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签署联合行动计划

一、俄日签署共同行动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丁伟航^[1]（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宋铁勇^[2]（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研究说明“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韦锐锐^[3]（2020）在《1905-1918年日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和解,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俄国战败后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只能谋求维持远东地区现状之策。战争的胜利大幅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的同时,也使其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因此,日俄双方都不得不重新调整双边关系。日俄通过《第一次日俄协定》将中国东北划分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奠定了日俄关系的基调。在恢复政治关系的同时,日俄还重建了双边贸易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重建意味着日俄迈出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此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美国对此颇为不满继而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面对美国的“满洲”攻势,日俄两国再次展开合作,于1910年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宣称不排斥使用武力共同维护各自势力范围。至此日俄两国完成关系正常化的最终阶段。因前两次协定未划分日本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日俄对此虎视眈眈。于是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边疆不稳的形势,日俄在《第三次日俄协定》中将势力范围由“满洲”扩大到“满蒙”地区,双边关系再一次升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为日俄关系带来新的发展。俄国战前储备不足,亟需与日本结盟以获取更大规模的武器援助。而日本则因日英关系的不断降温,害怕战后遭到“全白人”集团的孤立。于是两国正式建立同盟关系,这标志日俄合作模式最终形成。四次日俄协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四次日俄协定,俄国维护了其东北亚及蒙古地区的特殊利益并解除后顾之忧,将精力集中于日益复杂的欧洲形势。而日本则提高了国际地位,并数次扩大在华势力范围。此外,一战期间的大量对俄武器供应也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从此日本由战前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但是,日俄间的合作建立在牺牲中国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两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从东北延伸到内蒙古,最后企图扩大到整个中国,严重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日俄关系呈现波动性发展的特征,合作与猜忌互相交织。日俄间的四次合作基于两国在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的利益一致,从而数次划分势力范围,不断加深合作关系。但是日俄联手解决了第三方威胁后,双方被暂时压制的怀疑就会迅速抬头,互相警惕对方发起新的战争。如果说在日俄合作的十余年间,两国间的利益与冲突保持着某种平衡,一旦第三方势力的影响超过日俄两国互相容忍的负荷,两国关系将面临破裂。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及日俄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打破这一微妙的平衡,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申达宏^[4]（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严文宏^[5]（2018）在《中立国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特殊群体的中立国如何克服中立障碍加入欧盟并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爱尔兰二战时期确立中立,奥地利在1955年取得永久中立,瑞典的中立开始于19世纪,芬兰的中立出现在一战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这些中立国构成冲击和挑战。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一体化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欧盟影响力上升,对中立国产生冲击。中立国基于小国属性、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诉求以及避免被欧洲一体化边缘化等因素的考虑,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为了克服中立障碍,中立国在入盟谈判前不经常使用“中立”一词,淡化中立,重新解释“中立”的概念,在入盟谈判过程中选择“有意的沉默”,以达到入盟的目的。中立国虽然加入欧盟,但中立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入盟后中立国设法适应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中立国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建设和欧盟维和行动。为了适应安全与防务领域的一体化,中立国持续关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度建设,支持欧盟加强危机管理能力,但对于强化欧洲共同防御政策持保留态度,认可“有限的团结”。在实践层面,中立国积极参与欧盟巴尔干维和行动,谨慎对待非洲维和行动,呈现出有限介入和选择性介入的特点。入盟后中立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间产生交互性影响。为了适应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发展带来的压力,中立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日趋“欧洲化”;与此同时,中立国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演进与发展,尤其是促进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展望未来,随着欧盟在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计划的启动,中立国在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将面临更大挑战,其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颜欣^[6]（2018）在《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文中指出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向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转变。为探究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实质,本文提出核心假设: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作用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其中,体系压力、东盟安全认知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扮演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角色。由于体系压力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不断做出回应。本文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划分为1967—1978年、1978—1991年、1991—2003年和2003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开启了地区安全治理进程。这一阶段,美苏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收缩给东盟带来了体系压力,在其冲击下,东盟认为: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是东盟安全目标,提升自身实力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在组织机构上,东盟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在原则规范上,东盟强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这一时期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及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特征。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缓和并建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由于体系压力原因,东盟安全认知发生变化: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是东盟安全目标,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加强互助与合作,东盟一是将组织机构常态化并扩大其规模;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三是在内部特定议题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区域平衡色彩浓厚、凸显东盟意志及强调机制规约性的特征。