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理人薪酬制度:对管理层激励制度的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梁彭[1]（2021）在《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政策倡导“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创造需要高层人才赋能,因而,提高高管薪酬、股权等激励无疑是吸引人才、激发高管工作积极性、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然而,“天价薪酬”、“业绩降而薪酬涨”等负面新闻的不断出现使公众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高管的经营能力甚至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提出质疑,引发社会舆论不满。针对国有企业,政府颁布实施了“限薪令”政策,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迎合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以行政干预的方式限制高管薪酬上限,以非市场化的薪酬机制来激励约束高管的行为,其政策实施效果亦引发相关质疑。在我国目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目标要求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需要对科学推进激励与约束相统一、权利与收益相配比的高管激励制度的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的客观存在,股东与高管间的代理冲突始终困扰着现代企业。纵观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当掌握公司控制权的高管因其期望收益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收益与其实际工作表现不一致时,会进一步加剧二者间的代理冲突,进而触发高管出于“职位稳固”或其他既得利益考虑的防御动机或机会主义,由此引发其与股东利益相悖的认知与行为偏好,做出偏离股东预期的投融资决策行为,减损企业价值。根据最优契约理论,在市场化激励机制下,激励契约的订立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尽量避免因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的不合理分配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而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关系,促使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而努力工作和实施投融资决策。资本结构作为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集中体现,是企业长期融资行为所累积的结果,是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内容,高管因股东授予其公司控制权而获得相关决策的权力,因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偏好。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目标资本结构,此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在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同时企业绩效不断提升。已有研究表明,除了调整成本,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因素,因此,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对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综上,激励性契约的合理设计,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正向影响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促使高管站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实施资本结构决策,提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缩小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在调整资本结构的同时提升企业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发现高管激励在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中,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通过梳理发现: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显性激励（即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视角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而对隐性激励（即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鲜有研究同时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且未将各激励方式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对比研究,难以较为完整地刻画不同高管激励方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并未将三者有机结合,难以充分揭示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探讨高管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手段,高管激励作用于高管并对其认知与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反映在企业绩效上,高管激励的经济效果分析对于进一步完善激励性契约制订,激励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进行投融资决策,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已有文献未能针对“限薪令”这一激励机制的政策性干预因素,研究其对高管行为（即资本结构调整意愿）进而通过高管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制定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所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立足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激励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等,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包含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在内的显性与隐性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的高管激励体系,并引入中介效应检验,在宏观层面上,探讨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同时,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对其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如下:第一,一定范围内,随着高管激励水平的提高,委托代理冲突得到缓解,正向影响了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决策偏好,被激励高管会做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调整决策。通过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缩小与目标资本的偏离程度。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但缩小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可能原因在于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使之与资本结构调整时间上的延迟配置;第二,通过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管股权激励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可能原因在于当前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够完备,高管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而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第三,通过研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区分负债水平发现,企业过度负债时,高管激励水平越高,为了提高企业绩效,高管调整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趋近的意愿越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间没有产生中介传导作用。第四,针对国有企业,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基于资本结构视角探讨薪酬激励机制的制度性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限薪令”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绩效,带来一定的价值降低效应,同时扩大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说明价值降低效应部分可能是由于负向的资本结构调整所引起。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首先,拓展了研究范围,从显性与隐性激励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同时考察它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企业选择不同激励方式,了解各种激励方式的影响作用效果提供有益参考。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检验,探讨了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补充了对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传导路径检验,为企业进一步制订和完善激励契约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基于“限薪令”政策效果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政化干预后,高管认知与行为偏好（资本结构调整）的变化,进而作用于企业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为市场化激励与行政化干预关系处理,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深入薪酬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程伟栋[2]（2020）在《G公司高管薪酬管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社会对于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设计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管薪酬制度是当务之急。2009年以来,为充分发挥高管薪酬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政府多次制定相关政策,在积极促进高管薪酬合理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现有研究分析发现,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体系仍存在一些弊端,如高管薪酬与绩效脱钩、高管薪酬结构单一等问题。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对于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乃至刺激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科学设计、不断优化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上,简单阐述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历程,从制度发展脉络中加深了对国有企业特殊性的理解。并且通过数据库分析,对我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薪酬现状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与绩效脱节、高管身份多样化等特点。进一步发现,国企经营性质（市场竞争或垄断）、高管人员薪酬的选拔聘用方式、企业高管人员身份认定、薪酬标准和薪酬考核等因素会对高管薪酬有影响,对国企高管实行差异化的分类化管理十分有必要。然后选取G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具体分析。G公司作为国企改革试点企业,在高管薪酬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对经营班子实行了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构建了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健全了激励约束机制。因此,本文选择G公司作为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G公司的现行高管薪酬管理制度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优势和进一步优化的可行性方案,可以为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及借鉴意义。本文发现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分类激励、动态激励等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G公司目前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我国国企改革提供新的思路。而且,本文着重于对公司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组织架构、公司治理、薪酬激励等方面,这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拓展了国企高管薪酬的研究视角。
