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南机械产品难敌舶来品（论文文献综述）
石茂坤[1]（2020）在《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文中研究表明1876年琼州（海口）开关后,商人在海南岛经济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外国航商在北部湾急剧扩张,挤压帆船的生存空间,把常关的运输业务转移到海口洋关。在外国航商的运作下,与海口通航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往西抵达法属越南岘港和泰国曼谷,往南抵达新加坡,往北抵达上海、天津。海口成为港际讯息圈的一员。同时,洋商和华商竞购岛内的物产,尤以糖和生猪为甚。华商利用人脉网和租用轮船的方式逐渐扭转初期的劣势,成功占领土特产收购市场,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糖和生猪转运销售模式。流年不利的洋商开始谋求岛内丰富的矿产,此举引起清政府的不安,遂派两广总督张之洞经略海南岛。由于没有商人助力,张之洞的举措虽然合理到位但收效甚微。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救国浪潮方兴未艾,国人痛感台湾被占,遂呼吁开发海南,夯实海疆。清政府劝办海口市商会,招商引资,粤港和南洋三地商人跃跃欲试,其中马来西亚首富胡国廉最为引人注目,他企图利用自己的官场人脉,建立一个横跨开矿、垦殖、金融、筑路、航运、盐业、林业的巨型托拉斯企业——侨丰公司,无奈清政府垮台而目标未能全部实现。迨至民国初年,岛内外商人的事业沿着晚清定下的基础继续发展。海口“九八行”垄断了土产收购,联同其他各县的座商和摊商,形成一张巨大的商品流转网。湘商包办了海南岛槟榔,使之远销湘潭。粤商则看中渔盐之利,在三亚捕鱼晒盐,运回珠三角售卖。南洋海南籍侨商把经营橡胶和锡矿的经验照搬回海南岛,建立起一座座橡胶园和锡矿场,吸收当地人就业。有的还热衷投资海口房地产,修筑公路。民国初年乱象丛生,武人争权,海南岛深受战祸之害。而随着岛内商人的事业不断壮大,他们掀起一场名为“琼崖改特”的运动,希图摆脱广东省府的管治,改海南岛为“特别区”,实现“琼人治琼”。他们一度看到成功的希望,最后因陈济棠从中作梗而失败。陈济棠主政广东后,戮力发展实业。时值世界经济危机,岛内垦殖业和锡矿业大受打击,商业资本萎缩给了官僚资本扩张的机会。陈济棠在海口成立广东省银行和琼崖实业局,作为输出官僚资本的工具。同时,糟糕的经济环境使破产侨商把剩余资金投到房地产业,琼崖实业团营建“月朗新村”即是其中代表。广东省银行大规模向中小商家房贷,琼崖实业局则接管扶助橡胶园和锡矿场。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间资本产生冲突,引起不少纠纷,对海南社会的弊大于利。1938年海南岛沦陷,所有开发事业中止。
邱铁鑫[2]（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王婉如[3]（2019）在《上海抗战时期戏曲活动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面对日军的侵略和占领,上海各个阶层、各政治力量和各社会团体同仇敌忾、奋起御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时期,上海的戏曲界将戏曲艺术作为斗争武器,发挥了抗日宣传、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1月12日,国军从上海撤退,上海进入“孤岛”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剧创作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欧阳予倩和周信芳分别带领中华剧团和移风社编演了多部历史剧,以古喻今,鼓舞市民加入抗日救亡的战斗。尽管遭到汪伪当局的禁演和威胁,戏曲艺人不退缩、不动摇、不妥协,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越剧演出繁盛,成为戏曲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申曲蜕变成沪剧,电台播音、剧场演出,观众遍及上海滩,成为一个成熟的剧种。此时,昆曲演出虽然屡受挫折,但艺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任何演出机会,坚守在舞台上。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上海进入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军的魔爪伸到了上海的每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一方面,汪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戏剧审查制度,以此来控制戏曲的演出市场,在思想上奴役上海市民。另一方面,汪伪政府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逼迫名角为其演出。一些剧种如粤剧、淮剧、扬剧等退出上海,回到了发源地。这一时期,京剧的演出虽然没有中断,但新编剧目很少,多以演出传统剧目为主。商业化的戏曲市场弊端显露,剧院方邀请名角演出,可以迅速获得经济回报。越剧和沪剧在此时蓬勃地发展起来,不仅频繁地推出新剧目,还对本剧种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受到上海广大市民的欢迎。越剧和沪剧之所以能在沦陷时期得以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演出的剧目与当时市民的心态相吻合;通过改革,越剧和沪剧的艺术更为成熟。抗战时期,戏曲报刊与战前相比,在数量有所减少,但其价值并没有降低。京剧期刊依然深受读者的喜爱,张古愚创办的《十日戏剧》和郑子褒的《戏剧月刊》是这一时期最受读者欢迎的京剧刊物。评论家撰写的京剧评论内容精彩,观点客观。越剧和沪剧分别有了各自的专刊,发行量很大,评论界和剧界的互动平凡,共同推动戏曲的发展。在教育和传承方面,京剧艺人着眼培养新的接班人,为传承民族戏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9年11月8日,上海戏剧学校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京剧专科学校,以“提倡与整理传统戏曲,培养京剧人才”为目的,从该校毕业的“正”字辈艺人成为抗战胜利后上海京剧舞台的生力军。在越剧方面,越剧女班在上海兴起后,越剧男班逐渐衰落,其艺人纷纷缀演、转业,其中一部分进入女子越班中执教。整个抗战时期,越剧科班、艺训班在10家左右。沪剧依然以拜师授业为主,由于沪剧事业渐趋繁荣,剧团需要较多演员,文滨剧团曾经举办过训练班。在剧场的经营和剧团的管理方面,战争使得上海部分的剧场毁于战火之中,但是演出的繁荣使剧场得以继续经营下去。抗战时期,剧场和剧团之间的收益分配有包银制、拆账制和承租制三种。京剧剧团按照商业化模式操作,沪剧和越剧在剧团管理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剧种的经营路线。战争对文化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量去计算的。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戏曲演出之所以能够继续进行,原因在于:上海戏曲艺人响应抗战的号召,编排了大量带有爱国救亡题材的剧目;戏曲市场的成熟保证了戏曲演出能够顺利进行;观众对戏曲的关注和热爱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戏曲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上海戏曲界艺人们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这一时期的民族艺术增添了一抹亮色。
