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建立道德与利益相统一的激励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刘鸿宇[1]（2020）在《企业伦理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伦理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体,承担着生活生产、政治动员、道德教育等社会职责。改革开放后,社会承认并赋予了企业利益主体与独立法人的地位,企业成为了承担市场职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导致企业的伦理行为实践出现了分歧与差异: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法则而缺少伦理规约的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取向做出损人利己的不伦理行为;而重视价值理性与伦理规约的企业则以道德责任主体的身份在参与市场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其伦理实践方向仍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见每个企业均有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其伦理行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实践水平亦是良莠不齐。因此对企业伦理行为进行建构,改善并提升企业伦理实践力,在其伦理行为中探寻求利与求德的平衡点,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企业伦理行为是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在现实伦理场域中展开的关涉价值取向与善恶判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建构必须从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与现实伦理场域出发,为企业的伦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主体动力与外在规则导向。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企业伦理行为是基于企业道德主体能动性与外在伦理场域导向性的现实呈现。企业建立在契约关系与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其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创生的伦理实体。与此同时企业亦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主体,具有自我道德意识与自主行为,是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意识与意志的发展构成了其道德能动性的内在精神动力;伦理场域则构造了企业“目的—手段”链的外在规范性成分,将社会价值与规范成分需求融入到企业伦理行为之中,确保企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可以从行为的意图、规则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利益相关者关怀的伦理意图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互惠,保证了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性以及企业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环境决定着企业组织伦理制度的确定及其外部规范性价值的关联,以社会激励或强制性的手段规导企业伦理行为的发展方向;负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对其预见性的后果负责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中包含着“知”、“场”与“行”三个方面。“知”即为企业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控、自律等能动力,与企业成员道德素质、集体道德良知紧密相关的,成为伦理行为发生的内源性动力;“场”即为伦理场域,是企业伦理行为发生外在性规则与强制性措施,具有客观现实性与稳定性,是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外在导向;“行”即为企业伦理行为,它是在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与伦理场域外在压力的结合中产生的。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不足时,在外界伦理场域的压力下,企业呈现出一种被动式的伦理行为模式;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得以提升时,企业呈现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觉伦理行为模式。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方案则是从企业伦理能力、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企业伦理能力构建在于通过培养企业伦理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来提升企业伦理行为能动性;其二,企业伦理制度建构是基于伦理场域客观规则与企业道德目标相结合的伦理行为实践导向机制;其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看,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精神相统一的精神动力导向机制。
索棒[2]（2020）在《官员交流、晋升激励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相关性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的要求需要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低受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地方官员管理水平的影响。因此,在现有官员交流制度下,地方官员在面对不同晋升激励的情况下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成为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通过对晋升激励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现有官员交流制度下我国政府官员面对不同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内在机制,同时,以新的官员考核体制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新的考核体制的所带来的政策效果。本文首先对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对官员交流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间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官员交流对于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影响具有间接和直接影响机制。关于间接影响机制,提出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中介效应的待检验机制。随后选取2008年至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地区经济增长作为中介变量,对官员在晋升激励下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而关于直接影响机制,通过梳理新的考核体制下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理论逻辑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以待验证。运用评价政策效果多数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基于2010-2016（新考核体制实施前后各三年）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港澳台）的省委书记的的交流数据构造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的官员考核体制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间接影响机制,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中介效应。新的考核体制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明显,官员交流对于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具有直接影响。研究同时发现较长任期的官员和纵向交流的官员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更加显着。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得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官员交流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内在机制,对间接影响机制和直接影响机制都进行了探讨,丰富了此类问题的研究内容,梳理了官员在晋升激励下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途径,完善了我国现有官员治理理论,为我国官员交流制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本文在实证中构建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综合指标对福利水平进行衡量,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王柳依[3]（2019）在《上市农业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荃银高科案例分析》文中指出股权激励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企业推行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旨在稳定公司的核心人才队伍,建立起企业利益共同体和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促进公司整体价值的提升。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引入股权激励政策,虽然其在我国企业得到一定的推广和应用,但是它对公司治理的效用引起了很大争议,因此,本文针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做了具体分析,以期探究影响激励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和提升激励效用的途径。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农业智慧化和生态化进程加剧和国际贸易局势动荡的双重背景下,提升自身农业科技水平、扩大国内农产品供给比例对保护我国农业产业地位、增强农业经济独立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经过统计,我国上市农业企业当中实施股权激励的相对较少,针对农业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比较缺乏。由此,本文通过谨慎的筛选,最终选择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正邦集团的股权激励计划做进一步的研究,期望通过对这一股权激励方案的分析,为其他上市农业企业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是本文研究的两大主要方法。首先,本文以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研究了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农业企业的实施情况。其后,本文重点分析了荃银高科和正邦科技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和取得实施效果的不同,并针对上市农业企业,从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的角度分别给予了具体建议。