秦强[3]（2020）在《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同时是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随着改善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已经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研究和分析主导我国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尤为重要。近年我国银行系统大案频出,公司治理不完善成为银行风险暴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以公司治理视角为切入点,探究现有商业银行体系中存在哪些公司治理问题,以及这些治理问题是否对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并依此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本文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入手,基于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二者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质量与风险程度存在逻辑上的关系进行了推演。由于商业银行息差收益来自于风险承担,因此在以风险为经营内容的商业银行中广义的公司治理的内涵包含了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风险管理实施的前提和基础,而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本文总结了不同类型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现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报》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经营地域、监管政策、行政许可等方面不同。目前各类银行均已经形成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及配套的风险治理机制,且已经将风险管理职能嵌入银行管理的各个层级和业务流程之中,但在公司治理下的风险管理又存在集中于股权结构缺乏合理性、董事委派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的缺乏独立性以及薪酬制度激励性不足等问题。最后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特征入手,本文基于37家银行5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特征会对商业银行的风险产生显着影响。其中产权性质会影响商业银行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更高;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不同,其中大型国有银行主要风险点来自于股权制衡度不足,股份制商业银行高薪酬水平促进了经理人风险追逐行为而中小商业银行在提高股权制衡度、优化董事会规模与独立性以及提高薪酬制度的激励程度方面均大有可为。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从一般意义上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分别提出了从公司治理角度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政策建议。其中,一般意义上风险管理视角下公司治理的完善建议包括构建具有制衡性的多元股权结构、明确治理架构中不同角色的权责关系、提高风险管理策略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制定激励相容的经理人薪酬计划。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从借助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度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股权制衡度方面入手改善公司治理;对于股份制银行,主要建议包括适当降低薪酬激励水平以及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对于中小商业银行,主要从明晰政府权力的边界、完善董事会结构方面提升公司治理质量。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揭示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即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所有外延都包涵在广义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内涵中,公司治理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提供可能。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制度设计是影响风险大小的主要因素。股权结构影响风险管理策略整体的风险偏好程度、董事会特征影响风险监督的有效性与独立性、薪酬制度设计影响风险策略执行的有效性,以上三方面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第二,研究中发现虽然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目前均已经形成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及配套的风险治理机制,但在公司治理下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又存在集中于股权结构缺乏合理性、董事委派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的缺乏独立性以及薪酬制度激励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商业银行产生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显着影响商业银行风险,而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影响风险程度的公司治理特征不同;第三,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对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模式特征进行了归纳。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模式介于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之间,两种模式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因此本文结合中国商业银行与两种模式的共性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模式对我国改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启示。第四,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方式分类研究,发现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所导致的风险发生影响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下风险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洋洋[4]（2020）在《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解释。在宏观层面,投资依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其重要性目前还难以被替代;在微观层面,投资可以推动企业未来现金流持续增加,促进企业成长,帮助企业实现价值的稳步提升。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尝试通过投资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最近几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不够乐观,甚至持续低迷,较多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并且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上市公司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为了实现产业链规模的扩张,较多上市公司走上了多元化经营之路,甚至还有很多公司已经或者计划把业务拓展到全球范围。产业链规模的扩张以及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且会明显地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总额。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投资都是有效的吗?是否都能为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带来积极作用?现实情况不够理想,在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投资中,很多都是低效或者无效的投资,这给企业带来了显着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从公司层面看,管理层为了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往往倾向于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但是却忽视了对项目风险、未来现金流、投资回报期等重要问题的准确评估。然而,上市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和财务能力难以满足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后期需求,也就使得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在公司中,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主要由高管作出决策,对于股东与高管之间存在的代理问题,一直是通过薪酬激励机制来解决。然而,在现实中,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并未被薪酬契约有效解决,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仍较为严重便是一种典型表现。那么,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对其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进行设计,方能有效地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呢?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突破点或许仍在高管团队之中,但并不是高管团队的全部,而是其中的“关键少数”。在企业中,CEO和高管团队中担任其他关键岗位的部分高管（以下称为关键下属高管）构成“关键少数”,高管团队中的这一小群体对公司的战略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每一位关键下属高管都充当着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角色。不同于一般高管,关键下属高管是可能成为继任CEO的具有较高竞争力的潜在候选人,他们的行为决策与其他一般高管理应有所差异。薪酬差距是薪酬激励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有文献从CEO与关键下属高管的薪酬差距视角研究CEO和关键下属高管的行为决策。本文则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CEO和关键下属高管组成的关键高管之薪酬差距视角,探究针对“关键少数”的薪酬结构设计如何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关键高管在薪酬差距激励下的行为进行分析,厘清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并构建理论原型。其次,以构建的理论原型为基础,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梳理出相关的研究命题,根据研究命题建立假设,收集研究样本,建立检验模型。最后,以2006年至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得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关键高管薪酬差距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即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能够激励关键高管作出并执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具体而言,一方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促使关键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加强了关键高管之间的相互监督。因此,关键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来实现,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企业高管通常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特别是CEO,很可能通过“经理人帝国”的构建来夯实自身的地位。那么,关键下属高管自然会加强对过度投资的监督,进而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比较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和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关键高管对企业投资决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之作用的发挥存在差异。当关键下属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内关键下属高管平均薪酬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具有显着的提升作用。但是,当关键下属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内关键下属高管平均薪酬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市场竞争是外部治理机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是内部激励机制。当这两种治理机制同时存在时,二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也即,当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没有显着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上市公司关键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待提高,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支持锦标赛理论。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二,基于CEO变更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公司业绩越差,CEO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CEO变更具有推动作用,但是作用不明显。然而,公司业绩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交乘项与CEO变更显着负相关。也即是,当公司业绩较差时,在薪酬差距的激励下,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监督作用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发挥,更可能促使业绩低劣的CEO被更换。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监督作用,不仅受其监督意愿的影响,还受其监督能力的影响。当关键下属高管中存在董事会成员时,关键下属高管在董事会层面就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在与CEO之间薪酬差距的激励下,关键下属高管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去监督CEO,当CEO任职期间的经营业绩较差时,CEO被更换的概率就更大。然而,CEO也会为自己任职期间较差的经营业绩进行辩护,外部环境的影响则是CEO可能寻求的一个理由。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更换业绩低劣的CEO发挥的作用较弱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在公司中,董事会对CEO的纵向监督和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横向监督同时存在,这两种监督模式相辅相成。董事会对CEO有效的纵向监督可以促进关键下属高管对CEO之监督作用的发挥。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三,基于盈余管理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也即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能够激励关键下属高管对CEO和其他关键下属高管进行监督,抑制CEO和其他关键下属高管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而降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和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关键高管对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高管团队内部的其他非关键高管对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也有重要作用。外部监督和关键高管横向监督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上存在替代效应。具体地,当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关键高管的横向监督在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上发挥的作用不再显着;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关键高管横向监督与外部监督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通过强化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抑制管理层利用激进的会计处理方法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关键高管薪酬差距正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财务报告的盈余信息质量。