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调控从短期转向中长期（论文文献综述）
邓蓉,胡雯,吴丹,章敏[1]（2021）在《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实证调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的冲击总体小于城市,但进入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给打工经济平衡、稳态治理秩序、脆弱脱贫生态以及就业市场格局等带来不确定性,冲击城乡融合体制机制设计和城市产业链变化,形成农村工作的高压态势。作为一个新型研究课题将对重大公共危机下的农村产业承载渠道、再就业方向、返回路径以及村级治理等农村经济社会对接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行探讨,试图对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振兴有所裨益。
闫博[2]（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提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董雪[3]（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胡炅坊[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喻海东[5]（2021）在《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文中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爆发了汶川地震和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我国不同层次的流动性出现快速枯竭。中国决策层及时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主动加杠杆快速缓解了流动性枯竭的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加杠杆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流动性泛滥、物价上升、产能过剩、资产价格高涨等现象频现,引发了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和金融杠杆大幅提升问题的高度关注。2015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部署,2017年7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防风险和去杠杆”提出明确时间表和工作任务,这些都预示着加杠杆导致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金融不稳定已经越发明显,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对流动性及其风险的控制和化解已刻不容缓。随着2015-2018年间去杠杆的一系列政策初见成效,国内的整体流动性开始回落,宏观调控也逐渐进入稳杠杆的阶段。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外蔓延,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遭遇重大挑战,美国和多国都启动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也于2020年2月2日提前宣布超预期流动性投放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随着流动性的大量投入,中国金融杠杆到2020年末再度显着提高,已经接近于历史最高点,金融杠杆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再次累积,中国货币政策对流动性作出快速正确反应势在必行。因此,结合中国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杠杆视角下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目前看来非常必要而且迫切。本文将货币政策、金融杠杆和银行流动性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以期为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针对流动性管理和杠杆管理提供量化依据,进而为促使中国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本文按照“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的逻辑链条,侧重于对“金融杠杆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情况下,货币政策、金融杠杆和银行流动性三者各自的现状如何,与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第二,三种类型的货币政策（数量型、价格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是怎样影响银行流动性的,效果如何,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结构型货币政策的影响需要重点关注;第三,金融杠杆作为一种影响银行流动性的途径,在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背后影响机制如何;第四,引入金融杠杆视角后,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对银行系统流动性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影响是普通的线性关系还是具有时期依赖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部分。对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的相关概念、度量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与流动性供给理论、流动性创造理论、杠杆理论进行详细介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特征事实部分。从特征事实出发,对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事实分析,以期发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提供事实基础。第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部分。在金融杠杆视角下,对货币政策和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梳理,构建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进而提出研究假说:一,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二,金融杠杆中介效应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三,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以上三个层面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层层递进,以期得到后面的实证检验。第四,实证检验部分。结合前面三个层面的研究假说,本部分进行了如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微观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第五,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凸显,使用频率明显增高。近一两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银行系统流动性呈现出表面宽松,实际偏紧的现象,但目前已经得到缓解,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的局面。金融杠杆从2008年开始上升,直到2016年才开始回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杠杆有上升迹象。第二,价格型、数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都会对银行个体流动性产生十分显着的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存在异质性。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个体流动性都呈负相关关系,常备借贷便利与银行个体流动性呈正相关关系。贷款基准利率提高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冲击影响较小,但是对地方性银行的负向冲击影响较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对股份制银行流动性冲击影响较小;常备借贷便利的提高对地方性银行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三,金融杠杆在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并且货币供给M1下的金融杠杆中介效应要大于货币供给M2下的中介效应。第四,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与银行系统流动性之间存在动态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效应,依赖于经济和金融所处的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杠杆上升对银行系统流动性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金融杠杆波动加剧则对银行系统流动性产生抑制作用。第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传统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尤其要注重发挥结构型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强对金融杠杆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调控,把握好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把握好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和金融稳定的平衡,未来也不宜大幅降低金融杠杆水平。