韩煦[4]（2018）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道德回报机制论》文中研究指明道德回报是社会道德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站在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构建扬善抑恶、匡扶正义的道德回报机制,不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的迫切要求,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道德共同体的伟大实践。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不仅具有丰富的中西伦理思想史的理论渊源,而且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道德回报的丰富内涵,是进行道德回报机制建设研究的首要前提。道德回报机制以逻辑合法性为立足点,建立在道德与利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以现实必然性为落脚点,能够满足道德自身发展、建立道德共同体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两个方面为社会主义道德的进步发展提供可靠的现实保障,帮助人们找到“人之为人”的崇高。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然而,道德回报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建立面临着与道德回报主体和道德回报客体相关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人们会从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出发质疑道德非功利性与利益回报是否冲突,并提出道德回报的运行主体由何者承担的现实问题。要推动道德回报机制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德法关系也是道德回报机制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另一方面,道德回报机制还面临着传统义利观与道德回报思想是否冲突、道德回报的对象是否可以确定、道德回报是否可以进行定量区分等与客体相关的两难困境。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建立道德回报机制的理论武器,可以为道德回报机制的推进建立稳固的着力点。第一,运用系统方法建立专门的道德回报机构——“道德回报委员会”,通过设计既具有内在逻辑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道德回报运行机制,确立既相互协调又互为补充的道德回报职能部门,为道德回报机制的高效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第二,运用反馈方法落实道德回报机制的具体路径,在道德回报评价过程中,坚持动机论与效果论的统一,并将动机论作为道德回报评价的首要依据,综合运用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等方式制定细化的道德回报评价标准;在落实道德回报过程中,根据实施道德回报措施的反馈情况完善道德回报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并决定对道德主体施以何种类型、何种期限、何种力度的道德回报。第三,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推动道德回报机制法律化,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和对救助行为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体现了“罚恶”与“赏善”的辩证统一。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过渡性产物,道德回报机制需要随着社会道德状况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回报机制将让位于新的更高的道德机制。因此,道德回报机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促使道德主体将外在的道德原则自觉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品质,将个人富有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切相连接,引导道德主体重拾人性的光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卢扬帆[5]（2016）在《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合法性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改革与长期稳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与持续“高绩效”（即所谓“中国模式”）引发全球关注。但“高绩效”的背后催生“高处不胜寒”的忧思,学者指出中国治理或存在典型的“绩效合法性”依赖。进一步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分阶段检视表明,这种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高绩效”,其类型特质却是不断演变的。而针对其稳定及持续性、与经济模式的适配度和社会整合功能三个维度的考量结果,或因经济市场化与科技现代化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绩效动因的瓦解,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高绩效的动力减损或多元耗散的局面。如果一味固守“绩效合法性”,则其未来堪忧。究其根源,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绩效基因和现实绩效类型都缺少法治元素所致。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基于市场机制与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以及多元社会对法治整合力的迫切需求,应当把建设法治型绩效作为当今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因为法治对国家绩效治理存在价值导向、组织协调、制度规范和实践整合等多项功能,它将使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根基得以超越传统的绩效依赖而向意识形态及程序民主等方面不断扩展。本文共六章,主要融合理论与经验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案例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动因、目标、路径、障碍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采用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构建了一个绩效类型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演获得四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其次,利用模型结构对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历程进行检视,可大体将新中国建国后到1977年归为愿景型绩效、19781992年归为功利型绩效,两者尽管“盛极一时”却都因其“不法治”而不可持续;而到1993年尤其21世纪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渐失与亟待法治化重建的阶段。再次,对作为转型目标的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体系设计,其形式特征应包括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的统合性、绩效行为的互促性与绩效分配的合理性,其实质标准体现为绩效导向的普世性、绩效决策的民主性、绩效执行的有效性、绩效结果的持续性、绩效分配的公平性和绩效沟通的流畅性。然而,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其在绩效决策、执行、分配及沟通等方面都与理想标准存在差距。G省预算绩效治理法治化的案例进一步说明,法治与绩效的价值精神和实践要求本身存在互相干扰乃至冲突的特性,具体会导致诸如预算投向与其法定职能、预算过程规范与结果有效以及不同维度结果之间的背离。为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扩张,则需在加强绩效与法治两种导向价值的衡平、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加快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以及通过法治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等方面重点努力。
邢华彬[6]（2014）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金融体系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其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也是金融安全的真谛所在。鉴于金融体系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重要性以及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而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与治理结构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它们不进行结构和机制创新，将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产生威胁。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和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产权与治理结构创新，从根本上促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论文以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遗留和产生的问题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批判、借鉴西方产权与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的国有股与非国有股、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综合绩效评估标准，分析了产权与治理结构现存问题的成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举措。在研究过程中，论文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法、归纳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论文以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多元化改革为研究对象，指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必须保证国家绝对控股，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关键不是国家应不应放弃绝对控股地位，而是如何确定国家绝对控股前提下的国有股最佳控股方式和比重，通过这种方式和比重既能保证国家控制金融命脉，又能充分调动非国有股东的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协同效应。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比较分析四种国有股产权持有主体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观点：应组建专门的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来代表国家行使绝对控股权（赋予其管资本权、管人权、管事权，落实国有股东权利），并采用“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商业银行”的三层管理模式来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提出国有股比重应不低于51%，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控制力和影响力。论文以国有商业银行引进非国有股所产生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非国有股有其客观必要性，通过引进非国有股可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促进我国金融业监管水平的提高，但引进非国有股所产生的金融安全问题和战略投资者蜕变为财务投资者问题也不容忽视。引进非国有股所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资本的逐利本性，主要原因在于引资对象的偏失，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引进合格的非国有股东，并施以有效管控。