因此,内部控制质量是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路径。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四,基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的薪酬差距越大,激励效应和横向监督效应越强,CEO与关键下属高管均将更加努力地工作,最终促使公司价值的提升。投资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桥梁,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通过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公司价值。也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投资效率产生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就是提高了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发挥如何,需要考虑关键下属高管的年龄问题。当关键下属高管整体较为年轻时,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产生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就更强,更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此外,在CEO层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产生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能否提高公司价值,还要考虑CEO的权力。如果CEO权力较大,则很可能抑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也即当CEO权力较大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难以增加公司价值。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综上所述,本文对关键高管在薪酬差距的激励下所表现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后,推导演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运用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作用机制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以期在关键高管层面丰富高管团队理论,并拓展薪酬激励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CEO和整个高管团队通常是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主体,而高管团队中的“关键少数”却容易被忽视,但是在这一高管团队核心圈之间能更好地实现相互监督和权力制衡。因此,本文考察高管团队中的“关键少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高管团队方面的文献,为公司治理实践寻找新的突破点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其二,本文从企业投资效率层面研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有助于推动薪酬激励理论的不断深入。薪酬差距何时能够产生激励,何时不能产生激励,在哪些情况下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会相对更好?根据本文的研究,针对关键高管设定的薪酬差距比针对整个高管团队设定的薪酬差距更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在具备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监督机制以及关键下属高管晋升动力较强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更为有效;但是,由CEO权力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晋升阻力,很可能损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本文通过对关键高管之间薪酬差距的研究,为上市公司如何通过薪酬激励机制来有效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指明了未来的改进方向。其三,上市公司的股东与高管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引发代理问题,同时这也是导致公司投资决策发生扭曲的重要因素。本文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为解决企业因代理冲突导致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提供新思路,以期能够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蒋心怡[5]（2020）在《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管薪酬契约作为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关系着管理层激励,还关系着投资者利益保护以及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建立起市场化的、“锦标赛”式的薪酬制度,高管薪酬经历了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剧烈分化,“天价薪酬”、“零薪酬”等薪酬乱象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公众、媒体以及监管者的关注与质疑。在高管薪酬契约效率方面,最优契约理论认为,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可以提高契约效率。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粘性特征较为突出,甚至公司利润减少而高管薪酬增加的“薪酬倒挂”现象也十分常见。在高管薪酬契约公平方面,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为自己谋利的行为还使得高管薪酬增长速度远超员工,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分配矛盾日渐加剧。虽然政府针对薪酬乱象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亟待进一步研究厘清高管薪酬契约制定的潜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与优化薪酬实践提供更多建设性意见。会计业绩指标作为一项能够以较低成本观测并能够较为可靠反映管理层努力的信号,被广泛应用于薪酬契约中。但会计业绩也因容易受到管理层操纵而为人诟病。高级质量是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作为会计准则要求的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之一,可比性是指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同一会计主体前后期生成的会计信息应该相同或相似,不同会计主体生成的会计信息之间也应该口径一致并且相互可比。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准确判断企业的实际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决策,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后果。然而截至目前,立足于我国制度环境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既充实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又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化对我国薪酬实践的认识。本文基于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有用性,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锦标赛理论与行为理论为指导,研究了可比性这一质量特征对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作用的影响。利用2005-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薪酬契约效率的提升。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着正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缓解高管薪酬粘性;相比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较低的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相对业绩评价。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影响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着,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机制在于降低股东信息获取与加工成本进而提高薪酬决策效率。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着,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在薪酬制度较为宽松、管理层薪酬操纵动机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促进薪酬分配的结果公平与规则公平。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显着负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缩小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薪酬差距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此外,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显着负相关,而与高管股权激励的获得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会促使高管薪酬结构发生改变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判断高管薪酬增长的“正当性”,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削弱外部薪酬差距对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减少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存在毁损作用,并且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对这一毁损作用存在放大效应,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其影响的放大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着。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还会进一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体地,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与公司未来一期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着负相关,区分机构投资者类型的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主要减少的是相对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社保基金、QFII和企业年金）持股比例,并且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加剧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的“赶客”效果。此外,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薪酬倒挂的短期市场反应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其市场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薪酬倒挂与（-3,3）和（-5,5）窗口期累计超额收益存在显着负相关,并且这一负相关在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着。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与创新在于:第一,本文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指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效率与公平存在促进作用,并对高管薪酬增长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影响。截至目前,立足于我国制度环境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此前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高管薪酬契约的效率方面。而高管薪酬契约的公平性与正当性同样是值得研究关注与探讨的问题。本文为更全面地认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会计信息缔约作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本文内容立足于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了不同性质股东在薪酬契约中利用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动机、能力及其效果上的差异,还分析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公司员工利用会计信息认识和评价高管薪酬公平性与正当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不仅有助于股东更好地利用会计信息提高薪酬契约设计的效率,还能够强化员工关于公司薪酬制度安排的公平感知,进而从上至下充分调动高管与员工的积极性,提升企业绩效,增加股东财富。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以及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激励与监督的认识,对未来的薪酬改革与实践具有一定启示。第三,本文从高管薪酬动态变化的角度,结合理论与现有文献,深入分析了高管薪酬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出高管薪酬增长中由外部薪酬差距驱动的攀比性增长,研究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的“不正当增长”对公司价值具有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帮助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会计数字背后的经济事项及其含义,使其能够对高管薪酬增长的性质进行甄别,进而优化投资决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不仅丰富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东回报、投资决策等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而且对投资者、监管者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朱春辉[6]（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变相福利、企业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究其根源在于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管理层的人力资本价值及企业家才能在薪酬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存在扭曲的结构。事实上,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传统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因为本身过度强调资本要素的分配地位,存在较大缺陷,不能照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中,从而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近来发生的华为事件业已证明,充分尊重劳动力价值的作用,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要素贡献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实践指导方针。