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贪必须强化监督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朱洲[1](2021)在《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工作从研究探索到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其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党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强化了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大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并修改完善党章,先后两次修订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自我革命的优秀传统鞭策下,坚持守正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以及由此淬炼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遵循。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关键问题展开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及其建设等进行概念界定。重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理性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分析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和价值所在。第三,归纳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组织、能力、作风以及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与基本经验。第四,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在特点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包括: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在形式上是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与时俱进丰富完善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贡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立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第五,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胡春琳[2](2021)在《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提升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水平。政府信息公开在公众及时获取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建设阳光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也暴露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鉴于此,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修订,并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与此同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审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其中许多学者重点关注了政府信息公开对反腐败的积极影响等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本文在厘清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反腐败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了国外与反腐败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得到下列启示: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约公权力,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助力透明政府建设,畅通的媒体监督渠道助力公众的监督,规范的程序设计防范行政权力被滥用,公开的政务信息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其次,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由于历史文化约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位阶较低,政府信息公开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机制等,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能完全落实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普遍存在选择性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比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不健全、公开制度不完善,在政府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方面有差距。法定主动公开内容不全面,依照申请公开回复不及时、财政信息被选择性公开,行政决策信息公开不到位等;最后,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反腐败视角下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二是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三是依法保障公众参与,方便社会公众监督权的行使;四是依法公开政府信息,遏制权利滥用建设廉洁政府;五是依法保障经费投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科技水平等。总之,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对策来完善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其得以充分发挥反腐败的制度功能,推动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权力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促进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激励公众参与权力监督,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从而预防腐败的滋生。政府信息公开充分发挥着反腐败的制度功能,对于推动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因此在反腐败的视角下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理论界所应该重视的。
