- [9]后危机时代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思路研究[D]. 王婧舒.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1(05)
- [10]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轻工集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钟苏华. 中国集体经济, 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