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雄伟的鸡足山

一、我爱雄伟壮丽的鸡足山（论文文献综述）

王杨^[1]（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敖红艳^[2]（2019）在《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迹象。在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下,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到世人的一致推崇,以致于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大众化旅游热潮,这也使得中国古代旅游达到了另一个巅峰。而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等因素,其旅游活动最为发达。从旅游主体看,明代中后期,由于旅游活动在江南地区更加普及化、大众化,使得这一时期旅游者的构成更加多元化,除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外,商人、市民、僧侣等也纷纷加入到了这股旅游热潮当中,成为客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妇女们也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到大众化旅游热潮中来,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特殊群体。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繁荣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旅馆业、饮食业、娱乐业、图书出版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驿道、大运河的修建,使得江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了沟通南北以及江南各地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极大地便利了旅游者的出行。另一方面,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多,也带动了与其相关的食宿业、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旅馆、茶楼、酒肆、戏园等数量繁多,遍布各地,服务热情,经营方式多样,满足了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另外,专门为往来旅游者及客商等提供旅游服务的牙家及导游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兴盛及其商品化倾向。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发展还导致了旅游文学创作的繁盛,一大批旅行家们在其旅游文学作品中对旅游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化的内容,而且还对后世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上可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明代旅游活动的研究,研究方法和角度多种多样,但是尚未对其做出系统、深入、整合性的研究。本文将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旅游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以期能拓宽明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写作缘起、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研究范围、研究目标及方法,并最终总结归纳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分析阐述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兴起的背景及其原因。第二章全面总结分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构成及其旅游动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宗教人士这些特权阶层,而是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甚至于乡村居民也参与到旅游的浪潮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的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动机也不尽相同。第三章重点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与旅游相关的交通、食宿、娱乐等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主要以明人文集、游记等为史料基础,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情况进行梳理归纳。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并秉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成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庙宇古迹等等都对旅游者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怀古名句、山水诗文更是激发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第五章对明代中后期在旅游思想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几位江南旅游家的旅游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着名的旅行家以及以撰写纪游文学出名的诗人与作家,他们在观赏、游览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旅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他们丰富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主要从对居民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赵婧^[3]（2019）在《陈文述研究》文中提出陈文述（17711845）,原名文杰,字云伯,别号退庵、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副榜,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至江都知县,是清代嘉道时期着名诗人。曾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元,与陈鸿寿、陈甫被阮元称为“钱塘三陈”。陈文述一生作诗逾万首,着述数量繁多,着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诗选》、《颐道堂戒后诗存》、《秣陵集》、《西泠怀古集》、《西泠闺咏》、《西泠仙咏》、《颐道堂文抄》、《碧城题跋》、《碧城文隽》、《碧城诗髓》等等。陈文述着作内容丰富,能反映诸多当时文坛及社会状况,颇具文史价值。以往学界侧重于研究陈文述与清代才女的互动以及对女性的书写,对他本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因此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个案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结合文献考订和研究讨论来考察陈文述的生平面貌、交游状况和诗文成就,以期深入认识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本论文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生平、交游,凡六章,下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着作版本、诗风嬗变,凡四章。每章的内容概要如下:上编第一章《陈文述家世戚属》,从陈文述的诗文集中勾勒出其家世谱系,并绘制世系图。通过考述其父母、妻妾、晚辈的生平,来展现他的家庭关系。陈文述有大量描述家庭内部生活、涉及夫妻之情的诗文作品,十分有利于考索出其家人尤其是女性眷属的生平经历。第二章《陈文述生平经历》,陈文述的生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长经历与科举过程（17711805）,写陈文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在京师屡试不第的过程。第二阶段薄宦生涯与海运波折（18061826）,写陈文述在江南一带的薄宦生涯和尝试海运运动的得失。第三阶段入道心迹与仕进抉择（18271837）,写陈文述在丧失爱子之后的心境转变与因家贫晚年再度出仕的波折起伏。最后,结合多方材料澄清了陈文述的卒年问题。第三章《幕府交游:以阮元及其幕宾为中心》,阮元是陈文述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老师。以陈文述为切入点,考察他与阮元的订交过程,在阮元幕府中参与的文学活动,以及与阮元幕府中其他幕宾的来往交流,更能了解阮元幕府对于乾嘉诗学的贡献,以及“诗人幕宾”、“政客幕宾”与“学者幕宾”三者的关系。第四章《诗学交游:以苏州“桂叶书堂”为中心》,随着陈文述在江南一带遍交友人,他在苏州的“桂叶书堂”逐渐具有一定号召力。本章重点研究了陈文述与舒位、萧抡的交往经历与诗学交流,并考证陈文述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关系,厘清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试图理解陈文述对这部书产生的作用。第五章《书画交游:以与钱杜诗画合作为中心》,陈文述与钱杜通过诗画合作积累了深厚的友谊。本章在具体的诗画合作案例中勾画了陈文述与钱杜的交游过程,分析他们的人格思想,揭示诗人与画家特有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疑案杂考:以顾太清“痛诋云伯”案为中心》,针对顾太清在诗中痛诋陈文述伪造题诗的疑案,结合种种文献考辩,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编第一章《陈文述着作考述》,逐一简要介绍陈文述二十八种至今流传的着作的版本与内容。第二章《早年绮丽:对“梅村体”的继承与发展》,陈文述在初学诗法阶段主要效法了吴伟业“梅村体”的诗风。本章通过解读具体诗歌,探究陈文述的叙事性七言古体诗在转韵方面对“梅村体”的继承,及在题材与写法上对“梅村体”的发展。第三章《中年求变:徘徊于用世与藻丽之间》,陈文述中年根据萧抡的建议转而追求诗歌的讽喻用世功能,重新删定早期藻丽的诗作,最后又有所反悔。本章首先对比了《碧城仙馆诗抄》与《颐道堂诗选》前五卷的异同,显示其删定过程的复杂性。其次从诗学上分析其诗观转变的意义。最后探讨他没有真正成功地转变诗风的因素。第四章《晚年入道:对李白的推崇与仿效》,陈文述晚年在诗学倾向上标举李白。本章通过分析陈文述对李白仙隐者形象的接受,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价上对李白的师法与尊崇,及其与学李诗人的交游这三方面,结合其晚年求仙问道的人生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论述他尊崇李白的原因和意义。