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对中国银行的战略引资行为进行案例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明确了非国有股东的引进类型、选择标准以及引进方式，提出了引进非国有股的配套措施。论文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存问题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出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现存问题，论文提出了以下解决思路和措施：第一，设计了以类别表决制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决策机制，该机制采取累积投票制来选举国有商业银行决策主体，以保证非控股股东获得一定比例的决策层席位，使其有机会和途径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对于特定情形下国有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性决策采用类别表决法和“董事会--决策监督委员会--监事会”三级决议异议处理方法，以提高国有商银行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效率。第二，设计了以差异化薪酬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该机制以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为指导，在对银行高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国有商业银行激励考核标准和薪酬激励手段，以提高激励机制的公平合理性。第三，设计了以监事会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监控机制，该机制在重新界定内部治理权利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控机制，以保障所有者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进而防范和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论文以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标准为研究对象，指出现有的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标准不能客观的反映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绩效水平，因而有必要设计一套涵盖宏观绩效、中观绩效和微观绩效三个层次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吸收、借鉴国内外主要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体系的基础上，设计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综合绩效评估标准，该标准突出了宏观绩效考核和中观绩效考核，以全面的反映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真实绩效水平。
艾红梅[7]（2013）在《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激励，意为激发、鼓励。广义而言，激励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潜力。虽然，不同学科、诸多领域都在各自探讨有关激励的问题，但是却鲜有综合各个学科和领域的横断科学的激励理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把激励当作一种统整性的现实问题，从总体上加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研究力图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进、求索的历史变迁，并审视革命战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演变，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历史脉络、根本原则、认识思路、实施策略与工作方法的科学体系，阐明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中国特色，反思党的激励思想践行中出现的偏差，并展望其发展完善的方向。第一章导论。集中说明了选题提出的依据，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选题的创新之处与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激励”概述。分别从一般意义上和特定意义解释了激励的含义，既界定了激励的广义概念，又解说了“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特定含义。介绍了激励发生的一般机理和基本功能，同时，总结了激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第三章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理论来源。通过深入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勾画出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轮廓，唯物史观的利益分析理论则为党的激励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从根本上讲明，马克思主义才是党的激励思想的理论渊源。深入发掘了中国古代在治国、治军、教育和管理等方面蕴含的激励思想，并指明了中华传统激励思想是党的激励思想的文化基因。介绍了西方内容型激励理论和过程型激励理论，同时，客观评价了西方激励理论的长处与弊端。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历史脉络。依照历史的演进过程，深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形成发展，详细归纳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各代领导集体关于激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本思路、策略、路径、载体和方式方法，深入考证了“激励”的实践价值和意义。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体系梳理。系统梳理出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体系构架，总结出党的激励思想的根本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载体、策略和方法。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特色与发展完善。归纳总结出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独具的特色，适用于中国实际和体现出中国风格的基本标志。理性分析了党的激励思想践行中出现的偏差。从激励机制体系和激励方略的构建、传统激励思想精华的弘扬、西方激励理论有益成分的借鉴等方面展望了党的激励思想发展完善的方向。
邹琨[8]（20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在经历了对思辨正义的诉求、困惑、拒斥和批判之后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构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配正义理论。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具有实践性、辩证性、历史规定性和价值主体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无论是前苏联时期还是我国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及曲折建设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都证明了分配正义理论必须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去实现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地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也呈现出从萌芽——形成——丰富——深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前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形成的最主要的现实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合与市场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价值原则则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实现了巨大的理论创新，同时亦存在一定的理论瓶颈。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创新和瓶颈，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都存在着相应的的实践困境。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进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分配正义理论应当确立以公平为取向的价值目标；应当确立权利平等、按贡献分配、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发展四大正义原则；应当健全劳动分享机制、土地收益的分类协调机制、劳动力市场的利益均衡机制、调高补低的再分配机制。
陈步伟[9]（20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生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指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具体的历史情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的总称。正是在此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令国人担忧的问题。从学理上，适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进程，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理论责任。综观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实践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众多学者在学理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剖析并发表诸多可喜之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种研究依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即对其概念、范围以及分析模型的学理化探析依然不足。因此，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应当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而建立一个相对明晰的分析框架是对其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基础，不仅因为它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由于两者具有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域。正是在两者的辅助下，“结构—形态”分析框架才得以建立起来。运用这一理论框架，不仅能够分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要素（“政府”、“思想”、“市场”、“人民”和“自然”），而且能够划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演进的基本形态（“政府主导”形态、“市场取向”形态和“人民主体”形态）。正是在这一分析框架的透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过程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始逐步推进。在面对1978年前后社会呈现的“人的依赖”的生存状态、“权力化”社会运行机制以及国家富强的发展主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采取“政府主导”形态，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平稳而快速地进行。