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终结,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大幅提升、日印积极“涉入”地区及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在体系压力影响下,东盟产生新的安全认知: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东盟一是进一步提升组织机构机制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以合作求安全;三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四是内部以海盗、反恐等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量涌现。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突出综合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及包容开放性特征。2003年东盟签署了《巴厘第二协议》,开启了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迈进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发生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地区同时美国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在体系安全压力作用下,东盟安全认知发生重大变化: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构建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一是明显提升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主张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三是通过东盟—印度峰会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四是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几乎囊括各安全领域。透过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可发现其具有构建安全共同体、规则的增加及复合性的特征。最终,通过以上四个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逻辑,本文核心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冯亚茹^[7]（2018）在《欧亚主义与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在俄罗斯的诸多地缘政治思想中,欧亚主义占据着重要地位。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流亡海外的俄侨中间。苏联时期欧亚主义被视为“异端邪说”而不被当局容纳。苏联解体后,欧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欧亚主义主张重视亚洲、反对西方、实现东西方平衡,同时在强国思想的作用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发展经济,建立欧亚大国。在欧亚主义的指导下,俄罗斯努力改善和发展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组织,其亚太外交全面铺展开来。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提升大国地位、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以及维护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安全。其中,发展和深化与中国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的关键所在。俄罗斯推行欧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亚太外交战略也面临一定的制约因素,但是从俄罗斯对亚太外交的战略定位和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俄罗斯欧亚主义指导下的亚太外交战略将会继续向前推进。

龙盾^[8]（2017）在《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重要挑战之一,因为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出现的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在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缔约国以谈判形式推动全球共同行动。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成为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与现实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他们是否做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承诺并采取行动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关键。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中美如何实现从冲突走向合作?本文应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以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从冲突走向合作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身份和利益两个机制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本文认为,在哥本哈根和巴黎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影响中美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与利益机制判定变化下的行为选择差异。身份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对于是否承认作为责任者的定位,利益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就气候减排是否对国家利益产生损失或增加考虑下的选择。受到身份机制的影响,大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责任者和非责任者的选择下表现不同:责任者选择合作,非责任者因为选择不合作而出现冲突。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利益损失使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走向冲突,利益获得则促使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选择合作。案例分析证明:在这两次谈判中,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中美在身份定位上均为非责任者,并认为气候减排行动将造成国家利益损失,因此合作失败;在巴黎会议中的中美都承认大国在气候减排上的责任者身份,并以发展国内低碳经济为主导实现减排,从而实现了大国合作。

韩立娟^[9]（2017）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文中指出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中、日两国近代国家间外交的开端。本文将对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研究。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以及美国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历史时期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至中日甲午战争前（1871—1894）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美国的“黑船”来访也给日本上了生动的一课。为了摆脱像中国一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日本采取主动的态度,并向欧美列强“拜师学艺”,要以列强为蓝本,实现富国强兵。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首先遭殃的就是“紧邻之处”的台湾、琉球和朝鲜。而此时的清帝国却在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外交处处被动,“夷务步步不得手”。在日本走上扩张道路之初,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所表现的是纵容和支持。19世纪70年代,美国先是在琉球问题上放任和偏袒日本,在日本侵略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乐观其成。直至80年代,日本入侵朝鲜之时,“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帮助已经不亚于一个同盟了”。美国在70、80年代对日本扩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这一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深。1894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华战争。1900年日本伙同西方列强一道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日本又发动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而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表现出来的是持续配合。