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民营企业应全面提升提高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孟鹭[1]（2021）在《科技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的重要使命。2011年10月20日,我国科技部联合“一行三会”发布国科发财[2011]539号（《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开始了探索科技金融实践模式。在第一批科技金融试点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挥试点的带动示范作用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支持科技企业的创新研究与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促进我国科技金融的深入发展,2016年6月17日,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公布开展第二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9个城市为第二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地区。在我国对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视和各种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本文分别以2008至2016年和2008至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第一批和第二批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分别对试点地区企业价值的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不同于以往立足于宏观经济层面和中观城市层面以及仅针对第一次试点政策的研究,本文着眼于微观企业,并首次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分别对于企业价值的效应,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次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企业价值增长,而第二次试点则会降低试点地区企业价值。另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次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带动企业价值,风险承担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在2011年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影响公司企业价值过程中,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次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价值,风险承担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价值的效应存在显着的地域和公司属性差异,其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于中东部地区来说受科技金融带动作用最小,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受科技金融带动作用最大。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各地政府应着力提高政策的实施效力,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提升风险承担能力。
李乾宇[2]（2021）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社会发展中,具有创新精神及改革精神的群体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下夺得一席竞争之地。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社会的发展现状。现在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同国家推进实体升级优化,主要是通过经济创新转型的方式来实现的。创新是促进企业及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能力水平如何,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主要衡量指标。企业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作为其中重要力量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同时大多国企均在自身所处行业发展中居于引领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建设,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发展水平,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发展动力。整体来讲,国内科研发展逐渐从之前的关注数量层面主要朝着目前关注质量层面推进,显着提升了我国科研实力手绘屏。不过,结合国内经济现有发展实际上看,普遍存在着治理结构亟需优化、经济体系不健全、国有资本责任主体不明确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这样很难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水平。为此,党和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议》,积极稳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拓宽混改领域和范围,以此希望提高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为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综上分析,在本文分析中,我们以2017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清单为研究重点,以在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主要分析对象,选取企业从2012-2019年发展数据,同时从实验组、对照组两个角度来对企业进行划分。这里,对于已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归为实验组范畴;未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归为对照组范畴,同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一对四”来予以匹配。此外,我们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专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技术创新能力水平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借助图书馆、互联网等渠道阅读国内外学者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人们在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时,主要从创新投入、绩效等不同层面来进行研究的,不过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特别是针对企业创新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文献分析整体有限。所以,在本文研究中,我们着重介绍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含义及配套理论,以此建立完善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这样能够更好的对国企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进行科学衡量。此外,文章分析中,我们在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基础上,汇总整理专门学者在构建企业技术能力指标体系建设方面的观点,同时联系国企现有实际,进行全面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7个不同的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衡量的指标。文章在研究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借助实证分析方式,着重阐述了国企技术创新能力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间的关联。另外,结合现有存在着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本文确定虚拟变量为行业及区域,运用分组回归方式来分析总样本。以此来分析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影响国企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发展,以及介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与企业所在区域之间的联系。结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了显着提升。结合股权集中度层面,针对前五大股东,如果其持股占比较高,则对国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为突出。从行业发展层面,国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与行业因素并不相关,表明诸多行业均可以结合实际来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区域角度上,国企技术创新发展中,和东中部地区比起来,西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具有更高的效率水平。经过本文的分析能够得到,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极大的增强国企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我国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做法是科学的,是行得通的,我们需要始终牢记:国企改革在今后发展中,需要不断扩大改革领域及改革范围。同时,为了协调各区域发展水平,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中西部国企也应该有序向前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国企技术创新能力水平。
肖娜[3]（2020）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十三五”规划再一次强调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研发活动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外溢性等特点,企业自身进行研发活动的困难比较大。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我国出台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主要包括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两种。其中,加计扣除政策被认为是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最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析和评价加计扣除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活动的的激励效果是检验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环节,这对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精准性及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在梳理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市场失灵理论、外部性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理论对加计扣除政策与研发投入、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然后,以沪深两市2014-2018年的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回归分析、随机前沿分析等方法,研究加计扣除政策在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域的企业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但在新能源企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不如在民营企业中显着,在西部地区企业中的作用也不如在非西部地区显着;（2）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加计扣除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和生物企业的创新效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其他行业的激励作用不显着。在民营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中,加计扣除政策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是很明显。最后,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加大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力度、实施差异化的加计扣除政策和加强成果转化税收激励政策等对策建议。