政府主导型实践，是指在实践的结构性要素中，党和政府处于突出地位，并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具有“政府主导”特征的“赶超战略”的设定，另一方面是体现“政府主导”的实践措施，如树立权威的政治建设、体现“政府主导”的思想建设、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经济建设、顾全大局的社会建设以及管制型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此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逐渐分离、社会活力突显及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逐渐萌生的积极效应，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腐败现象增多、经济秩序紊乱、贫富分化显现以及利己价值观的泛滥等负面影响。在1992年前后，随着“物的依赖”生存方式的初显、“市场化”社会运行方式的登场，以及提升效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等状况的出现，市场机制的力量开始显现。同时，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会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此即“市场取向”实践形态的出场。市场取向型实践，是指“市场”因素在实践结构的诸因素中处于突出地位，发挥着突出作用。这不仅表现为具有“市场取向”特征的“赶超战略”的出现，而且也表现为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践措施，即确立市场地位的经济建设、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思想建设、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建设以及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实践形态不仅带来了社会领域的突显、非对称结构的形成以及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提升等正能效应，而且也造成了腐败现象加大、经济乱象频生、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主导意识受到冲击等诸多问题。在2002年前后，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状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能力依赖”开始显露、“公民参与”运行机制的初显和“以人为本”成为发展理念，这意味着人民主体实践形态应然登场。人民主体型实践，是指随着人民群众主体性的逐渐形成，人民群众在实践结构中处于突出地位，进而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它不仅表现为具有“人民主体”特征的“赶超战略”的设定，而且也体现为具有“人民主体”走向的实践措施，即注重公民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建设、体现人民为本的思想建设、体现人民主体价值的经济建设、反映人民主体导向的政治建设以及体现“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这种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领域分离趋向逐渐显露，整体布局逐渐成型以及人民主体性进一步提升。同时，这一实践也带来许多问题，如政府职能的“越位”、经济领域问题难以解决、社会领域问题逐渐增多以及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当代，随着中国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逐渐分离，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的、相辅相成的态势正在形成。从理论层面看，这种态势的形成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诸多问题，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应有权利，促使社会持续均衡发展。而在当今中国，由于政府权力过大、市场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公民社会的不成熟，三者还难以形成一个合理化的发展模式。这也成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实践之发展趋向的重要依据。
刘雪[10]（2012）在《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经理人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已成为现代企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通过对我国职业经理人发展状态的探寻，我们发现，在经历了短暂辉煌之后，职业经理人这个行业出现了丧失其光芒的危险，实践中一些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意识淡薄、职业操守沦丧，做出了一些违背道德甚至法律规范的行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弱化与缺失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审视、深刻剖析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责任。道德主体对其所选择行为的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及其价值，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即道德责任，它与道德主体的自主行为密切相关。职业经理人作为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个体，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中的核心人物，因此承担道德责任是职业经理人德性的内在要求。职业经理人既要对企业所有者、股东、职工及企业发展承担道德责任，也要对企业外部处于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消费者、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分别承担不同的道德责任。职业经理人自觉承担道德责任以遵守一系列基本原则为前提和基础，这些原则主要包括：诚信；公正；个人正当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功利性与奉献性相统一；合理需求、适度满足相统一。其中诚信原则是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核心原则、首要原则。尽管职业经理人行业的道德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职业经理人群体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道德失范、道德责任感缺失现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构建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为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职业经理人应当能够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这就需要增强其道德自律性，使其成为高度自律的人，同时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监督约束、激励、评价机制，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以及诚信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只有实现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职业经理人才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践行其道德责任，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自身价值，更好地为企业发展、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二、论建立道德与利益相统一的激励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建立道德与利益相统一的激励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伦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伦理视域中的企业 |
| 一、企业的概念 |
| 二、企业作为创生性的伦理实体 |
| 三、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 |
| 第二节 企业行为的哲学分析 |
| 一、行为与行动的哲学辨析 |
| 二、企业行为的概念 |
| 三、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 |
| 一、企业伦理行为的涵义 |
| 二、企业伦理行为的界定 |
| 三、企业伦理行为的特征 |
| 四、企业伦理行为的异化 |
| 第二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探究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哲学观 |
| 一、基于功利主义的发生逻辑 |
| 二、基于义务论的发生逻辑 |
| 三、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发生逻辑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的逻辑类型 |
| 一、组织伦理逻辑 |
| 二、社会压力逻辑 |
| 三、角色代理逻辑 |
| 四、社会绩效逻辑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论证 |
| 一、意向——利益相关者导向逻辑论证 |
| 二、环境——规则导向逻辑论证 |
| 三、后果——道德责任主体导向逻辑论证 |
| 第三章 基于实证研究的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实证研究概述 |
| 一、道德事实 |
| 二、伦理实证转向 |
| 三、伦理实证方法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主体动力因分析 |
| 一、扎根方法 |
| 二、访谈资料的收集、编码与范畴提炼 |
| 三、主体动力因模型的建构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场域因子分析 |
| 一、组织伦理场域的界定 |
|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
| 三、场域因子的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一、类型Ⅰ—内源性动力行为 |
| 二、类型Ⅱ—导向性动力行为 |
| 第四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 |
| 第一节 基于道德主体的企业伦理能力建构 |
| 一、伦理认知力 |
| 二、伦理意志力 |
| 三、伦理实践力 |
| 第二节 基于伦理场域的企业伦理制度建构 |
| 一、公正价值观建构 |
| 二、伦理认同机制建构 |
| 三、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建构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公民的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一、企业公民的界定 |
| 二、企业责任自由度设计 |
| 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2）官员交流、晋升激励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论文可能创新点 |
| 1.4 论文的难点和不足 |
| 1.4.1 .论文的难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官员交流 |
| 2.2 晋升激励 |
| 2.2.1 财政激励 |
| 2.2.2 政治激励 |
| 2.2.3 官员异质性 |
| 2.3 地区社会福利水平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和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公共选择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 内在机理和研究假设 |
| 3.2.1 间接影响机制 |
| 3.2.2 直接影响机制 |
| 第四章 实证检验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间接影响机制研究设计 |