陈凯健[3](2021)在《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主要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总体情况,包括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典型案例、发案特征、惩办特点,通过研究清代前后各朝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变化,从中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得失成败以及制约因素,并为进一步完善当今反腐败工作提出建议。首先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主要为《大清律例》。罪名主要设置在《刑律》中,如“监守自盗”“官吏受财”“事后受财”等贪污贿赂犯罪基本罪名,《名例律》《户律》《工律》《兵律》等部门律中也有关于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是为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律法补充。在研究《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条文时,按照罪名分类方法,对贪污罪、行贿罪、受贿罪进行归纳分析。其次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清代除了较为严密的法制体系外,基于治吏在治贪、惩贪兼劝廉的惩贪倡廉的思想下,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施策,形成一个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体系。比如注意官员选拔考核,提升官员的整体素质;注重对官吏的监察,以减少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通过从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群体性犯罪,来实现整饬吏治;通过注重道德教化、注重清官廉吏的保护和褒奖,倡导高薪养廉,营造良好的官场风气。再次是研究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首先介绍清代各朝典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通过分析清代贪污贿赂大案,总结出贪贿渠道繁多、手段多样,数罪并发、数额巨大,上下勾结、共同贪贿,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等特点。在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时,以乾隆朝惩治督抚高官贪污贿赂案件为主线,结合其他朝的案件,对清代贪污贿赂案件的惩治措施进行分析。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一般分为题参、摘印初查、革职查办、查抄家产、按律定罪、案件复核、皇帝裁决、刑罚执行等几个环节。从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践可以看出,其呈现以下特点:惩贪力度前后不一,即便在同一朝,一些君主的惩贪力度也是此消彼长,随意性较大。皇权直接参与,皇帝往往亲自办理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惩集团腐败,对于集体贪污贿赂案件,体现出从严从速惩治政策,一网打尽,绝不姑息。加强对失职官员的惩戒,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官员存在办案不力或者故意庇护等情形的一律予以严处。体现连带责任制度,即一旦某官吏有贪污贿赂行为,负有监督职责的官员,甚至家人都要受到惩处。然后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清代由于封建社会的属性,以及一些不合理制度都对治理贪污贿赂犯罪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公权力的私有化,行政的集权化,人治方式的影响,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传统陋规制度因素,胥吏体制的影响,监察权的萎缩等,都削弱了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成效。最后是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虽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看是失败的。首先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清代前中期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起到了整饬吏治的作用,净化了官场风气,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维护社会稳定。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查抄官员家产,在一定程度上积累银两提升国家实力。其次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法律的搁置导致一些贪污贿赂行为习以为常,惩贪的政治化倾向导致未能全面打击,最高统治者的有意庇护影响惩治效果,反贪政策先紧后弛导致贪污贿赂不断,因此清代后期整个官场贪贿之风盛行,清廷覆灭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反思清代治理贪污贿赂,其将法律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且在惩治贪污贿赂时并未很好地坚持平等原则,其在官吏的选拔上也存在较大的漏洞,在惩治贪污贿赂和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也没有保持连续性和制度化,因此难免失败的结局。对照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的得失教训,我们应当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建设,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上新台阶。
孙祺祺[4](2020)在《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研究立足于秋审程序中控制死刑执行,调整人犯量刑的具体措施,聚焦程序运行过程中人犯由死化生这一变化过程,深入考察人犯免死减等即死刑免除并减等刑罚机制的程序设计、运行依据、案件类型、功能意义等内容,并着重展现这一机制在死刑人犯执行控制方面的实际效果。秋审人犯除一小部分情重应决者外,大部分人犯能够获得刑罚宽减的机会,并根据自身案情特点分别处以适当的减死之刑,这一机制对于控制清代死刑处决人数发挥了关键作用。现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并非凭空产生,秋审免死减等机制以死刑减等刑的发展、死刑罪名分类和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为基础,在“慎刑”“天人合一”与“刑罚得中”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一种多种途径并举的慎刑控死机制。免死减等机制包括免除死刑与减等刑罚两个阶段,区分出不需处决人犯成为机制启动的第一步。借助秋审结果的细化,筛选出情实勾决之外的多种免死类型,再根据不同类型人犯的处理方式减等刑罚。在机制开启之初,需要完备的运行依据作为支撑,以保证程序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主要包括常规依据、常规之补充、非常规依据三类。条例规定、秋审条款、秋审惯例、历年成案并与衡情原则结合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确定了宽减人犯的范围、幅度与后续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人犯分类提供参考标准。而赦宥因临时临事而制的特性,作为非常规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常规依据与非常规依据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制度性特征,具有可预见性,或可说是死刑案件的法定处理程序,而后者具有更有灵活性与随机性,以皇帝的临时诏书为形式依托不免带有不可预测的色彩。二者都以对案件死刑量刑的确认为前提,但前者否认死刑执行的必要性,而后者对此不表示反对,只是因于外部因素使得生命剥夺不合时宜而制止。在对运行程序的整体关注之下,也应注意到秋审的特殊制度对免死减等机制运行的影响。秋审案件分官犯、服制犯、常犯三册分别汇奏,三册虽同适用一个程序,但是因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免死减等的力度及措施有所区别。免死减等机制的展开与案件类型有一定的关联度,但定案与秋审之间的差异仍非对应关系,一概入实的案件并不能当然认为处死人犯会增多。除了制度保证之外,机制运行还需要发挥作用的人——司谳官。秋审结果的实缓转化与免死案件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承审官获取的审理依据,对法律与政策的理解甚至利益纠葛等因素引起了秋审案件实缓结果的不同。地方臬司、督抚作为秋谳案件的最初审理者,其实缓结果的拟断既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又总是面临中央层级的改判质疑,改判不仅关涉秋审案件以及死罪人犯的生死,更与官场规则等法外因素密不可分。最终决定人犯生死的权力掌握于皇帝之手,他本人对拟定依据的理解对官员有极强的约束力。皇帝深入秋审的运行程序中,借由勾决监督官吏工作,同时彰显皇权,起到恩威并施的效果。