陈筱娇[4]（2018）在《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民族构成,各文化在不断的朝代更迭、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段的冲突、融合,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汉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胡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或言之“同化”更为恰当。作为外来文化,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胡骑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研究“汉化”和“胡化”能够更客观的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与特征。所谓胡与汉并非是独立的两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兼并、融合、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或文化面貌,不可简单地评价为此之琼浆,彼之糟粕。事实上,两者没有贵贱之分、高低之别,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边疆艺术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与元代四个时期里要的文化融合时期中的边疆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研究,从政治格局、思想环境、边疆艺术现象的杂糅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反映出习俗观念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接受,求异尚乐层面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推崇,以及功利需求角度对这些边疆文化的追求。
王艳[5]（2018）在《云南美烟的引进和推广研究（193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云南美烟等经济作物发展的重要时期。云南优越的农业环境有利于种植美烟。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市场需求、政府的推动和卷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刺激下,美烟成功引进云南并得以迅速推广。为推广美烟,云南省企业局成立了烟草改进所,该所是推广美烟的组织机构,在实际推广工作中主要负责舆论宣传、技术指导、人才培训、保育纯种、申请贷款和收购烟叶等工作,可以说起到了引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三重身份的作用。在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扶持下,云南美烟推广进展快速,至1948年,美烟种植区域几乎遍布所有云南地区。同时美烟的大规模种植对当时云南的农业、纸烟工业、财政收入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首先,农业上,美烟的大规模种植促进了烟草种植区域的形成,优化了产烟区的经济结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其次,在纸烟工业上,美烟的成功推广,解决了当时云南纸烟工业所需的原料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本省手工卷烟和机制卷烟的兴起和繁荣。最后,因美烟的大规模推广,政府新增了“熏烟叶”税种,其税收数字甚为可观,使云南烟草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鞠虹[6]（2017）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音乐剧的传播与发展互为促进,顺利的传播能够促进发展,全面的发展又能扩展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因此,研究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现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将对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主要由传播动因、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这几个环节构成。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动因主要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中国艺术工作者对音乐剧的引进和创作以及国外音乐剧制作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包括本位传播者中的歌舞院团以及延伸传播者中的艺术院校、文化企业、剧院集团和政府。其中,本位传播者和延伸传播者在传播行为方面有交叉现象。在音乐剧信息的接受方面,中国受众对音乐剧艺术形式的接受尚需时间,中国受众买票看戏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潜力都有待培养和挖掘。在音乐剧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使得受众能够通过信息反馈发挥传播者的作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主要是原版音乐剧、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及本土原创音乐剧,这些内容通过舞台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受众。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开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发展文化产业市场的经济决策。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效果可以从成效与不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成效看,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对音乐剧初步的审美体验,促进了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增长,积累了音乐剧市场运作的经验。从不足看,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还远未达到音乐剧产业化的目标,在中国尚未成为大众化娱乐产品;部分传播者引进原版剧目时经验不足,对国际规则缺乏了解,从而造成原版音乐剧在国内传播不畅;本土原创音乐剧缺乏时间长、范围广的长效传播;票价、演出场地、观众认同感等因素,阻碍了音乐剧向二三线城市广泛传播。音乐剧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受到一些影响因素的制约。在传播者方面,高素质表演人才的缺乏以及专业音乐剧制作人才的缺乏,造成了音乐剧的市场传播渠道无法得到拓宽。在受众方面,中国的音乐剧传播缺乏对受众进行的大规模、长时间的专业调查,无法获取有效指导数据。在传播内容方面,大制作原版音乐剧的传播内容限制了中国观众对音乐剧的认识和评价,而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否能被观众顺利接受取决于其内容的本土化是否成功,同时原创音乐剧的传播内容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演出市场环境方面,剧院场租过高、专业剧场分布不平衡等市场弊端阻碍了音乐剧的广泛传播。在文化环境方面,西方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需顺应中国的文化因素。