| 4.1.2 直接影响机制研究设计 |
| 4.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1 被解释变量——地区社会福利水平 |
| 4.2.2 核心解释变量 |
| 4.2.3 中介变量——经济增长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间接影响机制实证结果 |
| 4.3.2 直接影响机制实证结果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发挥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在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 |
| 5.2.2 建立科学合理的官员晋升激励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上市农业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荃银高科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调查法 |
| 1.2.2 案例分析法 |
| 1.2.3 对比分析法 |
| 1.2.4 事件研究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贡献与不足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股权激励的动因 |
| 2.1.2 不同激励方式的比较 |
| 2.1.3 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
| 2.1.4 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 |
| 2.1.5 上市农业公司股权激励研究 |
| 2.1.6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双因素理论 |
| 3.我国上市农业企业股权激励概况 |
| 3.1 我国上市农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必要性 |
| 3.1.1 上市农业企业的发展及特征 |
| 3.1.2 上市农业企业的局限性 |
| 3.1.3 上市农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必要性 |
| 3.2 我国上市农业企业股权激励总体情况分析 |
| 3.3 上市农业企业与一般企业股权激励比较分析 |
| 3.4 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常规衡量指标 |
| 3.4.1 非财务指标 |
| 3.4.2 财务指标 |
| 3.5 上市农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绩效状况 |
| 4.荃银高科股权激励案例描述 |
| 4.1 公司简介 |
| 4.2 股权结构 |
| 4.3 股权激励设计动因分析 |
| 4.4 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及实施情况 |
| 4.4.1 股权激励模式及数量 |
| 4.4.2 股权激励时间段 |
| 4.4.3 激励对象 |
| 4.4.4 各年度股权激励的业绩触发条件 |
| 4.4.5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 |
| 4.5 股权激励实施效果衡量指标 |
| 5.荃银高科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
| 5.1 荃银高科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纵向分析 |
| 5.1.1 非财务绩效 |
| 5.1.2 财务绩效 |
| 5.1.3 市场反应 |
| 5.2 荃银高科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横向分析 |
| 5.2.1 对比公司介绍 |
| 5.2.2 激励方案对比评析 |
| 5.2.3 实施效果对比分析 |
| 5.2.4 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剖析 |
| 5.3 荃银高科股权激励评价 |
| 5.3.1 成功经验 |
| 5.3.2 不足之处 |
| 5.3.3 研究结论 |
| 6.完善公司股权激励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完善外部市场条件 |
| 6.1.1 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法律法规体系 |
| 6.1.2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 |
| 6.1.3 建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的经理人市场 |
| 6.2 健全内部治理结构 |
| 6.3 合理设计激励方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4）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道德回报机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道德回报及其机制建立是否可能 |
| 2.1 道德回报的相关问题 |
| 2.1.1 道德回报的内涵 |
| 2.1.2 道德回报的思想渊源 |
| 2.1.3 道德回报的类型与方式 |
| 2.2 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是否可能 |
| 2.2.1 道德回报机制的逻辑合法性 |
| 2.2.2 道德回报机制的现实必然性 |
| 2.2.3 道德回报机制提供的现实保障 |
| 3 建立道德回报机制的两难困境 |
| 3.1 道德回报机制与主体相关的困境 |
| 3.1.1 道德非功利性与利益回报是否冲突 |
| 3.1.2 道德回报机构是否应该建立 |
| 3.1.3 道德回报机制的立法是否可行 |
| 3.2 道德回报机制与客体相关的困境 |
| 3.2.1 传统义利观与道德回报思想是否冲突 |
| 3.2.2 道德回报的对象是否可以确定 |
| 3.2.3 道德回报是否可以进行定量区分 |
| 4 建立道德回报机制的着力点 |
| 4.1 运用系统方法建立道德回报机构 |
| 4.1.1 道德回报委员会的指导思想和运行机制 |
| 4.1.2 道德回报委员会的主要部门和工作职责 |
| 4.2 运用反馈方法落实道德回报机制的具体路径 |
| 4.2.1 细化道德回报评价标准 |
| 4.2.2 形成道德回报实施方案 |
| 4.3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推动道德回报机制法律化 |
| 4.3.1 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 |
| 4.3.2 对救助行为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国家治理的绩效合法性审视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及其绩效要求 |
| （二）新中国治理的绩效合法性依赖与类型反思 |
| （三）国家治理绩效的转型压力与其法治化目的 |
| 二、论文题释与概念界定 |
| （一）治理与国家治理 |
| （二）绩效与绩效类型 |
| （三）国家治理绩效与绩效治理 |
| （四）法治与法治化 |
| （五）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 |
| 三、立题依据与研究范围 |
| （一）法治化何以成为一个研究问题 |
| （二）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论域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中国模式及其绩效特征的归纳 |
| （二）关于绩效的理解视点与研究方向 |
| （三）关于国家治理转型及法治化的路径 |
| （四）简要评析 |
| 五、论文视角与研究理路 |
| （一）类型研究的基本理路 |
| （二）法治化研究理路的学科分野 |
| （三）国家治理绩效及其法治转型的研究理路 |
| 六、论文研究方法 |
| （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印证 |
|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配合 |
| （三）个案研究与统计研究相互补充 |
| （四）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方法 |
| 七、论文框架与创新点 |
| （一）文章内容体系 |
| （二）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模型：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嵌入绩效内涵的个体与组织行为方式 |
| 一、关于绩效及其系统构成的理论 |
| 二、关于个体与组织行为动机的理论 |
| 三、绩效视域的个体与组织行为逻辑 |
| 第二节 模型建构：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主体关系 |
| 三、结构要素 |
| 四、类型划分 |
| 第三节 解析维度：国家治理范畴的绩效类型实体构成 |
| 一、国家治理及其绩效的测量指标 |
| 二、国家治理绩效类型的实体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历史经验：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过程梳理 |
| 第一节 绩效类型分析的新中国历史断代 |
| 一、以绩效指标为依据 |
| 二、以政策导向为依据 |
| 三、以法治发展为依据 |
| 四、以领袖风格为依据 |
| 第二节 基于愿景感召和集体行动的绩效类型一：1949~1977 年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解读 |
| 三、法治形态：基于法治系统的进程检视 |
| 第三节 基于功利互比与个体自决的绩效类型二：1978~1992 年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解读 |
| 三、法治形态：基于法治系统的进程检视 |
| 第四节 社会多元化与绩效类型的渐失：1993 年至今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检查 |
| 三、法治形态：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努力 |
| 第五节 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总概与其他佐证 |
| 一、四种典型的国家治理绩效及其类型特质 |
| 二、基于伦理道德与家国同步的传统中国治理绩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目标：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体系设计 |
| 第一节 绩效与法治的基本价值精神 |
| 一、绩效的价值精神与其次序 |
| 二、法治的价值原则与其位阶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绩效化改革的理想 |
| 一、目标决策系统 |
| 二、绩效执行系统 |
| 三、结果评价系统 |
| 四、信息反馈系统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规划 |
| 一、价值观念宪政化 |
| 二、组织模式结构化 |
| 三、制度机制法律化 |
| 四、实践秩序共识化 |
| 第四节 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模型特征 |
| 一、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统合性 |
| 二、政府与公众绩效行为互促性 |
| 三、政府与公众绩效分配合理性 |
| 第五节 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质标准 |
| 一、绩效导向普世性 |
| 二、绩效决策民主性 |
| 三、绩效执行有效性 |
| 四、绩效结果持续性 |
| 五、绩效分配公平性 |
| 六、绩效沟通流畅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实差距：当前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 |
| 一、绩效决策方面 |
| 二、绩效执行方面 |
| 三、绩效分配方面 |
| 四、绩效沟通方面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治理绩效类型的理想差距 |
| 一、表层体现 |
| 二、实质评说 |
| 第三节 法治型绩效作为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目标的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技术功能 |
| 三、实践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剖析：预算绩效治理的法治化实践 |
| 第一节 预算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
| 一、公共财政与绩效预算的治理导向 |
