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的融合性——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彭雄亮[3]（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刘红[4]（2012）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区域产业集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集聚可以吸引优质资本,满足了产业集聚的资本需求,可以克服集群企业在创新中的机会主义,催化企业集群创新;同时,产业集聚可以优化金融生态,扩大了金融业的经济基础,为金融集聚创造了条件。以上海为例的分析表明,上海金融中心的逐渐形成一直伴随着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聚;上海金融集聚,对上海、江苏及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影响。
余丽霞[5]（2012）在《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生产活动全球化并没有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反而相关生产活动的地理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集群”也日益广泛的应用到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直至今天各种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金融产业集群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也是风起云涌,目前已经形成的比较典型的金融产业集群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群、以北京为中心金融产业集群、以深圳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群。在信启、技术和交通系统日益发达的今天,金融产业集群犹如“平滑空间上的粘滞点”吸引聚集了稠密的经济能量,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信息外溢效应、创新效应等,极大地促进了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现代区域经济竞争力提高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也因此,金融产业集群成为金融研究领域中的重点课题,同时也是产业集群研究中新的亮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机制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而当这一问题深入到区域层面时,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过程和一种全新组织形式的金融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金融集聚水平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何等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几大区域,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深入研究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机理,从而为以后学者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二、论文的主要内容本文基于集群的视角,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成渝经济区建设,深入探讨了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论文共分为六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然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论文涉及到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包括：产业集群、金融产业集群、金融中心,并总结了金融产业集群与制造业集群的区别,简要描述了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的关系：其次对与金融产业集群形成动因有关的国内外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然后对我国学者在金融产业集群和金融中心建立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最后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效应、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金融产业集群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四个方面归纳整理了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外文献的主要观点。通过对文献详尽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定性的研究较多,缺少系统化和模型化的实证分析,从而为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指引了方向。第三章,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和要素。本章从四个方面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别是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两种路径机制（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金融产业集群形成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以及金融产业集群形成后的效应机制。第四章,我国三大经济区域金融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本章首先对全球金融新格局下我国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体的分析；然后从优势和劣势两个角度分别深入阐述了以长江三角洲为经济腹地的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以环渤海经济区为经济腹地的北京市金融产业集群、以珠江三角洲为经济腹地的深圳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最后对这三大金融产业集群从定位、形成的路径机制和综合竞争力三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其他城市建设金融产业集群提供思考的方向和借鉴的经验。第五章,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本章首先构建出了衡量一个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3—2010年的指标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计算出了我国各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数；其次以计算出的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数为生产要素,构建了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对一个地区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论文在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之后,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研究样本,进一步探究了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多大,实证的结果表明这种带动作用非常显着,而且当一个城市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越紧密时,辐射作用越明显。第六章,构建成都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促进成渝经济区发展。本章首先介绍了成都市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状况,然后利用SWOT分析法对成都建立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进而提出成都建设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的基本构想和对策措施。在本章的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成渝两地金融产业集群一体化的相关建议,希望由此充分发挥金融对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使成渝经济区成为我国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之后的经济发展第四增长极。