郑进[7]（2017）在《翻转：工人的阶级身份生产 ——基于湘市原苏厂工人的阐释》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多年来工人阶级形成与生产研究在中西社会科学领域常常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在阶级分析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韦伯阶级理论两种主要学说,二者在阶级的内涵与生成机制、阶级意识、阶级行动与阶级共同体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东欧、东亚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从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大转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再生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阶级到底是消亡（endless）还是再生产（remake）引发了学术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将视野缩小至中国,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并形成了工人运动话语、裴宜理的“第二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消解、工人阶级的再造、阶层分化与底层化、阶级的分层等主要解释面向。上述观点各有其道理,也揭示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实践话语存在着多种形态,以及变迁与断裂的事实。因此,在此基础上追问:下岗工人如果没有走向消解那又到底处于何种阶级形态,不同时期的工人以何种阶级与身份状态存在着,不同的形态之间如何转换,到底是呈现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还是呈现为韦伯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本文以中国内陆地区湘市一家业已破产的小型市属国有企业——苏厂为例,以原苏厂生活区为田野点,从国家、市场和工人自身三者互动的视角出发,以工厂的发展史为经,以国家、市场和工人三者关系调整下的工人生产生活及群体身份变迁为纬,尝试着回答普通工人如何以及走向了何种阶级身份。即,在私人作坊中、单位组织中、生产领域中与退出生产领域之后,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与动力,以及行动能力来源于何处。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工人呈现出何种身份状态,工人们如何进入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阶级范畴,又是如何趋向了韦伯意义上的地位-命运群体。整体而言,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形塑工作以不同身份之间的“翻”与“转”的方式不停推进着,并没有一个完成时状态。产生于中国传统手工业作坊中的学徒和雇工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改造工程中并没有被改造为自为的工人阶级,随着国家逐渐淡化了阶级身份改造,重新出现的市场与单位组织一起成为塑造工人身份的重要场域,并在下岗之后通过创伤记忆和共同的利益失去完成了心灵的集体化,工人们始终没有彻底走向马克思传统意义和韦伯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以原单位为身份界线,走向了二者混合的地位-命运共同体。中国工人阶级的改造工程和苏厂工人的自我身份塑造工作一直处于正在进行时。由于苏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苏厂工人在国家和市场两个场域中的自我实践,工人的自我身份塑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宏观阶级身份改造工程。特别是日常生活体验、个人不可抗的共同经历、集体创伤记忆将工人们建构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自感阶级话语失效之后他们发起集体行动,并指向于地方政府部门而非市场,甚至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从来没有指向过市场。以单位为身份分割界线的工人尽管在回归社区之后仍处于阶级生产的状态之中,但却也面临着阶级生产终止的威胁。随着原先的年轻工人长时间脱离单位社区、年老工人生命终止的不可逆性,特别是单位社区在城市改造工程中消失,阶级的消解似乎难以避免,地位-命运共同体的维系成为了一个全新问题。
吴海云[8]（2015）在《想象与表征：当今中国（2008-）大众文化中的“西方性”》文中研究说明在2008年前后,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中国关照“西方”的视角和态度也情随境变。在重新理解“中西”关系的迫切需求下,论文以分析当今中国西方想象与表征为主旨,但跳脱国际学术界现有“西方主义”的理论框架,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视野之中。在对中国“西方观”的三种传统（古代、近现代、改革开放三十年）简要梳理的基础上,论文以“理想类型”为工具进入大众文化的场域,以“感觉结构”去把握“西方”想象与表征独特的、暂时的稳定性,由此打开对当今中国社会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的探索。论文分为导论、结语和构成主体论述部分的四个章节。其中,导论介绍国内外学界对“非西方世界”西方观的研究现状,简要地梳理中国“西方观”从古代到近现代时期的历史流变,并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一章通过《河殇》与《北京人在纽约》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众文化对于“西方”的建构,为进入“当今”的文化研究提供背景与参照;第二章关注与2010上海世博会相关的文化文本,重点考察中国官方对于“西方”的定位与表征,即一种将“西方性”与“现代性”剥离的策略;第三章讨论《环球时报》与《南方周末》2012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与评论,侧重于这两份新闻媒体围绕“国家至上论”与“市场至上论”对于“西方”话语权的争夺;第四章对《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这四部电影进行文本细读,研究“西方”/“西方人”在“民族灾难叙事”与“当代故事”中承担的意义与功用,解析当今中国在世俗层面对于西方的“理想化”建构;结语在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将前文研究的有关发现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文本中进行思考。本文以对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来探究“当今中国”的“西方想象与表征”的变化,所选择的“案例”力图发挥“理想类型”的作用,既顾及从“电视”到“展览”到“报纸”再到“电影”等不同的媒体形态,又对应从“官方”到“社会”再到“民间”的文化形态;再加上以“2008年”为标志直至今天还在发生变化的时间次序,由此三方面去分析当今中国大众文化中“西方性”的独特面貌与不同层理。论文的研究对象涉及多个领域,因而尝试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处理。虽然借鉴了展览研究、媒体研究、城市研究和电影研究等多方面的成果,但整体上以文化符号与话语分析为主,力图发掘当今中国对于“西方”想象与表征的多重意涵。论文发现,当今中国对于“西方”的想象与表征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断点;“西方性”的“变”与“不变”,折射出中国始终处于“自己的历史”之内的前行;重建的“西方性”是中国进行下一轮自我重建与国家发展的参照,也将继续跟随中国主体性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进一步确立与扩展。
