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论文文献综述)
侯骁秦[1](2021)在《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文中指出周兴商亡的朝代更迭不仅塑造着王朝统治核心区的政治生态,更是随着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政策的实施,波及到辽西地区。在此背景下,辽西地区文化冲突与交流不断,族群分布错综复杂,青铜器的流布情况忠实地反映出了这一时代与区域特征。本文研究对象为辽西地区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及有关概念,通过回顾出土于辽西地区的商末周初铜器研究史,明确研究思路。第一章,共分十小节,以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为单位,整理介绍了各器物群的具体信息,给出各器物的图片;指出并分析简报、图录中存在的讹误,为以后学者研究辽西地区青铜器提供便利;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方法对各器物群进行断代,释读铭文并作文化因素分析。第二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器物特征与分布状况将辽西地区出土的商末周初铜器分为两群:A群包括喀左县大凌河流域发现的六处铜器窖藏以及和尚沟A点M1墓葬,共65件铜器和一件金器,其下细分为甲、乙两组;B群是辽西走廊地区的兴城杨河、绥中冯家及绥中东王岗台窖藏,共收集56件。基于器物分群结果,结合考古学文化分布情况与历史文献资料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铜器来源和埋藏该器物群的人群的族属。埋藏A群甲组器物的人群属于魏营子文化,埋藏A群乙组器物的人群可能与魏营子文化存在一定关联;埋藏B群青铜器的人群或属于曾短暂居留于此的北方草原文化。A群中的中原式器物主要来源于燕山南麓的围坊-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经由大凌河古道传入;也有部分器物由本地铸造。
李培萱[2](2021)在《桃红巴拉墓地出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桃红巴拉墓地所出土青铜器,典型的造型与纹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讨论桃红巴拉墓地出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的发展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工艺水平情况、文化交流情况等进行详细探究,梳理鄂尔多斯地区青铜纹饰的演变脉络及其对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从桃红巴拉墓地出土的青铜造型纹饰入手,以小见大,讨论鄂尔多斯地区青铜造型纹饰、中原地区青铜造型纹饰之间的关系,并对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设计理念、模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解读。针对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物造型纹饰发展脉络产生的问题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合理化建议,意在通过以研究桃红巴拉墓出土青铜造型纹饰为例,为现代造型艺术设计研究提供新思路。
陆刚[3](2021)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以精美独特的“野兽纹”着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类青铜器大量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整理,导致大量珍品流失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得到了有效的整理和保护,我国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系统。然而截至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很少有从艺术学与民族学视角所做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便是笔者特别关注并确立本选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缘起,意在探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夏商至两汉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演变、生态环境、经济模式乃至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还原”。结合上述“背景”,分别研究(饰有动物纹造型或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兵器与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乃起源于农耕社会而成熟于游牧社会,它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中气候“干冷化”使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加剧,间接导致铜刀造型的成熟先于动物纹饰件,而北方地区铜锡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早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规格与形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可分为浮雕与圆雕两类。笔者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浮雕主要有五种构成样式:1.表现动物头部或全身侧面特征的、属“原初形态”的单体动物纹样式;2.由单体动物纹沿着虚拟中轴“镜像”生成的轴对称构成样式;3.单体动物纹围绕底端中心点旋转而生成的中心旋转构成样式;4.单体动物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生成的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5.借助视知觉的“完形”倾向表现视知觉动力的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由1-4可视为单体向复合纹样的演进过程,体现对装饰意味的追求。第5种是从现实动物咬斗情景中抽取出来的、以“合”的图像表现“分”的力量的构成样式,体现对武力与坚韧意志的崇尚。鄂尔多斯式动物主题圆雕分为双兽组合与群兽组合。双兽组合多对称设置、重心后移、重力前倾营造恭谨肃穆的氛围,用作辕饰或竿头饰妆点仪仗;群兽组合以不同姿态动物造型营造自然生活气息,用作明器服务灵魂。