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WTO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微观传导的阻力及解决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曾杰[1]（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金川[2]（2020）在《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历史上曾出现的五次并购浪潮,银行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为产业并购创造了条件,自身并购活动也在蓬勃发展,推动全球银行业不断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各国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金融管制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创新,银行间的资本逐步集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并购数量与并购规模屡创新高。目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发展尚显稚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并购的规模、数量、复杂程度等方面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跨国并购的全过程面临的风险无论从复杂性、多样性,还是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都远甚于国内并购。因此,作为中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有效地评估、预警各种风险,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并购质效,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对银行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风险方面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大量研究的重点比较集中于银行并购动因、绩效水平、风险识别和量化、风险防控等方面,而且许多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偏重于考察东道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等,无法覆盖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全面风险因素。新形势下中资银行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风险形势,随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深刻调整,许多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回应。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以及知名风险评估机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纳入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特色因素——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指标体系,进一步拓展了跨国并购风险理论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动态赋值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增加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量化跨国并购风险,并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风险预警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跨国并购风险的动态预警,较大程度减少人为主观判断的误差和局限性。研究的主要发现:（1）中外银行业在跨国并购的动机、战略、主体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离不开内外部动因的驱动。（2）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对跨国并购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是构成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重要因素。五个子风险对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双边关系、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3）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其中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双边关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而风险较低的国家则主要以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但是行业风险的评估结果则相反,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的整体风险要小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综合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是南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4）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维度来看,以高收入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风险较低,新兴经济体的风险较高,跨国并购的综合风险与国家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5）从2017年的预警结果来看,政治格局变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全球银行业的行业风险及竞争格局的改变等因素都对中资银行实施跨国并购产生了较大影响。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薛涵予[4]（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军谋[5]（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李果[6]（2019）在《我国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高经济增长被世界瞩目,同时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研究也备受关注,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被认为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对经济主体征税,事实上是对经济的一种扭曲,减税则是可以降低这种扭曲,同时税收政策也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最灵活有效工具。在现阶段,为了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仍在全国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而我国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是本文研究重点。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的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减税政策对我国的TFP提升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别对全国的宏观税负与TFP的增长、我国各地区的宏观税负与地区TFP增长以及各产业的宏观税负与TFP增长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分析其中的依赖机制,以推导出我国的减税政策对TFP提升的路径,为我国正在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首先是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分为两个方面进行,一部分是与减税相关的,包括我国的减税政策梳理,与减税的理论基础。拉弗曲线是最早解释了减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进一步分析了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传播途径的理论学派,有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理论和乘数理论,企业的投资行为是企业TFP增长的核心,借鉴了投资理论,减税激励企业行为,借鉴了最优税收理论和税收的“相对价格”理论。另外一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关的知识梳理,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以及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为分析TFP增长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TFP的增长主要有三种途径:科技的进步、技术效率的提高以及中观和宏观经济的结构转换,结构转换进一步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高。分别从全国、地区以及产业三个层面,分析减税政策在这三个方面对TFP提升产生的影响,及减税政策在各层面起作用的具体方面。然后是文章的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选取了全国、各地区以及各产业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并具体分析减税政策在三个层面对TFP提升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认为:（1）减税政策在宏观层面能够促进TFP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主体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以及减税政策提供的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TFP的增长。