三、论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1.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有关集群的研究多是关注实体经济中的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针对金融业的研究较少。然而,金融产业集群现在已经成为金融业一种非常主要的组织形式和未来发展趋势;其次,现有文献大多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资源等方面,缺少从集群角度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金融产业集群这一视角,深入探讨和剖析了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2.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三大经济区域所对应的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目前,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三大核心城市——上海、深圳和北京为中心,分别形成了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产业集群,本文不仅详尽的分析了它们的发展状况、优劣势,还对其从定位、形成模式、综合竞争力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把金融产业集群与其所在的区域结合起来分析,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利互促的关系。3.现有文献对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更系统、更完善的衡量不同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在更长的时间段内（2003年—2010年）计算出了我国各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数,并以其为研究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说明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效应,本文以长三角为例,采用长三角的城市群为研究样本,使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上海市的金融产业集群显着促进了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与上海联系越紧密,这种辐射和带动作用就越明显。4.对于成渝经济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这一角度研究成渝经济区建设的,多停留在实体经济这一层面,少有从金融合作的角度来谈成渝经济区建设。本文前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证明了金融产业集群的建立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结合所在城市——成都,提出了构建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带动和促进成渝经济区发展的观点。而且由于成都和重庆在很多地方的相似性,所以两地要协调发展,积极整合经济和金融资源,共同打造联动型、复合型的西南地区金融产业集群。
赵新正[6]（2011）在《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上海—长三角为例》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对当前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地理学基本研究对象的城市-区域显然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联系越来越密切,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入国,我国的城市-区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明显,区域层面突出表现为传统的城市体系结构向网络体系结构的转变,在城市层面则突出表现为新的经济空间的兴起和城市空间的重构,应对经济全球化是当前我国城市-区域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第一个层面的趋势,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关于“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而针对第二个层面的趋势,相关研究则非常零散,尤其是对经济全球化在我国城市一区域的影响关注不足,这导致我国城市-区域研究领域没有与时俱进,缺乏理论创新,并且我国城市-区域发展实践中缺乏长期、稳定、积极的指导性政策,从而影响城市一区域总体竞争力的提升。显然,研究经济全球化在我国城市-区域空间的影响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确立了研究经济全球化在我国城市-区域层面的空间效应的目标,并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在城市-区域层面有什么样的空间效应/影响?（2）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区域空间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或机制有哪些?（3）上述研究对于世界城市理论的发展是否有所贡献?在确立了研究目标后,共分七章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指出我国城市-区域繁荣发展的实践背景为城市-区域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对经济全球化、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及世界城市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重点是：（1）统一了世界城市及相关概念在本研究中的表述；（2）针对本研究以外资企业为主的特点,提出了“城市外资经济空间”和“全球化城市网络”的概念；最后,对本研究的思路、数据和方法进行了介绍。总的来说,本章框架性的工作为后面各章的研究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为理论梳理部分。本章对理论的梳理分三个部分：（1）第一部分为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梳理,通过新国际劳动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梳理,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组织变化及其空间效应有了基本的把握。（2）第二部分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梳理：通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指出其对城市经济空间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不足为本文进行外资经济空间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通过对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梳理,指出其对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不足也为本文进行“区域内城市经济网络”提供了理论空间；而对区位和外资区位理论的梳理为本文研究经济全球化力量在城市内部和区域城市网络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3）第三部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研究的热点理论——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回顾,指出经典世界城市研究因为缺乏对城市-区域研究的关注而在路径研究方面存在重要缺陷,世界城市理论中的区域化和路径化新方向实际上就是世界城市理论关注城市-区域内部研究的开始,但是其实证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仍然非常滞后,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空间。第三章为上海外资经济空间和集聚研究。本章第一部分主要研究外资企业引导下的外资经济空间的变动情况,基于2008年及以前上海全部外资企业数据,借鉴城市职能分类中的平均值加标准差的方法对外资企业引导下的外资经济空间进行了分类和比较,结果显示：（1）随着上海对外开放步伐的逐步深入,外资经济空间从中心城区逐步扩展到了近郊和远郊,并在上海的产业政策和空间政策的引导下,逐步形成了以外高桥、张江、金桥及虹桥-漕河泾-莘庄为主,郊区嘉定、青浦、松江、南桥新城和出口加工区为辅,其他近近郊区为主要支撑的“三层次多中心连片发展格局”；（2）从分行业的外资经济空间来看：内外环之间是上海主要的外资制造业空间,而内环之间主要是上海的外资服务空间,而浦东的外高桥和张江高科则是综合型外资经济空间。