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着不同的组合形态与情感表达。对应北方族群的信仰,可以发现动物纹饰件主要作为“神灵”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其主题的意义比造型和形式更重要。早期的造型简练而粗犷,代表先民们虔诚信奉的神灵、寄托着生之祈盼,在审美形态上体现出一种“纯朴之美”;战国晚期匈奴强盛,族群精神影响造型艺术风格。虎、野猪、“怪兽”等主题通过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展现力量、制衡、坚韧、悲壮,在美学形态上体现为一种“崇高之美”;游牧经济形成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的法律制度、节约务实的规约习俗无不与游牧生业模式紧密契合。动物纹饰件单纯的主题、简洁的形式、精巧的形制、便携的特点均适宜以节约、务实为“生存原则”的游牧生活,在审美形态上体现为轻松、便捷、适宜的“简约之美”。匈奴衰落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北方草原为鲜卑人所继承,但主题、风格、材质、工艺均有所改变;向南,其已传至江苏及两广地区;向西,流传至天山、阿尔泰山脉以及乌拉尔地区。但是,随着北匈奴在“西迁”路上与异族文化不断融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也逐渐容纳新“成份”、汇入新文化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仅具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
祁冰[4](2020)在《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标题中“长城地带中段”所指代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地区。众所周知,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巩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滥觞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环境,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大熔炉。本文从该区域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入手,在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动因、对外影响,进而尝试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笔者在对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详细梳理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史,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全面考查了区域内夏商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源流。将区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历程分为三阶段,年代分别约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再根据各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将一、二阶段合并为“发展期”、将第三阶段归属于“鼎盛期”。第四章,整合前文所取得的认识,探讨区域内文化格局演进及相关问题。认为其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地原先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的结果,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过程。笔者还强调了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研究,总结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于西周早期走向衰落的原因,兼论商代后期各类遗存的族群归属问题。指出商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以“鬼方”为代表的诸族群的攻伐战争,特别是周人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政策,是导致当地考古学文化进程“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尝试利用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观察区域内夏商时期的文明进程。通过综合分析当地社会阶层、生业形态、信仰习俗的发展过程,推测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应该处在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第七章为结语,罗列了本文的主要收获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将来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胡婷婷,许晓玉[5](2019)在《汉晋时期笮人历史及考古文化研究综述》文中提出先秦至汉晋时,笮人活跃在我国西南地区,是西南夷重要部族之一。笮人很早就从经济、政治、交通、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与中原有着紧密的关系。汉代便载于正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便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结合对笮人展开积极的调查和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李连娣,井中伟[6](2018)在《中国北方系青铜短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是指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在青铜时代所使用的青铜器,主要由兵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等构成。这个"系"强调的是一种大的分类,它们一方面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别于中原系青铜器,另一方面又与欧亚大草原及毗邻地区的青铜器关系密切[1]。青铜短剑是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连铸的铜柄和护手(格)为特征"[2],直刃匕首式,材质绝大多数为青铜,只有极少部分的短剑为铜质剑柄,铁质剑身。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北方系青铜短
