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黄润青[1]（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卫大静[2]（2019）在《场域性的“一家人”：民间体育参与中亲属结构的变化逻辑 ——河南W村打鼓活动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亲属制度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其研究始终披着“宗族”的外衣。随着社会变迁,学界注意到姻缘、地缘、业缘与血缘关系在活动中的交融将是一种必然,但却少有人注意到其变化的复杂场域性。本文基于亲属制度理论,以河南W村的打鼓活动为田野个案,以打鼓活动中参与群体的变化为研究内容。调研发现,在民间体育参与过程中,村民交流虽然都会表达“我们是一家人”,但不同场域的亲属结构涵盖范围却存在差异:在仪式性场域下往往呈现出对异姓的区隔状态,而在日常生活场域下呈现出融合状态。研究认为,区隔逻辑源于乡土社会信仰与禁忌规范、宗族秩序的强化,而融合则是因为乡土情义秩序的维持、村落关系共同体的重构。基于以上区隔与融合并存的现象进一步提出,民间体育参与过程中亲属结构变化具有复杂多元的场域性,从而促进民间体育活动为乡土社会从“差序格局”向“差序场”的转型,并促成乡土社会形成“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如下启示:第一,民间体育参与促进了不同亲属群体间融合,从而能够有效地分担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负担,国家应该认识到其积极意义;第二,通过对民间体育亲属结构参与变化情况,我们可以以血缘宗族为依托,特别是各类宗族祭祖活动的村民自治路径,成为推动乡土社会民间体育参与的极佳时机;第三,我们要重视民间体育在村落治理担任的角色。
唐宗力[3]（2017）在《城镇化与农村宗族文化》文中研究指明运用2009年和2014年在安徽4个县7个行政村进行的长达9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探讨城镇化对一般宗族文化和地方宗族文化、宗族观念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血缘和亲族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一般来说,那些拥有城市工作经历并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村民,更倾向于拥抱新的世界,男性村民比女性更为传统。城镇化过程中,个人主义上扬,族人关系淡化,农民正大踏步从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与包括远亲在内的族人关系不断疏远,而与近亲和家人的关系却有所改善。在涉及祖先崇拜、孝道、家庭、国家、修谱等价值观上,多数受访者的回答仍然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体现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地区文化历史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力,文化的变迁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对进城农民身上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可能要缓慢得多。
夏当英[4]（2017）在《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文中认为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费和平[5]（2015）在《社会基本共同体论纲 ——以宗族、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制的互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变迁是否存在结构性的演变路径?是否存在着促动乃至左右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学界关于这些问题,历来聚讼纷纭。从环境决定论、阶级斗争论到文明模式论等诸多理论都试图给予解答。有关社会组织的共同体学说已经积累了一百多年,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了若干共同体理论,并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若干思想学说尝试从各类共同体组织中区分出以特定伦理为组织原则的基本共同体这一类型,并带着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力图探索它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基本共同体”这一非正式制度类的文化遗产,在梳理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意图构建起“基本共同体观”的理论视角,阐释它的内涵和意义,提出若干假设性的命题,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初步考察了作为基本共同体的宗族与中国历史大势变迁之间的关系。全文共分5章。前两章属于理论建构的准备工作,第三章是本文理论观点的概括展示,第四章尝试将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历史变迁,第五章是总结和进一步引申。第一章为“引论”。阐述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对共同体、非正式制度文化遗产、宗族、“社区”、伦理、伦理文化民族观及底层设计等概念进行了说明,分析了它们在本文中的意义。认为广义的史学研究虽重在求异,但也不妨尝试求同性的理论研究,本文即是一次初步的、也许过于粗放的理论建构的尝试。基本共同体是伦理文化的基本性载体,相对而言,广义的共同体只是一般性的有着某种纽带的普通社会组织。非正式制度文化遗产在人类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本共同体则是该类遗产中最具核心性的一项。传统中国的宗族与欧美的基督教社区都可视为基本共同体的实际类型。伦理是基本共同体的核心。基本共同体观是对伦理文化民族观的进一步延伸,视角上从抽象文化转换文化实体。借助于底层设计,抽象的伦理观念才可转化为现实的基本共同体。第二章“主要思想来源和相关研究的回顾”。