（2）减税政策使企业增加创新投资等,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同时降低了社会上的要素流动成本,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使企业技术效率得到提升,促进企业TFP水平,推动地方TFP的提升。（3）减税政策能够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转型;使新技术与传统产业更好地结合,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促使了更多的新型产业发展,提高产业部门的TFP水平;同时我国的制度特征也是影响TFP提升的重要因素,减税政策使地方税收降低则不利于产业TFP的提升。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我国未来的政策实施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减税政策在新技术与其应用部门之间的衔接作用,促进新技术在社会上的推广,同时也发挥减税政策对社会创新活动的鼓励,为技术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方面,使减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优化人力资本管理,促进人力资本效率提升;在中观和宏观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要促进既有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也要促进新型产业的发展,促进TFP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王博文[7]（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合作范围扩大,各国间关系呈现复杂化趋势,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导致非传统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愈发严重。进入21世纪后,金融安全逐渐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已经引起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而金融监管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透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来看,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上均存在着一定问题,因此需要各方有效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凭借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规避和降低金融动荡机率,以此实现金融安全的目标。本文聚焦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监管利益冲突与制度缺陷,具体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阻力和可能。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非传统安全等相关国际政治理论出发,阐释了当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博弈。认为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有意识吸收金融监管领域的先进国际合作理念,在具体监管合作中思考如何解决金融安全的利益冲突问题,并进行机制创新。中国在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时必须把握趋势、找准立场,重视金融监管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国际接轨,积极响应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号召,参与制定新的制度,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安全问题的能力,并加深国际社会的参与度,维护我国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利益,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身实力、谋求发展。
胥日[8]（2019）在《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在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席卷以及国内债务违约事件的不断发生,维护“金融稳定”已经成为货币当局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深水区”,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的框架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基于上述背景,文章旨在研究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源以及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来调控金融稳定以最终确保经济的平稳增长。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全球各国机构、学者对金融稳定的研究工作,并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中国央行对于金融稳定基本形态的刻画来分析金融稳定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再从相反角度出发,阐述了发生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将其归纳为以下理论:债务风险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周期理论、恐慌情绪蔓延理论、货币政策失效理论;回顾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事件,从金融体系、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三个方面归纳导致金融危机的各项风险因子;我国政府在“十九大”中强调了“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的模式,对此,本章基于近代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及原因,分析了货币当局对于金融稳定的监测重点。第二部分是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的测度以及稳定性状况的实证分析。目前金融稳定度量的方法主要有金融压力测试分析、金融危机预警模型以及综合指标分析法。其中金融压力测试分析法很难全面地反映整体金融状况,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阈值较难把握,而综合指标合成法则应用更为灵活,可以全面反映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采用了综合指标合成法构建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FSI）,该体系是由金融市场状况（FSCI）、宏观经济状况（MECI）以及国际间资本流动（ICFI）的3个一级指标以及11个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进出口以及金融状况的二级指标所构成;本章选用了2003年到2017年这一时期的各项指标的季度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拟合了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数,并分别分析了各指标对于金融稳定的贡献度。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存在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审慎,而宏观经济状况也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此外,由于我国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原因使得我国金融体系对外部环境变化较为敏感;通过金融稳定综合指数的拟合观测到我国的金融稳定水平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受到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稳定性在2008年、2011年前后出现大幅波动。第三部分分别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货币政策一直以来被当局作为调节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采用以基础货币投放量为代理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以利率为代理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这一章对两种货币政策特征做了阐述并对比了两种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在实证分析中构建了一个三维TVP-VAR模型,涵盖金融稳定指数、货币供给量以及利率三个主要变量,通过等间隔脉冲分析以及时点脉冲响应分析来研究不同阶段金融稳定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动态关联性;实证结果显示:首先,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机制存在显着的阶段性特征,现阶段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提高金融的稳定性;其次,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显着优于价格型政策,政策当局在调控过程中应当以数量型政策为主;最后,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调控应更加表现为一种长期效应,因此货币当局应当着眼于维持金融体系长期的稳定性,采取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从而为公众树立良好预期。