在这一阶段,美日关系是和睦的。至于中国,它只是被列强宰割的对象而已,要在美日之间起牵制作用是不大可能的。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发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由此确定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调。美国不再满足于跟在英国炮舰后面“分取杯羹”,而是确立了与英、俄、日都不相同的独立扩张政策。美国积极谋求在华权益,但却不主张在中国占领土地,而且还宣称要维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完整和独立。“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西奥多·罗斯福插手日俄冲突表明美国已经正式登上了列强在华争夺的竞技场。第三阶段:从日俄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1905-1931）日俄战争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初衷。东三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对美国关起门来。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日本开始联合昔日的对手俄国。1907年日俄协约签订,标志着美国扶日制俄政策的失败,日美矛盾取代日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主要矛盾。日俄战争后,英法等列强鉴于欧战在即,在亚洲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政策,日本利用列强被迫“容让”的有利时机,加紧扩大侵华权益。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震荡,日本又伺机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东部内蒙古地区。及至一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趋势,无论是晚清政府,袁世凯政府,还是段祺瑞政府都试图引入美国势力来制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遗憾的是,美国各届政府都不想为了中国利益而去引起美日冲突。美日妥协的结果是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以及1917年《兰辛—石井协定》。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出卖还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同意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美国对日本的退让趋势一直持续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建立的新均势使中国又回到由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第四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1931-194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确立了联美抑日的外交路线,美国因而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日本决心以发动侵华战争来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并没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只有罗斯福上台后,于1933年对中国的棉麦贷款和1936年的中美白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对抗日本的考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美国却以中立主义的形式继续对日本奉行妥协姑息的政策。直到1938年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以及随后日本宣布退出《九国公约》,美国的态度才开始改变,实施了相应的对华援助政策。如1939年2月达成的中美桐油借款。但是美国真正意识到中国在保卫美国全球利益中的重要性,是到日本开始南进和三国轴心成立之后,这时美国才开始公开地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美国长期奉行的对日姑息妥协政策彻底终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军民孤军奋战的局面。从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到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角色转换使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梳理1871——1945年美国因素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章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鲜明特征,以及中国历届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乔蕊^[10]（2015）在《21世纪初俄日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从地缘政治视角，深入系统地研究了21世纪初俄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以及俄日关系中的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也十分重视发展俄日关系。90年代初，俄日政治关系经历了由苏日关系向俄日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俄日两国建立了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推动俄日外交和政府高级官员对话与交流，加强俄日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俄罗斯积极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把日本视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俄日两国在能源开发、机械制造、信息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俄日两国已经建立了军事领域对话和信任机制，开展军事领域交流与合作。俄日两国十分重视发展文化关系，相互建立了文化交流机构，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交流。俄日北方领土争端是苏联时期历史遗留问题。俄日两国积极开展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外交谈判。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政治、法律和经济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俄日解决北方领土争端前途十分莎茫。北方领土争端问题和日美军事同盟政策，成为俄日战略互信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俄日关系是重要的国家关系，俄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将涉及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国际环境。加强21世纪初俄日关系研究，不仅对于推进俄日关系的学术研究，对于开展周边外交，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国家关系都将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俄日签署共同行动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日签署共同行动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3）1905-1918年日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立国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7）欧亚主义与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论文提纲范文）

（10）21世纪初俄日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俄日签署共同行动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3]1905-1918年日俄关系研究[D]. 韦锐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5]中立国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D]. 严文宏. 外交学院, 2018(11)
• [6]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D]. 颜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欧亚主义与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研究[D]. 冯亚茹.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8]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D]. 龙盾. 外交学院, 2017(09)
• [9]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D]. 韩立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10]21世纪初俄日关系研究[D]. 乔蕊. 吉林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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