追溯了对本项理论研究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学说,整理了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择其主要者加以分析,并就其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者论列得失。在伦理方面,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学说、钱穆与余英时师徒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张五常从经济学视角对儒家伦理的分析、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论述对本研究启发最大。在共同体与社区研究方面,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理论使笔者受益最多。在宗族研究方面,本文从林耀华、唐长孺、谷川道雄、常建华、钱杭等人的着作与观点中收获甚多。第三章“基本共同体观雏论”。初步阐述了基本共同体观的核心内容,重点探讨了基本共同体的定义及其核心特征,并提出一些假说。“基本共同体”是以特定伦理为核心和根本组织原则,以对该伦理的集体认同为纽带,由个体或家庭组成,具有明确清晰的理念、制度化安排、组织框架,成员数量有限、规模可控、便于交流和互通有无,能满足其成员价值感、意义感、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等精神方面需求并提供相当利益保障,拥有持久和较为稳定的生命力,在某一区域、某一族群或某一国家中较为广泛乃至普遍地分布着的社会基层组织或曰共同体。它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即伦理、情感、利益的三位一体性和伦理性、组织性、仪式性的三位一体性。在界定和分析国家、“主导性力量”和一般共同体、浮散、族内结社等概念的基础上,就基本共同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某一基本共同体族内结社的发展程度与该基本共同体发展水平的关系是正相关”、“在社会较为稳定（基本没有什么较大范围的动乱）的情况下,该社会的’社区参与度’和‘社会资本’的发展态势与基本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的关系是正相关”等15项假设性命题。第四章“基本共同体观视野下宗族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从宗族作为基本共同体的视角,就其与中国社会大势演变之间的关系,重新解读相关史料,着重于前人也许未予足够重视的方面,尝试探索宗族在华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总体来说,奉行宗法的宗族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最持久、最广泛和最有整合力的基层组织。自西周以降,宗族的发展类型与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战国中晚期之前以世袭分封制宗族为主导,其伦理原则为封建性宗法,影响个体宗族兴衰的核心在封建和家庙;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是过渡时期;西汉中期至唐代中期大体上是奉儒家宗法伦理的宗族占主流,以士族与豪族为其阶段性特征,兴衰的关键在人物与墓祠;唐五代是过渡时期;宋至明清平民化宗族占主流,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兴衰的的支点在祠堂与制度。可以说,正是由于承载了宗法伦理之宗族的存在和发展,中国才从文化上成其为“中国”。宗族的结构性变迁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乃至根本性地位。宗族的结构发生变迁,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结构都会随之发生改变,这尤其体现在战国秦汉时期和唐宋之际。而宗族的结构性变迁则源于宗族及其伦理自身的结构与内在逻辑、既存伦理传统与诸多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知识与技术积累、地理条件等环境因素,外来种族与文化,以及尊奉宗法伦理与宗族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在这其中,一旦既有的伦理传统已经具有成熟体系并扎根于社会土壤中时,它便在上述因素中居于主导变迁方向的地位,虽不能无视其他因素但却能左右着其他因素发生作用的效果和方式,尽管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它也必须适当的调整自己,但其根本性的伦理特质不会改变。反映在宗族的发展上,即是秦汉以下的宗族在面临其他各种因素挑战时,始终不会改变其开放性世俗血缘伦理的本质特性。第五章“余论”。在总结归纳前文研究与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伦理类型的基本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关系、未来中国基本共同体变迁的可能走向等问题。
葛孝亿[6]（2014）在《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文中提出本研究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相关性出发,以江西吉安新圩毛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05-2010年毛氏家族五代人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历史考察,探讨了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历经一年半（2012年3月-2013年9月）的实地田野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口述史与生活史等研究方法,共收集到了包括地方历史文献、教育史料、家族史料、口述史料等在内的大量研究材料。在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本文集中讨论了教育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是如何对毛氏家族五代人的社会流动与家族结构产生影响的。