本文研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一是理论研究。首先,基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市场竞争结构理论的多学科视角,对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进行论述,阐明了国企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前提。继而,本文由宏观增长理论切入,探讨国企依据管理层的异质性劳动和人力资本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并说明了激励方式与结构对消费和企业产出的影响效应。紧接着从微观理论角度,把市场主体分为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按市场竞争结构分为共同竞争、国有企业领导和国有企业跟随等不同模式,借助多阶段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不同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效应。最后,通过宏微观互补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寓义,设计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改革实践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思路。二是实证和案例分析。首先,本文利用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倍差法和倍差法研究了不同属性、竞争模式和混合所有制试点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投融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及背后的经济逻辑;其次,为了考察薪酬激励对非上市混改试点企业的影响效应,引入我国中央和地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混改前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变化对地区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再次,本文以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试点企业为依据,分别考察了几家中央国有企业子公司以及万华化工、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的生产规模、投融资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在与昆明制药进行比较后,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经验和不足。三是在总结前述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新时期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本文尝试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理论,阐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论逻辑,揭示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与激励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把异质性劳动的理念引入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基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探索和总结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分配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宏微观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分配机制及效应研究拓展到规范的理论分析中来。其中,宏观理论模型尝试把异质性劳动引入到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讨论异质性劳动对国有企业分配机制的影响效应;微观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效应模型中,尝试把委托代理关系和管理层薪酬激励引入到产业竞争模型中。同时,本文尝试从不同的维度探讨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分析观点:一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管理劳动,这类劳动既包括高密集的劳动时间,也包括挑战性和前瞻性的劳动内容,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他们既是劳动者参与按劳分配,又是管理要素的提供者,获得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参与企业当前和未来利润的分配。二是根据以上的分配机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支付应当是包括普通的工资、奖金和股权的结构形式。国有企业依据管理人员自身的禀赋水平确定固定工资等级。国企管理人员的奖金激励与企业的绩效及经营指标联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以上两个部分的管理人员薪酬应当随企业的盈亏进行联动。三是企业管理层可获得股权激励分享企业的利润,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比重应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及面对的风险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股权激励的定价应当在多元化股权环境下完成。另外,企业应当设计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合理薪酬差距及管理层之间的合理薪酬差距,差距的合理性体现在给予股权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然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都会对企业的产出和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在国企与民企竞争的微观环境下,少量的产量奖金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小,但较大比重的产量奖金会激励国有企业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决策,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挤出民营企业的利润,减少社会福利水平。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或者业务领域,允许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激励,针对总股本10%股份进行激励通常能取得最优效果,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比重不宜超过20%。五是股权激励权重太高或者某些高级管理层的权重过高,会导致过度重视企业的未来利润,引起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损害社会福利。薪酬激励应当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占比较多,而其他激励模式（如晋升）则应当在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国有企业实施,或者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较明显的管理岗位上比重较大,而在市场化较小和负有国有资本监督人或代理人的角色中则可突显其它激励模式（如晋升或公务员待遇）。在实践方面,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和检验不同竞争类型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激励效应,并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形式和结构的政策指导意见。本文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在薪酬压抑下,国有企业实施高奖金激励更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业绩和社会福利,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较强的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混改进程中,扩大奖金占薪酬比重更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在缓解融资约束、扩大企业规模及绩效层面上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国企管理层的薪酬结构中,股权比重较高有助于避免过度奖金的负面作用。在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中,一定要避免以股权激励计划变相的充当延迟发放奖金的工具,增强激励计划设计的灵活性和合理性,以进一步突显出股权激励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股权激励差距过大,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问题,促进营收增长,却减少了社会福利。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间股权激励差距较大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绩效、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限薪政策减弱,改善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同时拉开了企业内管理层薪酬的差距,改进了地区企业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本文从经典案例分析中发现:非上市国企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促进了企业股权多元化及治理结构完善,破除了限薪机制,激活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机制,中短期的奖金和长期的股权激励占比增加。但是,奖金机制不确定性较大,更具有激励合理性的股票期权计划也未引起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固定薪酬、绩效奖金薪酬和员工持股及分红,显着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并促进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股权激励机制无法灵活调整,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间的激励差距过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上市非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计划过度重视企业利润考核,而忽视更全面的绩效指标考核,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上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改革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利于明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份。依据分类改革设计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是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的应有思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权变得更加多元化,应当引入管理层的市场化薪酬激励考核机制。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市场化机制确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合理化企业内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要实现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考核约束机制的匹配。通过税收、机制调整和增强国资力量的办法来处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均问题。应当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与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有机结合。
王顺[7]（2020）在《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文中提出持续不断地进行研发与创新在企业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及必要条件。为了探讨企业的内部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并揭示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学术界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成长、企业财务状况、政府补贴、内部控制、创新制度、金融发展等因素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市场2012-2017六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创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依据,把包括融资约束、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研发效率在内的三个主体归为一体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方法分析以下两个问题:（1）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本文首先研究了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这两个我国上市公司中最重要的两类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然后从管理层激励组合方式和组合结构的方面着手,对管理层激励组合和企业研发效率的相互联系进行论证和分析。（2）融资约束、管理层激励和企业研发效率存在的互相联系和影响。融资约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企业的研发投资必然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干扰和相对作用。本文将融资约束引入进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了融资约束、管理层激励、企业研发效率三者之间的综合关系。本论文中的研究结论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呈显着的倒U型关系,表现出利益趋同效应和堑壕效应的双重效应。（2）通过管理层激励组合的分析,得出管理层激励组合和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与单一的激励组合方式相比,同时采用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混合型激励组合方式能够提供更为显着的作用和影响;关于激励制度的组合结构,管理层总报酬中股权收益的比重越大,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提高越有利。（3）将融资约束考虑进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中,可以发现,融资约束会抑制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激励效果,但会促进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激励效果;此外,管理层激励组合方式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与融资约束没有显着的关联,但融资约束会显着影响管理层薪酬激励组合结构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研发效率与企业管理层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上市公司在进行管理薪酬激励设计时要重视融资约束的影响,可以通过调整组合方式和组合结构来应对融资约束以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于淼[8]（2019）在《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高管薪酬属于现代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我国国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公有制企业,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企通过上市而进入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国企来说,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若高管薪酬不合理或过高,势必会引起民众热议。