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使命——写在2004岁首（论文文献综述）
朱文宇[1]（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指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余治平[2]（2021）在《“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文中认为公羊家提倡改制,"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当更元建始,以示禀受天命、王权合法、一统于君。重新纪年,赋予其"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之义,倾注以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传递"天下更始""咸与维新"信息。从"天端""王政"到"诸侯即位""境内之治",隐藏的是王道逻辑。《春秋》"王鲁""据鲁",假托鲁国为王道理想,符号意义甚大。建"文王之正"不过是作为道义之王而非实指。孔子编《春秋》,发明一套时间政治,蓄意把王道正义的主张渗透到年、月、日、季节此类时间刻度中去,注入仁义规定和礼法价值,因而使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时间系于君之下,王者即位则当敬授人时,以便天下民众有所适从并听命于君。而君则系于天之下,必须听命于天。君臣之间、君天之间皆有秩序要求,尊王、尊天之义尽显。以新王之正月为大,则体现王者对时间制度的决定权和领导权。
李楠[3]（2021）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中国女性发展而言,20世纪30年代是一段颇富“冲突”感的时期。一方面,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推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积极进步,一时之间中国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相较于前辈,她们渴望与向往冲决封建父权规制的囹圄,不断追求个体人格独立以及身体的“解放”;但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深入,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义”,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开始,整个社会的国家民族观念呈高涨的倾向,女性解放运动亦为这一宏大的时代主题所“笼罩”:对个体人格独立和“解放”的追求,让位于家国情怀。这些“冲突”和“张力”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体育发展的重要元素。论文爬梳了20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影响较大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中有关女性身体解放及女性体育发展的相关内容,尝试揭示该时期国人的女性解放观和中国女性体育观的变迁、女性体育发展的脉络,以呈现体育与身体观,体育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多元性。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文献法,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二百四十一期《玲珑》杂志影印本为主要文本来源,共整理汇总六百余篇相关报道,计七万余字;在爬梳文字资料的同时,论文也借用了“图像研究法”,共搜集了《玲珑》杂志刊载的有关女性身体及女性体育的四百六十余幅图片。文章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有关女性身体观变化和身体解放的考察。研究揭示受西方欧美观念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个性”张扬的倡导,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女性特别是城市及知识阶层的女性开始正视身体的天然美,敢于露腿赤足,将自己的身体形象展示在大众媒介之中,摒弃以往的孱弱病态美,健美身体成为新的时尚审美。二是有关女性体育观的考察。从“玲珑信箱”中的来信和回信可以知悉:20世纪30年代初期女性参与体育大多出于对个人身体美的追求,女性以期通过体育活动对自身进行健美塑造,大多选择如游泳、柔软体操、网球、高尔夫球等并不剧烈且优雅的运动项目。在此阶段,女性的体育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女学生以参加运动会为流行,到操场上去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标志之一。女性体育发展总体呈现出积极的态势。三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深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女性体育的发展,在体育救国、朴素生活的政治要求下,再次被拯救家国危亡的政治期许所统摄,此阶段对女性身体的限制与对女性体育发展的鼓励相矛盾,对体育功效的宣传更倾向于救国图存的政治动因,女运动员也被塑造成为“体育救国”的宣传范本。女性的体育活动空间缩减,身体解放的呼声被压制。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女性体育观变化与女性体育的发展受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与体育救国的政治需求两股力量的影响,其中大众媒介的立场选择,传播的内容是强有力的推进剂。研究认为:虽然透过《玲珑》刊载的女性个体生命经验展示了其时女性对于身体解放,体育活动的追求,但将其坐落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发现:女性体育观念的变化不一定完全和社会变化呈现正向互动。女性体育发展是社会变革投射在女性群体中的一部分,但无法跳脱出整个时代发展的洪流。
李会康[4]（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认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李君娜[5]（2020）在《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的舶来品,以中国传统学缘关系为基础、借鉴西方大学社团组织形式的中国近代同学会（校友会）也产生并发展。在中国近代产生的众多同学会中,以南洋公学及以其为基点发展而来的学校所组成的同学会是其中产生较早、发展较完善、影响力较大的同学会组织之一,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了解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其在沪总会内部诸事务的发展和联系网络,深入了解其内部运作和内外部联系。