夏元宵[4]（2020）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更是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下和国际贸易格局深刻的调整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深度整合国际市场、促进国际经济要素自由高效流动、推动全球资源高效配置为目的,联动亚欧非沿线国家经济政策融合,共同打造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共同体。我国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零起步到如今占比GDP60%的重大突破,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艰辛成长。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更应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全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等诸多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全球经济衰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支持不足、民营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限等都是阻碍民营企业国际化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有代表性民营企业如:华为集团、传化集团、华立集团、雅戈尔集团等国际化发展模式,来探索“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和趋势研究。从机遇与挑战并存视角,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实现的路径,一是国际化模式规避部分全球性常规问题,二是传统型国际化模式高效地推进我国对外政策落实,三是时代型模式能跳跃性地提高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林明灯[5]（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王鑫[6]（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刘芸华[7]（2020）在《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认为重点产业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生产效率、加快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OECD,1975）。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重点产业政策也是其在短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并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普遍做法。重点产业政策将为特定产业带来显着的政策优势,进而导致特定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发展环境、资源要素等方面出现结构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将反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特定产业中的企业既可以受益于土地租用、专项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还可以受益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向好预期,得到市场资源要素的青睐。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各国经济复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带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一带一路”合作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阶段,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厘清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文献时发现,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要么基于国际化程度视角探讨制度环境的作用、要么从企业国际化动态发展视角考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绩效、进入国际市场的状态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企业国际化程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等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考察,厘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和存活,以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影响效应。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为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更加详细地指导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根据“特征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和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1）产业政策往往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2）从我国产业政策整理结果来看,重点产业较为集中。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重合度较高,但是不同省份选择重点支柱产业时,也会考虑本省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情况。（3）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来看,企业国际化深度从金融危机保持平稳趋势,我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4）“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并且国际化企业个数和重点产业政策个数基本呈现显着的平行趋势,在一定程度表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特征事实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基于特征事实描述,本文进行以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第一,本文以2001-2015年中国国际化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框架分析中,提出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假设,并通过面板Tobit模型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绩效这一静态维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显着提高了企业国际化深度,但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没有显着影响。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实施背景下单一政策工具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无显着影响。（3）产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特征,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显着。（4）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显着为正。（5）从地区异质性看,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东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但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没有影响。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均没有显着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动态数据,以生产折衷理论、跳板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存活等动态维度的影响,并从企业类型、所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从三类产业政策类看,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2）产业政策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而“中央提及,同时地方未提及”重点产业政策会抑制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整体上产业政策会促进对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3）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但重点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表现显着的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4）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存活时间。但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异质性企业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渐进国际化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本文根据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继续分析,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为出口进入、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进入和转型进入（从出口转向OFDI）三种维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做出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决策的可能性,并且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保持一致时,才能显着促进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不一致时,会导致企业出口概率的下降。（2）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于生产率低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支持其出口,而不是在国内市场生产经营。（3）产业政策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不同地区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出口决策的推动作用最大。（4）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容易克服东道国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以OFDI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5）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更可能以O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以OFDI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以OFDI进入的可能性。（6）产业政策对企业向OFDI转型决策将会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随着企业出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1）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2）政府应依据企业间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国际化,尤其是针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3）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合力”,提高产业政策的整体驱动作用。对于企业而言,（4）企业国际化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的规律;（5）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应依据产业政策向OFDI理性转型。