对于免死减等机制在秋审实践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的考察,应从秋审人犯免除死刑的比例及减等刑罚的效果入手,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方面的优越性借此体现出来。首先,机制的运行并非单纯追求死刑转化为生刑而已,更重要的是实现减死之后罪与刑能够允协,因此需要以适当的减死一等刑为基础。清代在前代基础之上又发展了发遣与永远监禁两种减死之刑,永远监禁刑更是因为突破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路径而显得特殊。其次,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以清代乾隆、道光、光绪三朝秋审常犯情实勾决与缓决减等情况的对比,展现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执行方面的显着效果。这一机制依托死刑案件的秋审程序,本着将死罪与死刑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在不改变人犯定罪的基础之上而做出量刑调整,以降死一等刑代替死刑的执行,灵活多样地利用已有刑罚措施,促进减死之刑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需要,从而在达到降低死刑执行人数目的基础上,保证减等刑罚与罪行之间的匹配度与合理性,保障清代刑罚裁量公正性与适当性。更进一步说,免死减等实质上是传统量刑技术的极致化体现。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的轻重缓急上下调整,除了能够树立刑罚的威慑性,也能通过结果的转化展现皇帝宽恤民命的温情,情重者情实勾决以发挥刑罚惩戒作用使民知儆畏,轻缓者缓决减等来体现国家恩赏矜恤使民受德化,这种天然地带有调节刑罚强度、刑罚方式等方面的能力是区别于普通刑罚机制的重要特征。秋审免死减等机制在以司法控制代替立法控制的基调下,借助秋审程序的发展,以免死并减等的方式对死刑案件分流处理,在死刑执行的最终环节上的把控,从结果上直接减少处决人数,这种控制死刑的路径既是受前代经验的影响,也有自身的转换和改造。它的巨大优越性还体现于投入成本小,见效快,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较小,它将控制阀门装在死刑确认执行之上,对前期的一系列司法程序都没有直接影响,不会过多干扰既有法律制度的适用。免死减等机制不仅是一种控死方式,还是刑罚的调整措施,有助于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追求。体现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进步之处,同时为现代死刑控制措施的改良提供了有益经验。
刘禹含[5](2020)在《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治理贪污犯罪达历代顶峰。有清一代,贪污犯罪成因主要有公权力私化、行政权集中及官员薪俸低三方面。其犯罪呈现出渠道众多、官官相护、牵涉面广、严惩之下屡禁不止的特点。从顺、康时期的治贪探索阶段,到雍、乾时期的定型阶段,再到嘉、道时期的衰退阶段,历任统治者对贪污犯罪治理均有不同的见解与作为,整体呈现由强变弱的发展趋势。在治理机制上,清代重视刑事与行政上的惩贪立法;通过严格选拔、加强考核、完善监察诸多环节,注重官员管理;采取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相结合的方式严惩贪污犯罪。这其中,适用严刑峻法、朝廷高度重视和官员责任连坐等措施具有合理性,而皇权庇护下的法外开恩、选用人才的积弊和监察失效则为其局限性之所在。
祁玉伟[6](2020)在《新加坡廉政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如何保持一个国家的政局廉洁,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国家治理目标,也是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伟大工程。新时代,中国站到了全新的历史方位,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的廉政建设也要有新发展,新突破。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廉政建设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一个漫长发展过程,这其中凝聚了新加坡人的实践探索,也凝结了新加坡人的富有智慧性的理论创造。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介绍,意图从中寻求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本文以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廉政和腐败的基本涵义,本文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廉政建设则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通过制定各种制度来保证政治生态廉洁高效的行为。廉政建设的基础理论有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和道德堕落论。第二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描绘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基本框架:完善的反腐法律制度,权威有力的反腐机构,健全的廉政监督网络和广泛而深入的廉政文化建设。第三部分,首先对新加坡廉政建设进行了评析,探寻其廉政建设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林婷[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文中指出犹如生态环境对于生命体的价值维度一样,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的政治发展、党组织的有序运行和党员的政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党执政文明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进步的要件。在新时代的历史时空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着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胜利格局下成就与问题并存以及国际与国内形势变化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任务,既巩固现有已取得的成果,防止老问题的“死灰复燃”,又进一步辨识新问题,从根源上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和方法,破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难题,是当前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目标下,党的建设必须予以审慎思考和着力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在开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全面升级”新局面的目标导向下,研究从理论解析、思想溯源、历史梳理、现实分析、问题呈现、归因解读、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学理分析上,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厚实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并研究国外政党治理党内政治生态的文明成果予以借鉴。在实践追索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梳理了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提炼有益的历史经验。基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基础,在以案例分析为现实依据的前提下,揭示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价值观念系统“个别退化”、环域系统“局部污染”、生命系统“亚健康”和权力系统“部分失衡”等突出问题。且从根源上剖析了这些问题是思想因素、制度因素和相关外部因素共同使然,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既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又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考察进行实践上的探索,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程的有效推进需要从治理对策的设计思路上寻求突破。形成“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思路。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在坚持“思想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总基调下遵循系统思维,多措并举,向目标发力。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形成良好的作风氛围,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通过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以提高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为“双重引擎”,确保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最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海晏河清”的理想境界。