本章第二部分仍然基于上述外资企业数据,采用Moran指数对外资企业在邮区层面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外资在上海城市内部空间产生了集聚效应并存在时空转移特征：1990年及其之前的外资企业以中心城集聚为主,主要以卢湾、静安、虹口等区为主；90年代,外高桥保税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崛起推动浦东迅速崛起为集聚高地,而浦西的外资企业在空间上则向漕河泾和莘庄附近集聚；2000年以来,上海的外资企业基本形成了以浦东张江、金桥和陆家嘴为中心、浦西以漕河泾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的三大外资企业空间集聚区；（2）在行业方面,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郊区化特征,并形成了“浦东”、“沪西南”和“沪西北”三大集聚区；服务业外资企业则呈现出较强的中心城及近郊集聚特点,并初步形成了沿延安西路高架和张江-外高桥的准T字形集聚格局；高技术制造业在近郊区形成了金桥和漕河泾两个集聚中心,而在远郊则形成了从莘庄到松江新城的“沪西南”高技术外资集聚带；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形成了外高桥、金桥一张江一陆家嘴和浦西延安路高架沿线区域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外资集聚带。第四章为外资企业在上海城市内部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章在研究中依据区位理论选取了包含传统区位变量、制度变量和集聚变量三类的17个指标,并针对邮区内外资企业数量为离散型数据且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特点,选用Poisson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外资的区位选择过程既包含了传统区位因素的影响,也包含了制度和集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变量一直是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显着因素,这充分反映了全球化力量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影响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2）具体来看,不同的制度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国家级园区是作用最强,其次是新城,而市级园区的影响作用最小；（3）随着时间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全球化力量主要在制度因素的引导下在上海城市内部进行区位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以集聚为代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表明全球一地方化过程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机制越来越成为上海外资经济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机制。第五章是对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的研究。本章以跨国公司500强及其分支结构数据为基础,利用网络分析方法,借助UCINET软件,对基于跨国公司500强及分支机构的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上海是拥有跨国公司500强及分支机构的全国首位城市,且其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2）经济全球化极大的改变着长三角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传统的二级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分别被苏州和宁波所替代,且无锡、南通、常州等城市正在迅速崛起；（3）上海、苏州和宁波之间形成的三角网络已经成为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的核心网络,而上海,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和南京等8个城市组成的网络是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的次级核心网络；其他城市组成的网络则为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的边缘地带。（4）市场和制度在推动城市参与全球化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经济基础、到上海的距离、来自国家的政策优惠、开放沿海城市和行政级别等因素对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的形成均有显着影响。第六章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推动城市一区域发展中作用的深入研究和评价。首先,通过梳理和总结政府在上海的城市战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及区域一体化建设中的政策和实践,证实了存在一个从战略规划到实践引导、从城市发展到区域治理,政府多层次、全方位参与的”国家项目”在推动城市-区域发展的实践,并从其作用效果（尤其是在四个中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国家项目在推动城市一区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随后,论文对“国家项目”的作用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并从外资企业根植性和长三角区域治理模式的深入分析表明：政府作用推动下的“国家项目”在引导全球-地方化方面具有有限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地方化过程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的背景下,政府作用在许多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或作用有限。最后,基于上述客观分析,对中央政府和长三角区域地方政府未来推进城市一区域融合发展和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第七章为研究总结和展望。首先,在总结上述各章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研究初期提出的三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显然对城市-区域空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了上海外资经济空间的演变并显现出空间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导致了长三角城市网络体系的变动；（2）经济全球化力量对城市-区域空间发生影响的过程受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双重影响,尤其是在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影响方面,市场机制越来越重要；（3）显然,上海-长三角城市区域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既非“全球主义者”强调的全球化主导的过程,也非“区域主义者”所强调的完全内生的过程,而是“全球-地方”融合的折衷过程,从而回答了世界城市研究中的“路径之争”,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体系。
徐子青[7]（2010）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文中指出区域经济联动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趋势的产物,也是响应国家实施全球观发展战略要求和区域自身战略转型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区域化特征日趋凸显,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加速呈现,但仍然面临着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区际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短缺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现实问题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等现实风险。推动区域经济联动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与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有机融合的重大举措,是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长远之策,也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当务之急。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联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合理内核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区域经济联动的内涵特征、演化机理、测度评价、系统控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论证。