因以南洋公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学校的演变及时局的影响,南洋公学系统的同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10-1920、1921-1937和1938-1949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海总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得到奠定,各分会在缓慢增长的同时自主地自我发展,整个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呈现出初步发展态势。在第二阶段,上海总会和各分会都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时期各地交大同学会的陆续成立以及交大同学总会的筹建给与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部动力。在第三个阶段,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因时局影响而中衰,也因时代赋予的团结校友和帮扶学校的重任而重整复兴。经过1910-1949年间的产生和曲折发展,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在内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在逐渐加强,整体呈现出发展态势。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除来自内部强大的需求动力外,南洋公学同学会（上海总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同学会体系的扩大。南洋公学同学会1910年在沪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陆续存在了近四十年,历史悠久。在这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在职权机构、经费、会所、会刊、活动六大方面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同时适应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保持了稳中有变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理事会竭力发展同学会的美好愿望和实际努力。但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若与同一体系内的各分会相较,上海总会在办理时间和处理手段上则呈现出明显的迟缓性和僵硬性,这对会务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内部建构和运作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保有活力的内部动力,而其在不同层面结成的联系网络则是南洋公学同学会实现纵深发展的途径。从不同层面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处在校友、母校和社会的联系网络中,通过在情感和生活中给与校友慰藉和帮助,在参与管理、建设和庆祝等事务的过程中辅助母校发展;在参与社会服务中与社会进行交流,结成了多维的联系网;在与校友、母校和社会三者的交流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和母校的交往是最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相对较大的。但总的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是依凭自身所攀附的联系进行各方联络和号召,并不能产生强制力,因而对各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梳理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脉络,探索南洋公学同学会内部运作和层级联系,是对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实例的描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
王洪军[6]（2020）在《终始五德推演与“斩蛇着符”文本的生成——兼论斩蛇故事《史记》掺入问题》文中研究表明秦人依据战国邹衍终始五德理论建立了正朔服色等制度,刘邦建汉承袭了故秦制度而未做更定。汉初有关正朔服色的讨论非常激烈,然而无论是水德,还是土德,象征火德的高祖醉斩白蛇故事出现在《高祖本纪》都是不恰当、不合时宜的。在汉成帝后期,刘向父子利用五行相生理论创立了新的五德终始说,将汉家尧后、火德的理念完美结合,由此才产生了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思想以及政治土壤;高祖醉斩白蛇故事与感赤龙而生神话都带有谶纬造作的话语痕迹,所以应该出现在西汉末期。最有可能将高祖感生神话掺入《高祖本纪》的一是刘歆,二是班固等人,二者都校订过中秘书,有能力、机会、条件修改《史记》。而在着文中使用高祖斩蛇故事的文人,分别与刘歆与班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增加了二者将斩蛇故事掺入《史记》的可能。
陈曦[7]（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指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董晓霞[8]（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研究说明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荀羽琨[9]（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张立恩[10]（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二、使命——写在2004岁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使命——写在2004岁首（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2）“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结 语 |
（3）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学术史回顾 |
| 1.1.3 相关概念的认识 |
| 1.2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1.2.1 历史文献法 |
| 1.2.2 图像研究法 |
| 2 《玲珑》杂志概况 |
| 2.1 20 世纪30 年代上海媒介环境的拓宽 |
| 2.2 《玲珑》杂志的创刊背景与办刊特色 |
| 3 1931-1934 年《玲珑》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的报道 |
| 3.1 对女性健美生活的鼓励 |
| 3.1.1 对女性身体展示的鼓励 |
| 3.1.2 对健康美的宣传 |
| 3.2 对女性体育技术及功效的宣传 |
| 3.3 对女性体育赛事的报道 |
| 3.4 本章小结 |
| 4 1934-1937 年《玲珑》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的报道 |
