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上的四次西部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周辰[2](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黄秋硕[3](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冉诗泽[4](2020)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绵不绝和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原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皆是感知和实行这一原动力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这正是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中国”却始终存在并向“大中国”嬗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丰富和实践“大一统”理念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要么参与到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要么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为之努力奋斗,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关切还不够,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作系统性论述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对此想作一番尝试性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即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调适与发展;清朝满洲族大一统思想的成熟与成功实践。以时间和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的特点与成效分阶段进行论述,以反映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在内容与实践上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将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探寻各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从刘渊建立“汉国”政权始,少数民族开始纷纷加入追求“大一统”的行列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正统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集“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并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并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历程中,“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华夷之辨”向“华夷一家”转变,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将汉人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整体向“华夷一家”的新“大一统”观的转变和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希望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史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力图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综合性的考察,探寻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特点,以期加深我们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我们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陈铭浩[5](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顾超[6](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闵桃[7](2020)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与世界记忆工程对接的国家工程,是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认定、管理、保护和开发的系列计划和措施。2000年,受世界记忆工程和国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影响,在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正式启动。至2018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已选出四批142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成功申报12项《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13项《世界记忆名录》,构筑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工程为档案文献遗产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提供了途径和平台,促进了档案文献遗产工作的发展,并有意识地发掘档案文献遗产内涵及价值,塑造文化品牌,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引发社会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广泛关注,有关档案文献遗产的研究不断涌现,但直接以工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且工程开展近二十年,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为即将开展的工程新阶段做准备。故本文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设为题,梳理分析遗产工程过去近二十年的实践活动。本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时代背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既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深入发展的要求,又是世界记忆工程全面实施的体现。第二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实践活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围绕档案文献遗产的确定、保护与利用开展工作,建立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即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认证体系,组织了相关的整理研究项目和宣传、出版、文艺创作等开发利用活动,来保护和传承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活动的分析与展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平台,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定位偏差、组织建设不足、活动内容不平衡等问题,需从工程定位、组织功能、发展规划、合作交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
曲菁[8](2019)在《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文中指出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共生共存的客观现状。国家认同之上的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共识,各民族认同之上的多元格局是国家发展的动力要素。在中国,多民族地区既是广泛的客观存在,也是亟待发掘建设的重要区域。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既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藏财富,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促进多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既可以团结少数民族同胞、维护地区稳定发展,又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观的明确阐述,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参与增进社会公平、保障人民利益的治理理念,为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增添了动力。实现共建共享,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放眼当今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职责推进着多民族地区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世界范围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分裂思想又破坏着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合作共建与和平共享。在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合作发展进行更多思考。