本文认为,区域经济联动是一个由目标协调、结构整合、测度评价、系统控制等子系统组成的有序运行的交互系统,是一个由资源要素流动、企业集聚扩张、产业结构转换、政策制度变迁、空间模式演变构成的多维动态的整合过程,是一种能够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推动经济高效运转、协调区域关系、优化区域布局乃至重新定位区域功能的发展模式。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运行状况是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联动评价体系”进行衡量的,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运行偏差是可通过建立有效的区域经济联动系统运行机制进行控制的。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之间的合作联动为主线,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内部一体推动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合作互动的实证分析研究为路径,提出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大背景下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内外联动的发展模式、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重点领域等。本文研究旨在为区域分工合作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模式,为正在规划和建设的各类经济区联动发展提供实践的范例,以期通过推动各类大小不一经济区内外联动,形成全国“合纵联横”的区域一体和谐发展格局。
张磊[8]（2010）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的效应与决定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0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2年,世界经济环境变得复杂多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市场化的深入,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后全球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东道国。借助国际制造资本,中国建立了价廉物美的制造品生产体系,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竞技舞台与新兴制造业基地。在当前国内外经济深化转型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的效应与决定因素”在于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跨国制造资本流入之间的逻辑,剖析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外资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外资发展的约束性,为正确把握宏观外资政策与微观企业运营策略,积极运用世界先进制造技术与资本缓解中国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提供直观的决策角度和决策依据。围绕研究主线“正面效应—〉决定因素—〉负面效应—〉归因”,本文从东道国角度,选取大量宏观数据与企业案例完成统计计量与实证检验,研究分为3个方面:一是跨国制造资本流入中国的正负面效应,二是跨国制造资本流入中国的宏观与微观决定因素,三是跨国制造资本流入中国的负面效应归因。各章节的论述兼顾完整性与独立性,章节之间逻辑紧密,且自成一体,研究结构与分析逻辑有一得之见。借鉴国内外前沿研究方法与成果,计量方法有皮尔逊乘积矩阵相关系数、霍夫曼检验、最小二乘法、横截面数据分析与回归建模。区域经济的宏观研究选取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经济圈为研究对象,跨国制造企业的微观分析选取可口可乐、西门子等世界500强企业。通过实战并购案例对经理人行为因素导致的公司定价偏差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
陈诗诗[9]（2009）在《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制造中心是世界经济发展讨论的热点,学术研究文章也层出不穷。然而现有的文章大都是针对各自的单独研究,探讨两者相互关系的文章则少之又少。本文创新地将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制造中心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结合的方法探寻两个中心之间存在联系,为今后两个中心的协调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定性研究方面。本文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出发,提出了世界制造中心催生国际金融中心,但国际金融中心在发展中可能相对独立于世界制造中心的一般规律,并运用金融集聚等金融理论分析了这一规律。定量研究方面。本文分别创建制造业绩效指标和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两个指标体系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考察。中国的制造业无论从规模、增长速度或是效率上都发展迅速,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已初具“世界制造中心”雏形。然而,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却任重道远。分析历史和现实,本文认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立足于国际化的生产,实施以生产为中心的吸附型递进发展战略,通过生产吸附金融、在岸金融吸附离岸金融、基础金融服务吸附衍生金融服务,有步骤有层次地进行发展。
武前波[10]（2009）在《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重塑》文中提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组织、城市与区域是两个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单元,也是20世纪以来相关学科的两个重要主题。所以,本文将二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各自所蕴含的“地理空间”属性,使之融合为一体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而为企业地理和城市地理的学科交融,以及企业、城市、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结构力求清晰明了,由九个章节构成。其中,前四章为企业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的理论探讨。首先从企业地理、城市地理两个学科的理论融合角度进行相关文献综述,其次分别对新时期的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这两个不同的主题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为下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后五章开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国城市与区域和上海国际城市建设做实证性研究。在这一个过程中,每个章节均将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结构的重塑进行了交互式分析,由此来验证上述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的确切性。第1章导论。主要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理论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内容与特色等进行阐述。在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中,分析了新时期企业组织和城市区域两个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其中,信息化和全球化两种力量将二者融合在一起,由此显示出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理论文献综述部分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地理和城市地理的前沿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提出劳动空间分工理论是可以将两者进行相互融合的最佳解释,并指出国内相关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学科之间理论借鉴的不足之处。最后叙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2章至第4章是文章的理论分析及总结部分。其中,第2章从企业战略与结构的演进出发,依次阐述了传统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组织结构等特征,探讨了新时期企业空间组织的两种重要形式,即全球生产网络和企业集群网络。