苏立宁,廖求宁[8](2019)在《宋真宗赵恒的反腐治贪思想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渠之清,始于活水;官员之廉,亦于"活水"也。"反腐"作为一个千古"名词",纵观中国古代统治者,惩治贪污腐败之最成功者,莫过于宋真宗赵恒。其反腐举措,即官员廉政的"活水"恰恰与今日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推行——提出的让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思想产生了历史性的碰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借古以明今,研究宋真宗的反腐治贪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王卫兵[9](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屈振伟[10](2018)在《明朝初期重典治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一个朝代无不为惩贪治腐花费了大量精力,从各方方面来遏制贪腐整治贪腐,其中惩贪治腐最严厉,惩贪治污程度最深的莫过于明朝初期的惩治贪腐。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和政治经济形势所迫以及自身思想等诸多原因之下,朱元璋在明朝初期提出了“重典治国”、“重典治贪”的政策,并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第一,重典治贪的法律措施;第二,重典治贪的监督措施;第三,重典治贪的教化措施。不过由于一系列措施的局限性,惩贪治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明朝初期的惩贪治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肃清了吏治,缓和社会矛盾,为明朝后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同样,研究明朝初期的一系列“重典治贪”的政策,对我国的反贪反腐工作的进行有一定的帮助与借鉴意义。
二、治贪必须强化监督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治贪必须强化监督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核心观点、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
1.4.1 核心观点 |
1.4.2 创新点 |
1.4.3 重点及难点 |
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借鉴 |
2.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2.1.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 |
2.1.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 |
2.1.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2.2 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2.2.1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2.2.2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2.2.3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2.3 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 |
2.3.1 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传承 |
2.3.2 中华传统吏治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
2.4 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2.4.1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2.4.2 非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3.1.1 突出党员干部的阶级立场 |
3.1.2 强调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 |
3.1.3 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 |
3.1.4 服从真理,改正错误 |
3.1.5 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3.2.1 注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精神 |
3.2.2 强调一切听从党安排 |
3.2.3 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 |
3.2.4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
3.2.5 经验教训 |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3.3.1 强调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方针 |
3.3.2 强调党员干部具备开拓进取精神 |
3.3.3 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党性锻炼 |
3.3.4 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 |
3.3.5 强调党员干部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 |
3.3.6 注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3.4.1 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忠诚干净担当 |
3.4.2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
3.4.3 坚持党管干部,强调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
3.4.4 突出重点,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五大体系 |
3.4.5 增强执政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
3.4.6 组织选拔与群众拥护有机统一 |
3.4.7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 |
4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
4.1 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 |
4.1.1 对党绝对忠诚 |
4.1.2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 |
4.1.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4.2 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
4.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4.2.2 坚定理想信念 |
4.2.3 干群平等 |