董晓霞^[4]（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指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李明奎,铁胜定^[5]（2014）在《方孝秉《盘龙山纪要》整理研究》文中认为方秉孝编纂的《盘龙山纪要》是一部清代有关盘龙山自然和人文的重要着作,然关于方秉孝的生平经历,以及《盘龙山纪要》一书的版本流传,学界研究颇有不足,亦未见有此书的点校本。今在系统整理此书的基础上,对方秉孝的生平经历,以及《盘龙山纪要》一书的版本流传等问题作一全面的考察。

李明奎,铁胜定^[6]（2015）在《方孝秉《盘龙山纪要》整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秉孝编纂的《盘龙山纪要》是一部清代有关盘龙山自然和人文的重要着作,然关于方秉孝的生平经历,以及《盘龙山纪要》一书的版本流传,学界研究颇有不足,亦未见有此书的点校本。今在系统整理此书的基础上,对方秉孝的生平经历,以及《盘龙山纪要》一书的版本流传等问题作一全面的考察。

赵培波^[7]（2015）在《云南作曲家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对云南作曲家及相关人士访谈的基础上,从音乐家的创作实践、作品、理论见解以及特定的文化语境联系入手,探明他们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点。通过对云南区域性、地方性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研究和解读,铭记他们的功绩及其带给人们的经典旋律、集体记忆,强化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并为后来者提供参照。