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将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研究,从金融杠杆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突破了大多数研究仅关注后二者关系的局限,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现实生活中货币政策动态调整、金融杠杆持续波动和银行流动性快速变化的联动现象,说明这三者应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将货币政策、银行流动性、金融杠杆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考量显得很有必要。第二,本文首次将金融杠杆作为中介变量引入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中,验证金融杠杆是否是货币政策影响银行流动性的中介,加深了此问题的研究深度,从而使理论和实证分析更具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所得结论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借助金融杠杆对流动性进行精准管理提供依据。第三,本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功能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模型）研究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非线性联动关系,突破了以往简单线性关系假设的研究局限。由于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中包含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钱荒事件、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若使用固定参数的线性模型进行研究不能得到准确可靠的结论,故本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功能的非线性模型更好地刻画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金融环境的依赖。第四,本文创新性地针对结构型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在国内外结构型货币政策使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丰富和完善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研究。目前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仍是常规的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少有将结构型货币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目前国内实施结构型货币政策的时间较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已有研究也大多属于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相对更少。在结构型货币政策日益增多的国内外宏观调控实践下,本文为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研究补充新的内容。
董昀[6]（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成就斐然,总结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并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体现时代潮流的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宏观调控"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我国把"调"与"控"两类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将宏观调控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构建起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新常态为大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要稳"和"有度"为施策原则的政策框架。理论界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龙俊鹏[7]（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程铖[8]（2020）在《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文中提出对次贷危机的深刻反思使得世界多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认识到金融统计数据缺失的危害性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先行军,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的建立既有效弥补了信用总量统计数据的缺失,也成为新时期支撑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加精准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要更加健全,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理和形成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以及它带来的产出效应和风险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融资规模的作用规律,对于新时期提升宏观审慎监管能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首先是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基本概念和统计属性进行阐释,并对货币供求、信用创造、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评价等文献回顾得到启发,提出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机制、产出效应和风险评价进行研究。其次是在形成机制方面,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量和内部结构的运行状况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到了周期性和波动性特征;在利用DCC-garch模型实证检验与货币供应、存贷款、利率、投资等相关变量波动协同性后,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的协同性较复杂,与投资需求、价格因素等协同性较强。对于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本文尝试构建加入统计缺口因素的信用创造模型,在存在缺口信息和将缺口信息进一步纳入社融循环的创造机制中发现,社会融资的信用创造效应与传统信贷创造的机制明显不同,机制更复杂。再次,对社会融资规模形成后的实际产出、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检验实际产出效应,证明在社会融资规模对其影响表现为线性和非线性、高低机制转换,存在阈值和门限效应;而社会融资规模对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都有较稳定的冲击路径,正向冲击效应明显。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神经网络方法进行了合理性验证,双模型论证得到在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评价中,整体流动性因素、宏观经济的融资负担率因素以及统计缺口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关注和监测这些指标对于防范社会融资规模带来的金融风险作用显着。本文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研究视角创新。突破以往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观察社会融资规模,围绕“信息缺口”“风险”这些宏观审慎管理目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产出效应和风险评价进行研究。在产出效应分析中,从管理过程的计划目标、投入等环节对应的实际产出、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三个层次实证分析了会融资规模带来的产出效应,本研究实现了两处研究视角创新。二是识别了统计缺口对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的影响,通过在传统信用创造模型中加入统计缺口因素,发现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效应受统计缺口影响明显,统计缺口越大,可识别的信用创造效应越小,而法定存款准备金、贷款等产生的信用创造效应在统计缺口的影响下也存在弱化。三是构建了包含整体流动性、融资负担率、偿债能力、统计缺口等七个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双模型进行论证,指标体系评价效果较好,进行风险监测具有可操作性。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管理应从加快调整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高效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实施、探索运用大数据的关联性监测方法、构建以社融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协调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未来,拓展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口径后对其开展新一轮运行情况、协同性和信用创造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在货币、财政“双政策”影响下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机制、风险监测以及区域社会融资规模开展研究的空间也较大。