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的现状既要承认文化的多样繁荣,又要维护一体中华文化的团结共进,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和睦最深层次的体现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要消除民族文化偏见与民族文化歧视,在平等互助、精诚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本文主要侧重分析主体性身份之上的责任共建与权利共享,从内因的角度强调各民族个体的自觉性与群体的协同性,从外因的角度凸显党和政府的引导力与支持力,努力调动多民族地区各族同胞的主动参与意识,实现内部主观能动性与外部政策支撑的良性结合,以民族政治学视角发掘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之路,以期联合多民族同胞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享文化发展带来的成果,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更好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好开发建设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进而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旺。就方法而言,文章主要在尊重各族同胞和谐共生现状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理论的指导,运用文献资料整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切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中国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推进也得依靠中国共产党。从对比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变化与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得出了民族文化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引领作用的具体体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向,提出共建共享的有效方案。将共建共享用于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推进,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智慧的灵活运用,是对中国几千年不同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延伸,是对中国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综合考量,具有政治、历史以及现实的综合必然性。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在现实背景下既有众多的机遇条件,又有复杂的挑战困难,需要不断扫清障碍,奋力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成为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努力的方向目标。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动摇,多民族地区的各族同胞才能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在于“以人为本”,几千年的古老文明讲求“以和为贵”,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中推动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我们还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只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和而不同”和“共同繁荣”,方能共建共享。总之,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操作的现实关系,在增强多民族地区各族同胞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相互信赖、文化适应的基础上,既提出整体推进的宏观设计,又做出重点突破的微观措施,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到多民族地区,以实现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集体共享。
林海涛[9](2019)在《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是古代中国从王国转向帝国的重要时期,中国在空间整合政治一统的同时,进入文化交融繁盛的新时期。“庄蹻入滇”历来被视为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素有“西南外徼,庄蹻首通”之说。然自唐代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延至当今,学界依旧论说纷纭、聚讼不休。随着时代推移,传说中的主要人物愈放愈大,而历史真相愈加模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庄蹻入滇与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作用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个人浅见,以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大一统发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庄蹻入滇是云南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史学家对庄蹻入滇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历史上确有庄蹻入滇一事。庄蹻不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是楚国将军,在此基础上对庄蹻入滇的历史背景、入滇原因、庄蹻在中国国家统一上的贡献诸问题,提出个人的研究心得。云南在汉朝以前堪称亚洲的泛第三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即有民间自发开通的“蜀身毒道”与印度等南亚诸国有经济、文化联系。秦国通过汉中、巴、蜀与西南夷相通;楚国通过黔中、牂舸与西南相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使西征。不辱使命,了解西南夷的社会历史,撰着可信可靠的《西南夷列传》等着述,故司马迁所着录的庄蹻入滇一事的应当可信。考订庄蹻入滇的原因。通过对战国后期,秦、楚相争,统一天下的背景,通过“庄蹻暴郢”和“楚子灭巴”相关文献及考古报告的综合分析,确定楚国面临秦国腹背夹击危险,于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为纵长遣将军庄蹻伐秦,灭枳巴。这是秦楚相争的关键一步,对天下一统影响极大。通过梳理文献,对巴黔中地、楚黔中郡、秦洞庭郡、汉武陵郡地望演变做了考订,依托考古报告由点及面研究,绘制出秦、楚黔中控制区域示意图,首次提出《华阳国志》与《后汉书》所述楚庄蹻溯沅水,“既灭夜郎,而秦夺楚地,无路得归”的记述存在着与庄蹻伐秦行经路线自相矛盾之处,因而不足为信。在对长江、清江、乌江及沅水流域的地理地貌和历史时期通航情况、夜郎地望及巴蜀入滇道路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出庄蹻率军离楚都郢循长江上或间走清江,可调集巫郡、黔中郡的驻军,水陆并进合力伐秦克枳。秦将司马错断庄蹻返郢归路后,庄蹻出符关,沿赤水河南下入夜郎地,渡乌江,远至滇池。通过对历史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线,及舟师、车辆、疫病等涉及后勤保障的因素进行考察。计算出:如庄蹻率军陆行,平均每日行军约为40里。每二万战斗人员日均所需2000石口粮,需十数倍的后勤保障人员和80辆运车方可运送。又行军沿途猛兽毒虫频出,且后勤保障很难通过就地筹集的方式获得,因此庄蹻远征大军必须借助水道以通粮。在长江流域雨季所形成的下泄水流来临前的五月,趁东亚夏季风对流层下层较强的偏南风,从楚郢都逆流而上。并调集峡江楚巫郡和酉水上游楚黔中郡的驻军,分别从长江、清江、乌江及间道,水陆并进攻占了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枳,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夜郎地区,势力扩展到秦蜀郡。而沅水流域及巴蜀地区,总体上通航能力不强,且为蛮烟瘴雨之乡,大军通过极易爆发大规模的疫病。在考察汉承秦制推进天下一统,秦汉王朝与“西南夷”关系的基础上,探析历来被视为研究华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大事的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司马错率军阻断庄蹻从峡江退回楚故地归路后,庄蹻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今贵州黔西地区,南渡乌江进入黔中地区后南下,经黔西南入滇东南,拉开华夏王朝统一西南夷,开发云贵高原的序幕。庄蹻以兵威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楚人和滇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为汉武帝招徕西南夷,将大一统的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西南夷在楚、秦王国争夺天下,秦、汉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与华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天下一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杨学平[10](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二、中国历史上的四次西部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历史上的四次西部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一) 政治人类学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一、内涵四至 |
二、边关通道 |
三、居民层累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一、形成机理 |
二、集市类别 |
三、集市功能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一、名称及区位 |
二、形成及变迁 |
三、辐射及职能 |
四、物源及去向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二、云顶村案例 |
三、营屯村案例 |