| 4.1 “新生活运动”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发展的矛盾 |
| 4.2 “新生活运动”中女性身体展示与女性体育功效的倾向 |
| 4.3 《玲珑》与“美人鱼”杨秀琼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6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背景与相关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 |
| 第一章 辅乐与和乐:宗周用《诗》的本能与可能 |
| 第一节 音声之域与和乐之宜 |
| 第二节 人声的出位与人情的探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采诗与赋诗:儒门说《诗》的前奏与协奏 |
| 第一节 官学《诗》教与专对表意 |
| 第二节 子学诗教与授受说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赋与辞赋:楚地用《诗》的摹象与习玩 |
| 第一节 诗境的移用与共用 |
| 第二节 骚体的借位与还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 |
| 第一节 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 |
| 第二节 《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五章 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 |
| 第一节 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 |
| 第二节 “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春秋》学的义理与“无达辞”的节文 |
| 第一节 《谷梁》《左氏》的立场与《春秋》为用 |
| 第二节 董仲舒用《公羊》及其对《春秋》阐释场域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五、文本基本概念演绎 |
| 第一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1910-1920: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1921-1937: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1938-1949: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中衰和复兴 |
| 第二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内部建构与运作 |
| 第一节 权力的建构和运作 |
| 一、中枢机构的产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
| 二、理(监)事会议 |
| 三、理事和职员变迁 |
| 第二节 经费:南洋公学同学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 一、入不敷出的经费 |
| 二、财务人员的变迁 |
| 第三节 会所:南洋公学同学会的物质象征 |
| 一、会所的迁移和管理 |
| 二、筹建永久会所 |
| 第四节 会刊:南洋友声 |
| 一、会刊发行简况 |
| 二、紧缺的印刷费用 |
| 三、发行机构和编辑人员的变迁 |
| 第五节 聚首:南洋公学同学会活动 |
| 一、年度盛会——年会 |
| 二、日常聚餐会和欢迎毕业同学会 |
| 第三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层级联系与影响 |
| 第一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校友 |
| 一、精神上的归属与认同 |
| 二、实际上的援助 |
| 第二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母校 |
| 一、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管理 |
| 二、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建设 |
| 三、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庆祝 |
| 第三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社会 |
| 第四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历史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终始五德推演与“斩蛇着符”文本的生成——兼论斩蛇故事《史记》掺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是承秦制,还是“斩蛇着符”?汉初德性的史料冲突 |
| 二、水德,抑或火德:两种思想、两个前途的选择 |
| 三、高祖斩蛇文本生成的时间及其传播 |
| 四、高祖斩蛇文本掺入《史记》的两种可能 |
（7）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史料搜集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纸副刊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主要方法 |
| 二、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
|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
|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
| 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
| 一、滇越道上 |
|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
| (二)抗战流亡中的“车窗山水” |
| (三)“祖国形势的天险” |
| 二、滇缅路纪行 |
|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
|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
| (三)风景之“似” |
| 第二节 发现边地丰富之处 |
| 一、从“边夷”到抗战中的同胞 |
| (一)“古风”犹存 |
| (二)“孔明传说”与边地民族认同 |
| (三)“野蛮的可爱” |
| 二、边城风貌 |
| (一)芒市:从“蛮烟瘴雨”到静穆祥和 |
| (二)保山:滇西重镇的“中原”气息 |
| (三)车里:“揭开了神秘之幕” |
| 第三节 战时边地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介绍边地——云南边地作家的地方经验与国家观念 |
| 第一节 彭桂萼:澜沧江畔“保卫南方”的史诗 |
| 一、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家乡边地 |
| 二、自觉担起“号兵”的启蒙责任 |
| 三、呈现边地由“牧歌”转向“战歌”的进程 |