马志英^[8]（2015）在《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及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回顾研究现状,交代选题缘由,介绍相关概念,并对明清云南回族文人的文集情况进行说明。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及明清云南回族文人的地理分布情况。明清云南回族文人地理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之态势,与云南回族的整体分布格局相一致,符合中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规律。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兴起既与当时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又与教育资源分布密切相关,也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发达的交通条件息息相关。第二章主要考察明代马继龙、闪继迪和清代孙鹏、马汝为、沙琛及马之龙这六位回族文人的交游情况。清代出现了以昆明为活动中心的两大文人群体,两大群体交往成员的身份和族属多元,交游方式多元,性情相投,文学观念相近。这对促进云南回族文人文学创作和云南本土地域文学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主要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人的文化情怀。明清云南回族文人普遍乐游尚隐、亲近佛老,这与回族文人的性情气质和云南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而文学则是勾联两者的媒介。第四章主要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人忧国忧民、重亲念家、眷恋故乡的复杂情感,诸种情感交织构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现实主题和内在特质。第五章主要探讨云南地域文化在明清云南回族文学中的具体表现。明清回族文人以云南所特有的秀山丽水、形胜古迹、草木花果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进行文学形象世界的建构,将云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元素转化为凝聚着其审美情感的精神产品。第六章主要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主题倾向和文体特征。明清云南回族文人诗歌创作体裁多元,以古体诗成就最高,尤其钟爱闺怨、咏史及怀古题材。这表明云南地域文化不仅影响着明清云南回族文人的书写内容,还是影响其文学审美创造姿态的重要因素。第七章以杨慎、刘大绅及师范为中心,讨论了明清云南回族文人对其他民族文人的学习与借鉴,在精神境界和文学观念等方面,回族文人深受他们的影响。第八章探讨了明清云南回族文人文学作品的纂辑情况。袁文揆兄弟对明代云南回族文人文学、赵藩对清代回族文人文学的编纂整理有重要贡献。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并从时间、空间及民族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在明清文学史、云南地方文学史及回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最后展望了本论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蒋丽^[9]（2014）在《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两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了以土司群体和土司后裔为创作主体的彝族文人汉文学创作,目前学界对明清彝族文人汉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是对各彝族文人汉文创作的单独研究,较少从家族文学的角度切入,整体探寻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和文学面貌。本文主要以现存文本为主,结合明清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地域文化交流史以及彝族文化、文学传统,对明清两代的彝族文人家族的汉文学创作进行整体探论,试图勾勒出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论述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文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并分析其作品呈现出的民族和地域特征。本文分为四部分：绪论着重介绍明清彝族文人汉文创作产生的背景,学界对这一群体文学创作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思路方法等；第一章,论述明清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深度关联性,并以通论的形式,分别论述本文研究对象（姚安高氏、蒙化左氏、宁州禄氏、毕节余氏）四家族的文化和文学特征；第二章,以《迪孙》和《妙香国草》为中心,论述高奣映的史论思想和文学创作,可见出高奣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深刻体认,以及与中原学术思想的深度融合,同时结合其族群和土司身份,分析其思想的独特性；第三章,主要结合彝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论述毕节余氏一门五位诗人的民族和地域情怀。最后,在结语中,简要论述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明清彝族文人家族的汉文学创作,是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生动展现,是明清两代彝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独特珍贵的文化断面,结合区域制度史,在彝汉两种文化的对比参照中,对其进行整体观照和研究,应是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

朱彩梅^[10]（2014）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三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我爱雄伟壮丽的鸡足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爱雄伟壮丽的鸡足山（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陈文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云南作曲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爱雄伟壮丽的鸡足山（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2]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D]. 敖红艳.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3]陈文述研究[D]. 赵婧. 上海大学, 2019(03)
•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方孝秉《盘龙山纪要》整理研究[J]. 李明奎,铁胜定. 西南古籍研究, 2014(00)
• [6]方孝秉《盘龙山纪要》整理研究[J]. 李明奎,铁胜定. 西南古籍研究, 2015(00)
• [7]云南作曲家群体研究[J]. 赵培波.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15(03)
• [8]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研究[D]. 马志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研究[D]. 蒋丽. 南京大学, 2014(03)
• [10]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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