通过对毛氏家族的历史考察,本研究发现：在科举制度下,毛氏家族的精英分子期望利用义学、族学、书院教育（传统时期被认可的文化方式）与科举考试等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文化动力；废科举后,家族精英则凭借新式教育与新式文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并迅速地完成了新旧身份之间的转换；民国时期,现代教育被新学精英纳入到宗族实践中来,家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显着提高,家族成员的职业结构开始发生分化,家族女性角色开始崛起；在政治运动年代,家族社会裂变为阶级社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弱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三十年,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促成了毛氏家族青年一代在职业结构和阶层构成上的巨大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家族作为一类血缘性抑或拟血缘性的初级社会组织已日渐式微。个案是可以延伸的,本文认为,毛氏的家族史与教育史应当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表明：以学校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兴起、普及与社会化,它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与历史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不仅仅是纯粹的教育行为,而是具有广泛历史功能的文化机制：宏观地看,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教育不仅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催生了新兴的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而且旧有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分化与重组；微观地看,现代教育体系把个体聚集于学校场域之内,通过一定年限的教育生活,个体被赋予了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资本和职业资格。在此过程中,个体也实现了自我的“社会流动"：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空间、身份、职业、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与心态等,而这些改变又进一步的塑造着他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从而使“流动"与“变迁”成为了可能。
戴五宏,张先清[7]（2014）在《当代中国宗族复兴研究: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当代中国一项日益突显的重大社会事实,宗族复兴吸引着诸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等新社会情境当中,宗族不再是同质化和统一性的实体,而是由大量纷繁的边界跨越与流动所建构的共同体,应当尝试引入"想象社群"的观点,来与"宗族复兴"的议题相结合,从而推动宗族研究取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应星[8]（2014）在《“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用"土地—治理—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在农业问题上,用治理和民情的视角既诠释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也分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之间、在经营的自主性与规模性之间面临的矛盾。在农村问题上,既用土地、家庭和人口的视角解释了新时期农村从总体性治理到专项性治理的治理转型,又用民情的视角分析了农民负担问题和基层政权悬浮问题的成因。在农民问题上,联系土地制度变迁和治理格局变迁,分析了农村村庄自治的出现及宗族和家庭的兴衰,由此展现了农村民情在新时期变迁的喜与忧。
姚宏志[9]（2013）在《1959～1961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1959～1961年的安徽灾荒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现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灾荒的规模比城市要严重得多。即使在农村地区,灾荒也不平衡,各地差异性很大。
贾先文,刘智勇[10]（2012）在《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二、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场域性的“一家人”：民间体育参与中亲属结构的变化逻辑 ——河南W村打鼓活动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发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亲属制度 |
| 1.3.2 场域 |
| 1.3.3 “我们是一家人”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W村打鼓活动介绍 |
| 2.1 W村基本情况介绍 |
| 2.1.1 W村历史、经济、地理位置介绍 |
| 2.1.2 W村的民间活动变迁 |
| 2.1.3 W村的亲属关系 |
| 2.1.4 打鼓(1)活动的发展变化 |
| 2.2 W村打鼓活动介绍 |
| 2.2.2 祭祖打鼓活动介绍 |
| 2.2.3 日常庆典活动打鼓活动介绍 |
| 第3章 不同场域下W村打鼓活动亲属结构的隔离与融合 |
| 3.1 仪式性场域下亲属结构的隔离表达及其逻辑 |
| 3.1.1 仪式性场域下亲属结构的隔离表达 |
| 3.1.2 仪式性场域下亲属结构的隔离逻辑 |
| 3.2 日常生活场域下亲属结构的融合表达及其逻辑 |
| 3.2.1 日常生活场域下亲属结构的融合表达 |
| 3.2.2 日常生活场域下亲属结构的融合逻辑 |
| 第4章 结论与启示 |
| 4.1 结论 |
| 4.2 启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城镇化与农村宗族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方法与调查地区现状 |
| 二、城镇化对一般宗族文化的影响 |
| (一)祖宗崇拜 |
| (二)孝道 |
| (三)忠 |
| (四)节 |
| (五)男女关系和婚姻关系 |