因此需要对国企高管薪酬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基于市场自治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站在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至关重要。股权激励是现代企业的一项主要激励手段,在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并引起了国企高管薪酬的攀升,这种模式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在该背景下,部分国企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启动限制性股票计划,试图代替股权激励手段,但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产生异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相关设计,通常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推动薪酬代理问题的解决。但在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包括银行利率变化、股票价格上涨等,都可能会导致国企高管获取不少意料之外的财富,进而大幅增加他们薪酬的额度。如果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或者行业规则自定薪酬,还有可能损害到国有企业以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国企高管薪酬必须要趋向合理化,才能促进国有企业及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国企高管薪酬规制,核心在于如何妥善结合公司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围绕薪酬决定权、薪酬设计和制定、信息披露、司法介入等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国有企业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必须要遵守金融市场的法律规制做法。从国际常用做法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做法。该做法的思路是将公司治理看成单层式结构,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提高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使薪酬委员会成为公司高管薪酬的计划制定者,突出程序公证和独立性,有着详细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由此形成司法实践的三大标准和商事判断原则。对于法院来说,一般会拒绝高管薪酬合理性审查,而税收及会计部门则倾向于通过调节手段进行干预,尽管效果并不好,但能够表明政府干预公司高管薪酬的态度。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做法,提倡高管薪酬决定者需要担负起注意义务,促进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在这当中,监事发挥出重要作用,并且要综合考虑公司的业绩和经营状况,以确定高管薪酬是否合理,进而对公司高管薪酬的涨幅进行提前遏制。这种标准的主观性较强,但能够有效协助法院审查。对于我国来说,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有一定程度的异化,天价薪酬频频出现,引起民众的热议,但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步伐不能因为高管薪酬问题而停滞,因此国家相关部门推出了不少管理办法,包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限薪令等,尽量使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趋向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英美国家有所不同,并不提倡独立性,而是以双层制为主,独立董事的作用并不突出,加上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国企改革还处于深水区,经济转型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不够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企的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还有外部监管环境等,都有着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美国和德国的两种典型做法相差甚远,难以做到唯程序正义,也不能对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提前调控。因此本文提出观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可以对日韩做法进行借鉴,即高管薪酬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共同决定,其中股东大会决定国企高管薪酬的额度与形式,董事会决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分配方案等具体实施计划。同时还可以考虑适当引入行政力量,通过政府的合法干预,促进国企高管薪酬趋向合理。在整个法律规制过程中,薪酬决定权、薪酬设计和制定、信息披露、司法介入是国企高管薪酬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分成了以下七个部分,正文为五章,前后分别为绪论和结论: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在我国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提出国企高管薪酬法律相关问题,以国有企业为研究主体,充分考虑到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现实性要求,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形成文献综述,包括高管薪酬的合理性研究和法律规制研究等现状,同时介绍了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及本文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的基础理论”,本章主要界定了国企高管、国企高管薪酬及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概念,国企高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但本质是从西方国家的公司高管这一概念引出的,国企高管薪酬同样如此。此外还分析了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相关理论,包括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动因、正当性、价值与目标、法律干预等相关理论。文章还介绍了国企高管薪酬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整体来看,我国公司治理的董事独立性不足,国企的运营对管理层的依赖性很强,而其高管通常会借助股权激励方式得到高薪,或者自行定薪,从而导致薪酬激励机制产生异化,出现了负激励。这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一个主要动因。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必须要体现出一定的正当性,有明确的价值与目标,才能进行更加合理的法律干预。第三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问题”,本章首先以公司法为基础,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主体进行明确,指出国企有别于其它公司的特别之处,也同时剖析了国外的决定主体。主体确定后,文章主要对保证决策权的决策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两个重点问题,第一是法律赋予股东的话语权问题,第二个是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国企高管薪酬属于日常经营中的一项管理事务,应在董事会的引导下强化股东的话语权,使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处在股东的监督之下,同时还要注意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中间介绍了国外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经验启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公司法的干预现状,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规制对策,包括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立法现状及权力分配、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评价及完善。第四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标准及设计问题”,本章主要分析了国企高管薪酬标准设计的相关理论,提出薪酬标准参照点问题,对国企高管薪酬标准进行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果。高管薪酬标准一直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问题,如何衡量企业高管薪酬成为诸多学者的讨论对象。企业高管薪酬标准主要是找一个参照点,即通过横向比较,判断企业高管薪酬是否超出市场预期,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效应。参照点主要分为外部参照点、内部参照点、个人参照点,通过这些参照点的影响分析,分别检验提出的假设。最后给出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和薪酬标准设计流程,并介绍了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第五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法律规制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和优先权问题。从立法方面看,信息披露有助于信息对称,使国企高管薪酬有更多的监督,有助于相关问题的借鉴,提高法律规制的力度。从优先权来看,信息披露应在诸多权利中具备一定的优先权。随后介绍了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美国对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较为苛刻,这方面的信息应详细披露,以增强事后监督的可靠性。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主要是表格披露,其次是叙述性披露。欧盟国家对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从简单发展成严格,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对策。第六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问题”,本章开篇列出我国国企高管司法介入的薪酬及相关主体的确定问题、不当高管薪酬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损害问题、司法审查的程序公正性问题,然后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必要性。从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经验启示看,美国关于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实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强调正当性审查方面的三大标准,并且严格遵循商事判断原则。西方国家还有一种新的司法介入途径:薪酬取回权制度。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经验值得我国国企借鉴,有助于完善对策的制定。本章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对策,包括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基础,国际通用的三大标准、商事判断规则与薪酬合理性,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司法介入存在的问题,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合理性判断司法介入措施。第七部分为“结论”,本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成果,指出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有着较多的内外部因素,而且解决也比较困难。文章按照总分的统一脉络,基础理论项下提出高管薪酬存在的四个问题,从决定权到薪酬标准设计,再到信息披露制度,之后是司法介入问题。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确定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有助于国企高管薪酬趋向于合理化。以这两点为基础,司法介入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进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
黄淙淙[9]（2019）在《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促进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必须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解决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规避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的影响,本文选取股权激励活跃、成长性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连续六年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通篇紧紧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研究:第一,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第二,股权激励是否增加了创新产出;第三,股权激励是否提升了企业绩效;第四,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与背景分析。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激励理论,基于研发的内生增长理论等分析了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理论基础,梳理了国内外股权激励的发展历程。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因素后,分析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并且进一步区分不同股权激励方式、期限和所在行业,分析上述影响是否存在着差异性。第三,以专利申请数和企业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区分不同激励方式是否存在差异。第五,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好于股票期权,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期限越长,越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在高科技企业中,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效果更显着。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不论以专利申请数衡量,还是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股权激励均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与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方面的作用更加显着,另外,股权激励期限对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影响,期限越长,企业创新产出越多;股权激励方案中,核心员工激励比例越高,企业创新产出越多。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第三,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显着提升了企业绩效,且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和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提升企业绩效方面的作用更显着。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并辅以创业板上市公司汇川技术的典型案例,证实了“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证实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明确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研发投资在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中起到中介作用,创新产出在研发投资影响企业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丰富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文献。第二,在研究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时,分析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激励方式存在的差异,发现限制性股票激励效果更好。这一研究结论和西方成熟市场的相关研究有较大差别,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及股权激励操作实际分析了其原因所在。第三,在研究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时,利用企业注册地平均气温这个工具变量,解决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的内生性问题,改进了估计结果。