第四部分研究了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模型引入了经济增长率（GDPR）和金融稳定指数（FSI）,基于2003年到2017年的季度数据,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线性及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到,金融稳定（FS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分析得出,我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三区制特征,即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以及金融稳定性水平高低而呈现较为显着的非线性特征,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冲击比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更为显着;经济增速过快时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为反向作用,而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表现为正向作用;金融稳定指数位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当金融稳定程度较高,指数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变为反向关联。第五部分在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直接效应的基础上研究了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首先基于财富效应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广义流动性陷阱理论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分析了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其次,本章分别阐述了学者们对于货币中性理论以及货币非中性理论的论述;在实证分析中,建立了由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组成的联立方程,并采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与“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总体来看,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则表现为抑制作用;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促进作用,而从总体来看,利率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却一定程度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第六部分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调控在各地区的非对称效应。由于我国地域广阔,而各地区之间的发展状况又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异质性特征,将其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在不同地区的关联性做了量化分析,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研究在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进行差异化调整。“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而两种货币政策对价格稳定影响方面则是西部地区影响系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杨斌[9]（2019）在《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出现中国特有的货币现象。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和“资产荒”,而中小企业较难申请到贷款,通过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又很高,金融市场“量宽价高”问题突出,反映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货币内生属性增强,数量型调控难度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难以兼得,有必要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框架,实现价格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实际经济活动,利率则外生地由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决定,早已“预言”了利率走廊调控的必然性。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利率由两大资本家阶级分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论述对利率走廊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可以综合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有助于让金融回归本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银行从最早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变到当前间接货币总量调控,还初步尝试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由于当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缺乏对价格的有效调控,无法平抑市场利率波动,利率走廊的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受到挑战,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微观货币创造机制,发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货币的内生属性和利率的外生属性都有增强的趋势,数量调控难度加大,价格调控可能性提高。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发展史的路径差异表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稳态增长逼近,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克服数量型调控框架固有缺陷,实现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发达国家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建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具有基准性的政策目标利率,合理设定的走廊宽度,能与价格型调控相配合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具有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准备金制度。在人民银行推动下,持续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初步具备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基础条件,但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完全建立也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扭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梗阻”,对利率走廊调控建设构成挑战。为完善我国价格型调控框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通胀目标制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能够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有利于形成和引导公众预期,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首要的是要实行通胀目标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具有市场性、基础性和主导性,利率走廊调控要以SHIBOR作为基准利率,以有效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利率走廊宽度通过改变机会成本改变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因此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控成本、央行容忍度和外生冲击类型。在我国转轨经济特征背景下,人民银行具有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利率走廊还需要余额准备金制度相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一要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强化SHIBOR的基准性;完善合格担保品框架,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改变准备金制度的期间平均考核方式,实行自愿准备金制度。二要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三要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还应提高分析预测能力应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