刘亚楠[7](2019)在《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器物整理和现象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对北方地区出土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研究。第一,构建中原系青铜礼器在中原势力控制之外的北方地区的年代框架和空间体系,探讨该地区铜礼器的来源,进一步揭示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互动。第二,通过铜器在墓葬及窖藏中的摆放位置、组合及与其他器类的搭配,探讨北方地区在商周时期对中原礼制接受程度的动态变化。通过对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北方地区出土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地点。目前出土过中原系铜礼器的遗迹基本上集中于长城沿线的中段及东段地区,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分别是:陕北、晋北地区;冀北、京、津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辽宁南部及西南部地区。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铜礼器的形制、器类、组合、纹饰及铭文。根据出土资料,北方地区商周时期中原系铜器与中原地区相近时段的器物在形制、器类、组合、纹饰及铭文方面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同时一些器物带有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风格特征。三、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分期。根据对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出土器物器类、器型的演变分析,本文将铜器分为四期:商代前期后段到商后期为第一期、商末到西周前期早段为第二期、西周后期晚段至春秋早期为第三期、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前期为第四期,各期之间存在缺环,分布地域也有明显差异。四、商周时期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的构成。出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墓葬规模全部为中型以上,墓主为部族首领及其配偶以及其他高级贵族。这些墓葬随葬礼器的器物组合符合商文化重酒、周文化重食的特征。随葬的其他器物及器类则没有明显的组合及数量对应关系。北方各族受到商、周礼制的影响有限。西周后期晚段之后,北方地区出现了带有北方青铜文化因素特征的器型。五、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的来源、铸造地以及其作为礼器在功能上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大部分来自中原王朝或诸侯国的馈赠。殷商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铜礼器与殷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商代末期至西周前期,器物开始带有周文化风格。进入东周以后,北方地区诸地发现的中原系铜礼器明显受到邻近地区青铜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些器物上的铭文表明,其本身是中原地区或诸侯国上层贵族的器物,由于战争、外交、婚嫁等原因来到此地。六、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器用制度。北方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器用制度受到中原地区不同时期礼制文化的影响。殷商时期器物组合以酒器为主,两周时期则以鼎、簋为核心。整个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并未实行严格的列鼎列簋制度。此外,在商、周之际,喀左地区出现了用以祭祀山川的铜器窖藏。七、礼制视角下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的交流与互动。北方地区在整个商周时段内受到礼制影响基本上是有限的、单向的。一方面,随葬品中的其他器类并未受到中原列鼎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形制、组合。另一方面,北方地区产生的新器型也鲜见于中原及邻近诸侯国地区墓葬的礼器组合中。
苏哲[8](2019)在《辽西东部区春秋晚至战国时期非燕遗存文化类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从辽西东部区诸墓地或墓葬的墓向、形制、殉牲,以及随葬陶器、铜剑等遗物的聚类分析入手,将其分为东大杖子、三官甸、水泉、乌兰宝拉格、王坟山、五道河子等六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不同文化类型的分布、年代、文化内涵、渊源等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初步厘清了该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诸遗存的演进过程与相互关系。论文研究表明:辽西东部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遗存不能统称为“凌河文化(或类型、遗存)”,即使是含东北系铜剑的三类遗存也不宜合并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中东大杖子类型在保持本地早期和尚沟类型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辽东、辽河平原地区的同期相关文化因素,同时与燕文化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三官甸类型整合了辽西地区早期的多种文化因素,与燕南地区玉皇庙文化及与之相关的五道河子类型关系密切,与燕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乌兰宝拉格类型则是在水泉文化基础上,受东大杖子类型、王坟山类型的影响产生。王坟山类型独具特点,应非含东北系铜剑遗存,或许一直与燕族群关系密切。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多种类型出现,与本地区强势文化衰落尚未形成一定范围的政治实体有关。战国中期以后,水泉文化消亡,含东北系铜剑遗存以东大杖子类型为核心,加之王坟山类型,对燕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奠定了燕置右北平、辽西两郡的文化基础。