最后对跨国公司空间组织特征进行了揭示与描述,指出伴随着跨国生产网络向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东亚地区及其国际城市正在崛起。第3章对企业的活动空间——城市与区域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概括和分析,主要包括传统城市区域、新时期的世界/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大都市区等方面,以及后现代都市空间内涵的理论总结。其中,全球城市区域是地方生产系统响应跨国公司生产网络,所形成的新时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空间单元。第4章探索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结构的相互关联性。首先从上世纪70年代将钱德勒企业组织与韦伯工业区位论进行相互融合的“海默模型”出发,逐次探讨了劳动空间分工、价值链分工、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及新时期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并对国内学者的企业地理、城市地理相互融合的理论视角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其次,本文提出基于新时期企业空间组织理论基础之上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分析框架,理清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的相互关系,指出区位和国家的作用依然重要。再次,对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信息化时代大都市依然具有集聚企业总部的区位优势,尽管发达国家已经出现总部向二级大中城市的迁移现象,但世界城市仍旧集聚着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在国家范围内,区域城市体系与企业总部数量分布具有一致性。在城市-区域内部,多中心大都市区是总部微观区位模式的最好总结,即不同类型总部对应于不同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最后,对国内出现的“总部经济”理论进行评价,指出城市集聚总部可以获取到企业网络体系优势,从而能够实现城市功能地位的升级。第5章至第8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依次揭示出企业空间组织与中国城市与区域的相互关联性,验证上述理论假设与分析逻辑。其中,第5章为文章实证研究的出发点。首先对中国企业集团发展历程及其现状特征进行分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仍然落后。其次,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制造业行业集中度及地理集中度的变化,指出二者均在逐渐提高,但产业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并出现向东部地区集聚化的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最后,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典型案例的空间扩张历程,发现其组织演变较为符合钱德勒的M型结构理论,并推动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形成,由此可将之划分为内聚式、跨区域、国家区域、全球辐射4种网络模式。第6章基于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首先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空间组织网络构成为基点,逐次分析了企业总部、研发机构、生产基地等单元的区位特征,发现总部与研发机构具有发达地区及特大城市指向型特征,生产基地则相对分散化。其次,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为例,分别研究了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城市内向型网络和外向型网络。结果显示,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拥有更多包容性,它可以将具有发展机遇的城市涵盖在内。同时,外向型网络具有较强的趋利性,即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特大城市、发达地区及其外围,但其联系密度要高于内向型网络。第7章企业总部集聚特征与中国城市区位环境评价。本章节重点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的区位特征。在宏观层次上,500强总部主要集聚在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中上游、黄河中下游的特大城市,与中国城市体系相关性较强,但不同行业总部区位指向各异。在微观层面,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外围县市均是总部集聚地,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及高技术区是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对影响总部区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外商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等均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因子解释性较强。由此,构建由综合经济、生产服务、基础设施、生活环境4大因子组成的总部区位环境评价模型,对中国45个主要大城市进行评价,结果与中国大型企业总部实际分布相对一致。第8章基于企业网络体系优势的上海城市功能升级。以上海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上海国际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现状,从中发现旧时期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崛起,与其地理区位、国内外贸易、金融及制造业实力等因素相关。但新时期全球城市建设处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之下,上海产业转型需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多元经济形态,城市功能升级路径则要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由此,文章指出,与长三角地区一起,上海可以借助构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网络体系,提高对国内外经济的控制能力和全球性生产服务水平,从而实现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功能地位的升级。本章呼应了上述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第9章结论。通过以上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基本上能够将新时期的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塑进行较好的关联分析,这样有利于对中国企业、城市、区域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考虑,并对其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意见和政策建议。从中可以发现,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空间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功能日益增强,并成为与流动的全球资本相结合的重要“生产资料”。同时,企业组织则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逐步塑造和影响着地方的空间结构及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
二、论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的融合性——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的融合性——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区域产业集聚（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一般原理 |
| (一) 金融集聚可以吸引优质资本, 满足产业集聚的资本需求 |
| (二) 金融集聚可以克服集群企业在创新中的机会主义, 催化企业集群创新 |
| (三) 产业集聚可以优化金融生态, 使得金融集聚伴随产业集聚 |
| 二、上海金融集聚与长三角产业调整: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的融合 |
| 三、上海金融集聚与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实证分析 |
| (一) 评价指标和计量方法选取、数据说明 |
| 1. 评价指标 |
| (1) 金融集聚度: |
| (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
| 2. 计量方法 |
| 3. 数据说明 |
| (二) 上海金融集聚和上海产业结构升级 |