陈盈伽[10]（2019）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经营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高管能力、权力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企业高管天价薪酬、薪酬与企业绩效倒挂等乱象频出。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约束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和薪酬水平,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国有企业高管权力行为和薪酬制度。但民营企业间高管权力和薪酬水平差异明显,造成不同民营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存在较大差别。目前,社会各界对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是否合理,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和意见分歧,亟需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对企业高管能力、权力所引起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产生机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以2013年至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高管能力、权力引起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丰富了我国企业内部薪酬问题研究内容,为国家和企业规范企业高管权力行为、薪酬制度和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信息。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能力对高管、员工薪酬水平及二者间薪酬差距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水平随着高管能力增加而提高,但从增长幅度来看,员工薪酬增长速度不如公司高管薪酬增长速度快,高管和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被相应拉大;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影响显着为正,高管权力对员工的薪酬水平影响基本为负,即高管权力越大,其薪酬就越高,员工薪酬水平就相对越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会相应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因高管能力和权力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上市公司高管能力导致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具有真实激励效应,符合锦标赛理论预期。由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导致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则不具有真实激励效应,反而加剧了公司内部薪酬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符合行为理论预期。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论文有针对性地从加强高管能力建设,发挥高管能力积极作用;合理管控高管权力行为,防范高管权力膨胀;以及合理设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对策建议。
二、经理人薪酬制度:对管理层激励制度的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理人薪酬制度:对管理层激励制度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内容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高管激励 |
| 1.2.2 企业绩效 |
| 1.2.3 “限薪令”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意义 |
| 2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1.4 激励理论 |
| 2.1.5 资本结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高管激励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文献综述 |
| 2.2.2 高管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文献综述 |
| 2.2.3 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2.4 文献述评 |
| 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1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理分析 |
| 3.2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4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认知、努力与决策的机理分析 |
| 3.5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绩效的作用关系变化 |
| 4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实证结论 |
| 5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3.3 进一步研究 |
| 5.4 本章实证结论 |
| 6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效应研究 |
| 6.1 中介效应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
| 6.4.3 进一步研究 |
| 6.5 本章实证结论 |
| 7 “限薪令”政策及相关影响分析 |
| 7.1 “限薪令”政策的改革历程 |
| 7.2 “限薪令”政策产生的原因分析 |
| 7.3 “限薪令”政策的经济后果分析 |
| 7.4 “限薪令”政策冲击 |
| 7.4.1 双重差分法 |
| 7.4.2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的影响 |
| 7.4.3 “限薪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7.4.4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
| 7.4.5 基于“限薪令”政策的双重差分检验 |
| 7.5 本章实证结论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G公司高管薪酬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1.2.1 高管薪酬概念 |
| 1.2.2 高管薪酬的基本理论 |
| 1.2.3 薪酬激励的理论基础 |
| 1.2.4 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G公司概况 |
| 2.1 G公司基本情况 |
| 2.2 法人治理机制 |
| 2.3 运营战略 |
| 2.4 组织架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公司高管薪酬体系诊断分析 |
| 3.1 行业环境及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 3.1.1 行业环境 |
| 3.1.2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 3.2 G公司高管薪酬现状 |
| 3.2.1 G公司薪酬制度体系 |
| 3.2.2 高管薪酬总体水平 |
| 3.3 G公司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3.1 高管薪酬水平不高 |
| 3.3.2 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较大 |
| 3.3.3 薪酬结构相对简单,长期激励效果不明显 |
| 3.3.4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联度低 |
| 3.4 原因分析 |
| 3.4.1 高管薪酬水平受多方面影响 |
| 3.4.2 公司治理机制仍不完善,有导致高管自利性的风险 |
| 3.4.3 对于公司高管缺乏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 |
| 3.4.4 国企高管薪酬考核绩效体系不健全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G公司高管薪酬优化方案 |
| 4.1 高管薪酬优化策略 |
| 4.1.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 4.1.2 坚持分类考核管理 |
| 4.1.3 采用增量激励原则 |
| 4.1.4 强化薪酬激励与绩效考核制度 |
| 4.2 高管薪酬体系优化的重要举措 |
| 4.2.1 设计符合公司总体战略的高管薪酬体系 |
| 4.2.2 优化公司高管薪酬结构 |
| 4.2.3 采用阶梯式分段提成的办法发放绩效薪酬 |
| 4.2.4 实行动态激励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国内外研究 |
| 1.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国内外研究 |
| 1.2.3 公司治理视角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创新之处 |
| 1.5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商业银行商业模式及行业特殊性 |
| 2.1.1 商业银行商业模式 |
| 2.1.2 商业银行行业特殊性 |
| 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 |
| 2.2.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 |
| 2.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容 |
| 2.2.3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
| 2.3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3.1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 |
| 2.3.2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容 |
| 2.3.3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4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
| 2.4.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银行风险的路径分析 |
| 2.4.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逻辑关系 |
| 第3章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分析 |
| 3.1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2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3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2 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2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3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3 公司治理失败导致银行风险爆发的案例分析——以恒丰银行为例 |
| 3.3.1 恒丰银行基本介绍 |
| 3.3.2 恒丰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 3.3.3 恒丰银行风险事件暴露的公司治理问题 |
| 3.3.4 恒丰银行案例研究的总结与讨论 |
| 第4章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假设 |
| 4.2 数据、变量和模型 |
| 4.2.1 数据说明 |
| 4.2.2 变量构造 |
| 4.2.3 模型构造 |
| 4.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4.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的实证分析 |
| 4.4.2 产权性质与银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4.4.3 不同分组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风险管理实践与启示 |
| 5.1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 |
| 5.1.1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
| 5.1.2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总结 |
| 5.2 日德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 |
| 5.2.1 日德模式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
| 5.2.2 日德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总结 |
| 5.3 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下风险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
| 5.3.1 规范股东治理,提升风险管理重要性认知 |
| 5.3.2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与负向惩戒的双向考核机制 |
| 5.3.3 加强资本市场监督管理,提高银行风险管理的技术性 |
| 第6章 改善公司治理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对策 |
| 6.1 从改善公司治理视角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一般性对策 |
| 6.1.1 增强股权结构制衡性,减小预算软约束、强化股东监督 |
| 6.1.2 明确角色间权责关系,提高风险监督效率 |
| 6.1.3 优化经理人薪酬计划,实现与风险管理目标的激励相容 |
| 6.2 从改善公司治理视角降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的对策 |