刘树满[9](2019)在《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展开研究。一是对该地区政治地理环境的论述,试图通过考古、文献资料理清西周王畿地区与诸侯国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二是对目前资料比较丰富的诸侯国青铜器进行系统分析,理清各诸侯国的发展演变脉络、组合关系及风格特点。三是对诸侯国青铜器进行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并揭示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现将主要的发现和结论摘要如下:一、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分析。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从自然环境看,该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山脉和河流相间分布,自古以来是中国粟作农业文化的腹地,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从政治环境看,该地既是周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诸侯国的主要分布区,王畿以外尤其以黄河的支流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两翼的山前平原最为重要,是西周诸侯国的重要分布区,以晋国、卫国、邢国等为代表的姬姓大国,成为周王朝经营“北土”的重要据点。二、汾河谷地诸侯国青铜器的分析。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与王畿地区接近,无论形制、纹饰还是组合形式都几近同步,体现了中原地区西周文化的统一性。此外,该地区还出土了不见于其它地区的器类和器形,表明该地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文化的统一性与创新性,为东周时期晋系青铜器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三、太行山西翼诸侯国青铜器分析。该地区青铜器数量较少,但就当前资料看,该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尤其是黎国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字形书体方面,与周王室并无二致。这一特点或与西周王朝对此地的经略有关。四、太行山东麓诸侯国青铜器分析。从形制、纹饰以及器物组合看,无论燕、邢、卫还是其它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都与同时期王畿地区相同,尤其是西周早期墓葬重视食器的同时,保留了较多的酒器。就邢、卫、燕三国青铜器来看,燕国的特殊性比较明显。五、诸侯国青铜器比较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青铜文化面貌也保持着共性大于个性的趋势,但太行山东麓的卫国、燕国、邢国之间的共性要远超过它们与晋国的共性,这或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族群构成有关。六、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特殊器主要出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前段,其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中原传统文化、戎狄文化、土着文化等,虽各期文化构成不同,但中原传统文化一直居于主体地位。需要说明的是,除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外,各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的其它来源也稍有不同,其中汾河谷地的诸侯国青铜器较多来源于土着文化,而太行山两翼的诸侯国文化因素相对比较纯粹,未见土着文化。此外,北方草原文化在汾河谷地占有一定比例。七、基于青铜器之上的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各诸侯国的青铜器都与王畿地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不见于王畿地区特殊器类或器型,各诸侯国的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姬姓诸侯国中,晋国在周王朝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戎狄和土着的文化因素;燕国在保持与周王室一致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并较多的沿用商文化;卫国比较保守,发展相对滞后,当然这可能与墓葬被盗比较严重有关。非姬姓诸侯国中,都与周王室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具有地域特色的器物大都与土着文化有关。八、陇东地区青铜器研究。陇东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以兵器和车马器等为主,青铜礼器的数量不多,且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可能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有关。从目前资料分析,尚不能确定西周时期陇东地区的国族分布,但从青铜文化面貌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最迟在西周中期,陇东地区尤其是泾河上游地区属于周王朝的控制之下,至于是否属王畿地区,还有待于商榷。九、结语。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在保持与周王朝发展一致的同时,各自创造的特殊青铜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周青铜文化的全面繁荣。尽管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后,试图通过“礼制”等方式来实现文化上的统一,但由于每个诸侯国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所继承的历史文化也不同,必然会形成与其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的、特定形态的地域文化。同时由于每个诸侯国具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各自在长期的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以各诸侯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文化。