4.2.4 不谋私利 |
4.3 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 |
4.3.1 根据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选人用人 |
4.3.2 坚持民主集中制 |
4.3.3 任人唯贤 |
4.3.4 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 |
4.3.5 完善考核评价使用机制 |
4.3.6 注重干部来源广泛性代表性 |
4.4 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 |
4.4.1 注重实绩 |
4.4.2 突出胜任力 |
4.4.3 注重实践锻炼 |
4.4.4 强调斗争精神 |
4.4.5 注重班子整体建设 |
4.5 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
4.5.1 密切联系群众 |
4.5.2 理论联系实际 |
4.5.3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4.5.4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
4.5.5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4.5.6 惩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 |
4.6 干部队伍的纪律建设 |
4.6.1 模范遵守纪律 |
4.6.2 自觉接受监督 |
4.6.3 实行问责制度 |
4.6.4 开展反腐败斗争 |
4.6.5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5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 |
5.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 |
5.1.1 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 |
5.1.2 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 |
5.1.3 与时俱进丰富完善 |
5.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精髓 |
5.2.1 干部是党的正确路线确定后的决定因素 |
5.2.2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及杜绝个人依附 |
5.2.3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暨任人唯贤 |
5.2.4 坚持民主集中制决定干部问题 |
5.2.5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5.2.6 干部权责一致 |
5.2.7 干部成长体现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相统一 |
5.2.8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
5.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价值 |
5.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5.3.2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5.3.3 建立了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干部队伍 |
6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和创新发展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境遇 |
6.1.1 世情的深刻变革引发新的国际力量博弈 |
6.1.2 国情的深刻变革要求统揽和推进“四个伟大” |
6.1.3 党情的深刻变革激励全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
6.1.4 社情的深刻变革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
6.2.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6.2.2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6.2.3 全面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本领能力 |
6.2.4 建立常态化考核评价机制 |
6.2.5 健全科学选拔任用机制 |
6.2.6 加强监督管理狠抓作风 |
6.2.7 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 |
6.2.8 完善人才工作体系 |
6.2.9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政府信息公开及其反腐败的功能 |
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概述 |
一、政府信息的概念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内容 |
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反腐败功能 |
一、有利于创建政务信息公开法治政府 |
二、有利于增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 |
三、有利于促进政府公职人员廉洁自律 |
第二章 反腐败视角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 |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逐步健全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促进反腐倡廉 |
第二节 反腐败视角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不完善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落实不彻底 |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公众监督不到位 |
四、政府财政收支和官员信息不透明 |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科技水平不够高 |
第三章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启示 |
第一节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一、美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二、德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三、英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四、新加坡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第二节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启示 |
一、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约公权力 |
二、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保障透明政府建设 |
三、畅通的媒体监督渠道助力公众的监督 |
四、规范的程序设计防范行政权力被滥用 |
五、公开的政务信息保障社会公众参与权 |
第四章 反腐败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
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 |
二、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
三、依法保障公众参与,方便社会公众监督权的行使 |
四、依法公开政府信息,遏制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府 |
五、依法保障经费投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科技水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3)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文本分析 |
第一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总则性规定 |