| 二、预算是约束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法定财制 |
| 三、预算是公民评价和监督政府的关键窗口 |
| 四、预算是联结政府与公众绩效行为的最短途径 |
| 第二节 中国预算治理的绩效化与法治化探索 |
| 一、中国预算治理的绩效化改革 |
| 二、中国预算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
| 三、G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实证素材 |
| 第三节 绩效预算和法治预算价值要求的互相干扰：经验性描述 |
| 一、预算投入方向与公共财政职能的背离 |
| 二、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背离 |
| 三、预算绩效评估经济性与有效性、效率性与公平性的背离 |
| 第四节 绩效预算和法治预算实践因素的互相冲突：技术性检验 |
| 一、技术体系 |
| 二、检验方法 |
| 三、实证结果 |
| 四、重要发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策探讨：推进国家治理绩效转型与合法性扩张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之路：他国经验 |
| 一、美国经验 |
| 二、丹麦经验 |
| 三、印度经验 |
| 四、总结与评析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绩效与法治价值导向的关系 |
| 一、充分认识绩效和法治作为国家发展导向的根本性地位 |
| 二、因时因地制宜协调绩效和法治内含价值原则的冲突关系 |
| 三、基于中国绩效现实与转型需要力求法治型绩效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不断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 |
| 一、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推动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法律体系 |
| 二、建立法治规范、引领和服务国家治理绩效发展的制度与组织 |
| 三、培育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经济法治意识与社会法治文化 |
| 第四节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建设 |
| 一、产业发展领域 |
| 二、政府治理领域 |
| 三、公共服务领域 |
| 四、民生保障领域 |
| 第五节 以法治方式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扩展其合法性根基 |
| 一、整合多元社会利益格局打造依法治国实践秩序 |
| 二、协调不同主体绩效行为固化国家治理绩效合力 |
| 三、基于法治逻辑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持续扩张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Ordered Logistic模型数学原理和有关技术推导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6）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研究 |
| 1.2.3 关于产权与治理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研究 |
| 1.2.4 关于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标准的研究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指导意义 |
| 2.1.2 西方产权理论的批判与借鉴 |
| 第二节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指导意义 |
| 2.2.2 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批判与借鉴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原则性构想、问题及解决思路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原则性构想 |
| 3.1.1 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界定 |
| 3.1.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原则性构想 |
| 第二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成效及问题 |
| 3.2.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历程 |
| 3.2.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的初步成效 |
| 3.2.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遗留和产生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现存问题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
| 3.3.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现存问题的成因 |
| 3.3.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现存问题的解决思路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的国有股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国有股的四个关键性问题 |
| 4.1.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国有股的形式 |
| 4.1.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国有股的地位 |
| 4.1.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国有股的本质属性--公共权利 |
| 4.1.4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以国有股为主体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国际借鉴 |
| 4.2.1 经济转型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例 |
| 4.2.2 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以阿根廷为例 |
| 4.2.3 发达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以法国为例 |
| 4.2.4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国际借鉴 |
| 第三节 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股改革的目标设计与关键环节 |
| 4.3.1 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股改革的功能定位与目标设计 |
| 4.3.2 关键环节之一--构建一个真正的、人格化的国家股产权持有主体 |
| 4.3.3 关键环节之二--确保国家绝对控股国有商业银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的非国有股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非国有股的形式、地位及存在的必要性 |
| 5.1.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非国有股的形式 |
| 5.1.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非国有股的地位 |
| 5.1.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中非国有股存在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非国有资本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动机及效应分析 |
| 5.2.1 非国有资本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动机 |
| 5.2.2 非国有资本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效应 |
| 第三节 国有商业银行引进非国有股的案例分析及关键环节 |
| 5.3.1 中国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案例分析及反思 |
| 5.3.2 国有商业银行引进非国有股的基本原则与目标设计 |
| 5.3.3 关键环节之一--选择合格的非国有股东 |
| 5.3.4 关键环节之二--完善引进非国有股的配套措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设计及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设计 |
| 6.1.1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主要动因 |
| 6.1.2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原则 |
| 6.1.3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约束条件 |
| 6.1.4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设计 |
| 第二节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国际经验：德国与美国 |
| 6.2.1 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及其借鉴意义--以德国为例 |
| 6.2.2 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及其借鉴意义--以美国为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权利结构的重新界定 |
| 7.1.1 国有商业银行控制权的重新界定 |
| 7.1.2 国有商业银行决策权和经营权的重新界定 |
| 7.1.3 国有商业银行监督权的重新界定 |
| 第二节 以类别表决制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决策机制 |
| 7.2.1 以累积投票制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决策主体产生机制 |
| 7.2.2 国有商业银行决策主体的权限范围 |
| 7.2.3 以类别表决制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决策机制 |
| 第三节 以差异化薪酬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
| 7.3.1 国有商业银行完善薪酬激励机制的必要性 |
| 7.3.2 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原则 |
| 7.3.3 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类别及其激励标准 |
| 7.3.4 以差异化薪酬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
| 7.3.5 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薪酬信息披露机制 |
| 第四节 以监事会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监控机制 |
| 7.4.1 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现实窘境 |
| 7.4.2 国有商业银行监督机制以监事会为核心的必要性 |
| 7.4.3 以监事会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监控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综合绩效评估标准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标准的六大关键问题 |
| 8.1.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的重要性 |
| 8.1.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的设计原则 |
| 8.1.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的主体及目的 |
| 8.1.4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的要素构成 |
| 8.1.5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分值的测算方法 |