马芳芳[10](2018)在《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是近年来在甘肃东部发现的重要的西戎文化墓地,其阶梯式竖穴墓道偏洞室墓、装饰豪华的车辆和精美的服饰及人体装饰品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为陇山周围的西戎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以马家塬墓地已公布的资料为研究对象,讨论墓地的年代、墓葬特征、墓葬等级序列、文化因素、与其他西戎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墓地族属等问题。本文研究认为马家塬墓地是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西戎文化墓地,流行偏洞室墓、仰身直肢葬、殉车、殉牲等,墓葬等级序列明显,可分为三个大类、五个小类。马家塬墓地包含了西戎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及地中海地区文化等因素,多种文化因素汇聚于此,得益于当地贸易的发展。马家塬墓地与陇山周边地区的西戎文化遗存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特征明显的五个西戎文化分布区中,马家塬墓地与甘肃天水地区的西戎文化遗存的面貌最为相近,它们应当均是绵诸戎的遗存。
二、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论文提纲范文)
(1)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回顾 |
(1)发现情况 |
(2)研究现状 |
(三)本文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1)选题意义 |
(2)研究方法 |
一、各出土单位整理研究 |
(一)喀左县马厂沟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二)喀左县北洞一号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三)喀左县北洞二号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四)喀左县山湾子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五)喀左县小波汰沟窖藏 |
(1)发现 |
(2)器物研究 |
(六)喀左县和尚沟墓地A点M1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七)义县花尔楼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八)兴城市杨河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九)绥中县冯家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十)绥中县东王岗台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二、综合研究 |
(一)商末周初时期辽西地区及周边的考古学文化 |
(1)魏营子文化 |
(2)围坊-张家园上层文化 |
(3)西周燕文化 |
(二)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分群研究 |
(1)A群铜器 |
(2)B群铜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辽西出土部分商末周初青铜器着录情况 |
附录 B 征引书目简称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2)桃红巴拉墓地出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二章 出土青铜器造型及纹饰浅析 |
一、墓地概况 |
二、出土青铜器典型造型纹饰 |
(一)双羊头短剑 |
(二)兽首形饰 |
(三)鸟形饰牌 |
(四)三马形饰牌 |
(五)“十字”形饰与花形扣饰 |
第三章 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比较 |
一、典型纹饰差异 |
(一)剑首造型纹饰 |
(二)鸟形纹饰 |
二、工艺技术水平 |
第四章 纹饰造型风格演变 |
一、青铜器物造型纹饰演变 |
二、青铜短剑造型及纹饰演变 |
三、凤鸟纹造型纹饰 |
(一)表现形式 |
(二)分类 |
(三)时代特征 |
四、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1.1 研究对象 |
1.1.1 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概念 |
1.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1.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2 选题缘起 |
2.研究现状 |
2.1 国外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2.2 国内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3.研究思路及问题聚焦 |
3.1 研究思路 |
3.2 问题聚焦 |
4.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生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 |
1.1 生态环境与经济形态 |
1.1.1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气候状况 |
1.1.2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经济形态 |
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现的物质与技术前提 |
1.2.1 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 |
1.2.2 成型工艺与技术水平 |
1.3 “创作”族群与形成过程 |
1.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创作”族群 |
1.3.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形成过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发展与演变 |
2.1 兵器与工具造型的演变 |
2.1.1 早商时期铜刀与短剑的造型 |
2.1.2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1.3 春秋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2 动物纹饰件造型的演变 |
2.2.1 西周时期的“双珠兽头饰” |
2.2.2 春秋晚期:动物纹饰件的滥觞 |
2.2.3 战国时期:动物纹饰件的繁盛 |
2.2.4 两汉时期:动物纹饰件的衰落 |
2.3 生活用具与车马具造型的演变 |
2.3.1 从晚商到春秋的实用器具 |
2.3.2 车马具造型的“鼎盛时期” |
2.3.3 “轮状节约”体现的衰败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 浮雕(透雕)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1 单体动物纹饰件 |