| 6.2.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借由“混改”打破“官商不分”格局 |
| 6.2.2 股份制商业银行:弱化高额薪酬激励、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 |
| 6.2.3 中小商业银行:强化经营独立性、优化董事会结构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4）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1.1 委托代理冲突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1.2 信息不对称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2 高管团队及其权力的研究 |
| 2.2.1 高管团队构成及其影响的研究 |
| 2.2.2 高管团队权力及其影响的研究 |
| 2.3 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研究 |
| 2.3.1 薪酬激励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3.2 薪酬激励影响盈余管理的研究 |
| 2.3.3 薪酬激励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 概念界定、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1 关键高管的界定 |
| 3.1.2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界定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薪酬制度改革的演进 |
| 3.2.2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制度 |
| 3.2.3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披露制度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3.2 激励理论 |
| 3.3.3 锦标赛理论 |
| 3.3.4 横向监督理论 |
| 4 机理分析框架 |
| 5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5.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2.1 关键变量定义 |
| 5.2.2 检验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描述统计性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3.4 多元回归分析 |
| 5.3.5 进一步分析 |
| 5.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6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CEO变更视角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6.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2.1 关键变量定义 |
| 6.2.2 检验模型构建 |
| 6.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3.1 样本选择 |
| 6.3.2 描述统计性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多元回归分析 |
| 6.3.5 进一步分析 |
| 6.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7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盈余管理视角 |
| 7.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7.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7.2.1 关键变量定义 |
| 7.2.2 检验模型构建 |
| 7.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7.3.1 样本选择 |
| 7.3.2 描述统计性 |
| 7.3.3 相关性分析 |
| 7.3.4 多元回归分析 |
| 7.3.5 进一步分析 |
| 7.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8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经济后果检验:企业价值视角 |
| 8.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8.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8.2.1 关键变量定义 |
| 8.2.2 检验模型构建 |
| 8.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8.3.1 样本选择 |
| 8.3.2 描述统计性 |
| 8.3.3 相关性分析 |
| 8.3.4 多元回归分析 |
| 8.3.5 进一步分析 |
| 8.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1 本文研究结论 |
| 9.1.2 未来研究方向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优化薪酬体系,合理设定内部薪酬差距 |
| 9.2.2 强化监管机制,提升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
| 9.2.3 健全人才流动市场,完善信息传递机制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
| 2.理论基础 |
| 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最优契约理论 |
| 2.3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4 锦标赛理论 |
| 2.5 行为理论 |
| 3.文献综述 |
| 3.1 会计信息可比性文献综述 |
| 3.1.1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会计准则 |
| 3.1.2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 |
| 3.1.3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经济后果 |
| 3.2 薪酬业绩敏感性文献综述 |
| 3.2.1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
| 3.2.2 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
| 3.3 薪酬差距文献综述 |
| 3.3.1 内部薪酬差距 |
| 3.3.2 外部薪酬差距 |
| 3.4 简要文献评述 |
| 4.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4.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变量替换 |
| 4.5.2 公司固定效应 |
| 4.5.3 利用工具变量 |
| 4.5.4 利用新会计准则的冲击 |
| 4.5.5 利用超额薪酬 |
| 4.5.6 改变同伴数量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6.1 机制分析 |
| 4.6.2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4.7 本章小结 |
| 5.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公平性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变量替换 |
| 5.5.2 利用工具变量 |
| 5.5.3 分组回归 |
| 5.5.4 未来一期公司价值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6.1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5.6.2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薪酬结构 |
| 5.7 本章小结 |
| 6.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增长的经济后果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6.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回归结果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变量替换 |
| 6.5.2 未来一期公司价值 |
| 6.5.3 高管薪酬增长重新分解 |
| 6.5.4 长期超额收益 |
| 6.5.5 业绩驱动的高管薪酬增长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6.1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6.6.2 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与机构投资者持股 |
| 6.6.3 高管薪酬增长的短期市场反应 |
| 6.7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现实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2.1 对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
| 7.2.2 对监管者的启示与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范围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1.3.2 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管理层薪酬差距的测度 |
| 1.3.3 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素 |
| 1.3.4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效应 |
| 1.3.5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效应 |
| 1.3.6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管理层薪酬激励 |
| 1.3.7 简要评析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改革 |
| 1.4.2 管理层薪酬结构 |
| 1.4.3 股权激励 |
| 1.4.4 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2.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不完全合约理论 |
| 2.1.4 企业家理论 |
| 2.1.5 市场竞争结构理论 |
| 2.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多角度的审视 |
| 3.1.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
| 3.1.2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理论的拓展 |
| 3.1.3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的拓展 |
| 3.1.4 不同竞争模式和股权结构下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
| 3.2 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
| 3.2.1 经济个体及经济行为的前设条件 |
| 3.2.2 经济个体的效用需求及资源配置 |
| 3.2.3 经济个体的生产劳动过程 |
| 3.2.4 经济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 |
| 3.2.5 模型求解 |
| 3.2.6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3 基于双寡头竞争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理论模型 |
| 3.3.1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2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3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4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5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4 理论研究结论的经验检验思路 |
| 4.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1.1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回顾 |
| 4.1.2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2 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2.1 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
| 4.2.2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薪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个体薪酬汇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和股权激励 |
| 4.3.2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描述性统计 |
| 5.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 |
| 5.1.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1.2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差距的影响效应 |
| 5.1.3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奖金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 非上市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1 管理层薪酬水平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影响效应 |
| 5.2.2 管理层薪酬差异及变化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利润增速的影响效应 |
| 6.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案例分析 |
| 6.1 中央国企子公司的员工持股激励方案试点分析 |
| 6.1.1 试点企业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的特征 |
| 6.1.2 股权激励试点企业的激励效应 |
| 6.2 万华化学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3 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4 昆明制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5 案例分析的启示 |
| 7.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总结 |
| 7.1.1 关于理论分析内容的总结 |
| 7.1.2 新时期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的实证分析总结 |
| 7.1.3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案例分析总结 |
| 7.2 研究结论 |
| 7.2.1 理论层面 |
| 7.2.2 实证分析层面 |
| 7.2.3 案例分析层面 |
| 7.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 |
| 第二节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 |
| 第三节 管理层激励组合与企业研发 |
| 第四节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 |
| 第二节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 |
| 第三节 管理层激励组合与企业研发效率 |
| 第四节 融资约束、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 |
（8）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问题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及薪酬法律规制概念界定 |
| 一、国企高管及高管薪酬的概念界定 |
| (一)高管及国企高管的概念界定 |