| (六)义 |
| 三、城镇化与地方宗族文化和地方宗族社会 |
| 四、血缘与亲族关系 |
| 五、调查的回归统计分析 |
| 六、结论 |
（4）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论文提纲范文）
| 一、祖先崇拜:传统宗教与乡村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 |
| 二、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的祖先崇拜 |
| (一)“家”的祖先:乡村生活礼俗的逻辑起点 |
| (二)“祖宗”和“孝悌”:镶嵌在乡村生活秩序中的基础理念 |
| (三)“权力场”:乡村敬祖活动中的等级关系 |
| 三、祖先崇拜的适当制度化和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乡村自治 |
（5）社会基本共同体论纲 ——以宗族、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制的互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 二、史学上的史料派与理论派 |
| 第二节 解题与界说 |
| 一、共同体、基本共同体 |
| 二、非正式制度文化遗产、宗族与community |
| 三、伦理、伦理文化民族观和底层设计 |
| 第二章 主要思想来源和学术史的回顾 |
| 第一节 伦理方面:陈寅恪、钱穆、余英时、韦伯与张五常 |
| 第二节 共同体和社区方面:滕尼斯、涂尔干、费希尔、帕特南及社群主义 |
| 第三节 宗族方面:唐长孺、林耀华、钱杭 |
| 一、概念争议、宗族通史和实证研究上的关键性贡献 |
| 二、有关宗族的主要理论 |
| 第三章 基本共同体观雏论 |
| 第一节 “基本共同体”的定义 |
| 第二节 基本共同体的核心特征 |
| 第三节 其他共同体与基本共同体 |
| 第四节 有关基本共同体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若干假说 |
| 一、第一部分假说 |
| 二、第二部分假说 |
| 三、第三部分假说 |
| 小结 |
| 第四章 宗族、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制的互动之概观——以西周至西汉为例 |
| 第一节 试论关中盆地与宗法性分封制的起源 |
| 一、“因”者为何:殷人的宗族制、分封制及其统治异民族的方式 |
| 二、关于西周宗法性分封制起源的一个假说 |
| 第二节 宗法宗族的传承、转型与关东关西的歧异 |
| 一、荣损共俱与里族合一——春秋时期世袭分封制宗族的延续与变革 |
| 二、从世袭等级的狭隘伦理到开放平等的普适性伦理——孔子时代的伟大变革 |
| 三、宗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显现 |
| 四、宗族自由竞争时代的启幕与旧式宗族的转型 |
| 五、先秦宗族的核心——封建与宗庙 |
| 第三节 西风压倒东风和儒家宗族的曲折发展——宗法宗族与战国秦汉的历史变迁 |
| 一、秦人的鬼神信仰与关西的胜出 |
| 二、蔑视儒学宗法的秦王朝与东方宗族势力的反击 |
| 三、关东与关中——刘邦的平衡政策 |
| 四、从王霸并用到主行儒道 |
| 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 |
| 后记 |
（6）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 |
| 二、教育与社会流动研究 |
| 三、家族与家族教育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基本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毛氏的家族形态与传统社会流动形式 |
| 第一节 吉安的历史与教育传统 |
| 一、历史沿革与地理环境 |
| 二、吉安的宗族与村落 |
| 三、吉安的传统教育形态 |
| 第二节 毛氏的家族史 |
| 一、南迁的北族：共祖毛氏 |
| 二、浙江迁江西：龙城毛氏 |
| 三、龙城毛氏分支：毛家村毛氏 |
| 四、毛家村毛氏一支：裕元巷毛氏 |
| 第三节 毛氏家族的聚落形态与社会流动 |
| 一、毛氏家族的聚落形态 |
| 二、“耕读传家”的教育文化 |
| 三、毛氏家族的传统社会流动形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科举制废除后的家族社会流动(1905-1911) |
| 第一节 废科举与社会流动机制的更替 |
| 一、废科举的社会流动后果 |
| 二、吉安士绅阶层的转型 |
| 三、新式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吉安的新式教育与宗族 |
| 一、吉安新式教育的发展 |
| 二、宗族新学精英的产生 |
| 第三节 新式教育与家族早期社会流动：三个个案 |
| 一、低级士绅：毛仁炬 |
| 二、在传统士绅与新式精英之间的第一代人：毛仪与毛伦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教育革新与家族社会流动(1912-1948) |
| 第一节 第一代人的办学实践 |
| 一、吉安新教育体系的建立 |
| 二、吉安高小与吉安小学的创办 |
| 第二节 第二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小学教育 |
| 二、中学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教育与第二代人的社会流动 |
| 一、教育与第二代人的职业分化 |
| 二、教育与家族女性角色的崛起 |
| 三、新学精英的宗族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运动”时代的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体制下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1949-1966) |
| 二、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1967-1976) |
| 第二节 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的社会流动 |
| 一、家族政治精英的命运 |
| 二、家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沉浮 |
| 三、毛家村内的阶级与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家国对立”下的毛氏家族社会 |
| 一、家族的仪式、祠堂与族谱 |
| 二、家族结构的“非血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恢复高考后两代人的教育与社会流动(1977-2010) |