3.1.2 轴对称构成样式 |
3.1.3 中心旋转的构成样式 |
3.1.4 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 |
3.1.5 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 |
3.2 圆雕的组合形式 |
3.2.1 双兽组合形式 |
3.2.2 群兽组合形式 |
3.3 装饰纹样的类别与“衍生”规律 |
3.3.1 装饰纹样的类别 |
3.3.2 装饰纹样的“衍生”规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 |
4.1 “神性”主题与北方民族的宗教观 |
4.1.1 古代北方民族的宗教信仰 |
4.1.2 动物主题所蕴藏的“神性” |
4.1.3 游牧民族的“护身符” |
4.1.4 “宗教信仰”与动物纹饰件的“纯朴之美” |
4.2 造型风格与族群文化精神 |
4.2.1 生存条件与族群文化 |
4.2.2 游牧文明与族群审美 |
4.2.3 民族精神与动物纹饰件的“崇高之美” |
4.3 青铜器形制与游牧生业模式 |
4.3.1 生活方式与行为规约的内在“原则” |
4.3.2 实用功能与规格形制 |
4.3.3 游牧生业模式与动物纹饰件的“简约之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流传 |
5.1 动物纹造型在北方地区的流传 |
5.1.1 动物纹主题的延续 |
5.1.2 动物纹风格的演变 |
5.1.3 贵重的材质与“西来”的工艺 |
5.2 “西迁”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
5.2.1 与斯基泰、卡拉苏克青铜器的关系 |
5.2.2 “西迁”之路上的造型演变 |
5.3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中原地区的流传 |
5.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直接”流传 |
5.3.2 纹饰主题与造型风格的流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1.1.1 时间范围 |
1.1.2 空间范围 |
1.2 自然环境 |
1.3 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 |
1.4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
1.4.1 第一阶段 |
1.4.2 第二阶段 |
1.4.3 第三阶段 |
1.5 研究现状和不足 |
1.6 研究目的及方法 |
第2章 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2.1 大口二期文化 |
2.1.1 文化内涵辨识 |
2.1.2 分期与年代 |
2.1.3 发展和源流 |
2.2 朱开沟文化 |
2.2.1 文化内涵辨识 |
2.2.2 分期与年代 |
2.2.3 发展与源流 |
2.3 吕梁山区的东太堡文化遗存 |
2.3.1 文化内涵辨识 |
2.3.2 分期与年代 |
2.3.3 发展与源流 |
2.4 吕梁山区南段的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2.4.1 文化内涵辨识 |
2.4.2 发展与源流 |
第3章 商代后期遗存 |
3.1 李家崖文化 |
3.1.1 文化内涵辨识 |
3.1.2 分期与年代 |
3.1.3 发展与源流 |
3.2 吕梁山区其他商代后期遗存 |
3.3 西岔文化 |
3.3.1 文化内涵辨识 |
3.3.2 分期与年代 |
3.3.3 发展与源流 |
3.4 西坬渠类型 |
3.4.1 文化内涵辨识 |
3.4.2 年代推断 |
3.4.3 发展与源流 |
3.5 晋陕铜器群 |
3.5.1 文化内涵辨识 |
3.5.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3.5.3 分期与年代 |
3.5.4 发展与源流 |
3.6 黑豆嘴类型 |
3.6.1 文化内涵辨识 |
3.6.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3.6.3 分期与年代 |
3.6.4 发展与源流 |
第4章 文化格局的演进 |
4.1 文化谱系及发展脉络 |
4.2 演进特征及发展动因 |
4.3 对外影响及历史作用 |
4.4 本章总结 |
第5章 文化传统的衰落与人群流向 |
5.1 族群归属 |
5.2 历史背景 |
5.3 原因推测 |
5.4 人群流向 |
5.5 本章总结 |
第6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6.1 聚落形态 |
6.1.1 聚落布局 |
6.1.2 聚落等级 |
6.1.3 小结 |
6.2 社会分层 |
6.2.1 墓葬 |
6.2.2 房址 |
6.2.3 小结 |
6.3 生业形态 |
6.3.1 以往观点辨析 |
6.3.2 阶段性特征 |
6.3.3 小结 |
6.4 手工业门类 |
6.4.1 阶段性特征 |
6.4.2 新兴技术的来源分析 |
6.4.3 小结 |
6.5 信仰习俗 |
6.5.1 瓮棺葬 |
6.5.2 卜骨 |
6.5.3 其他相关遗迹 |
6.5.4 小结 |
6.6 本章总结 |
第7章 结语 |
7.1 研究收获 |
7.2 研究局限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录 邻境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概述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拟解决问题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简史与现状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概述 |
第一章 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的整理 |
第一节 出土概况 |
一、东北地区 |
二、内蒙古地区 |
三、京津冀地区 |
四、陕北、晋北地区 |
第二节 形制 |
一、容器 |
二、乐器 |
第三节 分期与年代推断 |
一、分组 |
二、分期 |
三、年代推断 |
第四节 纹饰 |
一、动物类纹饰 |
二、植物类纹饰 |
三、几何类纹饰 |
第五节 铭文 |
一、氏族名号 |
二、表明功能 |
第六节 组合 |
一、墓葬中礼容器的组合及演变情况 |
二、窖藏中礼容器的组合及演变情况 |
第二章 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研究 |
第一节 文化因素分析 |
一、形制 |
二、礼器组合 |
三、纹饰 |
四、小结 |
第二节 来源及铸造地分析 |
第三节 器用制度 |
一、商代前期后段至商后期 |
二、商末周初至西周前期早段 |
三、西周后期晚段至春秋前期 |
四、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 |
五、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器用制度 |
第四节 中原青铜礼器对北方地区的影响 |
一、影响的时空脉络 |
二、中原系青铜礼器的来源及途径 |
三、影响程度 |