张黎明[9]（2015）在《家庭生产与市场抉择 ——基于云南建水陶的分析》文中提出云南省建水县碗窑村有着数百年陶器生产的历史,制作的陶器有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美誉,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手工劳动创造是其主要生产方式。近十余年来,随着普洱茶热销、文化消费兴起,碗窑村陶器的家庭生产重觅生机。从事陶器生产、销售的户数增加,制作工艺得到改进、提升,产品种类不断丰富。碗窑村陶器已是云南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工艺产品,陶器家庭生产已成长为当地特色文化产业,推动着地方文化经济建设。论文以碗窑村陶器家庭生产方式及其产品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对陶器生产方式变迁历程进行梳理,认为陶器生产经历了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手工生产方式到规模化工厂式生产,再到家庭生产方式回归的历程。另一方面对近十余年来陶器家庭生产的现状展开研究,探讨家庭生产是如何在文化消费、社会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获得生命力的。家庭生产即可以实现传统技艺的传承,又能接受新的技艺知识和现代生产技术,走向专业化制作。同时,家庭生产实现了陶器制作工艺的多样和产品的丰富,满足了市场中小批量的订单需求,创意产品、时尚产品不断在家庭作坊间出现。家庭生产表现出了对市场的积极适应性和开拓能力,并结合市场实际做出了自身的调整。在开拓市场的进程中,陶器家庭生产表现出了良好的市场绩效,从事陶器生产、销售的个体户不断增加,家庭生产有了集聚效应,制陶业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文化产业。论文采用了纵向历史梳理和横向展开相结合的结构模式,试图表明家庭生产是有生命力的,家庭生产并非落后的生产方式,会被历史淘汰。家庭生产以其适应性、灵活性、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了现代市场多样性的需求。家庭生产对市场的适应,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实现了民族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家庭生产是民族民间工艺品生产方式之一,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和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的力量。家庭生产方式也是实践文化生产、特色文化产业的路径之一。
方强[10]（2015）在《中比合办时期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研究（1921-1936）》文中提出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之前,中国的玻璃制造主要是传统的人工吹制法,这种方法制造的玻璃厚薄不均,质量低下,很难形成大规模的企业生产,这就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玻璃进口提供了机遇,他们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将其玻璃中质地较劣的部分运到中国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售卖,从中国劫走大量金钱,将中国的玻璃市场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最终打破了这一局面。本文以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为个案,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发展的情况,通过耀华的建立、发展、市场竞争、产品销售、组织管理、资金筹措等活动,全面客观反映其发展全貌,反映其发展特点,展现当时社会总体环境。当时的中国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内战连连,对外丧失主权,国家积弱积贫;资本主义国家将其落后的、淘汰的二手机器和技术输出到落后国家截取高额利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耀华却经过艰苦卓越的谈判,成功从欧洲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平板玻璃制造技术引入中国,并在百般艰难中将这一技术充分利用,使中国的平板玻璃制造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用,不仅打破了中国玻璃市场被外国独占的局面,还建成中国乃至亚洲最先进的玻璃生产厂家,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水平开始跻身世界前列。再者,耀华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逐步建设成功,且经过卓有成效的谈判,将专利酬金从九十万元减少到四十万元,成功解决了这一前后历时几年的棘手问题。玻璃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重要的工业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日常生活用品等生产中。文章对玻璃的出现以及中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发展进行了阐述,说明了佛克法专利技术产生、发展、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以及辗转来到中国的历程,耀华利用这一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利用机器连续生产平面玻璃的企业。耀华玻璃公司的初期资本来自周学熙实业集团的支持,成功利用了滦矿“新事业”专款。但由于外方是以专利技术入股,耀华的建设经费很快就捉襟见肘,将原议五十万元债票改为发行股票,仍然杯水车薪,不得以再次发行八十万元的优先股股票,并利用有利时机成功解决酬金问题。耀华公司在这一时期共建设生产玻璃用炉窑两座,1924年一号炉窑建成投产,是年9月,耀华生产出历史上第一窑玻璃。随着公司事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好转,1932年底,二号炉窑建成投入使用,使耀华的玻璃产量达到40多万标准箱。耀华产品问世之前,公司非常重视市场调研,不仅自己派专人调研玻璃市场状况,还委托不少洋行或玻璃销售商对各个主要玻璃销售市场进行了调研,充分掌握玻璃市场的销售状况,为制定行之有效的销售策略打下坚实的基础。产品上市之后,依然没有放松对市场的调研,在与各处经售商签订销售合同或委托书的时候,均要求各地销售商定期将该地的市场状况汇报给公司。在产品销售中,充分利用开滦已有的市场优势,迅速地打开了销售市场,在华北、东北、上海等国内市场快速地占领了重要份额,尤其是华北市场,一直是耀华的主要销售市场。耀华的管理机构在与开滦签订代管业务前后也有相应的变化。代管之前的耀华除了董事会,秦皇岛工厂还设有总理、协理职位;为开滦代管之后,耀华保留董事会,公司一切重要人事、生产等重大问题由董事会决定,而秦皇岛工厂的这两个职位被取消,取而代之以开滦秦皇岛经理代为行使管理权。耀华的这一管理模式在其他企业当中是很少见的,从1924年5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采用开滦代管的模式。采取这一模式后,耀华仅需在公司重大发展决策上做决定,其他方面均由开滦代为管理,耀华的办事效率、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各方面都能利用开滦的资源,开滦成为其发展的强大后盾,开滦的支持对耀华发展至为重要。耀华公司的经济效益在拟定开办时预算值是很高的,但到了玻璃上市的时候,甚至在上市之前,玻璃市价不断跌落,原来拟算的利润大为减少,加之市场的竞争,专利酬金的给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等原因的影响,公司的经济效益一直不是很理想,直到1927年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盈利。耀华的管理者们考虑到,一是专利技术转让时规定耀华可以在中国境内任意地区再建分厂或增加窑炉,概不再收取任何专利费,二是如欲发股息红利,比方的酬报金利息也要照付,所以耀华决定再添新窑,扩大产量,到1931年才第一次为股东发放股息红利。即使是实现了发放股息红利的目的,但就耀华的利润率来讲,远不及启新洋灰公司等企业。从劳资矛盾情况看,耀华劳资双方的每次冲突几乎都是在开滦等企业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工人运动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还不够。