四、鸟王村案例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二、“坐花园” |
三、“射背牌” |
四、姻亲即社会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一、内涵概说 |
二、传统形式 |
三、现代沿革 |
四、文化逻辑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一、常态抗争 |
二、非常态抗争 |
三、逻辑特征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一、事件过程 |
二、社会背景 |
三、边政疏失 |
四、经验教训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一、土司制属性 |
二、招抚之策 |
三、改土归流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三、“均衡三角”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一、村名叙事 |
二、村庄茶产 |
三、胥吏苛征 |
四、案例启示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一、背牌型构 |
二、隐序图案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四、“牛虎相争”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索引 |
个人简历 |
(4)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
(二)大一统思想与传统夷夏观研究 |
(三)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相关研究 |
(四)大一统思想与中国疆域、边疆治理研究 |
(五)少数民族与大一统思想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 |
第一节 东亚大陆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 |
第二节 东亚大陆各民族间的频繁互动 |
第三节“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与传承 |
第二章 走向华夏: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初步探索 |
第一节 十六国“五胡”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一、塑造正统王朝形象 |
二、否定“夷不可为君”论 |
三、追求混一六合之疆域 |
四、谋求六合为一家 |
第二节 北魏拓跋鲜卑的“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 |
一、建立代国与入主中原之志 |
二、向中华正统王朝转变 |
三、混一戎华之志 |
四、建立众星拱极的朝贡体系 |
五、混各民族为一家 |
第三章 重塑“中国”: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调试与发展 |
第一节 辽契丹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一、“大中央国”的建设与实践 |
二、“北极之下为中国”之“大中国” |
三、“华夷同风”观与正统构建 |
第二节 金女真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一、“中外一统”与“混一天下”之志 |
二、明确提出“天下一家”思想 |
三、“大中国”观的继续发展 |
第三节 元蒙古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一、建立世界帝国的雄心 |
二、统一海内与威服海外 |
三、天下与中国首次重合 |
第四章 多元一体:清朝“大一统”思想成熟与成功实践 |
第一节 从“满汉一体”到“万物一体” |
第二节“天下一统”与清朝中国观的发展 |
结语 |
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 |
二、从“华夷之辨”走向“华夷一家”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第一章 清太祖至清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清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宁完我的“参汉酌金”思想 |
第四节 岳托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祖可法和张存仁的“伐明三策” |
第二章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范文程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史可法的“联清灭寇”思想 |
第四节 洪承畴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章 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世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陈名夏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党争中的异化 |
第三节 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四节 黄宗羲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
第六节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四章 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圣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施琅的“大一统”思想 |
第三节 蓝鼎元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四节 吕留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 |
第五章 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年羹尧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岳钟琪的“以夷攻夷”和“畏威怀德”思想 |
第四节 鄂尔泰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曾静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六章 清前期帝王与历代着名帝王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一节 清太祖与金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二节 清太宗与金太宗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三节 清圣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四节 清世宗与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总结 |
附录 清前期民族关系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依据 |
二、概念解析 |
三、学术回顾 |
四、研究思路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缘起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统 |
一、中国古代的档案文献保护措施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文献保护工作 |
三、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工程 |
第二节 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 |
一、世界记忆工程概况 |
二、世界记忆工程影响 |
第二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概况 |
一、发展历程 |
二、工程组织 |
三、工程任务 |
第二节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构筑 |
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评选 |
二、多层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形成 |
第三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探索 |
一、整理研究 |
二、宣传展览 |
三、出版发行 |
四、文艺创作及品牌塑造 |
第三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 |
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新平台 |
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 |
三、档案文献遗产文化影响力的增强 |
第二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缺憾与展望 |
一、工程缺憾 |
二、工程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一)关于民族与多民族地区的界定 |
(二)关于文化的界定 |
(三)关于共建共享相关问题的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总结 |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意义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繁荣发展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与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萌芽生长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起步探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曲折失误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和民族文化发展 |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文化政策的恢复发展 |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文化政策的丰富发展 |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文化政策的深入推进 |