| 1.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2. 上海金融集聚和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协整检验 |
| (三) 上海金融集聚和江苏产业结构升级 |
| 1.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2. 上海金融集聚和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协整检验 |
| (四) 上海金融集聚和浙江产业结构升级 |
| 1.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2. 上海金融集聚和浙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协整检验 |
| 四、简要结论 |
（5）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产业集群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 1.1.2 金融产业集群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
| 1.1.3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产业集聚趋势明显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集群的含义 |
| 2.1.2 金融产业集群的含义 |
| 2.1.3 金融中心的含义和类型 |
| 2.2 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 |
| 2.2.1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宏观动因 |
| 2.2.2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微观动因——金融机构选址 |
| 2.3 金融产业集群和金融中心的建立 |
| 2.3.1 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建立 |
| 2.3.2 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立 |
| 2.4 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机理 |
| 2.4.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4.2 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 |
| 2.5 金融产业集群研究文献述评 3. 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和要素 |
| 3.1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 |
| 3.1.1 金融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集聚的可能性 |
| 3.1.2 金融机构的“客户追随”导致金融聚集 |
| 3.1.3 金融机构频繁合作促进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 |
| 3.1.4 政府政策对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扶持 |
| 3.2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路径机制：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 |
| 3.2.1 需求反应：市场主导模式下的金融产业集群 |
| 3.2.2 供给引导：政府主导模式下的金融产业集群 |
| 3.2.3 两种路径机制的比较 |
| 3.3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要素 |
| 3.3.1 强大的经济基础 |
| 3.3.2 快速发展的金融业 |
| 3.3.3 优越的地理位置 |
| 3.3.4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
| 3.3.5 充裕的高素质金融专业人才 |
| 3.3.6 政治和社会稳定 |
| 3.4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后的效应机制 |
| 3.4.1 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 |
| 3.4.2 分散和规避金融风险 |
| 3.4.3 开展各种金融创新 |
| 3.4.4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4. 我国三大经济区域金融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 |
| 4.1 全球金融新格局下我国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 |
| 4.1.1 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发生变化,亚洲金融中心崛起 |
| 4.1.2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业快速发展 |
| 4.1.3 我国金融业布局明显层次化 |
| 4.2 以长江三角洲为经济腹地的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分析 |
| 4.2.1 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
| 4.2.2 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的优势分析 |
| 4.2.3 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劣势分析 |
| 4.3 以环渤海经济区为经济腹地的北京市金融产业集群分析 |
| 4.3.1 北京市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
| 4.3.2 北京市金融产业集群的优势分析 |
| 4.3.3 北京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劣势分析 |
| 4.4 以珠江三角洲为经济腹地的深圳市金融产业集群分析 |
| 4.4.1 深圳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基本状况 |
| 4.4.2 深圳市金融产业集群的优势分析 |
| 4.4.3 深圳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劣势分析 |
| 4.5 我国三大金融产业集群的比较 |
| 4.5.1 定位不同 |
| 4.5.2 形成的路径机制不同 |
| 4.5.3 综合竞争力不同 5. 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
| 5.1.1 相关指标的说明 |
| 5.1.2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整理 |
| 5.1.3 计算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数 |
| 5.2 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和数据描述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3.1 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与第三产业发展 |
| 5.3.2 金融产业集群竞争力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 上海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1 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6. 构建成都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促进成渝经济区发展 |
| 6.1 成都市金融业发展的状况 |
| 6.1.1 银行业状况 |
| 6.1.2 证券业状况 |
| 6.1.3 保险业状况 |
| 6.2 成都建立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的SWOT分析 |
| 6.2.1 优势分析(Strenth) |
| 6.2.2 劣势分析(Weakness) |
| 6.2.3 机会分析(Opportunity) |
| 6.2.4 威胁分析(Threat) |
| 6.3 成都构建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的对策研究 |
| 6.3.1 成都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的定位与基本构想 |
| 6.3.2 成都建立区域性金融产业集群的对策研究 |
| 6.4 共建成渝经济区,培育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
| 6.4.1 川渝合作的历史进程 |
| 6.4.2 成渝经济区的产业布局 |
| 6.4.3 金融产业集群“一体化”,促进成渝经济区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上海—长三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起缘 |
| 1.2 相关概念回顾与界定 |
| 1.2.1 经济全球化 |
| 1.2.2 城市-区域空间结构 |