二、越南机械产品难敌舶来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越南机械产品难敌舶来品（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和概念界定 |
| 二、学术综述 |
| (一)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人团体的研究 |
| (二) 重陆疆轻海疆——1949年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 |
| (三) 停滞的三十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四) 不被重视的海南——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五) 创新——华南商人史、海外华商史和近代海南经济开发史的结合 |
| 第一章 晚清中外商人对海南岛资源的初步利用 |
| 第一节 琼州开关后的海南岛商贸 |
| (一) 外国航商在南洋和北部湾的扩张 |
| (二) 中外商人对海南岛农产品的竞购——以糖和生猪为例 |
| (三) 外商对岛内矿产的觊觎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海南岛开发规划 |
| (一)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倡议和实践 |
| (二) 清末新政时期的举措 |
| 第二章 民初岛内外商人开发海南岛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岛内商人的事业 |
| (一) 海口市的土货生意 |
| (二) 乡镇座商、摊商和黎汉墟市贸易 |
| 第二节 海口总商会和文昌商人的港口疏浚活动 |
| 第三节 岛外商人的农矿和土地投资 |
| (一) 湘商和海南岛槟榔果在湖南的运销 |
| (二) 粤商和海南岛盐业 |
| (三) 侨商的“独占性”投资 |
| 第四节 琼商的政治诉求 |
| (一) 北京政府和广东省府的南海岛屿管治 |
| (二) 琼商和琼崖“改特”运动 |
| 第三章 陈济棠主粤时期官商开发海南岛的合作及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各方关于开发海南岛的讨论 |
| (一) 学术界关于热带农业资源和黎族民俗的论述 |
| (二) 广东省府的政治军事考虑 |
| (三) 琼崖实业考察团的组建和行动 |
| 第二节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商人活动和政府行为 |
| (一) 陷入困境的垦殖业侨商和海口土产出口庄行商 |
| (二) 海口市商会维持行业生意的努力和举措 |
| (三) 侨商资本向房地产靠拢 |
| (四) 建造书场码头 |
| (五) 官僚资本的注入和运作 |
| 第三节 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3）上海抗战时期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提出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概述 |
| 三 难点和创新点 |
|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 |
| 第一章 抗战前的上海社会与戏曲演出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上海社会 |
| 一 民国初期的上海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
| 二 上海社会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的上海戏曲发展状况 |
| 一 上海戏曲演出环境优越 |
| 二 戏曲改良背景下的上海京剧演出 |
| 三 地方戏在上海的发展 |
| 第二章 “孤岛”时期的戏曲发展 |
| 第一节 “孤岛”时期的社会状况 |
| 一 战时上海 |
| 二 “孤岛”的形成与局势 |
| 三 “孤岛”时期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上海文艺界 |
| 一 1937 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恢复 |
| 二 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演出活动 |
| 三 上海伶界联合会组织募捐筹款演出 |
| 第三节 “孤岛”时期京剧的创作与演出 |
| 一 欧阳予倩与中华剧团 |
| 二 周信芳和移风社：海派京剧的一面旗帜 |
| 三 留沪京剧艺人的贡献和成就 |
| 第四节 “孤岛”时期其他剧种的演出情况 |
| 一 越剧——契机与创新 |
| 二 沪剧——成长与蜕变 |
| 三 昆剧——挫折与坚守 |
| 第三章 沦陷时期的戏曲发展 |
| 第一节 沦陷时期的上海社会 |
| 一 亲历者回忆：上海沦陷之惨状 |
| 二 日军对上海的掠夺和控制 |
| 三 上海各界人士反抗汪伪,坚守阵地 |
| 第二节 上海汪伪政府对戏曲事业的摧残 |
| 一 汪伪政府对戏曲的控制和利用 |
| 二 汪伪政府对戏曲艺人的威胁与迫害 |
| 第三节 中共地下党对戏曲的支持及艺人们的斗争 |
| 一 中共地下党对戏曲界的扶持与鼓励 |
| 二 上海戏曲艺人的反抗斗争 |
| 第四节 沦陷时期的戏曲演出 |
| 一 京剧——在低谷中传承 |
| 二 越剧——因改革而兴盛 |
| 三 沪剧——转益多师,发展迅速 |
| 四 滑稽戏——迎来剧种转折点 |
| 五 其他剧种在上海的衰落及原因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上海戏曲报刊及评论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上海各剧种的戏曲报刊 |
| 一 京剧期刊种类多,剧评受追捧 |
| 二 地方戏专刊推动戏曲发展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上海戏曲报刊的特点 |
| 一 报刊编辑即戏迷 |
| 二 演剧与剧评良性互动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上海戏曲传承与教育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上海戏曲的教育方式 |
| 一 传统的戏曲教育：师徒制及科班教学 |
| 二 专业戏校的综合培训模式 |
| 第二节 戏曲票房——抗战时期上海戏曲传承的重要阵地 |
| 一 京剧票房活动频繁 |
| 二 1939 年“业余社”申曲票房的成立始末 |
| 三 越剧的票房活动情况 |
| 第六章 抗战时期上海戏曲剧场的转型和经营 |
| 第一节 剧场的转型：以卡尔登剧场为例 |
| 第二节 越剧、沪剧剧场的经营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1、“中国” |
| 2、“夷夏之辨” |
| 3、“胡”、“夷”与“汉” |
| 4、“胡文化”与“汉文化” |
| 5、“胡化”、“汉化”与“同化”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化”现象的揭示与史学研究价值 |
| 一、“汉化”与“胡化”蹊径演进 |
| 二、汉族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
| 1、汉族风俗的形成轨迹 |
| 2、汉族风俗文化变迁轨迹 |
| 三、设计史学对“胡化”现象研究的价值 |
| 第二章 历史上典型时期的“胡化”现象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想环境 |
|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胡服骑射及其影响 |
| 2、服饰 |
| 3、兵戈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胡汉分治 |
| 2、重胡抑汉 |
| 3、胡族掌握武力 |
| 4、以汉治汉 |
| 5、对待其他胡族 |
| 二、南北朝的思想建构环境 |
| 三、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 |
| 2、装饰用品 |
| 3、佛教与石窟 |
| 4、佛教与瓷器 |
| 5、墓葬考古 |
| 5、胡床 |