宋瑞礼[9]（2019）在《新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取向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局面,宏观调控将遇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和产出缺口并存等诸多新挑战。准确研判经济走势是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为此,本文在对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趋势严谨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出了未来三种可能性较大的周期波动情景,并探讨了不同情景下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应对举措。最后,本文还对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成效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为注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探索性提出了应对严重外部冲击的"双积极"宏观调控新取向、致力于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创新刺激"宏观调控新思路和以提高宏观调控操作适应性应对经济走势不确定性的新主张,这对于搞好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李佳音[10]（2019）在《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联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不断升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正经历着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指标（如M2）向基准利率的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在过去几十年内完成了这项转型。实证经验表明,推动这个转型的主要动力和条件有三:第一,数量型指标（如M2）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涨幅的相关性显着弱化,因此无法继续保证对货币供应量的精准调控可以达到稳定经济和物价的目的;第二,由于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实体经济相关性均不断下降,难以形成有效调控。此时,一味的关注货币供应量反而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动荡;第三,价格型中介指标基准利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均较好,可以随时观测,及时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基准利率与包括债券收益率、存贷款利率在内的中长期利率,与实体经济之间呈现传导效果。基于以上背景,提出本文研究目的: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在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型,未来将形成以市场化基准利率为基础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想要清晰的知道,一是利率是市场经济体制中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倚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什么样的基准利率适合以最优基准利率的身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推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二是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是否顺畅,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利率通过影响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能否实现对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的传导,能否有效地影响总产出和消费,从而实现政策目标。三是货币政策框架是由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倒置决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动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使得货币政策框架也要随之调整。理想的数量型指标利率的传导途径是,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影响最优基准利率SHIBOR等在内的货币市场利率,SHIBOR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引起债券市场利率变动继而实现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债券市场和存贷款市场的可替代效应会将利率传导至存贷款利率。同时,商业银行同业借贷成本的改变会传导至存款成本,进而影响到贷款利率。所以,基于上述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逻辑,确定了本篇论文的主题:基准利率（SHIBOR）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联动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最优基准利率SHIBOR,并通过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SHIBOR的变动,面对传导效率不同的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会引起贷款价格和债券价格怎样的变动,从而揭示、印证以及检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并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及展望。本文各部分的主要结论是:Shibor适合作为市场化的最优基准利率,通过代表央行意图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SHIBOR进行影响,Shibor变动的利率传导,最终使得信贷市场价格和债券市场价格产生如下传导效率和传导结果:1.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价格有显着正向影响。基准利率Shibor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是基本有效的。Shibor变动对三个债券市场的企业债券价格都有影响。尤其对发行量最大、发行占比接近90%的银行间市场,期限为一年的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价格传导效率最高,互相影响。2.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价格有正向影响但有时滞。上述结果说明,在没有数量管制、存贷比等约束条件下,基准利率即政策利率对信贷市场的传导是有效的,“最优”基准利率Shibor与贷款利率互相影响,在6-7月之后,影响达到最大。3.基准利率与两个市场价格互相影响,长期变动趋势一致。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价格,如果没有基准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进行影响,两个市场本身的互相影响较小。基准利率对两个市场的传导效率,尤其是对信贷市场的传导效率较低,仅为美国基准利率对信贷市场传导效率的30%。综上,本文应用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化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及其各因子）的影响,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进行了评估,并提出通过完善债券市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等,来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促进国家货币政策和债权市场的协调发展。
二、宏观调控从短期转向中长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宏观调控从短期转向中长期（论文提纲范文）
（1）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实证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的主要表现形态 |
| (一)复工延产型失业 |
| (二)复工产能低运行型失业 |
| (三)从业形态调整型失业 |
| (四)技能转换型失业 |
| 二、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分析 |
| (一)从短期显性滞留向中长期隐形失业传导 |
| (二)从短期波及农村传统产业向新产业新业态冲击传导 |
| (三)从短期个体收入缩减向中长期整体经济下行传导 |
| (四)从短期社会失衡到综合秩序紊乱的传导 |