四、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前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成就 |
第三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民族文化政策和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逐步完善 |
三、十八大以来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成就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总结和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 |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调整中体现的历史经验 |
二、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
三、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走向 |
第二章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必然性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理念的政治考量 |
一、共建共享的顶层设计 |
二、用共建共享思想指导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
三、推进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辩证统一发展 |
第二节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需要 |
一、文化与民族 |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核 |
三、多民族国家灿烂文化的共同缔造 |
第三节 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现实选择 |
一、不同民族在中国的交融共生 |
二、多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 |
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变化趋势 |
四、不同宗教积极因素的有效利用 |
第四节 多民族统一国家繁荣昌盛的价值要求 |
一、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题中之义 |
二、树立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
三、增强国家认同的必由之路 |
四、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支柱 |
第三章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机遇与挑战 |
第一节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机遇条件 |
一、历史条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族体交融与守望相助 |
二、经济条件:全球化经济下的优势互补 |
三、制度条件:社会主义制度对文化共建共享的有力保障 |
四、政策条件:“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共建 |
五、科技条件:科技进步对文化共建共享的技术支撑 |
第二节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面临的挑战 |
一、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衰落的现实客观难题 |
二、价值观的差异造成文化共建共享的普遍信任危机 |
三、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对文化共建共享的阻碍 |
四、世界范围内错误思潮对国家认同带来的危机隐患 |
第四章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目标及原则 |
第一节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目标 |
一、筑牢多民族地区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
二、引导多民族地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三、促进多民族地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
四、繁荣多民族地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原则 |
一、以人民为中心 |
二、公平正义 |
三、平等互信 |
四、和而不同 |
五、共同繁荣 |
第五章 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实现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前提基础 |
一、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 |
二、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 |
三、多民族地区的民族信任 |
四、多民族地区的文化适应 |
第二节 创新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制度安排 |
一、实事求是,强调一元主导的同时提倡多元并存 |
二、勠力同心,坚持民族和谐的同时追求文化共赢 |
三、统筹兼顾,调动多方主体的同时实现协同配合 |
四、人民至上,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
第三节 构建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的具体措施 |
一、加强党的领导,分类引领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
二、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保护繁荣中华文化多样性 |
三、善用特色文化资源,共同推进多民族地区文化市场化 |
四、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养多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人才体系 |
五、加大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六、增强思想宣传力度,营造各族参与的良好社会生态 |
七、深化多民族地区文化开放力度,丰富民族间文化交流共享形式 |
八、强化法制监督体系,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时空 |
三、研究综述 |
(一) 史籍中的庄蹻入滇 |
(二) 今人着述、研究论文中的庄蹻入滇 |
四、研究趣旨 |
第一章 金道锡行与司马迁经略西南夷 |
第一节 庄蹻入滇之前西南夷地区的交通概况 |
第二节 楚国与西南的交通往来 |
第三节 先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
第四节 司马迁经略西南夷始获庄蹻入滇一事 |
第二章 庄蹻入滇起因、时间考 |
第一节 秦、楚的崛起 |
第二节 秦夺巴蜀布局天下 |
第三节 楚国屡见欺于秦国 |
第四节 射猎者说与楚伐秦得枳 |
第五节 楚将军庄蹻领兵考 |
第六节 楚得枳而国亡 |
第七节 楚国复强与王翦灭楚 |
第三章 黔中地望与庄蹻归报无路考 |
第一节 巴黔中与楚黔中 |
第二节 秦、楚相争黔中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所载庄蹻泝沅水路线考谬 |
第四章 庄蹻离郢伐秦克枳入滇路线分析 |
第一节 楚国在峡江地区的进退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长江、清江、乌江的通航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沅水流域的通航 |
第四节 庄蹻道塞不通出夜郎考 |
第五章 庄蹻率军远征后勤保障可行性探究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楚国的交通概况 |
第二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陆运的可行性研究 |
第三节 疫病和猛兽对庄蹻远征的影响 |
第四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的水运保障研究 |
第六章 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的探析 |
第一节 秦对中国统一及秦崩溃后的遗产 |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汉之为汉 |
第三节 王朝与“西南夷” |
第四节 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 |
余论 庄蹻入滇与民族融合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对今后研究方向略作展望 |
致谢 |
(10)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三、概念界定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四、结构设计 |
五、研究方法 |
(一) 方法论原则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一、理论成果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二、制度成果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三、道路成果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中国历史上的四次西部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D]. 冉诗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5]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D]. 闵桃.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D]. 曲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D]. 林海涛. 云南大学, 2019(09)
- [10]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