| 第三节 唐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唐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唐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唐代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
| 2、充满悖论的服饰体系 |
| 3、民俗审美：雍容于瑰奇并存 |
| 4、享乐风尚催生服食风气日盛 |
| 三、唐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的胡化 |
| 2、家具的胡化 |
| 3、陶瓷及装饰纹饰的胡化 |
| 4、建筑的胡化 |
| 5、陶俑 |
| 6、唐代金银器 |
| 7、伊斯兰玻璃器 |
| 8、乐舞的胡化 |
| 9、胡姬与胡店 |
| 第四节 元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元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治边政策 |
| 2、治国之策 |
| 3、治民之策 |
| 4、驿站制度 |
| 二、元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
| 2、文化兼容务实政策 |
| 3、开阔的文化视野 |
| 三、元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瓷器烧造技艺的发展：元青花与釉里红 |
| 2、元大都 |
| 3、元代服装胡化 |
| 4、织金技艺 |
| 第三章 胡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体现 |
| 第一节 习俗观念对“胡化”现象的接受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嫁 |
| 1、婚嫁礼俗 |
| 2、胡汉通婚 |
| 3、婚嫁方式 |
| 二、唐代风俗文化 |
| 1、唐代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
| 2、崇佛重巫的宗教信仰 |
| 3、风气开放的社会风俗 |
| 第二节 求异尚乐对“胡化”现象的推崇 |
| 1、胡乐舞 |
| 2、胡妆 |
| 3、胡服——马尾裙 |
| 4、胡用品 |
| 5、胡文化的娱乐消遣 |
| 第三节 功利需求对“胡化”现象的追求 |
| 1、丰富餐桌为目的的胡食 |
| 2、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胡服 |
| 3、改变生活习性的胡床 |
| 第四章 胡化现象在社会关系领域的体现 |
| 第一节 “胡化”现象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影响 |
| 一、不同区域内的文化 |
| 二、排斥与吸纳外来文化 |
| 三、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胡化”现象在社会生活呈现的影响 |
| 一、服装的不断发展 |
| 二、坐姿改变对器具的影响 |
| 三、出行工具舆轿的变迁 |
| 1、以牲畜为动力的坐乘或立乘的车舆 |
| 2、以人力为动力的盘坐或跽坐的舆轿 |
| 3、以人力为动力的垂足而坐的轿子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5）云南美烟的引进和推广研究（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文章结构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云南土烟的种植、加工及美烟的引进 |
| 第一节 民国以前云南烟草的种植概述 |
| 一、烟草的起源与在中国的传播 |
| 二、烟草传入云南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土烟的种植与加工 |
| 一、民国时期云南土烟种植的品种、面积和产量 |
| 二、民国时期云南土烟的加工 |
| 第三节 美烟引进云南 |
| 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
| 二、美烟引进云南 |
| 第二章 美烟推广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硬件设施准备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的建立和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三节 人才条件准备 |
| 一、高级指导人员训练 |
| 二、实地工作人员训练 |
| 三、地方技工训练 |
| 四、美烟产销合作人才训练 |
| 第四节 其他相关条件准备 |
| 一、舆论宣传 |
| 二、试验研究 |
| 三、技术指导 |
| 四、贷款扶持 |
| 五、美烟的收购 |
| 第三章 美烟的推广 |
| 第一节 美烟推广的品种、区域与规模 |
| 一、美烟推广的品种 |
| 二、美烟推广的区域、面积、和规模 |
| 第二节 美烟推广中的技术问题 |
| 一、美烟的栽培技术 |
| 二、美烟的病虫害及其防治 |
| 三、美烟的熏烤技术 |
| 第四章 美烟推广的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美烟推广的农业效益分析 |
| 一、区域性大面积烟草种植的形成 |
| 二、美烟对土烟的替代情况 |
| 三、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
| 第二节 美烟推广的工业效益分析 |
| 一、手工卷烟 |
| 二、机制卷烟 |
| 第三节 美烟推广对云南财政收入的效益分析 |
| 一、1940年以前的烟草税收 |
| 二、1940年国地税收支划分后的税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动因 |
| 第一节 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需求 |
| 第二节 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 |
| 第三节 中国艺术工作者对音乐剧的创作和引进 |
| 第四节 国外音乐剧制作方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
| 第二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 |
| 第一节 音乐剧传播层次中的传播者划分 |
| 第二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划分 |
| 一、本位传播者 |
| 二、延伸传播者 |
| 第三节 中国音乐剧传播者的问题所在 |
| 一、高素质表演人才的缺乏 |
| 二、专业音乐剧制作人的缺乏 |
| 第三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受众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分类及特点 |
| 一、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分类 |
| 二、中国音乐剧受众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定位及扩展 |
| 一、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定位 |
| 二、中国音乐剧受众的扩展 |
| 第三节 音乐剧传播中受众与传播者的角色互换 |
| 第四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内容 |
| 第一节 原版音乐剧 |
| 第二节 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 |
| 一、艺术院校改编剧目 |
| 二、商业操作改编剧目 |
| 第三节 本土原创音乐剧 |
| 第五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方式 |
| 第一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舞台传播 |
| 一、演员的表演 |
| 二、舞美设计 |
| 三、演员与观众的互动 |
| 第二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大众媒介传播 |
| 一、印刷媒介 |
| 二、电子媒介 |
| 三、网络媒介 |
| 第六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环境 |