四、受影响人群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辽西东部区春秋晚至战国时期非燕遗存文化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范围及内容 |
0.2 研究现状及意义 |
0.3 研究方法 |
1 文化类型划分 |
1.1 相关墓葬葬俗考察 |
1.1.1 墓向 |
1.1.2 墓葬形制 |
1.1.3 葬制与殉牲 |
1.1.4 基于葬俗的遗存分组 |
1.2 典型随葬品组合关系 |
1.3 考古学文化划分 |
2 三官甸类型 |
2.1 诸墓地文化特征及年代 |
2.1.1 三官甸墓地 |
2.1.2 南洞沟墓葬 |
2.1.3 王坟山南区墓葬 |
2.1.4 河汤沟M7401 |
2.1.5 北山根墓葬 |
2.2 相关问题讨论 |
2.2.1 分布及年代 |
2.2.2 文化内涵及源流 |
3 东大杖子类型 |
3.1 分期与年代 |
3.1.1 东大杖子墓地分期及文化特征 |
3.1.2 其它遗存的文化特征与年代分析 |
3.2 文化内涵及源流 |
3.2.1 文化渊源及相关文化因素 |
3.2.2 文化流向 |
4 王坟山类型 |
4.1 以往相关研究成果 |
4.1.1 关于丙类墓葬 |
4.1.2 关于丁类、戊类墓葬 |
4.2 相关问题讨论 |
4.2.1 王坟山墓地北区东周时期墓葬属同一人群文化 |
4.2.2 王坟山类型分期讨论 |
4.2.3 文化源流 |
5 乌兰宝拉格类型 |
5.1 诸墓地文化特征及年代 |
5.1.1 乌兰宝拉格墓地 |
5.1.2 水泉南区墓葬 |
5.2 相关问题讨论 |
5.2.1 分布与年代 |
5.2.2 文化源流 |
6.“水泉文化”与“五道河子”类型 |
6.1 关于水泉文化 |
6.1.1 文化内涵 |
6.1.2 分期与年代 |
6.1.3 文化源流 |
6.2 关于五道河子类型 |
6.2.1 文化内涵与文化属性 |
6.2.2 年代讨论 |
6.2.3 相关文化因素及源流 |
7 文化格局下诸遗存的相互关系 |
7.1 多种文化因素融合期 |
7.2 燕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整合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确定及研究意义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 选题的确定与研究意义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第二节 研究简史与现状 |
一 研究简史 |
二 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环境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一 河道概述 |
二 自然环境概况 |
第二节 政治地理环境 |
一 西周王畿的相关问题 |
二 西周诸侯国概况 |
小结 |
第二章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研究 |
第一节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四 研究概况 |
第二节 晋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分析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三节 霸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研究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四节 倗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分析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四节 杨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研究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五节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一 汾河谷地其他国族青铜器研究 |
二 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小结 |
第三章 太行山西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研究 |
第一节 太行山西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四 研究概况 |
第二节 黎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分析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三节 其它国族青铜器 |
一 长子青铜器 |
二 长治屯留青铜器 |
小结 |
第四章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容器研究 |
第一节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二 西周遗存与青铜器概况 |
三 诸侯国青铜器概况 |
四 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卫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研究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三节 邢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研究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四节 燕国青铜器 |
一 类型学分析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器物组合分析 |
第五节 太行山东麓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综合研究 |
一 卫、邢、燕国以外青铜器概况 |
二 太行山东麓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 |
小结 |
第五章 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姬姓诸侯国比较 |
一 晋国与黎国 |
二 晋国与卫国 |
三 晋国与邢国 |
第二节 非姬姓诸侯国比较 |
一 形制分析 |
二 组合关系分析 |
第三节 姬姓与非姬姓诸侯国比较 |
一 晋国与霸国 |
二 晋国与倗国比较 |
第六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诸侯国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 |
第一节 与王畿地区文化因素比较分析 |
一 汾河谷地诸侯国 |
二 太行山西翼诸侯国 |
三 太行山东麓诸侯国 |
第二节 诸侯国青铜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