范瀚文[10]（2019）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实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从而建立我国经济质量上的优势。制造业既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又是持续发展的根基,保持制造业健康高效运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了庞大而完备的生产制造体系以及生产能力,但整体上供给质量不高,难以及时应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通过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成为发展面向新时代制造业的必由之路,而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之后,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放缓趋势明显,制造业受累程度更为严重。2015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仅为3.5%,是近十年来最低增速。虽然自2016年开始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已经增长疲态尽显,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和库存高企等矛盾显现出来。在这些表层矛盾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值得注意。当前我国制造业深层次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错配方面,即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市场难以出清。一方面,低端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出现严重的产品过剩,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质量数量都不足,市场份额被国外占有。这种现象源于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过度依靠要素投入获取增长,形成低端路径依赖,而低技术投入的结果必然是低端的产出,无法适应国际和国内逐渐提高的产品精细化、高端化、个性化需求。因此,我国制造业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由无效低端的旧供给逐步转变为高效高端的新供给,实现制造业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和资源重新配置两种,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正是后者,这就建立了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关联。僵尸企业作为低端无效供给的代表,长期占用大量资金、土地、机器设备等宝贵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直接拉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不仅如此,僵尸企业还会对正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它们的健康运行。僵尸企业作为本应该退出市场的无效供给在市场中继续生存,甚至还持续扩大已经过剩的产能,是我国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供给质量提升的一大障碍。由于僵尸企业是微观供给主体,因而僵尸企业问题首先是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任务于当下显得既艰巨又紧迫。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下研究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有助于认清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更好地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扫除这一障碍。本文的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观察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以中国实体经济的支柱制造业为研究主体,以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为核心目标来展开。首先,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做出解释,为展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更好地承接现有研究成果做出针对我国国情和现实的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进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其次,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际流行的僵尸企业识别法进行修正,并分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现状。对僵尸企业危害的分析表明僵尸企业问题是阻碍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转型升级的一大障碍,想要化解制造业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再次,本文基于供给侧角度对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将僵尸企业问题作为供给问题分析有利于从深层发现僵尸企业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进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并深入考察政府干预因素对僵尸企业危害的放大作用,旨在证明依靠市场自发作用才是清退僵尸企业的最优途径。最后,本文选取与我国具有相似之处的东亚模式代表国家日本和韩国作为样本,在分析这两个国家处理僵尸企业问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从现状、危害、形成机理、国际比较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现阶段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能通过刺激政策解决。我国制造业企业作为供给主体对需求的“质”和“量”变化的适应性差,一旦面临需求冲击就会爆发僵尸企业问题。由于刺激政策只能掩盖而不能真正解决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因此刺激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缓解效果是短暂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供给侧管理入手。第二,从正常企业沦为僵尸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产业供给结构失衡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由于产业政策诱导、政府间竞争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产业供给结构会发生失衡。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僵尸企业更容易滋生。其次,企业供给质量低下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创新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合理以及优秀企业文化缺失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企业供给质量的低下,从而逐渐丧失自生能力,只有外力扶持才能继续存活。最后,无效供给无法清除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僵尸企业未能被市场的力量所清退得益于银行和政府造成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低效退市机制的阻碍作用。第三,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产生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成为主要受害者,而政府干预的加强会加深这一危害。僵尸企业作为无效供给不仅大量侵占有限资源,还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加剧正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阻碍了有效供给的增量提质。正常企业作为供给主体适应外部需求变化的能力被削弱,从而对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产生负面影响,即表现为僵尸企业对非僵尸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优势,所受僵尸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而民营经济的活力则受制于僵尸企业问题。此外,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四,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本在于供给侧改革即体制机制改革,落脚点是建立并维持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首先,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僵尸企业问题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其次,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是重要一环。构建完备市场需要同时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国资国企改革,解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并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最后,建立合理的政企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环节。推行有限政府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第五,由于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成因复杂,因此解决对策同样也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发力,协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改革,其中经济结构调整又包含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两方面。