| 1.2.3 世界城市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数据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思路 |
| 1.3.5 篇章结构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经济全球化与生产空间组织理论 |
| 2.1.1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
| 2.1.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 2.1.3 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2 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
| 2.2.1 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回顾 |
| 2.2.2 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热点 |
| 2.2.3 城市-区域空间形成机制研究:区位理论的发展 |
| 2.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与评价 |
| 2.3.1 西方经典世界城市研究回顾 |
| 2.3.2 国内世界城市研究进展回顾 |
| 2.3.3 世界城市研究新热点和方向 |
| 2.3.4 评价与展望 |
| 2.4 小结 第3章 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上海外资经济空间的演变与集聚 |
| 3.1 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上海向世界城市的迈进 |
| 3.1.1 30年来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发展 |
| 3.1.2 经济结构转型与上海向世界城市的迈进 |
| 3.1.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外商投资的兴起 |
| 3.3 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上海城市经济空间演变 |
| 3.3.1 研究数据和研究基本思路 |
| 3.3.2 外资企业的距离分布特征 |
| 3.3.3 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3.4 外资企业引导下的城市经济空间重构 |
| 3.4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外资经济空间的集聚 |
| 3.4.1 问题提出及研究思路 |
| 3.4.2 研究说明与指标选取 |
| 3.4.3 外资企业的空间集聚 |
| 3.5 小结 第4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外资经济空间形成机制研究 |
| 4.1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及假设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指标选取 |
| 4.2 数据处理 |
| 4.3 结果解释 |
| 4.3.1 上海外资经济空间的行业演变机制 |
| 4.3.2 上海外资经济空间的时空演变机制 |
| 4.4 小结 第5章 经济全球化推动下长三角区域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研究 |
| 5.1 跨国公司500强及分支机构的分布与网络 |
| 5.1.1 跨国公司500强及分支机构在中国城市的分布 |
| 5.1.2 基于跨国公司500强的长三角城市间网络联系 |
| 5.2 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中心性研究 |
| 5.2.1 中心性相关概念的界定 |
| 5.2.2 长三角网络中心性研究 |
| 5.3 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凝聚子群研究 |
| 5.3.1 凝聚子群相关概念 |
| 5.3.2 长三角凝聚子群实证 |
| 5.4 长三角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4.1 影响因素分析 |
| 5.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小结 第6章 上海-长三角迈向世界城市-区域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
| 6.1 缘起:上海的重新崛起与政府作用 |
| 6.1.1 "金三角"机制推动下上海战略定位的提升 |
| 6.1.2 政策引导下的城市发展 |
| 6.2 扩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的融合与政府作用 |
| 6.2.1 中央政府主导下地方政府参与阶段 |
| 6.2.2 地方政府积极互动与中央政府参与阶段 |
| 6.3 思考:上海-长三角的再全球化,一个国家项目? |
| 6.4 评价:政府主导下全球-地方化与区域治理的考察 |
| 6.4.1 基于外资根植性的政府作用考察 |
| 6.4.2 基于区域治理的政府作用考察 |
| 6.5 小结与建议:"国家项目"路在何方?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及政策意义 |
| 7.2 主要创新与学术贡献 |
| 7.3 研究局限与深化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硕博期间发表的成果及参与的项目 附录:派系分析结果 |
（7）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域经济联动理论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联动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联动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 |
| 第二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系统概述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联动的内涵分析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联动的基本构件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联动的系统构架 |
| 第三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历史必然 |
| 第一节 我国区域经济联动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我国区域经济联动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区域经济联动的实践经验 |
| 第四节 国外区域经济联动的实践启示 |
| 第四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结构整合 |
| 第一节 资源要素流动 |
| 第二节 企业集聚扩张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转换 |
| 第四节 政策制度变迁 |
| 第五节 空间模式演变 |
| 第五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测度评价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联动评价体系构建的参照依据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联动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联动评价体系的设计框架 |
| 第四节 区域经济联动测度的评价方法 |
| 第五节 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阶段划分 |
| 第六章 区域经济联动的系统控制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联动系统控制的客观要求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联动系统控制的机制构建 |
| 第七章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一体推动 |
| 第一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联动的形成发展 |
| 第二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联动的测度分析 |
| 第三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联动的路径选择 |
| 第八章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的合作互动 |
| 第一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联动的基础分析 |
| 第二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联动的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联动的思路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的效应与决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畴与理论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FDI 的驱动效应 |