| (二)高管薪酬及国企高管薪酬的概念界定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概念及规制边界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动因分析 |
| 一、新型代理问题的动因分析 |
| 二、市场失灵状态下的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正当性研究 |
| 一、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正当性研究 |
| 二、基于中国国情的正当性研究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价值与目标 |
| (一)效率优先的目标 |
| (二)维护秩序的目标 |
| (三)实现公平的目标 |
| (四)达到激励的目标 |
| 第二章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主体 |
| 一、英美决定主体之薪酬委员会 |
| (一)薪酬委员会的来源 |
| (二)薪酬委员会的构成 |
| (三)薪酬委员会的问题积弊 |
| 二、德国决定主体之监事会 |
| 三、我国国企决定主体之国资委向下薪酬委员会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原则 |
| 一、公平合适性原则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薪酬可变更原则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股东话语权和薪酬委员会独立性问题透析 |
| 一、法律赋予股东的话语权问题 |
| (一)各国重拾股东话语权 |
| (二)股东薪酬话语权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二、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透析 |
| 第四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对策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立法现状及权力分配 |
| 二、国外关于薪酬决定权的经验借鉴 |
| (一)英、美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二)德国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三)日本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三、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评价及完善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决策主体特殊性评价 |
| (二)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问题完善 |
| (三)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完善 |
| 第三章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及设计问题 |
| 第一节 企业高管薪酬标准的问题提出及理论分析 |
| 一、企业高管薪酬标准问题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三、高管薪酬标准参照点的识别方法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实证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及设计流程 |
| 一、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 |
| 二、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设计流程 |
| (一)国企高管的定位 |
| (二)国企高管的水平 |
| (三)薪酬的构成 |
| (四)薪酬各部分的比例 |
| (五)薪酬激励的目标 |
| 第四节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 |
| 一、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原则 |
| (一)相对业绩原则 |
| (二)社会公平原则 |
| (三)目标整合原则 |
| (四)长短期激励相结合原则 |
| (五)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 |
| (六)实用性原则 |
| 二、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架构 |
| (一)控制目标 |
| (二)控制主体 |
| (三)控制方法 |
| (四)控制流程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设计 |
| (一)薪酬标准管理控制体系 |
| (二)信息反馈管理控制体系 |
| (三)监督管理控制体系 |
| 第四章 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和优先权问题 |
| 一、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问题 |
| 二、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的优先权问题 |
| 第二节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立法和优先权问题的国外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 |
| 二、其他国家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 |
| 第三节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对策 |
| 一、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展望 |
| 二、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重视程度不够 |
| (二)信息披露内容分散 |
| (三)信息披露缺少可操作性 |
| (四)信息披露的工具单 |
| (五)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低 |
| (六)相关责任不到位 |
| 三、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解决方法 |
| (一)重视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 |
| (二)提供高管薪酬信息了解路径 |
| (三)完善信息披露工具 |
| (四)强化股权激励相关信息的披露 |
| (五)完善违规披露责任体系 |
| 第五章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关键问题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及相关主体的确定问题 |
| 二、不当高管薪酬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损害问题 |
| 三、司法审查的程序公正性问题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必要性分析 |
| 一、国企高管薪酬自律的义务与责任 |
| (一)薪酬合理性信义义务 |
| (二)薪酬合理性注意义务 |
| (三)高管责任 |
| 二、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必要性 |
| (一)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论争 |
| (二)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不当司法介入经验启示 |
| 一、美国关于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实践 |
| (一)高管薪酬正当性审查的三个标准 |
| (二)商事判断规则 |
| 二、其他国家关于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实践 |
| 第四节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对策 |
| 一、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基础 |
| 二、国际通用的三大标准与商事判断规则 |
| 三、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存在的问题 |
|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门槛过高导致诉讼难以提起 |
| (二)前置程序的设置不合理 |
| (三)诉讼费用负担沉重 |
| (四)国企高管股权激励的司法介入问题 |
| 四、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措施 |
| (一)改变诉讼现状之降低原告资格的门槛 |
| (二)完善程序之前置程序设置 |
| (三)降低原告负担之改善诉讼费用体制 |
| (四)落实司法介入路径之完善薪酬取回权制度 |
| (五)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薪酬委员会、监事会的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 四、相关概念 |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 |
| 一、股权激励的效应研究 |
| 二、股权激励对企业或经营者行为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业研发投资研究 |
| 一、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二、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一、股权激励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
|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相关或负相关 |
| 三、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剩余索取权理论 |
| 三、人力资本理论 |
| 四、激励理论 |
| 五、基于研发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股权激励的发展情况 |
| 一、国外股权激励发展情况 |
| 二、我国股权激励发展情况 |
| 第三章 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定 |
| 三、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单变量分析 |
| 三、多元回归分析 |
| 四、内生性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六、进一步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
| 一、引言 |
| 二、分析与假说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 |
| 一、引言 |
| 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简介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单变量分析 |
| 二、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第六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简介 |
| 二、变量与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假设1的实证分析 |
| 二、假设2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进一步案例分析 |
| 一、汇川技术基本情况 |
| 二、实施股权激励的背景 |
| 三、股权激励方案 |
| 四、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 |
|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建议 |
| 四、研究不足 |
| 五、后续值得研究的领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经营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高管能力、权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 |
| 二、高管能力 |
| 三、高管权力 |
| 四、高管薪酬 |
| 五、薪酬差距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最优薪酬契约理论 |
| 二、管理层权力理论 |
| 三、人力资本理论 |
| 四、锦标赛理论 |
| 五、行为理论 |
| 第二章 高管能力、权力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及企业绩效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高管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一、高管能力制度背景分析 |
| 二、高管能力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影响机理分析 |
| 三、高管能力引起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一、高管权力制度背景分析 |
| 二、高管权力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影响机理分析 |
| 三、高管权力引起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模型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变量定义 |
| 一、高管能力 |
| 二、高管权力 |
| 三、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
| 四、企业绩效 |
| 五、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高管能力、权力与薪酬差距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性分析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高管能力、权力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加强高管能力建设、管控高管权力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高管能力建设,发挥高管能力积极作用 |
| 一、内外结合提升高管聘用效益 |
| 二、多措并举加强高管能力建设 |
| 三、完善高管绩效考核体系 |
| 第二节 合理管控高管权力行为,防范高管权力膨胀 |
| 一、赋予高管合理适度的权力 |
|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管控高管的自利行为 |
| 三、建立健全企业外部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 |
| 第三节 合理设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
| 一、以绩效为导向,制定合理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
| 二、建立健全企业薪酬调查机制和薪酬信息披露制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经理人薪酬制度:对管理层激励制度的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梁彭.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G公司高管薪酬管理研究[D]. 程伟栋.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D]. 秦强.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8)
- [4]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王洋洋.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D]. 蒋心怡.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D]. 朱春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D]. 王顺.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8]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D]. 于淼. 吉林大学, 2019(02)
- [9]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D]. 黄淙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经营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高管能力、权力视角[D]. 陈盈伽.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