| 第二节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见到古树繁花 |
| 一、国家话语的传达 |
| 二、边民主体身份的觉醒 |
| 第三节 马子华:陷入战火的滇南边地 |
| 一、边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
| 二、抗战中的觉醒 |
| 三、“夷方地”在战火中的苦难 |
| 四、“漂亮的说词”背后的事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保卫边地——诞生于滇缅抗战前线的作品 |
| 第一节 “扬威异域” |
| 一、远征壮志——出征时的畅想 |
| (一)强调远征之正义 |
| (二)“寄征友”诗作中的豪迈想象 |
| (三)士兵出征感怀 |
| 二、远征人语——反攻时期的豪情 |
| (一)抒写反攻复仇的信念 |
| (二)记录战地亲历的血与火 |
| 第二节 保卫的边地 |
| 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 |
| (一)出征时对边地风光的赞美 |
| (二)战地中描摹所要守卫的国土 |
| (三)败退后踏入国境的感怀 |
| (四)反攻胜利归国所见 |
| 二、飞机上看边地河山 |
| 三、远征士兵笔下的边地同胞 |
| (一)战火中边民的处境 |
| (二)“一致抗日”的边地民族 |
| 第三节 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 |
| 一、“处在同一命运里” |
| 二、牺牲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线”与“点”联结起的国家共同感 |
| 第一节 滇缅公路——歌颂路的现代化与凝聚力 |
| 一、“向新世纪跃进” |
| (一)“与世隔绝”的边民修筑着“现代交通” |
| (二)路带来的“现代文明” |
| 二、路的凝聚力 |
| (一)参与筑路的边地民族 |
| (二)筑路民工的奉献精神 |
| (三)滇缅路上的华侨机工 |
| 第二节 中印公路——现代化的胜利之路 |
| 一、勘路记——“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 |
| 二、通车记——亲历士兵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 |
| (一)“机械的能” |
| (二)战士的血 |
| 第三节 “野人山”书写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
|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
|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
| (二)从“野人”到“边胞” |
| 二、“野人山的新主人” |
| (一)战火的“标识” |
| (二)征服野人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丝路文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现当代丝路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与丝路文学的历史呈现 |
| 第一节 发生学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
| 一、丝绸之路的发生 |
| 二、丝绸之路产生的原因 |
| 三、丝路文学的内涵 |
| 第二节 从物质走向精神:丝路文艺 |
| 一、民族迁徙与丝路文艺 |
| 二、文化使者与丝路文艺 |
| 三、宗教求法与丝路文艺 |
| 第三节 西游东来的古代丝路文学 |
| 一、先秦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二、汉唐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三、宋元之后的丝路文学 |
| 第二章 丝路文学的现代演进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一、旧瓶装新酒:旧体诗与易俗社 |
| 二、唐祈的边缘诗学 |
| 三、“花儿”的发现与再造 |
| 第二节 丝路文学与新中国的创业实践 |
| 一、西北丝路上的创业颂歌 |
| 二、英雄人物的重塑 |
| 三、景观书写的政治化 |
| 第三节 新时期丝路文学的文化自觉 |
| 一、游牧经验与新边塞诗派的崛起 |
| 二、从本土文化到丝路文化的自觉 |
| 第三章 西行与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西行与丝路游记的繁荣 |
| 一、西方探险家与丝路游记 |
| 二、文人学者与丝路游记 |
| 三、中外记者与丝路游记 |
| 第二节 西进热潮中的“牧歌”与“战歌” |
| 一、闻捷的边疆“牧歌” |
| 二、边疆“战歌” |
| 第三节 丝路小说:流寓作家的在地经验 |
| 一、流寓作家类型 |
| 二、丝路书写在地化 |
| 三、民间文化的内在认同 |
| 第四章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文化守成与乡土书写 |
| 一、刘亮程:边地乡土的诗性建构 |
| 二、郭文斌:民俗事相中的文化退守 |
| 三、李学辉:乡土精神的重构 |
| 第二节 宗教文化与丝路文学 |
| 一、清洁的精神:张承志的宗教书写 |
| 二、石舒清:西海固回民世界的诗意书写 |
| 三、雪漠小说与佛教文化 |
| 第三节 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
| 一、红柯:丝路古道上的文学骑手 |
| 二、请给我以火——儒家文化的重建 |
| 第五章 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 |
| 第一节 创造: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 |
| 一、创业叙事与丝路文学的创造之美 |
| 二、创业英雄的精神之美 |
| 第二节 苦难:丝路文学的精神内质 |
| 一、游牧文化与路遥的苦难意识 |
| 二、苦难的朝圣与精神的超越 |
| 第三节 崇高:丝路文学的精神高地 |
| 一、昌耀:崇高精神的坚守 |
| 二、丝路意象的崇高美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四、使命——写在2004岁首（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J]. 余治平.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D]. 李楠.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2)
- [4]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5]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D]. 李君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终始五德推演与“斩蛇着符”文本的生成——兼论斩蛇故事《史记》掺入问题[J]. 王洪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1)
- [7]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8]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