| 第一节 政治环境 |
| 一、中国政府开明稳定的政治决策 |
| 二、国内文艺创作的政治方向 |
| 三、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经济环境 |
| 一、国内的演出市场环境 |
| 二、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剧场弊端 |
| 三、音乐剧运作的多种融资方式 |
| 四、城市经济环境 |
| 第三节 文化环境 |
| 一、中华文明影响西方音乐剧的传播 |
| 二、西方音乐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 |
| 三、原创音乐剧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
| 第七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效果 |
| 第一节 取得了音乐剧产业的初步发展 |
| 一、国内音乐剧产业发展的成效 |
| 二、国内音乐剧产业发展的短板 |
| 第二节 中国观众对音乐剧有了初步的审美体验 |
| 第三节 尚未在中国成为大众化娱乐产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翻转：工人的阶级身份生产 ——基于湘市原苏厂工人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问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 工人阶级的形成 |
| 2. 工人身份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五、核心概念 |
| 六、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田野介绍及安排 |
| 1. 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 |
| 2. 田野安排 |
| 3. 录音、田野笔记及图片 |
| 第二章 工人阶级“边界”的建构 |
| 一、新的身份分类:作为舶来品的“工人阶级” |
| 1.1 中国传统的阶级概念 |
| 1.2 阶级概念的形成 |
| 1.3 阶级概念的传入 |
| 二、近代产业工人的发展 |
| 三、苏厂的诞生与工人的生产 |
| 3.1 苏家创业 |
| 3.2 回归湘市 |
| 3.3 雇工与苏家的互动 |
| 3.4 雇工与国家的互动 |
| 四、未曾到达的身份边界 |
| 第三章 政治阶级的打造及其张力 |
| 一、身份改造 |
| 1.1 政治阶级的打造 |
| 1.2 工人发展状况 |
| 1.3 劳资关系的改变 |
| 二、逐步消失的市场与公私合营 |
| 2.1 逐步消失的市场 |
| 2.2 伞号公私合营 |
| 三、身份实践及规训 |
| 3.1 传统的手工业者 |
| 3.2 工人的生活 |
| 3.3 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
| 3.4 诉苦:身份的改造 |
| 3.5 阶级经历:集体化行动与规训 |
| 四、转产 |
| 4.1. 产业工人的形成 |
| 4.2 无增长的发展 |
| 五、处于边缘的产业工人 |
| 5.1 难以躲避的生存危机 |
| 5.2 黑市求生 |
| 5.3 福利的边缘 |
| 六、身份生产的制度支持与局限 |
| 第四章 市场的复苏与单位身份的形成 |
| 一、转型:国企改革与苏厂转产 |
| 1.1 国企改革 |
| 1.2 转产有机化工 |
| 二、单位:一种新的身份边界 |
| 2.1 集体福利:身份单位化的物质基础 |
| 2.2 劳动合同制的出现 |
| 2.3 等级的加深 |
| 三、市场:新的身份塑造力量出现 |
| 3.1 深度卷入市场之中 |
| 3.2 市场:一种形塑身份的力量 |
| 四、消解阶级的市场 |
| 4.1 受到冲击的阶级意识 |
| 4.2 单位内结构的变化 |
| 五、具有等级意味的单位身份形成 |
| 5.1 苏厂地位的上升 |
| 5.2 基于苏厂的身份显现 |
| 第五章 阶级分化与职业阶级身份的凸显 |
| 一、集体的衰微 |
| 1.1 停产:工人们的噩梦 |
| 1.2 有限的愤怒 |
| 1.3 去与留;艰难的抉择 |
| 1.4 瓜分与抗议:单位认同破解的开始 |
| 二、进入市场 |
| 2.1 分化的人群 |
| 2.2 身份置换 |
| 三、职业身份的型塑 |
| 3.1 适应:少数者的优势转换 |
| 3.2 难以进入的市场 |
| 3.3 反市场情绪生成:变恶的资本和市场 |
| 3.4 无体制性庇护 |
| 3.5 身份边界与职业身份的塑造 |
| 四、职业阶级的凸显 |
| 第六章 地位-命运共同体:基于创伤记忆的塑造 |
| 一、回归社区 |
| 1.1 由单位制到社区制 |
| 1.2 社区生活 |
| 二、二手时间:身份的历史边界 |
| 2.1 艰难岁月的记忆 |
| 2.2 职业病与躯体化记忆 |
| 2.3 其他疾病:一群走不了的爹爹娭毑 |
| 三、抗争:集体化的显现 |
| 3.1 伸冤:为死者招魂 |
| 3.2 护家:心灵共同体的形成 |
| 四、创伤与没有阶级的认同 |
| 4.1 共享的创伤 |
| 4.2 没有阶级的认同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翻与转 |
| 1.1 翻“身” |
| 1.2 转“身” |
| 1.3 名实之间:以单位为界线的身份-地位群体 |
| 二、群体身份生产:国家、市场与工人的角力 |
| 2.1 国家:吸纳与排斥 |
| 2.2 市场:机会与筛选 |
| 2.3 个人:接受与反应 |
| 三、达不到的工人阶级 |
| 四、尾声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8）想象与表征：当今中国（2008-）大众文化中的“西方性”（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文献综述 |
| 二、从“方位”到“价值”:中国“西方观”的历史流变 |
| 三、“2008年”对“当今中国”意味着什么? |
| 四、重建“大众文化”的视野:表征研究与“理想类型” |
| 第一章 “拥抱蔚蓝色”——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西方”图景 |
| 第一节 “黄河终将入海”:从《河殇》看1980年代中国的“西方”憧憬 |
| 一、“河殇热”与“文化热” |
| 二、《河殇》批评视野中的“西方” |
| 第二节 “它是战场”:从《北京人在纽约》看1990年代中国的“西方”描绘 |
| 一、流行的“美国梦” |
| 二、天堂与地狱 |
| 三、战场与赌场 |
| 第三节 改革时代的现代想象与作为现代化标杆的“西方” |
| 第二章 展览的策略——“2010上海世博会”的“西方”表征 |
| 第一节 “城市”概念的“去西方化”: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 |
| 第二节 美国馆:话语与场景 |
| 一、“亲美”与“反美”:“美国馆风波”网络话语的民族志研究 |
| 二、编码与解码:世博会现场的美国馆景观 |
| 第三节 重编世界:以城市足迹馆为例 |
| 一、主题馆中的博物馆 |
| 二、中西互照:体系化与“真理化” |
| 三、奇观化西方 |
| 第三章 新闻的政治——中国报刊“2012伦敦奥运会”的报道话语 |
| 第一节 话语与描述:《环球时报》2012 伦敦奥运报道中的“西方”与“英美” |
| 一、《环球时报》奥运报道的泛政治化 |
| 二、沿承与变形:《环球时报》的“西方”批判 |
| 三、异质的“英美” |
| 第二节 抵制与战术:《南方周末》2012伦敦奥运报道中的“西方” |
| 一、空白的抵制:《南方周末》的“反奥运”姿态 |
| 二、策略与战术:《南方周末》的“西方”话语 |
| 第三节 模糊的边界:“复杂中国”与“乡村英国” |
| 一、孰“左”孰“右”?——《环球时报》与《南方周末》的话语反用 |
| 二、殊途同归——《环球时报》与《南方周末》文本中的英国形象 |
| 第四章 影像的建构——中国商业电影中的“西方”与“西方人” |
| 第一节 “救世主降临”——民族灾难叙事中的西方角色 |
| 一、“自我东方化”与国际化 |
| 二、西方“拯救者” |
| 三、高尚的基督教 |
| 第二节 成功与幸福——执迷的“美国梦” |
| 一、资本力量与“攻陷美国” |
| 二、庸常化美国:从“战场”到“家园” |
| 并非结语:在“变”与“不变”之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家庭生产与市场抉择 ——基于云南建水陶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源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有关家庭生产理论与主要问题 |