一 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对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影响 |
二 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小结 |
第七章 基于青铜器之上的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 |
第一节 姬姓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文化认同 |
一 文化认同概况 |
二 文化认同的差异分析 |
第二节 非姬姓诸侯国的文化认同 |
一 文化认同概况 |
二 文化认同的差异分析 |
第三节 文化认同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
一 文化认同的特点 |
二 原因初探 |
附论 陇东地区西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
第一节 陇东地区西周青铜器概况 |
一 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 |
二 陇东地区西周遗存与青铜器的发现 |
三 陇东地区政治地理概况 |
四 研究简史及现状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 |
一 类型学分析 |
二 分期与年代蠡测 |
三 青铜器组合研究 |
第三节 相关问题研究 |
一 灵台青铜器 |
二 崇信于家湾与其它地区青铜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表1-1: 陇东地区西周遗存统计表 |
附表1-2: 汾河谷地西周遗存统计表 |
附表1-3: 太行山西翼西周遗存统计表 |
附表1-4: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豫北地区 |
附表1-5: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河北地区 |
附表1-6: 太行山东翼西周遗存统计表——北京地区 |
附表2-1: 晋国墓地随葬器物统计表 |
附表2-2: 霸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附表2-3: 倗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附表2-4: 杨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附表2-5: 卫国随葬器物统计表 |
附表3: 汾河谷地青铜器分期演变表 |
附表4-1: 晋国与卫国类型比较表 |
附表4-2: 晋国与邢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附表4-3: 晋国与燕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附表4-4: 晋国与霸国青铜器类型比较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概念与学术史 |
1.1.1 “西戎”与“西戎文化”的概念 |
1.1.2 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
1.2 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
1.2.1 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与发掘 |
1.2.2 马家塬墓地研究综述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材料 |
第二章 马家塬墓地的年代 |
2.1 典型器物的形制研究 |
2.1.1 陶器 |
2.1.2 铜器 |
2.1.3 铁器 |
2.2 墓地的年代 |
2.2.1 典型器物的年代判断 |
2.2.2 马家塬墓地的年代 |
第三章 马家塬墓地墓葬特征分析 |
3.1 墓葬形制 |
3.2 墓主埋葬情况 |
3.2.1 葬具 |
3.2.2 葬式 |
3.2.3 墓主服饰及人体饰品 |
3.3 随葬品与殉葬遗存特征 |
3.3.1 随葬品 |
3.3.2 殉牲 |
3.3.3 殉车 |
3.4 小结:马家塬墓地墓葬的等级序列 |
第四章 马家塬墓地文化因素分析 |
4.1 西戎文化因素 |
4.2 秦文化因素 |
4.3 东方六国文化因素 |
4.3.1 三晋文化因素 |
4.3.2 齐文化因素 |
4.4 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
4.4.1 欧亚草原东部文化因素 |
4.4.2 欧亚草原中西部文化因素 |
4.5 地中海地区文化因素 |
4.6 小结: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的构成与来源 |
第五章 马家塬墓地的族属探讨 |
5.1 马家塬墓地与东周时期其他西戎墓地的比较 |
5.1.1 甘肃东部天水地区 |
5.1.2 宁夏中南部地区 |
5.1.3 甘肃中南部漳县地区 |
5.1.4 甘肃东部庆阳地区 |
5.1.5 陕西北部黄陵地区 |
5.2 马家塬墓地的族属为绵诸戎 |
5.2.1 绵诸道(县)沿革考察 |
5.2.2 绵诸道(县)地理位置考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四、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论文参考文献)
- [1]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D]. 侯骁秦.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桃红巴拉墓地出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研究[D]. 李培萱.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D]. 陆刚. 内蒙古大学, 2021(10)
- [4]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D]. 祁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汉晋时期笮人历史及考古文化研究综述[J]. 胡婷婷,许晓玉. 苏州文博论丛, 2019(00)
- [6]中国北方系青铜短剑研究[J]. 李连娣,井中伟. 三代考古, 2018(00)
- [7]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研究[D]. 刘亚楠.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辽西东部区春秋晚至战国时期非燕遗存文化类型研究[D]. 苏哲. 辽宁大学, 2019(01)
- [9]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容器整理与研究[D]. 刘树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研究[D]. 马芳芳. 西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