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

一、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许多娇^[2]（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提出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殷鹏飞^[3]（2021）在《“恋爱”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情欲叙事》文中指出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要将民国政治中"多党竞革"的复杂历史场景还给现代文学的研究1,力图从党派和流派的胶合关系中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考察2。 20世纪20年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党林立以及各个政党之间交织的竞争和耦合关系3。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复杂。

张惠娟^[4]（2021）在《图文互动与形象的跨界旅行 ——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摩登女郎”构型》文中提出

杨联芬^[5]（2021）在《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文中研究表明茅盾是中国首位翻译"Feminism"并使之获得中文命名的作家,女性主义观念在其早期妇女问题论述与文学创作中的影响,集中在对两性关系与道德的关注与讨论上。他推崇妇女主体意识,赞美女性气质,致力于建构平等的两性关系。他以解放的身体塑造"解放的妇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身体政治学,颠覆了传统性别权力关系,解构了男权中心的道德秩序。由于女性主义精神的灌注,他的早期小说在"都市革命"与"文学形象"两方面,都作出了超越性贡献。

金羽抒^[6]（2021）在《性别、革命与文学—1926-1949年间白薇的文学创作》文中指出本文基于白薇1926至1949年间的文学创作情况,从主题和手法两方面出发,将她的创作分为三个时间阶段:第一阶段从1926-1930年。该时期的创作体裁以戏剧为主,在创作手法上,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抒发恋爱哲学,涵盖了“爱”与“美”的主题;第二阶段从1930-1937年。白薇受国内革命号召,回国参加革命活动,该时期的创作体裁多样,涉及戏剧、小说、诗歌、文论等,创作手法也开始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第三阶段从1937-1949年。这一时期创作数量大幅减少,体裁主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作品主要以日本侵华为创作背景,描写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妇女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生理与心理双重创伤。本文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以白薇创作初期将批判封建父权制家庭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父权代言者叙述和女性精神觉醒两方面,探讨白薇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封建家庭环境的成长过程中,对“人”产生的深刻觉醒。第二章是以白薇在逃离原生家庭桎梏并与杨骚产生了爱情纠葛经历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本章透过白薇在该时期的文本作品中所传达的恋爱观,分析探究她在面临爱情冲突与困境时的自我救赎,在此基础上解构对她与杨骚之间的恋爱模式,尽可能的还原白薇真实的恋爱样态,探讨她在这种情感关系模式下对情感的独特理解与追求。第三章通过“革命”在白薇作品文本中的反映,来讨论“革命”作为精神动力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从质疑爱情到质疑革命,她的创作从女性视角对革命的进行了反思,对“革命+恋爱”进行了继承与开拓。第四章主要探讨白薇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开始对于投身抗日事业的热情想象到无法寻得岗位时的理想破灭。她在作品中也描绘了女性在抗战语境中相较男性更加艰难的生存处境。白薇一方面在创作中展现出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精神历程,另一方面,对于革命的困惑与无奈使得她的文本内容趋于零散单调,对主流话语若离若离的创作态度也使得她的作品逐渐失去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最终消隐于时代话语之中。作为在“五四”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白薇倾注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既是她走进文坛的“敲门砖”,也成为她在文学史道路上继续前行的“绊脚石”。白薇作品中多重话语的交织错杂与她本人创作历程中的坚守、困惑、挣扎与消隐,为我们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反思,这也正是研究白薇及其创作的价值所在。