产业层面上的对策是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企业层面上的对策是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制度层面上的对策是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沿着减少存量和控制增量的思路来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本文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从供给侧的视角指出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联系。僵尸企业问题从供给侧的视角来分析就是如何顺利淘汰旧供给并转型升级为新供给,如何减少无效供给并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就是消除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供给侧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为化解供给侧的矛盾奠定新的理论基础。第二,在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进行识别时加入政府补贴的因素对现有识别法进行修正,提出一种将补贴软约束情况考虑在内的识别法。本文通过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对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三,本文提出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落脚点是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作用下自行退出。进而,本文据此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后WTO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微观传导的阻力及解决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WTO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微观传导的阻力及解决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框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 2.1.3 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 2.2.6 理论评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方式 |
| 3.1.3 投资行业 |
| 3.1.4 投资区位 |
| 3.1.5 投资主体 |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一、关于银行跨国并购的概念界定 |
| 二、关于银行跨国并购类型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框架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银行跨国并购的理论 |
|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二节 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理论 |
| 一、跨国并购风险的构成 |
| 二、跨国并购风险的评估 |
| 三、跨国并购风险的预警 |
| 四、跨国并购风险的控制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关于中外银行业跨国并购的比较 |
| 第一节 关于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分析 |
| 一、五次并购浪潮的产生 |
| 二、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 |
| 三、典型跨国银行的案例研究:汇丰银行 |
| 第二节 关于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分析 |
| 一、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政策演进 |
| 二、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 |
| 三、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动因分析 |
| 四、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
| 第三节 关于国内外银行跨国并购的比较 |
| 一、跨国并购的动机 |
| 二、跨国并购的战略 |
| 三、跨国并购的主体 |
| 四、跨国并购的支付方式 |
| 第四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的主要风险因素:国内外机构视角 |
| 一、国际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分析与评述 |
| 二、国内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分析与评述 |
| 第二节 本文的拓展 |
| 一、新形势下跨国并购风险的新内涵 |
|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框架 |
| 第五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一、样本选取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处理 |
| 第二节 子风险的风险评估 |
| 一、子风险得分的确定:基于因子分析方法 |
| 二、子风险的评估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综合风险的风险评估 |
| 一、综合风险得分的确定:基于熵值法 |
| 二、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 三、综合风险预警指数的确定 |
| 第六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预警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模型的设计 |
| 一、BP神经网络原理概述 |
| 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算法流程 |
| 三、建立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假说 |
| 四、总体建模思路 |
| 第二节 BP神经网络在预警模型中的实际应用 |
| 一、相关参数及函数的设定 |
| 二、预警模型的训练与检验 |
| 三、预警结果的评价分析 |
| 第七章 关于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风险控制政策建议 |
| 一、构建政策协调机制,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
| 二、动态调整监管体系,完善国际监管协调机制 |
| 三、加强经济外交,改善双边关系 |
| 四、积极推进BIT谈判,降低投资风险 |
| 第二节 银行层面的风险控制政策建议 |
| 一、跟随国家战略,制定科学的并购战略目标 |
| 二、充分调查,熟悉国内外法律法规和政策 |
| 三、建立分层次的风险防控机制 |
| 四、合理选择并购目标和中介机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际背景 |
| 1.2.2 国内背景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 3.1.1 经济发展 |
| 3.1.2 社会稳定 |
| 3.1.3 协同 |
| 3.1.4 协同机制 |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 3.3 协同方式 |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 4.3.1 关联度分析 |
| 4.3.2 耦合度分析 |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 4.3.4 总结评价 |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5.4.1 困境分析 |
| 5.4.2 原因分析 |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3.1 人本性原则 |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 6.3.3 正义性原则 |
| 6.3.4 成本原则 |
| 6.3.5 实效原则 |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 6.4.1 理念的转化 |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 6.4.4 方法的革新 |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我国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一、减税政策的含义及其测度方法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及其测度方法 |
| 三、减税政策对TFP增长路径影响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减税的理论基础 |
| 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基础 |
| 三、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现实基础 |
| 一、促进税制优化阶段的减税政策:1978-1994年 |
| 二、扩大内需阶段的减税政策:1994-2003年 |
| 三、结构性减税阶段的政策:2003-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减税政策对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用分析 |
| 一、减税政策促进技术进步 |
| 二、减税政策促进技术效率水平提升 |
| 第二节 减税政策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用分析 |
| 一、减税政策对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逻辑 |
| 二、构建减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 |
| 第三节 减税政策对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 |
| 一、减税政策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逻辑 |
| 二、我国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减税对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 |