| 三、破解农民工隐性失业瓶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对策思考 |
| (一)探索短期应急与中长期常态结合的双向就业机制,破解农民工“去留”通道瓶颈 |
| 1. 短期应急机制。 |
| 2. 外出务工常态机制。 |
| 3. 返乡创业常态机制。 |
| (二)探索城乡融合成渝西部模式,破解农民工就近就业瓶颈 |
| 1. 完善农民工就近就业政策体系。 |
| 2. 完善农民工进城落户政策。 |
| 3. 完善城乡公共服务政策。 |
| (三)探索建立符合特大城市规律的乡村治理机制,破解农民工滞留的秩序瓶颈 |
| 1.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动员优势。 |
| 2. 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关爱优势。 |
| 3. 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经验优势。 |
| (四)探索建立农村市场主体培育机制,破解农民工回流务农载体瓶颈 |
| 1. 建立多元经营主体扶持机制。 |
| 2. 建立产业发展信息畅通机制。 |
| 3. 建立可持续公共投入服务机制。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流动性 |
| 1.2.2 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渠道、效果和异质性 |
| 1.2.3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金融杠杆 |
| 2.1.3 银行流动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流动性理论基础 |
| 2.2.2 杠杆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3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以及银行流动性的现状分析 |
| 3.1 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
| 3.1.1 数量型货币政策 |
| 3.1.2 价格型货币政策 |
| 3.1.3 结构型货币政策 |
| 3.2 金融杠杆现状分析 |
| 3.2.1 金融部门杠杆率角度 |
| 3.2.2 广义货币供给占GDP之比 |
| 3.3 银行流动性现状分析 |
| 3.3.1 银行个体流动性 |
| 3.3.2 银行系统流动性 |
| 3.4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的内在关联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杠杆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模型推导 |
| 4.2.3 研究假说 |
| 4.3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结论 |
| 4.3.3 研究假说 |
| 4.4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4.1 理论分析 |
| 4.4.2 研究假说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微观实证检验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估计方法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3.3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结构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4 结论汇总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 |
| 6.1 银行系统流动性指数测度 |
| 6.1.1 测度目的 |
| 6.1.2 测度方法选择 |
| 6.1.3 主成分分析方法 |
| 6.1.4 银行系统流动性指数构建 |
| 6.2 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基准回归模型 |
| 6.2.2 中介效应模型 |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 |
| 6.4.2 金融杠杆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6.5.2 金融杠杆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 |
| 7.1 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MS-VAR模型的优势及适用性 |
| 7.1.2 MS-VAR模型的具体形式 |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区制划分 |
| 7.3.2 不同区制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货币政策 |
| 8.2.2 金融杠杆 |
| 8.2.3 银行流动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
| 1.国家主体性视角 |
| 2.时代特色视角 |
| 二、“宏观调控”: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脉络 |
| 1.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宏观调控”提法 |
| 2.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
| 3.“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
| 4.“宏观调控”:“调节”与“控制”的融合 |
|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
| 1.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
| 2.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过程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新突破 |
| 1.新常态: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
| 2.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
|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宏观调控的主线 |
| 4.“要稳”与“有度”: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施策原则 |
| 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
| 1.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
| 2.总结和提炼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验 |
| 第一,加强党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 |
| 第二,把宏观调控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 |
| 第三,形成“发展规划、财政、货币”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 |
| 第四,“调”与“控”两类工具协同发力,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宏观调控目标。 |
| 第五,在繁荣期进行适度调控。 |
| 3.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
（7）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8）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统计对信息缺口的关注 |
| 1.1.2 我国金融监管转向关注宏观审慎管理 |
| 1.1.3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挑战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和统计属性 |
| 2.1.1 概念形成、完善及评价 |
| 2.1.2 统计构成、编制原则及评价 |
| 2.1.3 统计指标的实践环境 |
| 2.2 社会融资规模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供求理论与信用创造 |
| 2.2.2 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与信用观点 |
| 2.2.3 理论启示 |
| 2.3 社会融资规模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3.1 金融监管当局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 |
| 2.3.2 对社会融资规模是否可以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目标的文献研究 |
| 2.3.3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其他重要经济金融指标关系的研究 |
| 2.3.4 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2.4 宏观审慎管理的文献回顾 |
| 2.4.1 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文献 |
| 2.4.2 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文献 |
| 2.4.3 理论启示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社会融资规模运行现状的形成 |
| 3.1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1.1 存量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1.2 存量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1.3 影响存量形成的因素 |