葛天逸^[7]（2021）在《无名氏创作主题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无名氏的创作主题为研究对象,选择无名氏文学创作中内容最为丰富而又相互联系的六大主题即革命、救亡、情爱、罪恶、死亡、宗教进行解读、诠释和总结。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每一主题书写中所着重刻画的艺术形象、所呈现的艺术风格,阐析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中所包含的作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构想,探讨了无名氏创作中多主题交融互见的叙事特点,同时采取文本考辩的研究方法梳理和描述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上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文学史的意义上阐发了无名氏创作对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六章。绪论部分评述了前人对无名氏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无名氏研究历史的发展轨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阐析了本论题的研究目标与学术意义。第一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革命主题。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在无名氏的精神探索中始终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呈现出复杂而多层面的意义结构。本章从“叛逆与救赎”的五四新文学书写模式出发,分析了无名氏文学创作中的叛逆青年形象,剖析了无名氏笔下的叛逆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阐释了救赎背后的哲学依据。本章还从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人道主义、革命中的牺牲、革命与诗歌的关系、革命者的个性以及个人权利、革命信仰等等问题。此外,此章还分析了无名氏对国际革命者形象的塑造特点,从政党中的派系斗争等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国际主义问题。第二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救亡主题。无名氏是在抗战时代崭露头角的现代作家,但其救亡叙事有其独特的关注重点和情节发展动力。无名氏小说的救亡书写中“原生空间”与“殖民空间”并存的城市、家园构型,寓含着无名氏个人的生命体验,无名氏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如救亡战争中的直接参与者、同情者乃至汉奸形象的塑造,都呈现出作者独特的文化思考。尤其是无名氏创作中对牺牲问题的理解,对民族“退化”问题的思考,都表现出无名氏的救亡书写在抗战时代的思想特点。无名氏聚焦于文化精神层面的救亡思考,显现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性意义和民族性特征。第三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情爱主题。无名氏是现代作家中的写情圣手,情爱、革命与救亡等主题的叙事往往融合在一起。本章抓住若干重点人物形象,分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因素,考察了无名氏以情爱为线索贯穿其他重要主题的基本特征,同时从重点作品的重要版本的比照辨析出发,阐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方式的文学史意义,探究了无名氏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品的传播历程。第四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罪恶主题。罪恶是无名氏创作探讨人性深度与文化差异性的重要角度。无名氏的创作从嫉妒和背叛两大人性特点的揭示出发,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抽象的思考,从囚徒和劳改犯的经历、烧毛党和日军对平民的恶行等等出发,对人性之恶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婚恋悲剧和堕落生活的叙写方面,无名氏深入地探索了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知识之恶”。无名氏笔下的“恶之花”形象,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出了无名氏对处于时代苦难中的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思考。第五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死亡主题。无名氏在其各种主题的叙事中都刻意安排了人物的死亡结局,细致描写了不同死因的人物在面临死亡时的挣扎状态,通过这些不幸命运和场景描写,无名氏表达了自己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无名氏的死亡观是辩证式的,死亡对于生命而言,虽然是恐惧的,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体现出死亡的必要性,对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无名氏做出了肯定性评价。无名氏创作中对于生死转化中的死亡赋值问题的思考,也使得他的死亡主题书写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探讨,而具有一种别致的思想史意义。第六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宗教主题。本章从重点人物皈依宗教的历程、原因出发分析了无名氏笔下起信叙事的文学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无名氏对于宗教起源问题的思考、对宗教美学蕴含的体认、对宗教本质的人性化理解等方面解读了无名氏对宗教生活的美学思考,从对于宗教神圣性和原则性的理解、对腐败的宗教徒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的角度阐释了无名氏的宗教批判理念的生成,从确立健康的人神互动关系、宗教崇拜方式的自由化理想等方面剖析了无名氏的宗教理想中的自由原则。结语部分剖析了无名氏创作中各种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总结了无名氏创作中六大主题叙事的各自特点,并将无名氏的创作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了它在文化精神上的独异性,指出无名氏是一个有着鲜明的自觉的文化构想的作家,他的所有创作都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对他的文化构想进行形象或象征、历史或现实的说明,这些作品,虽然创作的时代不同,体现的主题类型有别,甚至创作的构思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现出了无名氏的创作才能与他宏大的文化构想之间的完整对应与契合。

杨洪承^[8]（2021）在《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现代作家丁玲思想—创作的生成及演变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和阶段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典型现象,丁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彼此同构又抵牾的不断自我调适所揭示的作家个性特色和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内在思想文化要素,对于重新审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精神传统有着特殊意义:首先,丁玲起笔创作就写小我也写大众,写熟悉的女性也写陌生的难民,写生活也写革命,写人生的片断也写时代历史的大事件,写现实所见也写个人感受和体验。她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进入面向生活的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其次,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知识女性随性而独立的姿态与时代同行共进,她的创作总是能够爆发出自己的生命强力,赋予了革命与文学多声部的变奏和独具个性特质的精神风貌;再次,丁玲用鲜明的性别意识谱写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将革命文学单一思想代码和政治隐喻,转向人的解放的自觉反思和其文化思想的纵深推进,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个性化的案例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钱屏匀,李姝梦^[9]（2020）在《基于英语书评的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接受考察——以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为例》文中提出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度是文学"走出去"的重大考量。本文选取当代女作家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考察海外精英读者、普通读者、学生群体对该作品的三类书评,从"他者"视角全面透视其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核心元素,旨在通过丈量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真实距离和考察读者反响,探索总结文学外译的规律,为提高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认可度提供镜鉴。

丰杰^[10]（2020）在《自由的悖论——对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主体自由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虽然在丁玲开始小说创作的1927年,"五四"启蒙思潮已处于退潮期,但是丁玲早期小说中却仍然保留了"五四"启蒙文学关注女性解放的烙印,塑造了梦珂、莎菲、丽嘉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莎菲为代表的这些女性形象在展现浪漫、敏感、开放的个性的同时,却又都陷入了一种自由的悖论之中:既未在经济上脱离原生家庭的经济供养而获得独立意识,也未能在精神上反叛传统文化建构现代自我。莎菲们在"女性解放"的时代呼声下,脱离了原生家庭的形式管束,投入"新男性"的怀抱时,却发现自己成为了"男性乱爱"的牺牲品。因此,她们的反叛性更近似于少女在青春期出现的叛逆性。最终,丁玲借助政治理性,让她们逃离传统文化的评价体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6）性别、革命与文学—1926-1949年间白薇的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7）无名氏创作主题论（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自由的悖论——对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主体自由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3]“恋爱”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情欲叙事[J]. 殷鹏飞.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1(03)
• [4]图文互动与形象的跨界旅行 ——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摩登女郎”构型[D]. 张惠娟. 西南大学, 2021
• [5]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J]. 杨联芬.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6]性别、革命与文学—1926-1949年间白薇的文学创作[D]. 金羽抒.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无名氏创作主题论[D]. 葛天逸.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J]. 杨洪承. 齐鲁学刊, 2021(02)
• [9]基于英语书评的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接受考察——以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为例[J]. 钱屏匀,李姝梦.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0(01)
• [10]自由的悖论——对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主体自由的再思考[J]. 丰杰.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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