李丹[8]（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王冬梅[9]（2020）在《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拉动GDP增长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日益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促进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问题及挑战,需要政府予以支持。政府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是促进经济转型的直接手段,且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而推动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因此,在质量型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9—2017年民营制造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及理论基础,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2）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3）政府生产补贴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其次,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并且通过LP法测算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特征进行描述。再次,本文从创新外部性、融资约束、就业角度分析了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补贴的必要性,在梳理相关补贴政策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对民营企业补贴的特征。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严谨的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融资约束方面研究政府补贴影响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通过行业、规模、地区层面研究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政府补贴措施、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1）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补贴规模呈逐年增大趋势,并且存在一定的行业和地区差异,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补贴力度有所倾斜;（2）我国民营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大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明显;（3）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差异较小,近年来技术密集型行业呈领先发展状态;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数较大,高于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但增长缓慢,落后于其他三个地区;（4）政府总补贴、研发补贴、生产补贴均促进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对不同的行业而言,政府补贴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补贴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显着,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着;（6）对不同的规模而言,政府总补贴仅对大型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促进作用,而对中型及小微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研发补贴对中型民营企业影响最显着;生产补贴对小微企业影响最明显。（7）对不同的地区而言,无论是东中西还是东北地区,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政府补贴对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层面:（1）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补贴力度;（2）提供多样化政府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3）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4）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5）完善政府补贴监管体系。企业层面:（1）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2）提高政府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3）增强民营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
宋竹芳[10]（2019）在《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旅游供给侧改革、发展全域旅游、实现优质旅游的背景下,亟需旅游企业保持成长性。在众多影响旅游企业成长性的因素中,社会资本和企业转型升级被公认为是关键因素。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业中连接需求方（旅游消费者）和供给方（上游供应商）的中介机构,处于旅游产业链中的核心枢纽位置,离开旅游企业的通力合作,旅游产业的经济活动很难进行。其中,在规模上占据旅游市场半壁江山的中小旅游企业,成为决定旅游产业成长性的关键。但是与成熟旅游企业相比,中小型旅游企业在资源获取、利用、整合和消化吸收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在我国旅游市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小旅游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变化和资源限制,旅游企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加之中小旅游企业的先天特性更需要资源外取和转型升级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成长性。中小旅游企业作为连接旅游需求与供给的天然桥梁,身处旅游市场网络中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利用各种资源,并内化为转型升级及成长的基础。那么,社会资本是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的直接动因吗?在外部社会资本内化的过程中中小旅游企业有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型与升级?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对中小旅游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有没有差异?这些问题对于揭示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起作用的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研究选择中小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小旅游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转型升级及提高成长绩效这一主旨而展开研究,意在从微观视角揭示单个中小旅游企业如何通过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资源实现成长的内在逻辑,为我国中小旅游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路径。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构建了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与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对社会资本、转型升级以及成长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述;第二,探讨了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分别对转型升级、成长绩效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转型升级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第三,结合研究主题,确定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维度划分、测量方法和测量题项,在小样本预调研及问卷信效度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正式调查问卷;第四,利用收集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企业转型升级及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企业转型升级不同维度在中介作用中的路径依赖差异。最后,在环境动态变化的情境下,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我国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关系是否相同。通过以上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均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中小旅游企业由于先天不足,需要利用市场网络资源并内化为社会资本,将深层次矛盾进行挖掘和解锁,不断调和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成长所需的各种资源;（2）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促使其成长绩效的提升。成长绩效是检验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社会资本+转型升级”成为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提升的新路径;（3）环境动态性在社会资本认知维度与旅游企业转型和升级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只有高质量、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经营目标、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沟通语言,才能促进中小型旅游企业社会资本转变为其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1）开发了本土情境下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测量量表。充分考虑了我国旅游企业的特殊性发展背景的情境下,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预测,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运用该量表对我国旅游企业转型升级进行测度。（2）揭示了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前因变量的内容,探讨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理。（3）提出了社会资本、转型升级以及企业成长绩效的理论框架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中小旅游企业如何利用社会资本实现企业成长的过程,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影响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的中介过程,丰富了旅游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
二、西部民营企业应全面提升提高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民营企业应全面提升提高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法 |
| 1.3.2 实证分析法 |
| 1.3.3 归纳分析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核心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核心框架 |
| 1.5 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创新 |
| 1.5.2 研究内容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科技金融的相关研究 |
| 2.2 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科技金融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 |
| 2.4 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第一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3.2 第二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设定 |
| 第5章 实证分析 |
| 5.1 科技金融、风险承担、企业价值——第一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1.3 PSM-DID |
| 5.1.4 影响机制研究 |
| 5.1.5 稳健性检验 |
| 5.2 科技金融、风险承担、企业价值——第二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5.2.1 描述性统计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PSM-DID |