| 一、全国各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二、减税政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
| 三、实证结论分析 |
| 第二节 减税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 |
| 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二、减税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三、实证结论分析 |
| 第三节 减税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 |
| 一、我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
| 二、构建减税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三、实证结论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减税政策促进技术进步 |
| 一、减税促进新技术应用 |
| 二、减税鼓励社会创新 |
| 第二节 减税政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 |
| 一、减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二、减税促进人力资本效率提高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减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二、减税促进新型产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学术研究 |
（7）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Informative Abstract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与国际合作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非传统安全 |
| 二、金融安全 |
| 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全球化理论 |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
| 三、非传统安全理论 |
| 四、市场与金融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主体及功能定位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元主体 |
| 一、主要主体：主权国家 |
| 二、重要主体：国际组织 |
| 三、其他主体：私人组织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中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一、国际金融安全的现状 |
| 二、金融安全风险问题原因 |
| 三、国际金融安全溢出效应显着 |
| 第三节 现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功能定位 |
| 一、建立国际监管标准,以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
| 二、降低系统性风险,减轻金融脆弱性隐患 |
| 三、促进监管信息共享,完善多边交流机制 |
| 四、形成国际性约束制度,稳定各方金融秩序 |
| 第三章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及其缺陷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利益冲突 |
| 一、国际合作难以摆脱大国博弈束缚 |
| 二、国际合作下金融监管利益冲突明显 |
| 三、国际合作组织安全隐患犹存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的不完善 |
| 一、危机预警及处理机制滞后 |
| 二、监管规则制度框架过于复杂 |
| 第三节 现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法律缺陷 |
| 一、法律规范强制性约束力较差 |
| 二、法律体系不具备兼容性特征 |
| 三、法律监管盲区广泛存在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创新 |
| 第一节 根本举措：协调金融监管主体各方利益促进国际合作 |
| 一、划定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主体权限问题 |
| 二、深化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优化区域监管弥合国际合作的制度漏洞 |
| 一、完善谈判及沟通机制,推进区域多边合作 |
| 二、以区域监管合作为基础,破解国际合作中利益困境 |
| 三、扩大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范围,注重新兴市场合作中功能发挥 |
| 第三节 机制创新：增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效能 |
| 一、明确监管合作中的法律协调内容 |
| 二、增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机制创新能力 |
| 三、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联动机制建设 |
| 第五章 中国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的转变 |
| 一、重视金融监管合作的规范化与国际化 |
| 二、完善危机处理机制与国家干预政策 |
|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得以加强 |
| 第二节 中国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责任 |
| 一、坚守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
|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制度 |
| 三、积极推进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间的合作 |
| 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程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论文结构及思路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1.4 研究有待改进方面 |
| 第二章 金融稳定及监管机制的理论研究 |
| 2.1 金融稳定内涵的研究 |
| 2.2 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 |
| 2.3 金融稳定与监管审慎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稳定的测度 |
| 3.1 金融稳定模型分析 |
| 3.2 金融稳定指标体系的分析与建立 |
| 3.3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
| 3.4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 |
| 4.1 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 |
| 4.2 文献综述 |
| 4.3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五章 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5.2 实证分析文献综述 |
| 5.3 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介绍 |
| 5.4 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模型设定 |
| 5.5 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实证分析 |
| 5.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分析 |
| 6.1 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6.2 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
| 6.3 联立方程模型介绍 |
| 6.4 联立方程实证分析 |
| 6.5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经济增长调控的区域非对称性研究 |
| 7.1 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最优标准 |
| 7.2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结构的差异 |
| 7.3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实证分析 |
| 7.4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率走廊调控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二、数量型调控框架与价格型调控框架 |
| 三、利率走廊调控 |
| 第二节 西方利率走廊调控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早期价格型调控下的真实票据理论与银行贴现率理论 |
| 二、数量型调控下的货币数量论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
| 三、现代价格型调控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指导意义 |
| 一、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对利率走廊作用机制的分析 |
| 三、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 |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与转型 |
| 第一节 早期货币政策实践:信贷规模控制 |
|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产生 |
| 二、信贷规模控制 |
| 三、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当前货币政策实践:间接数量调控 |
| 一、1998 年至今的间接货币总量调控 |
| 二、为应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间接数量调控的特点 |