| 8.1.6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绩效评估标准的适用范围 |
| 第二节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综合绩效评估标准 |
| 8.2.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宏观绩效评估定量指标体系 |
| 8.2.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中观绩效评估定量指标体系 |
| 8.2.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微观绩效评估定量指标体系 |
| 8.2.4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综合绩效评估标准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激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优势 |
| （二）激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
| 二、研究现状 |
| （一）研究方向：厚洋薄中 |
| （二）研究视角：微观分散 |
| 三、研究意义与目标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的方法 |
|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归纳总结的方法 |
| （四）交叉借鉴的方法 |
| 第二章 “激励”概述 |
| 一、“激励”释义 |
| （一）激励的一般含义与特定含义 |
| （二）激励的一般原理 |
| 二、激励的功能 |
| （一）满足期待功能 |
| （二）价值引导功能 |
| （三）凝聚吸引功能 |
| （四）提升发展功能 |
| 三、激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 |
| （一）激励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反映 |
| （二）激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 |
| （三）激励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根本保证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理论根基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与发展理论 |
| （四）唯物史观的利益分析理论 |
| 二、中华传统激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文化基因 |
| （一）激励是以“仁德”为核心的治国策略 |
| （二）激励是以“赏罚”为核心的治军方略 |
| （三）激励是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
| （四）激励是以“以上为心”为核心的管理思想 |
| 三、西方激励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有益借鉴 |
| （一）内容型激励理论 |
|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
| （三）西方激励理论评说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历史脉络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建国初期（1919年—1965年）：毛泽东的激励思想 |
| （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激励思想的萌生 |
| （二）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激励思想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激励思想的成熟 |
| （四）建国初期：毛泽东激励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 年—1991 年）：邓小平的激励思想 |
| （一）改革开放以前：邓小平激励思想的酝酿、探索与深化发展 |
| （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激励思想的丰富与完善 |
| 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2002年）：江泽民的激励思想 |
| （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化了对激励对象的认识 |
| （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涵盖着激励的先决条件 |
| （三）引导好、维护好、发挥好，整合出激励的逻辑思路 |
| （四）先进文化建设与民生工程建设，充实了激励的载体形式 |
| （五）作风性激励方法，突显出激励的中国风格 |
| 四、改革开放新阶段（2003年—2012年）：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激励思想 |
| （一）以人为本，激励思想创新的观念变革 |
|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激励思想创新的基本思路 |
| （三）统筹兼顾,激励思想创新的方法论依据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体系梳理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 |
| 二、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根本目标 |
| （一）激励要为革命服务 |
| （二）激励要为改革发展服务 |
| 三、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四、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主要激励内容 |
| （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
| （二）主人翁精神 |
| （三）创新精神 |
| （四）艰苦奋斗的精神 |
| 五、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重要载体 |
| （一）民生建设 |
| （二）理论创新 |
| （三）思想政治工作 |
| 六、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践行策略 |
| （一）把全面的利益发展作为激励的根本基点 |
| （二）把协调利益关系作为激励的突破口 |
| （三）把可持续的利益观作为激励的价值取向 |
| （四）把统筹兼顾作为激励方略创新的科学依据 |
| 七、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实施方法 |
| （一）科学的理论激励 |
| （二）新型的民主激励 |
| （三）正确的政策激励 |
| （四）发展式目标激励 |
| （五）中国式作风激励 |
| （六）典型示范激励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特色与发展完善 |
| 一、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特色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宏观激励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以发展人来激励人” |
| 二、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践行中的偏差分析 |
| （一）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失衡异化了激励的作用 |
| （二）利益关系协调失当遏制了激励的功能发挥 |
| （三）利益观念引导失范背离了激励的初衷 |
| （四）激励的技术薄弱消减了激励的实效 |
| 三、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发展完善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决定中国共产党激励思想的发展方向 |
| （二）构建全覆盖的激励机制体系 |
| （三）构建全方位的激励方略 |
| （四）坚持对中华传统激励思想精髓的光大 |
| （五）坚持对西方激励思想有益成分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基本研究思路 |
| 1.4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1.5 关于正义，分配正义，公平，平等的概念辨析 |
| 1.6 正义之争与研究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
| 1.6.1 马克思反对正义的观点综述及其评论 |
| 1.6.2 马克思赞成正义的观点综述及其评价 |
| 1.6.3 研究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应有的立场和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对待正义的态度 |
| 2.1.1 马克思对思辨正义的诉求和困惑 |
| 2.1.2 马克思对思辨正义的拒斥和批判 |
| 2.1.3 历史唯物主义正义理论的建立 |
| 2.2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内容 |
| 2.2.1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视域 |
| 2.2.2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建构视域 |
| 2.2.3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生成逻辑 |
| 2.3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基本特性 |
| 2.3.1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践性 |
| 2.3.2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辩证性 |
| 2.3.3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历史规定性 |
| 2.3.4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价值主体性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历史借鉴 |
| 3.1 前苏联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1.1 对按劳分配的必然性认识和教条性阐释 |
| 3.1.2 差距分配与平均主义的矛盾并存 |
| 3.1.3 对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分配的认识 |
| 3.1.4 前苏联时期的分配实践 |
| 3.2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2.1 毛泽东分配正义思想在过渡时期的转变 |
| 3.2.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3 社会主义曲折建设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3.1 全面探索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3.2 大跃进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3.3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3.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历史经验 |
| 3.4.1 前苏联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借鉴 |
| 3.4.2 毛泽东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借鉴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进程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萌芽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形成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丰富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深化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内容解析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 |
| 5.1.1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