| 3.2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2.1 增量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2.2 增量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2.3 影响增量形成的因素 |
| 3.3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3.1 结构性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3.2 结构性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3.3 影响结构形成的因素 |
| 3.4 波动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 3.4.1 DCC-Garch模型及变量选取 |
| 3.4.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相关变量的动态相关性 |
| 3.4.3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相关变量的动态相关性 |
| 3.4.4 主要结论 |
| 第四章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分析 |
| 4.1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路径模拟 |
| 4.1.1 表内业务 |
| 4.1.2 直接融资 |
| 4.1.3 贷款核销 |
| 4.1.4 表外业务 |
| 4.1.5 其他融资 |
| 4.2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 |
| 4.2.1 存在货币统计缺口的信用模型 |
| 4.2.2 存在货币统计缺口和社融循环的信用模型 |
| 4.2.3 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社会融资规模的产出机制分析 |
| 5.1 社会融资规模与实际产出水平 |
| 5.1.1 STR模型和变量选取 |
| 5.1.2 变量检验和模型估计 |
| 5.1.3 检验结论解释 |
| 5.1.4 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意义 |
| 5.2 社会融资规模与目标产出水平 |
| 5.2.1 目标产出的界定 |
| 5.2.2 社会融资规模对目标产出的影响路径 |
| 5.3 社会融资规模与潜在产出水平 |
| 5.3.1 潜在产出的含义 |
| 5.3.2 社会融资规模对潜在产出的影响路径 |
| 第六章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与监测 |
| 6.1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评价的模型选择 |
| 6.1.1 基本思路 |
| 6.1.2 因子分析模型 |
| 6.2 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 |
| 6.2.2 因子分析模型的检验和构建 |
| 6.3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 |
| 6.3.1 因子分析结果评价 |
| 6.3.2 人工神经网络的验证和评价 |
| 6.4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监测 |
| 第七章 宏观审慎框架下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管理的对策 |
| 7.1 加快调整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 |
| 7.1.1 拓展和补充现有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 |
| 7.1.2 创新性构建社会融资规模的资金使用统计口径 |
| 7.1.3 补足社会融资规模关联性指标统计口径短板 |
| 7.2 高效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实施 |
| 7.2.1 建立健全金融业标准化统计制度 |
| 7.2.2 重点搭建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 |
| 7.3 探索运用大数据的关联性监测方法 |
| 7.3.1 强化金融系统内部的大数据关联 |
| 7.3.2 运用跨行业的数据关联监测方法 |
| 7.4 构建以社融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和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参加课题情况 |
| 附录 B 部分月度原始数据表 |
| 附录 C 部分季度/年度原始数据表 |
| 附录 D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得分表 |
（9）新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取向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当前中国推进宏观调控的难点与挑战 |
| (一)关于经济增长减速性质的争论 |
| (二)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二、未来几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推演 |
| (一)中长期趋势性特征分析 |
| 1.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缓降 |
| 2.通货膨胀风险有所增加 |
| 3.就业市场展现周期属性 |
| (二)短周期分情景预测 |
| 三、不同情景下宏观调控的取向与应对举措 |
| (一)政策储备之一:“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稳增长 |
| 1.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转向直接刺激总需求 |
| 2.稳健货币政策要加大结构性放松力度 |
| (二)政策储备之二:“积极财政+积极货币”反危机 |
| 1.积极财政政策转向快速刺激总需求 |
| 2.积极货币政策转向总量偏松和结构性强刺激 |
| (三)政策储备之三:“稳健财政+稳健货币”防过热 |
| 1.稳健财政政策转向需求减量刺激与结构性减税降费 |
| 2.稳健货币政策转向渐进式收紧操作 |
| 四、新形势下提高宏观调控成效的政策建议 |
| (一)构建“双刺激”的宏观调控新框架 |
| (二)强化规划对于宏观调控的渠道功能 |
| (三)持续推进宏观调控协调机制和工具创新 |
| (四)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操作的适应性 |
（10）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联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金融理论 |
| 第三节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
| 第四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定价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信贷市场定价方法 |
| 第二节 债券市场定价方法 |
| 第三节 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关系的理论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准利率的选取原则 |
| 第二节 基准利率选择的国际经验 |
| 第三节 我国主要备选基准利率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债券市场与基准利率价格联动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与基准利率联动分析 |
| 第二节 公司债券到期收益率与基准利率联动分析 |
| 第三节 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利率与基准利率联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贷市场与基准利率价格联动分析 |
| 第一节 信贷市场概述 |
| 第二节 信贷市场与基准利率价格联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价格溢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和美国市场传导效率差异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宏观调控从短期转向中长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实证调查为例[J]. 邓蓉,胡雯,吴丹,章敏.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21(04)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D]. 喻海东. 四川大学, 2021(12)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J]. 董昀.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08)
- [7]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D]. 程铖.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9]新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取向与对策研究[J]. 宋瑞礼. 宏观经济研究, 2019(11)
- [10]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联动关系研究[D]. 李佳音.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标签：基准利率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金融杠杆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