| 第一节 世界制造业投资中国 |
| 第二节 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制造业地位 |
| 第三节 两大经济圈制造业FDI 的驱动效应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 FDI 的驱动效应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FDI 的宏观决定因素检验 |
| 第一节 简要文献回顾与评述 |
| 第二节 长三角制造业FDI 的宏观决定因素回归模型 |
| 第三节 长三角两省一市外资区位的皮尔逊系数检验 |
| 第四节 珠三角制造业FDI 的宏观决定因素回归模型 |
| 第五节 两大经济圈的比较 |
| 第四章 跨国制造企业在中国并购投资的微观决定因素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并购投资中国制造业 |
| 第二节 并购投资微观决定因素实证：基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案例 |
| 第三节 跨国制造企业在中国并购的微观决定因素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FDI 的负面效应 |
| 第一节 挤占国内企业 |
| 第二节 独资化与技术溢出约束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趋同 |
| 第四节 区域经济失衡 |
| 第六章 跨国制造企业并购投资的微观挑战：投资的负面效应归因一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溢出 |
| 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整合 |
| 第三节 会计管理信息失真与目标公司定价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体系 |
| 第五节 法律规范的国际化 |
| 第六节 政府行政干预 |
| 第七节 并购投资的微观挑战与投资负面效应 |
| 第七章 并购定价的行为偏差实证检验：投资的负面效应归因二 |
| 第一节 产业组织的非理性 |
| 第二节 公司定价与行为偏差 |
| 第三节 公司定价的行为偏差实证：基于跨国企业案例 |
| 第四节 基本结论 |
| 第八章 政策建言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总体思路与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外资政策与企业发展建言 |
|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与网址 |
| 附录：插入图表索引 |
| 后记 |
（9）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索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制造中心互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制造中心的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制造中心互动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基于金融与生产互动的金融活动分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制造中心互动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世界制造业绩效与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
| 第四节 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制造中心的关系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从国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上海金融活动的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瓶颈 |
| 第四节 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生产为中心的吸附型递进发展战略 |
| 第五节 结语和展望 |
| 附1: 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 |
| 参考文献 |
| 注释 |
| 致谢 |
（10）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录 |
| 表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理论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内容与创新 |
| 第2章 企业的区位选择: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空间组织 |
| 2.1 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 |
| 2.2 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空间组织 |
| 2.3 跨国公司空间组织特征 |
| 2.4 小结 |
| 第3章 企业的活动空间: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与区域 |
| 3.1 传统城市与区域理论回顾 |
| 3.2 新时期的世界/全球城市理论 |
| 3.3 后现代大都市空间内涵 |
| 3.4 小结 |
| 第4章 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结构的关联探索 |
| 4.1 企业组织与地理形态的结合 |
| 4.2 从企业空间组织到全球城市区域形成 |
| 4.3 企业总部集聚与大都市区位优势 |
| 4.4 “总部经济”评价与城市功能升级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及其空间组织网络模式 |
| 5.1 中国企业集团发展历程及其现状 |
| 5.2 中国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变化特征 |
| 5.3 中国制造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模式 |
| 5.4 结语:企业集团、地理集中和空间网络 |
| 第6章 基于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 |
| 6.1 从城市体系到城市网络的理论研究 |
| 6.2 中国制造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构成 |
| 6.3 中国城市内向型网络和外向型网络 |
| 6.4 结语:信息化、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 |
| 第7章 企业总部集聚特征与中国城市区位环境评价 |
| 7.1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 |
| 7.2 企业总部区位影响因素分析 |
| 7.3 中国大城市总部区位环境评价 |
| 7.4 结语:总部集聚、中心城市和区位环境 |
| 第8章 基于网络体系优势的城市功能升级:上海案例研究 |
| 8.1 从地方城市到国际城市的发展历程 |
| 8.2 上海城市功能转型的路径选择 |
| 8.3 基于网络体系优势的城市功能升级 |
| 8.4 结语:全球化、网络优势与全球城市 |
| 第9章 结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博士生学习期间发表文章 |
| 后记 |
四、论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的融合性——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4]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区域产业集聚[J]. 刘红. 新金融, 2012(04)
- [5]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D]. 余丽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4)
- [6]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上海—长三角为例[D]. 赵新正.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1)
- [7]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D]. 徐子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7)
- [8]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的效应与决定因素研究[D]. 张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
- [9]全球制造业转移背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D]. 陈诗诗. 复旦大学, 2009(12)
- [10]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重塑[D]. 武前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