| 第一节 1977年以来两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四代人(1977-1998) |
| 二、高等教育扩招后的第五代人(1999-2010) |
| 第二节 教育与两代人的社会流动分析 |
| 一、两代人社会流动的基本状况 |
| 二、教育与两代人职业结构的流动 |
| 三、教育与两代人阶层构成的流动 |
| 第三节 教育伴随性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家族社会 |
| 一、教育与毛氏家族结构的嬗变 |
| 二、毛氏的宗族重建与历史延续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
| 一、结论：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 |
| 二、思考：普通家族教育研究的意义 |
| 附录 |
| 附录一：龙城毛氏司封派部分村庄分徙世系图 |
| 附录二：一九九四年甲戍版《龙城毛氏三派宗谱》谱约 |
| 附录三：裕元巷部分知识人才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当代中国宗族复兴研究: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宗族复兴的原因是满足现实的“功能需求”还是植根于文化传统的“深层理念” |
| 二、复兴宗族的本质是实体性的功能团体还是象征性的文化建构 |
| 三、复兴宗族是现代化的阻力还是助力 |
| 四、复兴宗族是传统的复制还是传统的再造 |
| 五、“想象社群”:宗族复兴研究之前瞻 |
（8）“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农”问题与“土地—治理—民情”的三重分析框架 |
| 二、新“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业问题 |
| 1. 民情与农业的家庭经营 |
| 2. 治理、民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 |
| 3. 农业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
| 三、新“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村问题 |
| 1. 土地、家庭与治理:通过合同的治理 |
| 2. 民情与治理:通过身体的治理 |
| 3. 农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
| 四、新“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民问题 |
| 1. 乡镇治理与村庄自治 |
| 2. 宗族在新时期的兴衰 |
| 3. 承包制、治理与家庭的变迁 |
| 4. 农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
| 五、小结 |
（10）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农村宗族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研究 |
| (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宗族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
| (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宗族 |
| (三)农村居民在心理上对宗族的需求支撑着宗族的发展 |
| (四)儒家思想维持着宗族发展 |
| 二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宗族兴起的缘由研究 |
| (一)经济利益的促进是宗族复兴的基础 |
| (二)政治体制的变革是宗族复兴的前提 |
| (三)文化和心理需求是宗族复兴的条件 |
| (四)互助共济的社会功能是宗族复兴的直接缘由 |
| 三关于农村宗族变迁研究 |
| (一)农村宗族制度总体的变迁研究 |
| (二)农村宗族组织结构的变化研究 |
| (三)农村宗族家法族规、族谱等宗法制度的变化专项研究 |
| (四)农村宗族变化的特点和趋势研究 |
| 四关于农村宗族功能的研究 |
| (一)互助救灾功能 |
| (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抵抗外来侵略 |
| (三)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
四、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2]场域性的“一家人”：民间体育参与中亲属结构的变化逻辑 ——河南W村打鼓活动田野考察[D]. 卫大静.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城镇化与农村宗族文化[J]. 唐宗力.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 [4]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J]. 夏当英.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 [5]社会基本共同体论纲 ——以宗族、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制的互动为例[D]. 费和平. 南京大学, 2015(05)
- [6]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D]. 葛孝亿.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7]当代中国宗族复兴研究:回顾与反思[J]. 戴五宏,张先清. 晋阳学刊, 2014(02)
- [8]“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J]. 应星. 人文杂志, 2014(01)
- [9]1959～1961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J]. 姚宏志.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02)
- [10]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J]. 贾先文,刘智勇. 武陵学刊,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