| 第三节 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 |
| 一、数量调控的局限性——转型必要性分析 |
| 二、数量调控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转型必然性分析 |
| 三、数量调控下利率决定的外生性——价格调控的可能性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 |
| 第一节 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施利率走廊调控奠定基础条件 |
|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
|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 三、利率传导机制日益顺畅 |
| 第二节 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向有利于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变 |
| 一、央行流动性调节与预期管理能力提高 |
| 二、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
| 三、建立健全合格担保品框架 |
| 第三节 实施利率走廊调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一、构建面向价格型调控的框架还不完善 |
| 二、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 三、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转型构成挑战 |
| 第四章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对比分析 |
| 一、英国与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路径 |
| 二、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基于Poole模型的分析 |
| 三、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框架选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现代价格型调控模式:利率走廊调控 |
| 一、欧洲中央银行 |
| 二、加拿大银行 |
| 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 第三节 国际利率走廊调控经验借鉴 |
| 一、合理设定准备金制度 |
| 二、创设常备借贷与存款便利工具 |
| 三、协调公开市场操作 |
| 四、具备市场性、基准性和可控性的目标利率 |
| 第五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实施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
| 一、建立通胀目标制 |
| 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
| 第二节 基准利率与政策目标利率的选择 |
| 一、选择SHIBOR作为基准政策利率 |
| 二、以常备借贷便利为上限,合理确定利率走廊宽度 |
| 第三节 实行余额准备金制度 |
| 一、准备金制度的争议 |
| 二、模型建立 |
| 三、参数校准 |
| 四、模型分析 |
| 五、结论 |
| 第六章 构建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 |
| 一、增强SHIBOR的基准性 |
| 二、降低常备借贷便利准入门槛,提升商业银行的融资可得性 |
| 三、余额准备金制度下是期间平均还是自愿准备? |
| 第二节 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 |
| 一、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 |
| 二、提升央行独立性的具体对策 |
| 三、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 第三节 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 |
| 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
| 二、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 |
| 三、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问题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 |
| 二、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解释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僵尸企业的内涵与识别 |
| 二、僵尸企业的产生原因与不良影响 |
| 三、僵尸企业的处置方式 |
| 四、文献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现状与危害剖析 |
| 第一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 |
| 一、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的发展演进 |
| 二、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在我国的适用性 |
| 三、针对我国僵尸企业的识别法修正 |
| 第二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现状 |
| 一、整体变化趋势 |
| 二、分地区分布情况 |
| 三、分行业分布情况 |
| 四、分所有制分布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危害剖析 |
| 一、加剧供需结构的错配 |
| 二、抑制有效供给的产生 |
| 三、阻碍制造业转型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基于供给侧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选择性产业政策诱导 |
| 二、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 |
| 三、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 |
| 第二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企业供给质量低下 |
| 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
| 二、管理体制问题突出 |
| 三、工匠精神普遍匮乏 |
| 第三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无效供给无法清除 |
| 一、银行提供僵尸信贷支持 |
| 二、地方政府父爱主义保护 |
| 三、市场低效退出机制阻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的影响：基于出口规模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出口规模挤出效应分析 |
| 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政府干预作用的进一步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实证检验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改变僵尸企业识别的严苛度 |
| 二、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处理 |
|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僵尸企业问题处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二节 韩国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三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从供给侧视角审视僵尸企业问题 |
| 二、正常的银企关系衍生于完备市场 |
| 三、合理的政企关系产生于有限政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产业层面：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合作机遇 |
| 二、推进“互联网+”战略培育产业新业态 |
| 三、推行区域差异化策略促进产业转移承接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 |
| 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创新动力 |
| 二、激发企业家活力催生高效率民营企业 |
| 三、鼓励企业服务化转型实现价值链攀升 |
| 第三节 制度层面：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 |
| 一、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提高破产程序效率 |
| 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培育独立市场主体 |
| 三、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后WTO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微观传导的阻力及解决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D]. 金川.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5]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我国减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D]. 李果.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7]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研究[D]. 王博文. 吉林大学, 2019(10)
- [8]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D]. 胥日. 吉林大学, 2019(10)
- [9]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D]. 杨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D]. 范瀚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