第二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犯罪的条文分析 |
第三节 《大清律例》治理贿赂犯罪的条文分析 |
第四节 《暂行新刑律》治理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分析 |
第五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的特点 |
第二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 |
第一节 注重对官员的考选 |
第二节 注重对官员的监察 |
第三节 严密受贿犯罪法网 |
第四节 加强官场风气整顿 |
第三章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 |
第一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件 |
第二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特征 |
第三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 |
第四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特点 |
第四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 |
第一节 公权力私有化 |
第二节 行政的集权化 |
第三节 人治方式的不足 |
第四节 不合理制度因素 |
第五节 监察制度的萎缩 |
第五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 |
第一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 |
第二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 |
第三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 |
第四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镜鉴 |
结语 |
参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4)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范围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背景介绍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六、研究的创新性 |
第一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形成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制度基础 |
一、死刑减等刑的不断发展 |
二、死罪分类处理的出现 |
三、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 |
一、“恤刑慎杀”的思想 |
二、“天人合一”的思想 |
三、“治贵得中”的刑事政策 |
第二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启动 |
第一节 免死案件的类型 |
一、情实未勾 |
二、缓决 |
三、可矜 |
第二节 免死案件的形成 |
一、形成前提:秋审结果的细化 |
二、形成的影响因素 |
第三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依据 |
一、常规依据 |
二、常规依据的重要补充 |
三、非常规依据——赦宥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人犯分册 |
一、官犯与免死减等 |
二、服制人犯与免死减等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司谳者 |
一、地方与中央审断不同 |
二、皇帝与官员对裁量权的角力 |
第四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第一节 减等实现的基础 |
一、流、军、遣刑的适用 |
二、流、军、遣刑的衰弱 |
三、监禁作为附加措施的应用 |
第二节 独创减等刑罚之永远监禁 |
一、例文梳理 |
二、清末修律中的发展变化 |
三、永远监禁刑的司法实践 |
四、永远监禁刑的价值追寻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一、情实常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二、缓决人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第五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功能阐释 |
第一节 维护政权稳定 |
一、“仁君”的实践 |
二、权力的集中 |
第二节 寓教于刑 |
一、寓教于刑的必要性 |
二、寓教于刑的方式 |
三、免死减等机制的教化效果 |
第三节 维护个案公正 |
一、影响量刑的具体体现 |
二、免死减等机制对量刑的重要性 |
第四节 推动刑罚制度发展 |
一、树立刑罚的威慑 |
二、展现刑罚的宽宥 |
三、体现传统刑制的进化 |
四、促进现代刑制的发展 |
余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及选题背景 |
(一)概念界定 |
(二)选题背景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相关背景研究 |
(二)清代官员贪污犯罪治理立法研究 |
(三)清代贪污治理相关制度研究 |
三、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
(一)理论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背景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成因 |
一、公权力私化 |
二、行政权集中 |
三、官员薪俸低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特征 |
一、渠道繁多,手段多样 |
二、上下勾结,官官相护 |
三、牵连甚广,数额巨大 |
四、顶风作案,屡禁不止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历程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探索阶段 |
一、顺治时期 |
二、康熙时期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定型阶段 |
一、雍正时期 |
二、乾隆时期 |
第三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衰退阶段 |
一、嘉庆时期 |
二、道光时期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机制 |
第一节 重视惩贪立法 |
一、刑事立法 |
二、行政立法 |
第二节 注重官员管理 |
一、严格官员选拔 |
二、加强官员考核 |
三、完善官员监察 |
第三节 严惩贪污犯罪 |
一、刑事处罚 |
二、行政处分 |
三、特权待遇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评析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的合理性 |
一、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
二、高度重视,从重从快 |
三、责任连坐,风险共担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的局限性 |
一、皇权庇佑,法外开恩 |
二、选人用人,存在弊端 |
三、监察失职,纠劾不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新加坡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0.1.1 选题目的 |
0.1.2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0.3 本文研究方法 |
0.4 本文创新之处 |
1 新加坡廉政建设概述与相关理论 |
1.1 廉政与国家廉政建设 |
1.1.1 廉政和腐败的内涵 |
1.1.2 国家廉政建设的内涵 |
1.2 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1.2.1 委托代理理论 |
1.2.2 寻租理论 |
1.2.3 道德堕落理论 |
1.3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历史进程 |
1.3.1 殖民时期的反腐斗争 |
1.3.2 独立之后的廉政建设 |
2 新加坡廉政建设 |
2.1 完善的反腐法律制度 |
2.1.1 宪法中有关反腐内容的规定 |
2.1.2 行政法和刑法中有关廉政内容的规定 |
2.1.3 专门法中有关廉政内容的规定 |
2.2 权威有力的反腐机构 |