| 5.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 |
| 5.2.1 资本的本质及其效应 |
| 5.2.2 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 |
| 5.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制度保障 |
| 5.3.1 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合 |
| 5.3.2 市场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价值取向 |
| 5.4.1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 5.4.2 效率与公平并重，尤其注重公平 |
| 5.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理论创新与瓶颈 |
| 5.5.1 分配正义理念的市场化、现代化 |
| 5.5.2 社会主义市场型按劳分配的创新与瓶颈 |
| 5.5.3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创新与瓶颈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践探索及其困境 |
| 6.1 初次分配领域的实践探索及其问题 |
| 6.1.1 国有企业分配及其问题 |
| 6.1.2 农村土地收益分配及其问题 |
| 6.1.3 非公有制企业分配及其问题 |
| 6.2 再分配领域的实践探索及其问题 |
| 6.2.1 税收制度及其负面效应 |
| 6.2.2 转移支付制度及其负面效应 |
| 6.2.3 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负面效应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思考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 |
| 7.1.1 作为公平的分配正义 |
| 7.1.2 以贡献为标准的初次分配 |
| 7.1.3 以补偿为标准的再分配 |
|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价值原则 |
| 7.2.1 权利平等原则 |
| 7.2.2 按贡献分配原则 |
| 7.2.3 包容性增长原则 |
| 7.2.4 共享式发展原则 |
| 7.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实现机制 |
| 7.3.1 劳动分享机制 |
| 7.3.2 土地收益的分类协调机制 |
| 7.3.3 劳动力市场的利益均衡机制 |
| 7.3.4 缩减差距的再分配机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生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问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框架 |
|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确定分析框架的内在视域 |
|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
| （二）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现代化的问题域 |
|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是确定分析框架的基本依据 |
| （一） 社会结构理论 |
| （二） 社会形态理论 |
| 三、 “结构—形态”分析框架的确立 |
| （一） 社会结构理论的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要素 |
| （二） 社会形态理论的启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阶段划分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府主导”形态（1978 年后） |
| 一、 政府主导型实践的依据 |
| （一） 生存状态：“人的依赖” |
| （二） 社会运行机制：“权力化运行” |
| （三） 发展主题：国家富强 |
| 二、 政府主导型实践的主要内容 |
| （一） “赶超战略”的设定：“政府主导” |
| （二） 政府主导型实践的逻辑 |
| 1. 政治建设：树立权威 |
| 2. 思想建设：体现政府主导 |
| 3. 经济建设：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
| 4. 社会建设：顾全大局 |
| 5. 生态文明建设：管制特征明显 |
| 三、 政府主导型实践的内在结果 |
| （一） 正能效应：活力初显 |
| （二） 负面效应：秩序紊乱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市场取向”形态（1992 年后） |
| 一、 市场取向型实践的依据 |
| （一） 生存状态：“物的依赖”出场 |
| （二） 社会运行机制：“市场化运行”初显 |
| （三） 发展主题：效率优先 |
| 二、 市场取向型实践的主要内涵 |
| （一） “赶超战略”的调整：“市场取向” |
| （二） 市场取向型实践的逻辑 |
| 1. 经济建设：确立市场经济地位 |
| 2. 思想建设：受市场经济影响 |
| 3. 政治建设：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
| 4. 社会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
| 5. 生态文明建设：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
| 三、 市场取向型实践的内在结果 |
| （一） 正向效应：快速发展 |
| （二） 负面效应：资本崇拜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民主体”形态（2002 年后） |
| 一、 人民主体型实践的依据 |
| （一） 生存状态：“能力依赖”显现 |
| （二） 社会运行机制：“公民参与”初显 |
| （三） 发展理念：“以人为本” |
| 二、 人民主体型实践的主要内容 |
| （一） “赶超战略”的设定：“人民主体” |
| （二） 人民主体型实践的逻辑 |
| 1. 社会建设：注重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 |
| 2. 思想建设：体现人民为本 |
| 3. 经济建设：彰显人民主体价值 |
| 4. 政治建设：反映人民主体导向 |
| 5. 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以人为本”理念 |
| 三、 人民主体型实践的内在结果 |
| （一） 正向效应：统筹发展 |
| （二） 负向效应：权威消弱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 |
| 一、 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一）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互动之依据 |
| （二）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之态势 |
| 二、 当代中国领域格局的缘起及态势 |
| （一） 当代中国领域格局的缘起 |
| （二） 当代中国领域格局的状况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 |
| （一） 社会建设：维护公共利益 |
| （二） 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 （三） 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四） 思想建设：深化“以人为本”理念 |
| （五）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 |
|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优势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相关问题解析 |
| 1.1 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涵义及定位 |
| 1.1.1 职业经理人的产生 |
| 1.1.2 职业经理人的涵义 |
| 1.1.3 职业经理人的定位 |
| 1.2 职业经理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原由及其界定 |
| 1.2.1 道德责任的涵义 |
| 1.2.2 职业经理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原由 |
| 1.2.3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界定 |
| 第二章 职业经理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
| 2.1 职业经理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基本原则 |
| 2.1.1 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原则 |
| 2.1.2 公正原则 |
| 2.1.3 正当利益与集体利益、功利性与奉献性相统一原则 |
| 2.1.4 合理需求、适度满足相统一原则 |
| 2.2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主要内容 |
| 2.2.1 对企业内部承担的道德责任 |
| 2.2.2 对企业外部承担的道德责任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缺失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
| 3.1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缺失的表现 |
| 3.2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
| 3.2.1 自身因素的影响 |
| 3.2.2 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
| 第四章 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的实现 |
| 4.1 增强自律是基础 |
| 4.1.1 树立职业经理人正确的道德观念 |
| 4.1.2 提高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认知能力 |
| 4.1.3 激发职业经理人良好的道德动机 |
| 4.2 外部环境的他律是保障 |
| 4.2.1 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
| 4.2.2 加快监督、激励、评价机制的完善 |
| 4.2.3 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 |
| 4.2.4 建立“诚信”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 |
| 4.3 打造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道德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建立道德与利益相统一的激励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伦理行为研究[D]. 刘鸿宇. 东南大学, 2020(01)
- [2]官员交流、晋升激励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相关性研究[D]. 索棒. 西北大学, 2020(07)
- [3]上市农业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荃银高科案例分析[D]. 王柳依.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4]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道德回报机制论[D]. 韩煦. 浙江大学, 2018(12)
- [5]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D].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
- [6]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治理结构创新研究[D]. 邢华彬. 南开大学, 2014(08)
- [7]中国共产党的激励思想研究[D]. 艾红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研究[D]. 邹琨. 电子科技大学, 2014(05)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生逻辑研究[D]. 陈步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职业经理人道德责任研究[D]. 刘雪. 河南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