| (二) 有关文化生产、消费理论与主要问题 |
|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碗窑村陶器家庭生产传统与变迁 |
| 第一节 碗窑村村落与陶器生产概况 |
| 一、碗窑村的地理状况 |
| 二、碗窑村的社会和经济 |
| 三、碗窑村陶器生产概况 |
| 第二节 陶器个体家庭生产的传统 |
| 一、陶器家庭生产的出现 |
| 二、陶器传统工艺的家庭创造 |
| 三、传统陶器产品与地方性市场 |
| 第三节 美术陶厂生产与陶器家庭生产的回归 |
| 一、陶器社的组建及其生产 |
| 二、注重技术与规模的美术陶厂生产 |
| 三、“创新”的昙花一现与市场需求的改变 |
| 四、美术陶厂的关停与陶器家庭生产的回归 |
| 第四节 陶器生产变迁的缩影：一个五代传承的陶艺世家 |
| 一、“银窝”：徐荣洪祖父的制陶技艺 |
| 二、“多面手”：徐荣洪父亲的陶艺人生 |
| 三、“从厂长到非遗传承人”：徐荣洪的陶艺沉浮 |
| 四、家庭对陶器生产的意义 |
| 第二章 陶器家庭生产对现代市场的适应与调整 |
| 第一节 消费文化与家庭生产的转向 |
| 一、茶文化消费提升茶具制作技艺 |
| 二、陶艺装饰市场兴起与饰品制作 |
| 三、信仰表达与陶器制作 |
| 第二节 家庭生产对资本的利用 |
| 一、经济资本与陶器生产的专业化 |
| 二、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的变化 |
| 三、文化资本与陶器生产户的分化 |
| 第三节 家庭生产的扩大：小微企业及其陶器制作 |
| 一、市场需求的增加与小微企业的兴起 |
| 二、陶器生产的“模件化”传统与“小批量”定制 |
| 三、小微企业在制陶产业中的优势与作用 |
| 第三章 市场需求的多样与陶器家庭生产的多元化 |
| 第一节 陶器制作工艺的多样及其价值 |
| 一、陶器制作技艺的多样与丰富 |
| 二、高端与大众之别及其价值 |
| 三、时尚产品与社会文化的关联 |
| 第二节 文化萃取与创意陶器生产 |
| 一、陶器创意生产者概况 |
| 二、外地技艺对陶器创意生产的影响 |
| 三、农耕文化对陶器创意生产的启示 |
| 第三节 “何为建水陶”的争论与家庭生产的困境 |
| 一、争论即对陶器“真实性”、“流变性”的不同认识 |
| 二、争论即市场之争与各种关系的介入 |
| 三、家庭生产的困境与出路 |
| 第四章 从家庭经济到地方性产业：产业集聚与市场竞争的扩展 |
| 第一节 陶器生产集聚与带动效应 |
| 一、陶器生产集聚的形成 |
| 二、陶器生产集聚特点与对产业的影响 |
| 三、集聚区提升与对城市文化经济的作用 |
| 第二节 陶器生产竞争的扩展 |
| 一、碗窑村陶器与其他地方陶制品的竞争 |
| 二、碗窑村陶器生产户之间的竞争 |
| 三、竞争对生产和市场的激励 |
| 第三节 陶器品牌塑造与竞争力提升 |
| 一、从名牌“汽锅”到“建水陶”品牌的探寻 |
| 二、“建水陶”品牌内涵的塑造 |
| 三、品牌竞争力与对地方文化经济的作用 |
| 结语：陶器家庭生产对云南民间工艺品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图片索引 |
| 致谢 |
（10）中比合办时期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研究（1921-193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课题缘起及意义 |
| 1.1.1 课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时段的界定 |
| 1.3 课题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有关问题说明 |
| 1.5.1 耀华公司的性质 |
| 1.5.2 专利技术名称 |
| 第2章 耀华的创办 |
| 2.1 玻璃的出现及发展 |
| 2.2 中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发展 |
| 2.3 佛克技术的发明 |
| 2.4 佛克技术在国外的转让 |
| 2.5 佛克技术在中国的引进 |
| 2.6 耀华的成立 |
| 第3章 资本筹措 |
| 3.1 普通股本的筹措 |
| 3.1.1 首期股本的募集 |
| 3.1.2 二次股本的添招 |
| 3.2 流动资金、优先股本及酬金减让 |
| 3.2.1 流动资金筹措始末 |
| 3.2.2 优先股本筹措始末 |
| 3.2.3 酬金减让 |
| 3.3 银行借款与企业间的拆借 |
| 第4章 管理体制 |
| 4.1 组织机构 |
| 4.1.1 股东大会 |
| 4.1.2 董事会 |
| 4.1.3 监察人 |
| 4.1.4 业务代管 |
| 4.2 人事管理 |
| 4.2.1 管理层人员的管理 |
| 4.2.2 比国员司的管理 |
| 4.2.3 中国籍工人的管理 |
| 4.2.4 工人赴比见习 |
| 第5章 生产制造 |
| 5.1 工厂的前期规划 |
| 5.2 炉窑的建设 |
| 5.2.1 一号窑的建设 |
| 5.2.2 二号窑的建设 |
| 5.3 生产制造概况 |
| 5.3.1 产品种类与规格 |
| 5.3.2 包装管理 |
| 5.3.3 设备的维护与改进 |
| 5.3.4 主要原燃料——煤与碱 |
| 5.4 耀华与佛克专有权联合会 |
| 第6章 产品营销 |
| 6.1 市场调研、商标管理和产品宣传 |
| 6.1.1 市场调研 |
| 6.1.2 商标管理 |
| 6.1.3 产品的宣传 |
| 6.2 营销运作 |
| 6.2.1 客户管理 |
| 6.2.2 市场销售与竞争 |
| 6.2.3 市场竞争中的联业合作 |
| 第7章 经济效益 |
| 7.1 前期经济效益概算 |
| 7.2 耀华投产后的经济效益 |
| 7.3 利润分配 |
| 7.3.1 股息的分派 |
| 7.3.2 花红的分配 |
| 7.4 税负对盈利的影响 |
| 第8章 劳资关系 |
| 8.1 管理层待遇 |
| 8.1.1 管理人员的薪酬 |
| 8.1.2 管理人员福利待遇 |
| 8.2 普通工人待遇 |
| 8.2.1 普通工人工资待遇 |
| 8.2.2 普通工人福利待遇 |
| 8.2.3 劳资矛盾 |
| 8.3 储金会 |
| 8.3.1 储金会的成立与发展 |
| 8.3.2 储金会的作用 |
| 第9章 比方股份的转售 |
| 9.1 比股转售缘起 |
| 9.1.1 思想根源 |
| 9.1.2 资金问题 |
| 9.1.3 其他原因 |
| 9.2 比股转售日企 |
| 9.3 比股转售后的中日交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越南机械产品难敌舶来品（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D]. 石茂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9)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上海抗战时期戏曲活动研究[D]. 王婉如.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4]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D]. 陈筱娇.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5]云南美烟的引进和推广研究（1939—1949）[D]. 王艳.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6]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鞠虹. 东南大学, 2017(02)
- [7]翻转：工人的阶级身份生产 ——基于湘市原苏厂工人的阐释[D]. 郑进.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8]想象与表征：当今中国（2008-）大众文化中的“西方性”[D]. 吴海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3)
- [9]家庭生产与市场抉择 ——基于云南建水陶的分析[D]. 张黎明. 云南大学, 2015(05)
- [10]中比合办时期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研究（1921-1936）[D]. 方强. 河北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