2.2.1 贪污调查局的组织机构 |
2.2.2 贪污调查局的职能 |
2.2.3 贪污调查局的运行机制 |
2.3 健全的廉政监督网络 |
2.3.1 完善严密的政府内部监督 |
2.3.2 积极主动的政府外部监督 |
2.4 广泛而深入的廉政文化建设 |
2.4.1 率身垂范的领导文化 |
2.4.2 弘扬优秀儒家传统文化 |
2.4.3 开展积极的廉政教育 |
3 新加坡廉政建设评析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
3.1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特色 |
3.1.1 立法完备,有法可依 |
3.1.2 执法严明,人人平等 |
3.1.3 廉政机构,高效独立 |
3.1.4 廉政文化,广泛深入 |
3.2 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
3.2.1 建立不易腐的制度预防机制 |
3.2.2 建立不能腐的监督机制 |
3.2.3 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
3.2.4 建立不想腐的文化机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缘起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核心概念阐述 |
四、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六、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框架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问题 |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体系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特性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党的建设的应用价值 |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二、巩固执政权威与增强凝聚力 |
三、改进执政方式并提高执政效能 |
第二章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国外政党文明成果借鉴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一、唯物辩证法是阐释党内政治生态的依据 |
二、人的主体性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的启示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启发 |
四、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当代价值 |
第二节 国外政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经验启示 |
一、发挥党建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上的引领作用 |
二、将沟通民意贯穿于党的建设过程 |
三、持续长效开展反腐工作 |
第三章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实践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良好党风的形成 |
三、组织建设形成团结统一的氛围 |
四、体制制度建设保障执政气候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实基础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主要成就 |
一、党员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 |
二、党内不正之风得到扼制,反“四风”问题收获实效 |
三、反腐廉政网络体系形成,反腐斗争威慑力日益显效 |
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正常,党内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 |
五、党内权力结构逐步优化,党的执政体系愈加完善化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国际形势变局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二、国内形势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价值观念系统的“个别退化” |
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精神“荒漠化” |
二、政治道德两种“主义”现象突出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环域系统的“局部污染” |
一、党内各种不良作风尚未杜绝并呈现新的形式 |
二、腐败形式的“变异性”使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
三、党内政治关系不和谐 |
第三节 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亚健康” |
一、基层党组织“三化”现象突出 |
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难题未解决 |
第四节 党内政治生态权力系统的“部分失衡” |
一、党内部分权力配置尚存待完善空间 |
二、党内权力运行程序不严密渠道不畅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缺合力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多维诱因 |
第一节 造成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思想因素 |
一、党员干部缺乏自我革命的韧性和勇气 |
二、党员干部个体与组织“精神家园”脱节 |
三、传统“权力”本位思想遗存 |
第二节 引起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制度性因素 |
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
二、制度执行乏力 |
第三节 引发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其它外部原因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
三、公民政治参与不足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对策 |
第一节 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设计思路 |
一、“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 |
二、“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 |
三、“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 |
四、“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 |
第二节 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
一、坚持贯彻思想建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 |
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执政氛围 |
第三节 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 |
一、深化体制改革,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
二、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 |
第四节 完善治理能力和机制,确保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一、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 |
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宋真宗赵恒的反腐治贪思想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宋真宗反腐治贪思想的背景分析 |
(一) “重典治贪”和“宽仁为治”思想的影响 |
(二) 经济发展迅速诱使官员腐败行为滋生 |
(三) 严惩贪污腐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 |