| 5.2.4 影响机制研究 |
| 5.2.5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异质性研究 |
| 6.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6.1.1 区域异质性检验——第一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6.1.2 区域异质性检验——第二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6.2 公司属性异质性检验 |
| 6.2.1 公司属性异质性检验——第一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6.2.2 公司属性异质性检验——第二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府角度 |
| 7.2.2 金融机构角度 |
| 7.2.3 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 |
| 二、民营企业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技术创新能力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研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与现状研究 |
| 二、改革动因、制约、路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 |
| 一、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
| 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理论 |
| 二、资源观理论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理论 |
| 四、企业成长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
| 二、股权集中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 三、行业、区域与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确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 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重构遵循的原则 |
| 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 |
| 第二节 主成分分析法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选择 |
| 三、模型设计 |
| 四、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转变国企行政职能,促进资源配置优化 |
| 二、发掘国企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驱动力 |
| 三、完善创新制度,促进多方位创新 |
| 四、有的放矢的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进行混改 |
| 五、构建全流程管控体系,管控好混改企业治理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3）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 |
| 1.3.2 关于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 |
| 2.1.3 研发和研发投入 |
| 2.1.4 创新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市场失灵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技术创新理论 |
| 2.2.5 信号传递理论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2 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3 行业异质性对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4 产权异质性对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5 区域异质性对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分析及研究假设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 |
| 4.3 模型构建 |
| 4.4 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
| 4.4.1 logit回归结果 |
| 4.4.2 样本匹配及效果分析 |
| 4.5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4.5.1 随机前沿分析可行性分析 |
| 4.5.2 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构建 |
| 4.5.3 创新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
| 4.5.4 随机前沿分析结果 |
| 5 实证研究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 |
| 5.3.1 全样本回归结果 |
| 5.3.2 不同行业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
| 5.3.3 不同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
| 5.3.4 不同区域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
| 6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及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概述 |
| 2.1 “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的国内外背景 |
| 2.1.1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背景 |
| 2.1.2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发展特征 |
| 2.1.3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
| 2.2 “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内容 |
| 2.2.1 更加自由化、国际化的贸易规则 |
| 2.2.2 标准统一、自由便利的投资规则 |
| 2.2.3 更加公平、高效、开放、安全的国际金融规则 |
| 2.2.4 新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的规则体系 |
| 2.3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
| 2.3.1 促进全球新经济增长带 |
| 2.3.2 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 |
| 2.3.3 创新区域新型合作模式 |
| 第三章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及特征 |
| 3.1 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
| 3.1.1 改革开放之前民营经济发展时期(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早期民营经济发展时期(1979-1991) |
| 3.1.3 改革开放中期民营经济发展时期(1992-2011) |
| 3.1.4 “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
| 3.2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区域性特征 |
| 3.2.1 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征 |
| 3.2.2 中部地区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征 |
| 3.2.3 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征 |
| 3.2.4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征 |
| 3.3 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因素 |
| 3.3.1 企业家对国际商机的认识 |
| 3.3.2 国际化初始期的资源要求 |
| 3.3.3 国际化企业的竞争战略 |
| 3.3.4 国际化的时间与企业绩效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与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 |
| 4.1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机遇 |
| 4.1.1 加强国际区域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 |
| 4.1.2 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增强国内国际产业联动效应 |
| 4.1.3 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与生产技术提高自身争竞力 |
| 4.1.4 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
| 4.2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挑战 |
| 4.2.1 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衰退 |
| 4.2.2 境外投资保障支持条件不健全 |
| 4.2.3 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 |
| 4.3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发展趋势 |
| 4.3.1 国际化模式克服全球性问题 |
| 4.3.2 传统型模式落实政策面保障 |
| 4.3.3 时代型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
| 第五章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对策分析 |
| 5.1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案例分析 |
| 5.1.1 华为集团:技术创新铸就了新辉煌 |
| 5.1.2 传化集团:外企合资的新范式 |
| 5.1.3 华立集团:多元化投资的典范 |
| 5.1.4 雅戈尔集团:中国的皮尔卡丹 |
| 5.1.5 民营企业国际化典型案例启示 |
| 5.2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的路径分析 |
| 5.2.1 政府营造企业国际化的良好环境 |
| 5.2.2 民营企业传统型国际化模式 |
| 5.2.3 民营企业时代型国际化模式 |
| 5.3 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对策分析 |
| 5.3.1 适应国际环境变化 |
| 5.3.2 推进国家政策落实 |
| 5.3.3 促进民营企业创新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6）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及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数据统计分析相结合 |
| 1.3.2 “典型化事实”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3.4 面板数据的Tobit 模型和Probit 模型 |
| 1.3.5 生存分析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企业国际化定义与内涵 |
| 2.1.2 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 |
| 2.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度量 |
| 2.2.2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
| 2.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动态的相关研究 |
| 2.3.1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决策 |
| 2.3.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存活时间 |
| 2.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2 从出口向OFDI决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评述 |
| 3.中国产业政策演进发展的特征事实 |
| 3.1 产业政策的概念及作用效果 |
| 3.2 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度背景及发展过程 |
| 3.2.1 产业政策的引入尝试(1978~1993 年) |
| 3.2.2 产业政策的全面推行(1994~2001 年) |
| 3.2.3 国际环境交互影响下的产业政策发展(2002~2012 年) |
| 3.2.4 “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新发展(2013 年至今) |
| 3.3 重点产业政策的整理与现状分析 |
| 3.3.1 重点产业政策整理方法 |
| 3.3.2 重点产业政策的发展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4.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 |