三、宋真宗“三不”反腐治贪举措 |
(一) 颁布《文物七条》, 告诫官员清心修德 |
(二) 强化管理, 编织反腐牢笼 |
(三) 加强惩治, 威震百官 |
四、宋真宗反腐治贪思想的现代启示 |
(一) 加强官员的官德教育 |
(二) 编织“牢不可破”的反腐笼子 |
(三) 加大治本力度, 让官员“不敢腐” |
五、结语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概念解析 |
一、廉洁文化 |
二、廉洁文化“发展”与“建设”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
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观 |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鲜明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人民性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民族性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 |
一、政党文化结构的理论分析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规范层 |
四、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精神层 |
五、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干部廉洁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功能 |
一、教育引导功能 |
二、优化创新功能 |
三、批判矫正功能 |
四、调控维护功能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
二、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
三、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 |
四、强调制度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
五、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 |
二、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 |
三、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 |
四、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落后 |
五、部分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的成因 |
一、落后观念消极影响 |
二、反腐败制度不完善 |
三、政治权力运行失调 |
四、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 第四章 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一、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表现 |
二、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第三节 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第四节 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丹麦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芬兰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三、瑞典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四、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廉洁教育 |
一、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 |
二、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 |
三、丰富廉洁教育内容 |
四、创新廉洁教育方式 |
五、优化廉洁教育环境 |
六、实现廉洁教育制度化 |
第二节 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 |
一、建立科学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二、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 |
第三节 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
一、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
二、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 |
三、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
第四节 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 |
一、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 |
二、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 |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10)明朝初期重典治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一、明初确立重典治贪的原因分析 |
(一)吸取前朝历史经验教训 |
1.政局变动元朝覆灭 |
2.外患已决内忧不断 |
(二)明初政治经济形势所迫 |
1.功臣势力壮大地方豪强膨胀 |
2.经济发展衰退百姓生活疾苦 |
(三)明初统治者个人思想原因 |
1.统治者的自身因素 |
2.天生个性的猜疑 |
3.对权力的追求 |
二、重典治贪相关的法律措施 |
(一)制定《大明律》,整改吏治 |
1.《大明律》的制定与颁布 |
2.《大明律》中所体现的“重典治贪” |
(二)颁布《大诰》重典治贪 |
1.《大诰》的颁行 |
2.重典治贪在《大诰》中的体现 |
(三)其他律令、条例关于治贪的规定 |
1.《大明令》 |
2.条例 |
3.教民榜文 |
三、重典治贪的监察与教化措施 |
(一)监察措施 |
1.官方监察机关的监督 |
2.社会百姓的监督 |
3.社会百姓监督的评价 |
(二)重典治贪中的教化措施 |
1.设立申明亭、旌善亭,教育臣民 |
2.进行法制教育,强化法治思想 |
3.以身作则,进行清正廉洁教育 |
4.普及法律,营造良好的守法氛围 |
四、重典治贪的历史评价 |
(一)重典治贪积极的社会影响 |
1.整改吏治,清除不良之风 |
2.缓和矛盾,稳固王朝统治 |
3.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
(二)重典治贪的局限性 |
1.刑法残酷,引起政治恐惧 |
2.社会发展,法律适用性不足 |
(三)重典治贪的当代启示 |
1.相应的监察制度 |
2.鼓励清正廉洁 |
3.普及法律知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治贪必须强化监督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朱洲.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D]. 胡春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D]. 陈凯健. 扬州大学, 2021(02)
- [4]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D]. 孙祺祺. 吉林大学, 2020(08)
- [5]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D]. 刘禹含.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6]新加坡廉政建设研究[D]. 祁玉伟. 辽宁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D]. 林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宋真宗赵恒的反腐治贪思想及启示[J]. 苏立宁,廖求宁.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19(01)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明朝初期重典治贪问题研究[D]. 屈振伟. 黑龙江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