| 4.2 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典型事实 |
| 4.2.1 整体发展现状 |
| 4.2.2 分地区发展现状 |
| 4.2.3 分行业发展现状 |
| 4.2.4 企业国际化与重点产业政策 |
| 4.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的典型事实 |
| 4.3.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3.2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基本状况 |
| 4.3.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特征事实 |
| 4.4 本章小结 |
| 5.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分析 |
| 5.3.3 机制检验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动态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分析 |
| 6.3.3 异质性分析 |
| 6.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退出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分析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产业政策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国际市场存活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5.2 回归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不同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分析 |
| 7.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7.1.1 产业政策、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 |
| 7.1.2 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 |
| 7.1.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转型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机制检验 |
| 7.3.3 异质性分析 |
| 7.4 产业政策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机制检验 |
| 7.4.3 异质性分析 |
| 7.5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转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结果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异质性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总结 |
| 8.1.1 典型化事实描述的结论 |
| 8.1.2 实证检验的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策工具 |
| 8.2.2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有针对性引导 |
| 8.2.3 激发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整体性作用 |
| 8.2.4 企业国际化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规律 |
| 8.2.5 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应理性转型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2.1 样本的选取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补贴相关研究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三、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政府补贴 |
| 二、全要素生产率 |
| 三、融资约束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干预理论 |
| 二、创新理论 |
| 三、生产率理论 |
| 四、融资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补贴影响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
| 一、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 二、研发补贴、技术创新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三、融资约束、生产补贴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三章 我国民营企业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发展地位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民营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 |
| 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难融资贵 |
| 三、政府对民营企业缺乏有力地政策支持 |
| 第四节 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 |
| 一、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
| 二、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特征 |
| 三、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政府对民营企业补贴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补贴的必要性 |
| 一、政府补贴是克服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外部性的有效手段 |
| 二、政府补贴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状况 |
| 三、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提升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与质量 |
| 第二节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补贴政策历程 |
| 第三节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补贴状况分析 |
| 一、政府补贴的总量分析 |
| 二、政府补贴的行业特征 |
| 三、政府补贴的地区差异 |
| 四、政府补贴的结构分析 |
| 第五章 政府补贴影响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分样本回归 |
| 二、替换TFP的测度指标 |
| 三、政府补贴影响民营企业TFP的路径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政府层面 |
| 二、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10）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社会资本与旅游企业社会资本 |
| 2.1.1 社会资本的定义与内涵 |
| 2.1.2 社会资本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研究 |
| 2.2 转型升级与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2.2.1 转型升级的概念与内涵 |
| 2.2.2 转型升级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
| 2.3 企业成长与旅游企业成长 |
| 2.3.1 企业成长的概念与内涵 |
| 2.3.2 企业成长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旅游企业成长的研究 |
| 2.4 环境动态性的研究综述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概念与内涵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
| 2.5 相关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中小旅游企业 |
| 3.1.2 旅游企业社会资本 |
| 3.1.3 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3.1.4 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3.2 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模型构建的前提 |
| 3.2.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 |
| 3.3.2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3.3.3 转型升级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3.3.4 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 |
| 3.3.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4.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 4.1.3 问卷设计的偏差控制 |
| 4.2 “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测量量表开发 |
| 4.2.1 现有测量量表的述评 |
| 4.2.2 测量题项的生成 |
| 4.2.3 初始量表预测 |
| 4.3 其他变量的测量 |
| 4.3.1 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
| 4.3.2 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测量 |
| 4.3.3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4.3.4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4.4 预调研与量表修正 |
| 4.4.1 小样本取样及描述 |
| 4.4.2 量表题项的净化与修正 |
| 4.4.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模型分析及结果讨论 |
| 5.1 数据收集 |
| 5.1.1 研究样本界定 |
| 5.1.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1.3 样本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5.2 数据质量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3 假设检验 |
| 5.3.1 初始模型构建 |
| 5.3.2 模型拟合与修正 |
| 5.3.3 路径分析 |
| 5.3.4 中介效应分析 |
| 5.3.5 调节效应分析 |
| 5.4 研究结果讨论 |
| 5.4.1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5.4.2 社会资本与企业转型升级 |
| 5.4.3 企业转型升级与企业成长绩效 |
| 5.4.4 中介效应 |
| 5.4.5 调节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 |
| 6.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 B：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程度预测问卷 |
| 附录 C：预调研问卷 |
| 附录 D：正式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西部民营企业应全面提升提高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D]. 孟鹭. 河北金融学院, 2021(07)
- [2]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李乾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研究[D]. 肖娜.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 [4]“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D]. 夏元宵. 武汉轻工大学, 2020(06)
- [5]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6]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D]. 刘芸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9]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D]. 王冬梅.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10]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D]. 宋竹芳. 西北大学, 2019(01)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企业转型升级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